我必須再次澄清一遍：問題的關鍵並不在於究竟有多少人會以那樣的慣性思維來看待他的生活，而是在於深入剖析導致這種慣性思維出現的製度基礎和文化根源。在製度基礎層麵上，正如前文所闡釋的那樣，“資本——雇傭勞動”這一社會生產關係本身就已經蘊含著“人淪為生產工具”這一壓迫性結構，另一方麵，資本邏輯支配下的市場經濟又導致人類的勞動產品被交換價值切斷了一切神聖的獨特個性，從而淪為表征一定金錢數量的商品。因此，內在於資本雇傭勞動製度和市場經濟體製中的功利主義製度屬性也就構成了現代都市人那種“泛工具化”心理的製度性必要條件。當然，“必要條件”不等於“充分條件”，我們還得在“現代性”精神氣質和文化邏輯中進一步挖掘“泛工具化”社會心理的文化根源。
我們已經說過，現代都市人身上所普遍凝聚著的“現代性”精神氣質和文化邏輯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秉承了啟蒙運動的思想成果。那麼這種“有用者取之，無用者棄之”的“泛工具化”社會心理和啟蒙運動又有什麼內在關聯呢？眾所周知，“理性至上”的精神主題正是整個啟蒙運動最為重要的文化遺產，但問題是，“理性”絕非鐵板一塊！實際上，人類的理性大體上可分為兩類：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隻有兩者的並駕齊驅才能實現人類真正的幸福。
所謂“工具理性”其實就是指“手段理性”，即為實現日常生活中的某一目的（無論這種目的屬於真善美，還是假惡醜），我們使用的工具手段所具有的效率高低。而與此相區別的“價值理性”則是指“目的理性”，也就是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想要實現的每一個目的本身所具有的合理化程度。因此，工具理性的不斷進步也就意味著，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我們的工具手段越來越“有用”——人類所掌控的一切工具手段都發揮出了越來越高的利用效率。而價值理性的全麵提升則意味著，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人類製定的前進目標所具有的道德價值、審美價值，以及情感價值等非功利性價值越來越高，即我們在生活中所追求的每一個現實目標都越來越彰顯出冰魂雪魄的道德情操，越來越展現出詩意盎然的生命之美，越來越散發出大愛無疆的人間真情。
然而，就像黑格爾對於啟蒙運動的思想主題所揭示的那樣：“有用就是啟蒙的基本概念。”大多數啟蒙思想家不僅沒有特意在概念上對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進行區分，而且他們的思考模式本身就體現出一種推崇“有用”的工具理性而淡化“沒用”的價值理性的明顯傾向。譬如，法國啟蒙運動的領軍人物、著名思想家伏爾泰就一直將“真理”歸結為“有用的發明”：“我們畢竟認識了很多真理，我們找到了許多有用的發明。”而正如美國曆史學家阿塔夫裏阿諾斯所言：“當今世界實質上是歐洲的擴張和全球霸權的產物，也是這種擴張和霸權所激起的反應的產物。”由於啟蒙運動的思想主題被資本邏輯的“全球化”進程傳播至世界各地，所以地球上越來越多的現代都市人都有失偏頗的將“工具理性的進步”當成了“社會進步”的代名詞，本來更應該受到重視的價值理性反而遭到了普遍的冷落。
就這樣，隨著各項科學技術的日新月異，工具理性高度發達的人類越來越懂得如何將“沒用”的動植物轉化為“有用”的動植物資源，將“沒用”的礦物轉化為“有用”的礦藏資源，將“沒用”的理論知識轉化為“有用”的信息資源，以及將“沒用”的“社會閑散人員”轉化為“有用”的人力資源，從而把所有這些資源統統當作我們在社會生活中為達成某種現實目的而加以利用的工具手段。
然而，我們利用這些工具手段所要實現的目的本身卻越來越單調乏味，越來越冷酷無情，越來越卑鄙無恥！換句話說，由於現代都市人對於“手段是否有用？”這一功利性命題的關注越來越多，可對於“目的是否合理？”這一非功利性命題的反思卻越來越少，所以在我們的工具理性不斷飛速進步的同時，我們所擁有的價值理性反而正在遭受著萎縮變形，甚至腐爛生蛆的悲慘境遇。因此，現代都市人所普遍具有的這種“重手段而輕目的”的精神氣質和文化邏輯正是“現代性”的主要組成部分之一。
既然如此，那麼工具理性對於價值理性的壓製又會對我們的日常生活造成什麼樣的可怕後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