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言之，這一時期的禮與俗，界限已難嚴格分開，“教民成禮”，可理解為“化民成俗”，無不是指習俗的時代移易及應變。
禮的俗化和俗與禮交合，乃構成春秋戰國習俗史上最生動最具特色的文化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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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福坐在床上，慢慢的在腦海中回想關於這個時代的知識。
那麼再來看看居住在城市裏麵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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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記王製》雲：“凡居民，量地以製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
《尉繚子兵談》雲：“量土地肥饒而立邑，建城稱地，以城稱人”。
當春秋之時，城邑之小者至於十家，大者亦不過千室，普通的僅百室而已。
列國之都，“大無過三百丈者，人雖眾，無過三千家者”。卿大夫“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
至戰國時，“千丈之城，萬家之邑”、“萬家之縣”、“萬戶之都”、“三裏之城，七裏之郭”，已普遍出現。銀雀山竹簡《守法》雲：“大縣二萬家，中縣、小縣以民戶之數製之”。《市法》雲：“為市之廣狹小大之度，令必稱邑”。
應該說，當時人們對於城的概念，已不再停留在早先的“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守民”。
隨著人口的迅速增長和城內經濟職能的明顯加強，商業市場的設置在城的規劃經營中成為必須重視的方麵，所占城區總麵積的相應比例，每每受到官方強調，城的性質終於由單純政治軍事城堡轉位到兼具經濟實力的“城市”體製上來。
春秋戰國時期，城市經濟力量的增加和工商業活動的繁華，帶動了城市人口構成比重的調整，平民階層已成為城市居民的主體。《國語齊語》雲：“處士也，使就閑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
士工商賈這批最活躍的社會人群，幾乎都會聚於城市。
人口大量集中的城市，以其活力而成為觀當地民風的投影窗口。
當時城市居民成分相當複雜。中原文化圈的趙國都城邯鄲，“雜民之所居也，其民輕而難用”。東南地區大都會的吳，楚春申君居此，曾廣泛“招致天下之喜遊子弟”。
齊魯文化圈的薛城，齊孟嚐君居此，“招致天下任俠奸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以致“其俗閭裏率多暴桀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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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如此動亂的時代，怎麼能夠少而得了遊俠豪客呢？
臨淄齊都，也是內“具五民”，即遊子樂其俗不複歸的五方來民，“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眾鬥，勇於持刺”。宋國，也都有“鄰民之所處！”
遊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為富貴容也。
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弛阬穀，不避猛獸之害，為得味也。
博戲馳逐，鬥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
在這個時代，紈絝這個詞語，就是這些個人創造的！
雜民麇集於城中，“諸侯放恣，處士橫議！”
遊子馳逐，藏龍臥虎，積垢納汙，隆技擊，事玩巧，任俠使氣，喜怒哀樂，構成一代城市民風之大觀。
“具五民”的齊都臨淄城內，據說居民一度達七萬戶，若約計下戶三男子，即有二十一萬男性居民。
《戰國策齊策》稱“臨淄甚富而實，其無不吹竽、鼓瑟、擊築、彈琴、鬥雞、走犬、六博、蹴踘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敦而富，誌高而揚”。《荀子議兵》有雲：“齊人隆技擊”。
所以如果在大街上，看到兩個人，因為相互看不順眼，就對砍起來，不用太驚訝，這都是在正常的範圍之內的！
你為什麼看我？看你咋的！看看就看看，這兩句話引起的廝殺，也不是一件兩件！
習慣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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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再來看一下商業：
流俗芸芸的城市生活繁華景觀，不止為臨淄一城。
《新論》稱楚國郢都，也是“車掛轂，民摩肩，市路相交，號為朝衣新而暮衣弊”。人流熙攘，車乘磕碰，早上穿新衣逛鬧市，到傍晚差不多就擠破了，可見熱鬧程度毫不亞於臨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