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皮爾伯格同盧卡斯一起開始認真推敲他們即將聯合製作的影片《奪寶奇兵》的細節。他們兩人都在對他們之間已經存在了11年，而且變得越來越複雜的友誼及生意關係進行嚐試，尤其對導演和製片這種複雜多變的關係進行嚐試。斯皮爾伯格在這方麵的變化與盧卡斯比較起來更為多些。人們都在觀察他們，而且有相當一部分人，包括他們的朋友，都不會因為他們的友誼出現危機而感到驚奇和遺憾。斯皮爾伯格承認：“這部影片將會提供一個依據，證明我們，不單是我和盧卡斯，包括所有朋友在內，大家是否可以不帶任何嫉妒、攀比或是憎恨的情感在一起拍電影。”
可以相信，一開始，沒有人來攪渾水，他們倆都不理睬中間人。他們在沒有代理人的情況下，在他們學生時期使用的那些橫格練習本上列出他們的構想。10月份以後，盧卡斯那位不穿套裝不係領帶穿著自由自在的長期律師湯姆·波洛克，將他們的構思交給了所有製片廠。這是他在70年代代理巴伍德和羅賓斯時開創的一種方法，他曾一下子將《棒球隊的明星與車王的旅行》的劇本提供給了許多家公司。
這個項目的細節馬上就被人泄露給了專欄記者利茲·史密斯，她在文章中寫道：“好萊塢將要爆炸，伴隨著這一爆炸，在這個大影院中的每一位行政長官在經曆一番愕然尖叫、抓耳撓腮、捶胸頓足和歇斯底裏的摔碟子、砸碗之後，都不得不重新修整一下自己。”
就像事先預料的那樣，行政長官們把讓他們為該片投資2000萬美元看作是一種巨大的侮辱，其中包括斯皮爾伯格的150萬美元和盧卡斯的400萬美元，這裏還包含所有發行費用。官員們同意從掙到第一個美元開始就付給盧卡斯和斯皮爾伯格利潤。有人認為要拍這樣一部片子，2000萬美元太少了。單就第一個鏡頭——印第安納擠進一座設有陷阱的英卡教堂——那個噪雜的場麵就至少要花5000萬美元。沒有相信這部影片會如他們承諾的那樣用25天拍完。斯皮爾伯格的《大白鯊》既超支了時間，又超支了預算。有什麼東西能保證他不會再這麼做呢?
斯皮爾伯格他們中沒人有熱情和精力去拍係列片和電視劇。電視劇《蝙蝠俠》從1966年至1968年一直都在上演，但根據係列故事《野人博士》和《飛俠戈登》電視劇拍的片子卻遭到了慘敗。盧卡斯解釋說：這一切告訴我們，拙劣的模仿隻會像裝成女人的同性戀者一樣造作。英國評論家約翰·布羅斯南寫道：“《奪寶奇兵》成功的秘訣無疑是因為斯皮爾伯格和盧卡斯兩人同親具備不被素材所束縛的個性，而被他們搬上銀幕的東西顯然都是令人賞心悅目或與觀眾密切相關的東西。”
就這個項目而言，沒有任何部門能趕上環球公司的反應強烈。在這裏，瓦薩爾曼和辛伯格召開了一係列痛苦不堪的討論會來商討這個項目，一位內部人員說：“魯和西德兩人快被這個項目給逼瘋了。就他們所知，這樁生意的發起人要求得到一份聞所未聞的利潤分成和所有權。最後他們放棄了這樁生意，因為他們認為它已遠遠超出了合理回報的界限。”憤怒使人們看不清這是一樁什麼樣的生意。一位聰明的行政官員把它稱之為“革新的前奏曲”。然而，甚至迪斯尼公司也放棄了這個項目。
