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必有信是做人的起碼準則，無論是在生活還是工作中，不講究誠實守信，都將被人們所唾棄。誠信是一種美德，更是一種品質。養成誠信的習慣，是為人處世的基礎，是我們欲成大業必備的要求之一。
1誠信是做人準則
以誠待人，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講信義又是為千百年來正義之人所讚賞的誠信，已成為做人的準則之一。中國人把誠信立為處世之本，崇尚誠信。做人做事，也要講“誠信”二字，養成誠實守信的習慣，在事業上用這種習慣來工作，方可適應人們的這種心態和中華的傳統美德，在競爭中取得勝利。
魏晉時有個叫卓恕的人，為人篤信，言不宿諾。他曾從建業回上虞老家，臨行與大傅諸葛恪有約，某日再來拜會。到了那天，諸葛設宴專等。赴宴的人都認為從會稽到建業相距千裏，路途之中很難說不會遇到風波之險，怎能如期。可是，“須臾恕至，一座皆驚”。
由此看來，誠是一個人的根本，待人以誠，就是信義為要。精誠所至，金石為開，誠能化萬物，也就是所謂的“誠則靈”正是說明了誠的重要性。相反，心不誠則不靈，行則不通，事則不成。一個心靈醜惡，為人虛偽的人根本無法取得人們對他的信任。所以，荀子說：“天地為大點，不誠則不能化萬物；聖人為智矣，不誠則不能化萬民；父子為親矣，不誠則疏；君上為尊矣，不誠則卑。”明人朱舜水說得更直接：“修身處世，一誠之外更無餘事。故曰：‘君子誠之為貴。’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舍誠而能行事也；今人奈何欺世盜名矜得計哉?”所以，誠是人之所守，事之所本。隻有做到內心誠而無欺的人才是能自信，信人並取信於人的人。
中國人特別崇尚忠誠和信義，因為誠信是為人處世的根本。而“信、知、勇”更是人自立於社會的三個條件。誠信是擺在第一位的。“信”是一個會意字，“人、言”合體。《說文解字》把信和誠互為解釋，信即誠，誠即信。古時候的信息交流沒有別的方式，隻能憑人帶個口信，而傳遞口信之人必須以實相告，這就是誠或信的本義。“言必信，行必果，諾必誠”這是中國人與他人、與社會的交往過程中的立身處世之本。靠這樣一個道德原則來規範自己的言行。這和西方的契約精神有所區別。中國是靠禮義行事的德治國家，言行靠自律與自省。在中國古人的觀念中，法和刑是同義的，因此遇到問題不是靠打官司去解決，而是靠協商解決，在相互謙讓的基礎上通過調解達到一致，不希望鬧到“扯破臉皮”“對簿公堂”的狀態。有些受騙上當的人往往在事後是采取忍讓和不再交往的辦法，因為他們對自己的要求並未改變，依然堅持用誠信的態度處世為人。靠道德的約束而忽視法製的作用，在現代社會已被證明是不可行的。然而，“誠信”在法律化的前提下隨著社會的文明的發展而被推進，而在人們相互的交往和所發生的關係中發揮著愈來愈大的作用。
中華民族的道德史中對人的要求是任何一個別的民族也難以比肩的。一個人要成大事，就要做到誠摯待人，光明坦蕩，寬人嚴已，嚴守信義。隻有這樣，才能贏得他人的信賴和支持，從而為事業發展打下良好的基礎。
孔子的弟子曾子有句話：“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作為一個有德行而對社會有責任心的人，在社會交往中誠信是做人的美德。與朋友交要誠信。“君子養心莫善於誠，致誠則無它事矣。”為官從政要“謹而信”，“敬事而信”，“言而有信”。孔子說：“信近於義，言可複也。”一個做事做人均無信的人，是很難在社會上立足的，因為人們均是不齒於那些言而無信的人。所以，孔子說：“言而無信，不知其可也。”信是離不開誠的，誠是信的基礎和保證，誠摯待人，就能嚴守信義。《莊子·盜蹠》上講有個青年叫尾生，與某女子相約於橋下，女子未來，大水突泄，這青年竟抱梁柱而死。
真理、正義和公平亦是誠信的原則和標準。這些是人人傳頌的美德，也是一個人應該養成的習慣，繼承和發揚這些優秀的東西，並在自己的前進之路上支用起來，對待身邊的人和事，相信這樣的人定是人群中的佼佼者。
