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福看著對他傻笑的母親，嘴裏麵酸酸的澀澀的，說不出一句話來，無言的母愛啊……
為了能夠在這個時代蹦達，躺在床上的徐福需要整理思路！
這是一個瘋狂的時代，因為無時無刻不在進行的戰爭，每時每刻都有人死去，每時每刻都有一個家庭為之破碎！
……
……
這是一個唯利是圖的時代，為了利益，沒有什麼做不出來的。
……
……
這是一個淳樸的時代，這個時代的百姓純樸的令人發指，連到街上買一斤肉，都會多給你加上幾根排骨和下水！
……
……
這是一個豪俠橫行的時代，千裏殺一人，血濺五步，並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
……
這是一個禮崩樂壞的時代，諸侯們相互割據爭霸，把良心，禮樂給塞到了菊～花裏麵！
……
……
同時這也是一個矛盾的時代！
……
戰國時期，全國的分裂割據政局繼續發展，列國間兼併吞滅，逐漸形成齊、楚、燕、韓、趙、魏、秦七雄均勢並立局麵。
《戰國策》敘錄稱當時“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蓋為戰國”。
五個千乘之國，別指魯、衛、鄭、宋、中山等五國，亦不過苟存於一時，終相繼為強國吞並。
這些國家，“谿異穀別，水絕山隔，各自治其境內，守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方伯，上無天子，力征爭權，勝者為右，恃連與國，約重致，剖信符，結遠援，以守其國家，持其社稷”。
後來七個萬乘之國中的東方六雄，最終也滅於西北雄國秦。
亂世，有“禮崩樂壞”的政治變革和“禮從宜，使從俗”的人文育成，社會的大動蕩帶來的社會構成反複組合，使社會生活習俗相應發生著深層次的推陳出新。
如浙江紹興出土春秋晚期《徐尹鼎》銘雲：“敬盟祀，糾建塗俗，以知恤辱”，可能是淮水流域徐人一支南遷附越後，申述要以故俗自承自律自新，說明戰亂的人口流動，越地習俗引入了外來調節機製，可見當時形成的觀念形態和處理方式上的隨機應變“因民成俗”與社會的廣納開放性狀。
當時的社會習俗，一方麵是各地緣之間，對固有舊貌的曆史傳承和發揚，同時則又每受社會變革與地緣間交往交流而融會交合，發生種種變異，從而展現出一幅異彩紛呈與凝塑內蘊的曆史場景。
……
……
禮的外部表現節儀，有吉、凶、賓、軍、嘉的所謂“五禮”。又有冠、婚、喪、祭、相見、鄉飲酒的“六禮”，荀子言“修六禮，明七教”，用六禮序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七大人倫關係。
徐福家幹的了是這麼個事兒！
誰家死個人，誰家娶個親，大事小事兒都去湊一下，跳一場儺戲，以此為生！
因此其他人，看不起他家也是有原因的！
……
……
《儀禮》一書將禮分為冠、昏、喪、祭、鄉、射、朝、聘等八綱，又以細篇敘其十七種具體節儀程式。另外還有所謂冠、昏、朝、聘、喪、祭、賓主、鄉飲酒、軍旅等“九禮”之稱。
禮，規約著人們的衣食住行、婚喪嫁娶、生老病死、祀神祭祖、社交待人、倫理公德乃至兵禮軍訓等社會生活方方麵麵，這種泛禮主義，反映了春秋以來由社會變革所引起的人們立身處世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準則的轉變。
如果把當時社會視為“禮治社會”，雖不免有把複雜社會現象簡單化，但至少能道出中國古代社會確與社會學的“法理社會”是有一定距離的。
徐福家是術士，和這禮離不開，當然，你也不能夠指望一個跳大神的，能有多麼高深的文化知識！
……
……
俗的性質內涵與禮有些區別。《說文》：“俗，習也”。《釋名》：“俗，欲也，俗人所欲也。”
《周禮地官大司徒》：“以俗教安則民不愉”，鄭注：“俗謂土地所生習也。”
用今天的話說，俗指民間社會初無意識的便習事象，久行乃約定俗成，複又製約社會生活的實踐形式。
俗有相應的自然育成條件和平民性社會生活氛圍，根源於民間習慣，故有稱習俗。
古人有時也以“民俗”相稱，《禮記緇衣》：“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管子正世》：“料事務，察民俗”，這裏講的民俗，無非指俗必借於一定的種族或民群。
事實上，春秋戰國時各國統治者對俗的統整均有不同程度的重視，統整的手段是靠政教、公德原則和因地因民製宜的“化”，在尊重俗的大前提下用理性的禮乃至法進行“導”。
如《論語為政》說：“道（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墨子節葬下》說：“上以為政，下以為俗”，《左傳》莊公十三年說：“夫禮，所以整民”，《荀子大略》說：“政教習俗，相順而後行”，《鶡冠子天則》說：“為化不因民，不能成俗”，《禮記昏義》說：“教順成俗”，《曲禮上》說：“教訓正俗，非禮不備”，《管子法禁》說：“藏於官則為法，施於國則成俗”，這些經驗談，反映了隨著當時平民社會地位的上升和“民本”思想的明確，整合民俗已緊要地擺到統治者的議事日程之上，其成功與否成為考其政治得失和社會風氣正邪的重要方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