人們對這一項目的反應充分展示了新舊好萊塢的哲學家們在經營之道方麵的戲劇性對比。製片人唐·斯蒂爾將環球公司的作法作了一個明確的闡述：“對人們來說，麵對一份合同和一樁生意最重要的是要記住‘欲望’，而不是這樁生意將會給你帶來多少希望的利潤、你願意為之付出的代價或難度這些毫無意義的細枝末節。……一樁生意要根據人們的欲望而定價，然後緊緊地咬定這個價錢。”但斯皮爾伯格和盧卡斯都是苦行僧，就像律師和財務人員所熟悉的那樣，他們沒有什麼欲望。直升飛機、汽艇、豪華公寓、能被城市裏的人們甚至各處的服務員們認出，這一切對他們來說都毫無吸引力。朱麗婭·菲利普斯曾不快地說起斯皮爾伯格，“在這個小傻瓜懂得什麼叫頭等艙之前我就告訴過他，他應該擁有加長轎車。”
如果人們非要讓盧卡斯和斯皮爾伯格給他們的需求下個定義的話，他們都會回答他們隻想保留少年時期對一些事情的情趣，如：看漫圖書，看電視，看電影，和同伴們一起玩耍。在他們記憶中的少年時期，每天都在渴望玩遊戲、吃糖、吃漢堡包、開老式汽車與朋友一起四處遊逛，找個什麼地方做他們想做的事。一般情況下，大代理商和製片廠裏的頭頭們都願意到馬梅森飯店用餐，而盧卡斯總是在哈姆雷特飯店用餐。其實多數男人都像斯考特·菲格拉德所說的一樣，希望出名並受人愛戴。
說話輕聲細語，身著黑色套裝的派拉蒙公司的製片負責人邁克爾·艾森納，是惟一一位看到《奪寶奇兵》的合同，又測覽了那些聳人聽聞的條款後認為值得冒冒風險的人。雖然在電影廠見到利潤之前，這片子就必須掙到6000萬美元，可盧卡斯和斯皮爾伯格過去的工作足以成為巨額利潤的保證。艾森納告訴波洛克說：“既然我們期盼著有創造力的人，那就讓我們簽一份有創造力的合同吧。”
艾森納把該片中的具體事宜交給了商務負責人迪克·茲姆伯特，他是一個能將比客戶們想像的還要多得多的鈔票扔進派拉蒙公司籃子裏的鈔票計算機。茲姆伯特發明了“滾動運作法”，即隻有當影片收回本錢後，演員、作者、明星才開始根據他們在這片子中的“分數”，也就是他們在工作中表現的好壞來掙錢。但在茲姆伯特的慣例中成本持平的尺度往往是不確定的。當影片快要接近收支平衡時，利潤支付會因為銀行利息和市場的變化、發行量與印刷量的增加等原因而被拖延或縮減。茲姆伯特的精於算計讓所有的人都感到驚異。唐·斯蒂爾，當時派拉蒙公司的老製片人寫道：“許多人在談判時都提到滾動運作法，其實他們對它的含義並不了解。”
在茲姆伯特的指導下，艾森納誘使斯皮爾伯格和盧卡斯擔負一部分市場費用和銀行信貸利息，而且還讓他們支付派拉蒙公司一小筆發行費。與此同時，艾森納把拉蒙公司租金收入的比率從40％增加到50％。這樣一來這份合同的成功率就有了保障。“我們建立起了一套嚴格的懲罰製度以防他們違約。”艾森納說，“他們毫不猶豫地同意了，我估計這也許是因為他們不在乎，也許是因為他們早把這件事算計好了。”如果是後一種情況，艾森納也早就想好並已寫進條款中，他們至少要為派拉蒙公司連續拍出4部續集。
艾森納為了證實自己的道理，他把這份合同送交給首席行政長官查爾斯·威伯，威伯詳細征求了他那位企業家朋友羅伯特·斯蒂格伍德的意見，他曾為兩部成功影片《油脂》和《周末狂熱》提供過讚助。斯蒂格伍德同意他們的判斷並積極鼓勵他們去做這件事。他自己與盧卡斯電影公司就將來的幾部片子還有一份私下合同。1978年12月，艾森納簽了《奪寶奇兵》的合同，無論事情好壞，它都將成為斯皮爾伯格《1941年》的下一部影片。新好萊塢就這樣悄然取代了舊好萊塢。對斯皮爾伯格來說，他與盧卡斯在沙灘城堡的這次會麵有一種近乎迷信的意義。這以後，任何一部新片開始之前，離開美國大陸到夏威夷放鬆上幾個星期，幾乎成了斯皮爾伯格的一種習慣。