一個人要成為事業中的先鋒、領頭人，就要有過人之處，不但智慧上如此胸襟上品德上更要如此。隻有襟懷坦白，光明磊落的人才會以誠信為本，做一個正直的成功者。
做這樣的人，首要的是敢於直言，有一說一，有二說二，不誇大，不縮小，不隱瞞自己的觀點。“見人隻說三分話，不可全拋一片心”，是世故圓滑，近似虛偽。說空話，說假，騙人，奉承話，是詭詐阿諛。這些都是與坦率直言相對立的，是為人所不齒，所厭惡的。
坦蕩磊落，本於正，本於誠。坦率誠直的準則是公正，而正直的保證亦是坦誠。在公正忠誠基礎上的直言、爭鳴、勸諫，才能直而不狡，鳴而不詭，勸而不害，才能起到堅持真理，弘揚正義，抑不平，除邪惡，糾謬誤，去詭詐，匡扶正義的作用。否則，沒有標準，就會如孔子說的“直而無禮則絞。”造成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無所適從的局麵。或者會借爭鳴而嘩眾取寵，假直言而互相攻訐，爭權奪利，則屬於做人的不坦白之處。
在中國古代，對於君臣關係的處理上一個人的坦白襟懷更起著巨大作用。荀子《臣道》中講：
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謅。逆命而利君謂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謂之篡。不恤君之榮辱，不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者，謂之國賊。君有過謀過事，將危國家殞社稷之懼也，大臣父兄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去，謂之諫。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死，謂之爭。有能比之同力，率群臣百吏，而相與強君矯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忠，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輔。有能抗君之命，竊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實國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拂。故諫爭輔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國君之寶也，明君所尊厚也，蠱主惑君以為己賊也……伊尹、箕子，可謂諫矣；比幹、子胥，可謂爭矣；平原君之於趙，可謂輔矣；信陵君之於魏，可謂拂矣。《傳》曰：從道不從君，此之謂也。
西方人常講：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中國人也是這樣，忠君在其次，為國為民才真正的忠。“從道不從君”，做人做臣就要光明磊落。由於漢武帝脾氣不好，同時又是好大喜功而又喜歡征伐的人，所以大多數的臣子對他是極力討好。但有一位叫汲黯的大臣偏不這樣，被世人傳為佳話。
汲黯在武帝時官至右內史，列於九卿，屬於權臣。性情倔強耿直的汲黯容不得壞人壞事，所以往往是有話當麵說，不徇私情。當時，大將軍衛青的姐姐是皇後，汲黯見他時也不下拜。有人勸他：“大將軍這樣尊貴，你不可不拜。”汲黯就說：“就因為大將軍有一位見著他不下拜的客人，他便不尊貴了嗎?”讓勸他的人聽人也感到很難堪。武帝常常招集文學儒者，在一起說一些仁義道德的話。有一次朝會時，汲黯對武帝說：“你內心裏有那麼多滿足不了的欲望，口頭上卻說什麼要行仁義，像你這個樣子難道也想像唐、虞那樣使天下大治嗎?這一番話弄得武帝不僅無話可說，而且連臉色都變了。在場的所有人不禁暗暗地替他捏了一把汗，幸而武帝沒說話。下朝後，武帝對身邊人說：“真厲害呀!吸黯這股子憨勁”。有人責備汲黯不該這樣做。他說：“天子設置公卿大臣輔佐他治理天下，難道是希望大家都唯唯諾諾，惟命是從，隻會阿諛奉承，把他往錯路上引嗎?我們這些人既已就其位，就應盡職盡責，如果人人明哲保身，國家會是個什麼樣子?”所以，連武帝也說：古代有所謂社稷之臣，像汲黯這樣子的大約也就差不多了。不僅曆史上的有這些人，現代社會中的老一輩革命家諸如陳毅元帥等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時，亦是仗義執言，對林彪一夥反革命兩麵派，大力反對，他做詩道：
