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工業時代，西方的人口增長比較低。相比之下，南亞的人口增長在很長時期內一直在加速，今天甚至更快。結果，人口稠密地區現在開始發展時就比歐洲國家占有高得多的人／土地比率。其中必須加上人口爆炸的影響。現在的人口密度以及人口迅猛增長的前景構成了南亞和西方之間在初始條件上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差別。
人們普遍認識到，出口市場的擴大在西方國家早期的發展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自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相對於世界貿易的發展而言，對南亞各國的出口需求縮小了，他們將來的出口收益前景也不十分樂觀。自19世紀，即自無與倫比的自由國家貿易時代以來，通過貿易來發展的整個氣候也已發生了根本變化。西方國家實際上有自己的活動場所，它們掠奪了世界巨大的落後地區的資源和民族，並使這些地區處於政治上和經濟上的依賴狀態。既然這些巨大區域正努力崛起，它們就不能簡單地重複發達國家的發展過程。
對那些曾是後來者的西方國家來說，它們容易以低利率得到資本。但現在古老的競爭性的國際資本市場，已經消失殆盡，在這種情況下，新的因素是來自外國和國際機構的、以轉讓和貸款形式的資本流動，但是，由於現在的趨勢是以貸款的形式提供這種援助，利息和本金的支付將成為南亞國家將來國際收支的日益增加的負擔，通過富於想像力地探討資本投資問題，不難擬定能抵消南亞正受到的商業和金融不利條件之影響的各種政策。我們能夠給予南亞國家更多的貿易優惠以刺激他們的出口。西方國家能夠減少南亞最有可能成為競爭性行業的國內生產，他們能夠低利率或無利息地向南亞國家提供更多的轉讓或貸款．在不能指望在可預見的將來采取這些措施時，抵消南亞國家在貿易和資本流動方麵的一些最嚴重不利條件的能力顯然也將存在。在這之前，貿易和資本流動方麵的緊密相聯的發展必須視為對南亞國家非常不利的初始條件的另一差別。
有人已經付出極大努力來比較南亞國家今天的人均收入水平和西方國家工業時代前的人均收入水平。但是，從邏輯上看，所有指數數字必須看做是不真實的。我們的主要印象是，在印度次大陸，民眾生活都處在比西歐國家工業革命前幾個世紀期間的任何時候都更貧困的境地，另一方麵，馬來亞的平均經濟水平可能高於西歐國家工業革命開始時的水平。其他南亞國家位於二者之間的某一點。
但是，收人水平對發展前景有什麼意義呢？當文獻中論及時間上及空間上的收入差別時，一般假定，收人水平對一國維持儲蓄能力有直接影響，儲蓄是那些被認為對發展有決定性作用的投資所需要的。但儲蓄在發展中並不是大多數關於南亞的經濟論著中所假定的唯一起作用的因素。態度和製度比收入水平本身更重要。從收入中儲蓄多少主要取決於政府政策的效果。實際上，低收入可能阻礙發展主要是由於降低消費而不是由於限製儲蓄，因為低劣的生活條件降低了勞動效率。很奇怪，這一點在大多數關於南亞低收入水平的影響的評論中被忽視了。
強調南亞的低收入水平，牽強地同西方早期的收入水平相比較，以及戰後常規的研究南亞收入、儲蓄和投資之方法，都代表了把過分簡單的和狹窄的公式用於複雜的社會、經濟以及政治條件綜合體的嚐試，這些條件都阻礙了發展。
但是，即使我們擯棄以儲蓄為中心的研究方法，並仍然懷疑有關的地區間的比較，然而南亞，特別是人口眾多的那些國家的巨大貧困本身確實就是發展的重要障礙。而且，可以預見的人口增長將會導致生活水平的進一步降低，除非執行果斷的發展政策；而這一趨勢又包含著所有南亞國家不利的另一個初始條件的差別。還有，盡管我們幾乎沒有資料判斷南亞今天的經濟不平等是否比西方國家前工業時代更大，但是，在更廣泛的意義上，南亞次大陸的社會不平等可能比西方世界任何地方在最近幾個世紀都更普遍，更不利於自由競爭。總的來看，我們相信，南亞各國的態度和製度，特別是政治製度比現在的發達國家在工業革命開始時，甚至開始以前的幾個世紀的態度和製度更不利，顯然南亞正在努力縮小擴大著的態度和製度差距。這方麵也和其它方麵一樣，那些在當時也是工業化的後來者的西方國家當時處於更有利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