讓我們大家回想一下，1978年對《1941年》這部影片是很不利的一年。有關越戰之事已成為讓美國舉國上下感到尷尬的事。公眾除了約翰·威恩的《特種部隊》以外，拒絕在10年之中再看任何一部這類內容的影片，並且變得越來越愛看帶有性虐待內容的影片，不巧，這時威思做了一次心髒外科手術。科波拉在菲律賓緊鑼密鼓地趕拍了《現代啟示錄》，簡·方達也正在當時上演的《歸家》一片中與癱瘓老兵喬恩·沃格特表演著床上戲。《獵鹿人》就像現在的《辛德勒名單》，用了182分鍾無情地剖析了陷人道德沼澤困境中的美國心態，影片以一首俄國音樂作為主旋律，它正好與全國民意測驗反映出的那種由自我矛盾的創傷而引起的苦惱相呼應，於是它大獲成功。看電影時成年人都落下淚來。心滿意足的導演邁克爾·西米諾跑進洗手間扶著同伴的胳膊抽泣起來，一時間，對於謙卑與羞辱內容影片的渴求掃蕩著好萊塢。這期間出現過影片《午夜快車》，一個優秀的美國男孩布雷德·戴維斯因毒品而被捕，在士耳其監獄中受盡淩辱。伍迪·艾倫決定與英格莫爾·伯格曼競爭，拍了影片《內心世界》，這是他第一部正劇內容的影片，也是他第一部失敗的影片。在當時，喪服和骨灰成了一種情感的象征，烏鴉也作為一種忍辱含垢的情緒表露，出現在各星級餐館的餐桌上。
為了與這種焦慮不安的潮流相抗衡，斯皮爾伯格堅定不移地向滑稽戲的彼岸進發。似乎他的行動使整個社會有了反應，《1941年》以一顆顆閃亮的明星、各種各樣有趣的事件和深厚的影響力而大受歡迎。1978年8月，斯皮爾伯格讓《綜藝》的記者相信，接下來他打算拍一部“動作災難片……裏麵充滿難以預料的難題。”喬克·瓊斯將被聘為視覺效果顧問。斯皮爾伯格告訴一位倫敦觀眾說，他曾希望把《1941年》拍得像卡通片《公路賽跑者》一樣。他說《1941年》也會同諾曼·朱威遜的《俄國人來了，俄國人來了》有相似之處，這是諾曼·朱威遜1966年拍的一部成本不高的喜劇片，是關於蘇聯的一艘潛艇在美國東部海岸附近擱淺的故事。
影片終於公演了。這次在影片中穿插了一個斯皮爾伯格以前拍的鏡頭。在電影《大白鯊》一開始就被鯊魚吞食了的那個裸體遊泳者的扮演者蘇珊·白克裏尼，這次又被召來扮演另一個遊泳者，這次打擾她的不再是大白鯊，而是米夫恩的一隻正升出水麵的日本潛水艇。這部影片充分展現了斯皮爾伯格童年時的愛好。影片《1941年》在某些素材方麵與影片《奇愛博士》和《文靜的人》相仿，如：在維克多·揚熱鬧的舞會上出現了打鬥場麵，在約翰·福特導演的老片子中也曾出現過威恩和維克多·邁克萊格倫之間的打鬥。《1941年》與1963年斯坦雷·克拉摩爾的片子《這是一個瘋狂世界》也有相似之處。這些都是斯皮爾伯格刻意追求的。該片除了鏡頭上與其他影片有很多相似之處外，如食物大戰、歡宴會及打鬥、建築物被炸毀、飛機和汽車相撞、遇難者們被困在精心設計的圈套中、從正在燃燒而且即將崩潰的建築中逃離等等，在人物方麵也有很多相似。克拉摩爾曾選用他的老朋友斯潘賽·屈塞扮演C·G·丘爾派波，一個瘋狂地想從瀕死的犯人吉米·都蘭特嘴裏得到財富所藏之處秘密的男人。在《1941年》中，羅伯特·斯塔克恰巧也有類似的表演，而且，該片中蒂姆·馬斯遜和南希·艾倫在飛機上的那些表演使人一下子想起克拉摩爾影片中巴迪·哈克特與米切·羅尼拚命發動著飛機和保爾·福特通過話筒導航的那些場麵。《1941年》中的那德·貝蒂和勞瑞恩·加裏簡直就是《瘋狂世界》中米爾頓·伯爾和艾斯爾·摩曼的小一號的複製品。那個克拉摩爾曾打算拍成“空前絕後的最棒的喜劇片”的《瘋狂世界》，曾給了人們一種重要的提示：再多的情節也趕不上一個幽默感。這一點成為斯皮爾伯格一個重要的經驗。