大雪壓青鬆，
青鬆挺且直。
要知鬆高潔，
待到雪化時。
充分表明了革命者崇高的情懷與坦蕩的人格。
那些做到直言，襟懷坦白的人往往是有著無私無畏的獻身精神。在古代中國，為了維護真理，堅持正義，保證國家社稷的安全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不顧個人安危而敢於犯顏抗爭者不在少數，如比幹、伍員、朱雲、張綱、陳蕃、魏徵、寇準、包拯、海瑞、左光鬥、顧憲成等。作為中華民族優秀傳統的傳承者，他們所有的光明磊落，襟懷坦白，敢以直言代表了民族的精神要求，同時亦體現了民族精神剛直不阿的本質屬性。
曆史上的先人們為現代人做出了榜樣，我們不能丟棄這樣的美好品質，所以要養成誠信的習慣，坦蕩做人，在追求理想和事業的道路上襟懷坦白做事光明磊落，嚴於律已寬以待人，為自己營造良好的發展空間。
我們要與別人合作，一個基本前提就是要守信用。假如甲有管理才能，乙有一筆資金，有了這兩個條件，兩人就有合作可能了。但是兩人未必就能合作成功，還必須有一個信任關係。比如甲拿了錢，得讓乙相信他不會挪做它用，更不會逃之夭夭。所以我們東方最申的信貸關係是發生在本家族之內，需要有可靠的保人。
守信之人，別人就願意與他合作。有一個美國孩子，他父親早逝。他父親去世時留下了一堆債務。若按常規，欠債人已去，把他的商品拍賣分掉，債務差不多也就算了。但這個孩子一一拜訪債主，希望他們寬限自己，並保證父親留下的債務分文不少地不掉。後來這孩子早然曆二十年之功，把你親留下的債務，連本兒帶息，分文不落地全還了。周圍的人都非常感動，知道他是一個可靠之人，也就都非常願意和他做生意。結果這孩子不但博得了別人的合作，也贏得了他人的尊敬。
與人合作，守信是第大原則。守信，會使人對你產生敬意，也因之會使人願意公平地與你合作。和一個不守信用的人合作考慮到的失信的危險，人們通常會把合作的費用提高，以防萬一。比如你是一個信用程度不是特別高的人，那你要拉別人的貨物，一般是要先付款，但是如果別人知道你很講信用，或者另一個商界同行出麵說你非常可信，那麼打交道的對方就可能很放心地你把貨先拉走，賣完貨後再付款。一個要占大量資金，另一個幾乎等於白手賺錢，這中間的出入，就是信用的價值。這番論述不無道理。
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人們在智力上的先天差距已經隨著教育的普及和知識的提高而日益縮小了。非智力因素在一個人的成功因素中所占比重越來越大，而一個人的成功率亦是與其協作精神成正比的。在相同的專業技術水平競爭中，誰更具備與不同的人進行合作的能力，誰就更容易成功。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總能見到，有的人一肚子才學，但往往因為不易與人合作，而失去機會，最後一事無成。一些看似無本事毫無誇耀本錢的人卻有著他人所沒有的與不同人相處的本事，這種人成功的機會就比較多。一般說來，具有合作精神的人，都是有胸懷的人，能夠嚴於律已，寬以待人，從大處著眼，不斤斤計較，並且能發現別人的長處。古人講：“泰山不避細壤，故能成其深；河海不擇細流，故能成其澤。”得人寬待自寬待他人，就像得到他人的幫助是由於他能容人一樣。戰國時藺可如與廉頗之將相和的故事便是很好的例子。
但需明白，我們所指的容人不是要毫無原則的迎合與奉承。寬容是有限度的，既要寬以待人又要守住做人做事的原則；既要講合作，又要承認差別、矛盾、善於處理；容人更不是容“過”，是容有過而改過或願意改過之人。並且還要對“過”分清是非，這是容的前提。容是容忍，不是讚同，不是同流合汙。這是做人應把握的準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