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南亞管理控製及其執行的大多數討論都集中在現代工業部門。這個小部門中的企業，無論是私人還是政府所有和管理，像殖民時代一樣，在往都是大得多的傳統經濟中的飛地。其勞動供給或其他生產要素的供給，以及產品的需求都不是在完善市場那樣的條件下運行的。它們也往往保留了傳統製造業的許多特征。因此，族閥主義和“關係”起了很大作用。不過，就是在這種現代部門中，通常所謂“有組織的”部門，價格政策和其他非相機抉擇控製可望比較有效；我們假定計劃者和政府將充分利用這個機會，因為它將使相機抉擇式的國家幹預需要極小化，以達到計劃的目標。然而，事實是，即使在這裏，相機抉擇的行政控製也得到了極度充分的運用。
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以及戰後初期，所有西方國家都被迫實施商品和價格管製，並用配給、許可證等等來支撐這種管製。擁有殖民領地的那些西方國家在殖民地也采用了同樣的管製。因此，戰後上台的獨立政府經常繼承了他們的大多數相機抉擇控製；無論如何，西方戰時的管製為他們提供了模仿和進一步發展的模式。總的來說，西方國家都試圖盡快地停止這種管製。
但是，在低彈性的南亞經濟中，相機抉擇控製的需要仍然大得多，且更持久。即使在有組織物部門中，市場條件仍然是這樣：各個管理機構必須經常把相機抉擇的控製應用到比西方國家認為必要的更大程度。這種類比因而表明了南亞應用的控製體係的基本原理。基本原因是，首先是該地區的貧困和不發達——這反映在經濟中商業企業的傳統性質之中，那裏，瓶頸和剩餘比供求平衡更正常。其次是對促進和指導發展的興趣。但對相機抉擇控製的依賴到了它們應用的程度，這不能認為是必要的。
在大多數南亞國家（馬來亞和泰國除外），一個重要的瓶頸是缺乏外彙。如果有足夠的外彙，克服有組織的工業部門的短缺所需要的進口就能較容易地獲得。硬通貨——用它能購買外國產品——的這種缺乏不能通過價格政策和其他非相機抉擇控製，諸如關稅、多重彙率或進口附加費來予以實質性地克服。也不能指望用貶值的辦法來大幅度地改善外彙狀況。無論彙率多少，像印度和巴基斯坦這樣的國家都必須牢牢地堅持進口管製。若不這樣，他們就將拋棄計劃武庫中的一件最重要工具。這些進口管製在允許進口的產品性質與數量方麵實際上是相機抉擇的。否則，將沒有足夠的外彙留下來進口必需的消費品和發展工作所需要的那些產品。
這種進口管製有一個附帶作用，對國內產品生產提供保護，防止外國產品進入該國。進口管製越緊，一般意味著產品不那麼必需，保護程度就越高。這種反常作用能夠通過禁止一些產品——政府認為這些產品完全不是必需的——的生產來防止，以及通過對其他產品征收過高的關稅來防止。
這種非相機抉擇的控製一般沒有得到應用，並且從未得到充分應用，這有一個附帶作用，即批準進口許可證的張張文件紙成了值錢的個人禮物。除了這一點外，不願意使用非相機抉擇的消極控製也使得通過複雜的相機抉擇控製體係抵消顯然不合理的保護效應成為必需。
在印度，公司發行新證券受政府控製。工業方麵的所有重要的新企業，或選址的變化或製造產品的變化，都需要政府許可。政府也有權調查任何工業企業的經營情況，並且，如果政府的指令沒有得到遵守，政府可代行管理。依照必需品法令（TheEssentialCommoditiesAct），印度政府能夠調節所有食品和原材料的生產與管理。印度關稅委員會決定所有受保護行業的產品價格；如果作出選擇，可以把利潤限製在投資資本的8％～12％。國家貿易公司被給予壟斷進口和重要產品分配的地位，目的是保證“按合理的價格公平分配”。
結果是，除了有行政當局的事先許可或者冒著事後被政府否決的風險以外，不能進行任何重大的、甚至少數微不足道的企業決策。所有這些授權的消極相機抉擇控製當然從未充分運用。如果它們得到充分運用，有組織的部門的每一部分在任何真正的意義上都不能稱為“私人的”。政府或行政當局的決策一次又一次改變了實際運用的這些控製的範圍。但是，隻要存在外彙稀缺，並且不願意使用非相機抉擇控製來控製這種局勢，那末在這一方麵所能做的事是十分有限的。
在巴基斯坦，盡管計劃和政府發言人不斷宣稱相機抉擇的行政控製應該放鬆，應該更多地依賴價格機製的作用，但是，情況大體上與印度差不多。錫蘭一直朝同一方向運動。緬甸和印度尼西亞甚至向相機抉擇行政控製推進得更遠，這種推進的動力是構成其近期曆史特征的政治發展的激進傾向、起義和內戰、馬來亞和泰國實行相對少量的消極相機抉擇控製，不過，他們的積極控製——例如，準許一些新企業免稅——在不尋常的程度上是政治和行政相機抉擇的一件大事。應該注意到，所有東南亞國家像錫蘭一樣，已采用了相機抉擇的管製，部分原因是歧視少數民族和外國人，以有利於大多數人。不能通過非相機抉擇控製去追求這一目標。
在印度式的管理控製體係中，一套控製的應用使另一些控製的應用成為必需，它們一般也必須是相機抉擇的。要使固定價格有效。就需要實行分配和配給，往往需要對供給方麵的更深遠的幹預。這樣，在每一個相機抉擇控製體係中就有一個自我持久和擴大的趨勢，尤其是當經濟正經受國內供給短缺和外彙短缺之苦的時候。
南亞的所有經濟計劃都是從這一觀點出發的：發展應該被推動。更具體地說，人們感到私人企業，尤其是生產投資，需要促進和刺激。即使在印度這樣的國家，這種看法也是很普遍的，在印度，公共部門的增長被宣布為計劃的主要目標。
例如，在製定公共部門收取的價格時，一個主要考慮是，價格應該維持在低水平，以鼓勵私人企業。用各種免稅辦法來鼓勵新的經營冒險活動。稅收管理鬆弛也在同一方向發揮作用。有組織的資本市場上的利率維持在低水平，經常低於發達國家，盡管資本非常稀缺。特別信貸機構也產生了，這種機構經常以優惠信貸資助借款者。
即使最初認為私人企業太少，它們需要鼓勵的看法是正確的，它實際上已經鼓勵到了必須受到抑製的程度。這是因為，供給，特別是外彙的供給並不是用之不竭，而是十分有限的。這種鼓勵大多數是由積極的相機抉擇控製提供的。行政相機抉擇一般用來決定誰將得到公共部門的服務，誰將以特別利率從金融公司得到貸款，當然還有誰將分配到外彙。由於積極控製過於強大，結果需要消極控製。像積極控製一樣，它們被賦予行政控製的性質。在既促進又阻礙企業的過程中，政府和行政部門直接卷入了私人企業的所有方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