斯皮爾伯格用他常勝不敗的富於創造力的眼光拍完了這部巨片，他告訴助手威廉姆·弗朗克，他不想拍好萊塢那種過分道染的華而不實的喜劇片。因此，攝影師把所有場麵，包括格萊格·傑思製作的聖莫尼卡海洋公園的遊樂車場和碼頭模型，都放在煙霧發射器噴出的煙霧中拍攝。他們還與斯皮爾伯格的一貫作法相反，先把模型和效果作好，再與演員表演進行合成。
這部影片是一個早期的征兆，它表明人們關心的不僅僅是笑話。
斯皮爾伯格在1978年去歐洲推銷片子的行程中發現了Louma起重係統，把一個輕型攝影機放在一個可伸縮的15英尺長的機械手上，這個攝影機可以在沒有攝影車的情況下在現場來回滑行。這種高級電影攝影機完全適於他的軍人與穿著蘇特製服的人們打鬥場麵的拍攝。為了拍攝這一場麵，斯皮爾伯格租了好萊塢伯班克攝影棚，那裏有好萊塢最大的舞台。那些80英尺長的潛水艇場麵都是在拍過《大白鯊》的米高梅公司那巨大的蓄水池中拍攝的。
貝勒西於1978年10月到達洛杉礬。斯皮爾伯格帶他來到好萊塢森林大道那座新建的機庫，這位演員完全驚呆了。這裏已不再是《星期六的夜生活》中那簡陋的拍攝現場了。
“嘿，夥計，你正在創造真正的好萊塢影片。”他說。
“是啊，”斯皮爾伯格驕傲地說，“我們把它建起來，然後再毀掉它。”
整個11月份的拍攝工作都是在這種自我慶幸的氣氛下進行的。在現場，不像在車裏，涼爽而舒適。每個人都體會著這句玩笑：在現場的情緒簡直可以稱得上是一種真正的狂歡。斯皮爾伯格受到這種情緒的啟發，他漸漸放棄了提示板而又發明了一個新把戲：一個聯鎖反應機。它就像盧伯·戈德伯格發明的那個讓斯皮爾伯格羨慕並於1985年用於影片《古尼斯》拍攝的新裝置。
克拉摩爾在《瘋狂世界》一片中曾雇用了許多像布斯特·凱頓和3人滑稽小組這類喜劇演員，並表演了許多滑稽可笑的場麵。《1941年》這部影片也許同樣受益於這一想法，但斯皮爾伯格所雇傭的主要配角演員，除了斯裏姆·皮克思斯以外，多數演員都是像林奈爾·斯坦德爾和小艾利沙·庫克、約翰·蘭迪斯這種戲劇演員。因此對於米留斯來說，老牌導演山姆·福勒比起斯皮爾伯格來更是一位英雄，山姆·福勒曾為埃德·迪茲恩在這影片中找到一個角色。埃德·迪茲思是一個長臉、大耳朵、嗓音聽起來像指甲劃在黑板上發出的那種聲音，山姆·福勒是從《我想抓住你的手》一片發現他的。他認為迪茲恩的長相很像少年時期的自己。迪茲恩在該片裏扮演了一個費力不討好的角色。
貝勒西是個很難對付的人，他僅憑著對劇本的一點膚淺的理解就來到拍攝現場以他自己的方式來表演這個角色，連最簡單的鏡頭也需要重複7、8次。阿克勞依德根據斯皮爾伯格的要求像個保姆似的把他哄離拍攝場，出於對朋友的忠誠，他一直在替貝勒西掩蓋著他這種失常行為的真正理由：不斷大量地吸食可卡因，沒有它，貝勒西的注意力就沒法集中，精力就沒法旺盛。夜裏，貝勒西還要同演員和劇組中的一些癮君子聚在一起。有個人數了一下，他們中共有26個常用毒品的人。