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經濟組織
過去南亞各國為了發展而推出的計劃是作為財政計劃來製訂的。許多計劃確實包含著要求立法和行政行為的部分，這種立法和行政行為可望改善公用事業，進行土地改革，支持生育控製，或導致形成了社會框架的態度和製度的其他重大結構變化。但是，由於這些改革僅僅偶然地與公共支出相聯係，並且因為在任何地方隻交代了成本而沒有說明收益，因此，它們並沒有真正納入計劃的主要部分。
而且，還有我們稱之為對私人部門“管理控製”的整個體係。在這個體係內，我們包括政府為影響人們某個特定方麵的經濟行為而使用的所有短期政策措施。即使存在相似性，管理控製也不同於長期改革，在長期改革中，它們指的是政策杠杆，需要操縱這些杠杆，以保證發展逐年逐月地進行，在變化的範圍內盡可能密切符合計劃的目標。
當各種旨在誘導製度和態度發生根本變化的政策，即使沒有合理地結合起來，也經常在計劃中得到充分討論時，管理控製及其進行的方式通常完全沒有討論。甚至對利率和其他信貸條件，國有企業應對其商品和勞務收取的價格、價格管製和配給或私人經營和投資的許可證這類最重要的問題也很少或沒有給予注意。特別是，關於怎樣達到控製的合理協調，以便它們一起指導實現計劃的發展工作的關鍵問題，計劃上隻字未提，這意味著計劃不是“管理的”。控製也不真正是事先計劃的，而必須以特別方式臨時準備。當然沒有在下列意義上把它們作為一個係統來分析：幾項控製可視為能互相交替的，或者一種類型的控製使另一種類型的控製成為必需。從計劃的觀點看，這個問題總是應視為所有各種控製對發展的總影響。
我們把管理控製分為兩大類：積極的和消極的。積極控製旨在刺激、鼓勵、促進和誘導生產、投資或消費。我們包括在這種控製中的有：旨在澄清商業狀況和鼓勵投資的教育運動；以寬厚條件向私人部門提供技術幫助、補貼、免稅期和信貸；國有企業產品按管製價格分配；以進口控製和提供外彙來保護。相反，消極控製指的是靠威嚇手段製止或限製生產；對資本股票發行、投資和生產進行行政限製；不提供外彙；對生產品和消費品進行配給；征收消費稅等等。
盡管在一般的用法中“控製”（control）一詞具有消極意味，但由於缺乏更確切的詞，我們還是堅持用它來描述一國經濟生活中所有起作用的國家幹預。這裏，要記住的更實質性的修飾詞是，控製經常可以是消極的，同時也可以是積極的。例如，國家對外彙分配和進口的控製對一些進口者來說是消極控製，而對另一些人來說是積極控製，保護國內生產者免受外國的競爭當然常常是積極控製。
各種控製之間的另一個區別與它們怎樣應用有關。如果其應用涉及行政當局所作的個別決策。那麼，它們就稱為相機抉擇。但是，如果它們根據一個明確規則自動地應用，或者依靠價格管理、關稅的手段或給特定工業部門以補貼而沒有歧視，以支持一些特定廠商，那麼，控製就被定為非相機抉擇的。這個區別大體上與許多關於這個論題的著作中描述的“直接”或“有形”控製與“間接”控製之間的區別相同。有這樣一些情況：以十分清楚明確的措辭規定總的行政管理，以致如果它們得到嚴格的遵守則幾乎沒有相機抉擇的餘地。但是，這種情況在南亞是少有的。行政管理無論什麼時候參與其事，一般總是有相機抉擇的機會，因而也有歧視的可能。
在同西方發達國家比較時，南亞國家——由於有一些重大差別——與自動應用的非相機抉擇控製相反，正十分嚴重地依賴相機抉擇的行政控製。但是，南亞缺少德才兼備的行政管理人員使相機抉擇的控製更難合理有效地實施，也使得對它們的依賴更危險，甚至道義上的信賴是這樣。記住這種考慮因素之後，我們得出這個價值前提：總的來說，如果非相機抉擇控製得到最大限度的運用，那將是值得的。
在南亞計劃中，經常有一些總的陳述來支持自動應用的非相機抉擇控製，通常是借助於影響價格機製的政策措施。然而，實際做法十分不同，計劃者顯然把運用行政相機抉擇控製當作標準程序，實際上視為計劃的精髓。特別是，人們有這種感覺，南亞有更激進傾向的經濟學家和政治家們把政府使用相機抉擇控製的意願看作特殊“社會主義”的特性。許多西方作家反映了這種思想混亂，它們在南亞過多的行政相機抉擇控製中發現了思想轉向社會主義，甚至轉向“馬克思主義”的跡象。商業界對政府幹涉商業不斷提出強烈的批評。但這種批評又出奇地保持了克製，並且顯然並不意味著須予以認真對待。其原因是，商業界，特別是大企業基本上非常支持實際應用的相機抉擇控製體係。
首先，我們談一談南亞經濟中最大的部門，農業部門中的控製。在獨立以後，新政府發現自己有這樣的農業部門：其中正規市場薄弱。甚至不存在，非相機抉擇的價格控製很少有效，甚至不適用。那裏，還有家長製和獨裁主義的遺產，農民希望有官方幹涉，以組織和指導他們的活動。但是，同時，他們也表現了一種慍怒的不服從的遺傳傾向，和試圖盡可能碰運氣的公認形式。在殖民時代，西方官員習慣於把村民看成是無秩序的、懶惰的、沒有抱負的人，他們必須管理這些人而又沒有過多地卷入，尤其是卷入社會問題。相機抉擇的行政控製是由這些官員及其下屬直接實施的。
接替西方官員的本地政治家的正常的抱負是步西方官員的後塵。新政府接管的國家是“軟國家”，在鄉村地區和農業方麵情況尤其如此。在現在的背景下，其含意是，獨立政府發現自己比殖民政府甚至受到更多的限製，不能運用非相機抉擇的控製。
但是，本國政治領導人的上台執政包含著一個非常大的差別。他們和該地區的所有知識分子精英共同致力於推動預示著根本變革的發展。鑒於鄉村地區現存的各種條件，政府感到不得不對村社生活施加更多的影響。在缺乏有效市場的情況下，價格刺激注定依舊微弱，如果要發揮這種影響，相機抉擇的行政控製是必不可少的。所有南亞國家都回避了對任何階層的村民規定明確責任的消極控製。這意味著，鄉村進步政策必須限於積極的相機抉擇控製。合作社和自治組織成為提供包括從指導到各種補助的積極誘導的工具。在前一章，我們已經討論了這些政策措施，還指出，在沒有土地所有製和租佃的結構變化的情況下，這些政策措施怎樣傾向有利於村莊不太窮的人，因而加劇了鄉村地區的不平等。
積極的相機抉擇控製，特別是各種形式的補貼，還有另一個效果。當它們增加時，監督行政官員的需要增加了，因而監督者的需要也增加了。剛性、繁瑣拖拉的公事程序和官僚主義容易變成計劃和改革的標誌。毫無疑問，農業部門中大量的和日益增加的積極相機抉擇控製，由於需要更多的歧視性抉擇，往往降低行政管理的效率和誠實。無能和腐敗又必然容易毒害通過地方參與合作與自治機構來促進民主計劃的運動精神。這是一個不可能以理想方式解決的真正的困境。當態度和製度陳舊，更根本的製度改革由於政治原因而被排除時，在借助價格政策和其他自動應用的非相機抉擇控製執行發展政策的過程中，幾乎毫無辦法。消極控製是難以實行的，因為它們也缺乏政治和心理後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