有一次扮演西塔爾斯基的演員特裏特·威廉姆斯暗著貝勒西從酒吧到俱樂部去找“貨”，他驚恐地看著貝勒西一下子吸了500美元的可卡因，然後抱著吉它直到天亮。這種行為很快顯出了結果。12月4日，貝勒西上班來晚了，這在斯皮爾伯格這種以光一般的速度工作，對每一分每一秒都斤斤計較的人眼裏是一個極為嚴重的錯誤。第二天，叫他的電話打過一小時後，他仍未到場，又過了30分鍾後，模特兼演員的勞倫·哈頓開車來到現場，把一個爛醉如泥的貝勒西送來了，他幾乎是從她的車裏摔出來的。
在拍攝《1941年》的新工作人員中，有個人叫凱瑟琳·肯尼迪，她31歲，是聖地亞哥電視台的製片人，為了向電影進軍，她接受了安排特技拍攝程序的工作。她感到斯皮爾伯格的辦公室像是個耗子窩。“我到了那兒，發現他在餐巾紙、信封背麵和所有在房間內能找到的碎紙上寫他的構思，我花了整整一天一夜的時間才把它們整理出來。”由於肯尼迪傑出的組織能力和絕對的忠誠，她很快被授予獨立工作的權力，並很快被提為米留斯的助手。
肯尼迪陪著憤怒的斯皮爾伯格來到貝勒西住的汽車房中，發現哈頓試圖努力將那天的台詞硬灌進他醉熏熏的大腦中。見到斯皮爾伯格的怒容，哈頓趕快溜走了，於是斯皮爾伯格便衝著貝勒西發起火來。貝勒西一直都在按一個演員、一個著名演員的標準領取報酬，然而他卻根本不好好幹。斯皮爾伯格派了一個副製片詹尼特·黑利緊緊跟著他，每時每刻都和他呆在一起，以確保他能準時到達現場，並知道自己的台詞是什麼。
斯皮爾伯格拍片子時，總是使自己越來越投入，他的本能常常警告他不要一直這樣下去，他告訴自己說：“拍任何一部片予時，你如果感覺很開心，那一定是什麼地方出了錯。”為了找出自己可能出的錯，他總要對一個場麵拍上幾遍，希望達到更好的效果。貝勒西駕駛著P一40型飛機衝著好萊塢的森林大道向下俯衝、撞擊的鏡頭反複拍了3次，每次損耗100萬美元。拍攝阜氏轉輪滾下碼頭落進太平洋這一精心設計的鏡頭時，他也重複了多次。有一位很詼諧的工作人員在自己的T恤衫上印了一句斯皮爾伯格無意中的一個承諾：“如果超過1000萬美元我就放棄這個片子。”每過一個星期，T恤衫上的數字就換一次，換一個更大的數字。劇組的人們公開穿著這些T恤衫，這對斯皮爾伯格的幽默感是一種考驗。他從未對這事抱怨過。
左增加一點內容，右增加一點內容，這個片子越來越難拍。斯皮爾伯格吸取《動物屋》成功的經驗，這部片子中的那些食物大戰和玩笑場麵都是以喜劇內容為基礎而與那些器材無關。《1941年》這部影片缺少一種依托，人物角色應該永遠與故事情節聯在一起，圍繞著故事發展，像希區科克的《麥克古芬》，動作在影片中是微不足道的。斯皮爾伯格在預感自己肯定是發了一枚啞炮的心情下結束了拍攝。在拍攝即將結束時的聚會上，到會的每個人都得到了一條紀念授帶，傑弗·沃爾克說：“授帶上寫的是：‘我終於從《1941年》活了過來。’”他後來收集了這些授帶和與《1941年》一片有關的棒球帽，並在不同的市場銷售它們。12月9日，斯皮爾伯格告訴《紐約時報》的記者說：“我將要花上後半生的時間去擺脫它。”這個聰明人又一次證明了自己的正確。
斯 皮 爾 伯 格 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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