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影片中，辛德勒賄賂高斯讓他將1100名工人置於自己的監護下，然後租用火車把他們運往捷克斯洛伐克。男人們安全地到達了，但是婦女卻被轉送奧希維茲，去接受典型的屠殺方式，剝去衣服，剪發，聚在一起淋浴，這一切都將在到達後一小時之內完成。辛德勒用鑽石賄賂指揮官，以求能換回她們。(實際上，辛德勒花了3個星期的時間才把她們救出去。)
這些場景的拍攝，對斯皮爾伯格來講，是很不舒服的。當他通過攝影機的鏡頭看他所拍的內容時，他哭了。他在提到淋浴那場戲時說：“這是恐怖、歇斯底裏的幾個小時，我想我當時該做的一件事是告訴大家，‘停下來，我們的感情都太投入了，不能繼續拍了’。但是，我想迅速把它拍完，這對我們都很重要，我們在那個恐怖的地方呆了3、4個小時，這對每個人來講，都太可怕了。”為了保持他的精神狀態良好，他經常打電話給一位最親密的朋友，羅賓·威廉姆斯。斯皮爾伯格說：“他很能使我開心。這是一個特別好特別有效的藥方。”
斯皮爾伯格在錄製這部恐怖影片的同時還能監督《侏羅紀公園》的製作這個事實，使人認為他的性情是同時代電影人中最變幻無常的。起初，他認為他顧不過來兩部影片，於是在剪輯《侏羅紀公園》早期拍攝的內容時，他請求理查德·阿坦伯羅來拍攝《辛德勒名單》。在阿坦伯羅不在的時候，喬治·盧卡斯負責《侏羅紀公園》的日常管理工作，為此在影片的片尾，特別提到了他的名字。
斯皮爾伯格為保留2個衛星訊道，每周付給華沙電視台150萬美元，一是為畫麵，另一個是為聲音，而且每周還要為長期使用衛星地麵接收器再付4萬美元。通過衛星地麵接收器，他在好萊塢的工作人員可以把《侏羅紀公園》的材料傳送給他。每個周末和每星期一、二夜晚，他把恐龍的膠片轉錄到錄像帶上，與他的編輯邁克爾·凱恩一起研究它；然後，在凱恩的堅持下，再在《辛德勒名單》上花上兩個小時，這樣，他就能睡著覺也想著這部影片了。在《侏羅紀公園》剪輯時，斯皮爾伯格連著3個星期天都去到巴黎，在那兒，當時已懷了他第二個兒子索耶的凱特一直與卡波肖和斯皮爾伯格的家人呆在一起，並按時進行嬰兒檢查。6月，《侏羅紀公園》上演並成為夏天最走紅的影片這一事實，給了斯皮爾伯格的工作以最好的回報。環球公司在2842個影劇院同時上演了這部影片。在第一個周末，該片就創下了一個新的紀錄，衝擊了它最大的競爭對手，阿諾德·施瓦辛格主演的影片《最後的動作英雄》，並在世界範圍內直逼9億美元的巔峰。
無論怎樣同內心的衝動作鬥爭，斯皮爾伯格都禁不住想把《辛德勒名單》拍成一個娛樂片：既不是《侏羅紀公園》，也不是《舒赫》。影片中那些最壞的人物，甚至最令人作嘔的高斯也有了魅力。即使是斯皮爾伯格，對長期存在的人類精神也不能視而不見。即使在最充滿暴行的環境中人們也自我娛樂、做生意、談情說愛。克拉考的猶太人在納粹眼皮底下，在他們最後的地方，在天主教堂的長椅上，還在進行交易。甚至在集中營裏還舉行了一個婚禮，被打碎的小燈泡代替了傳統的玻璃杯。這些場麵以及坐在一個炭火盆前的男人和女人們用一些荒誕的玩笑打發時間的場麵，使得人們說斯皮爾伯格拍的是斯皮爾伯格式的大屠殺。
在拍攝這部電影的時候，斯皮爾伯格盡可能地避免全部使用戰後發展了的攝影技術。“我們追求的是自然的表現手法，”他的攝影師喬納茲·凱明斯基說，“不使用像閃光燈這類東西。我一直在試想自己50年前就在這兒，帶著一個小的沒有閃光燈的照相機。我們喜歡長焦鏡頭，喜歡使用許多拍攝手法。我們想讓在15年內看這部影片的人們，看過後不知道它是什麼年代拍的。”然而時間是不會倒流的。現代鏡頭的精密以及新膠片所能表現的色調範圍，即便在膠片狀況最不好的情況下，也能使《辛德勒名單》有意無意地閃現出好萊塢的光澤。
當開始拍攝猶太人居住區時，斯皮爾伯格麵對道義與鑒賞力的選擇。克拉考的真正戰時猶太人居住區是在相比之下不太令人感興趣的波德高茲地區。但是，斯皮爾伯格的目光卻被風景如畫的凱茲米爾茲地區所吸引，它位於威斯特尤拉河的另一邊，在舊城的中心。猶太人和基督教徒在那裏真誠友好地共同居住已有幾個世紀了，但它與現實生活相比更像是斯皮爾伯格所想像的猶太人居住區。因此，他把他的鏡頭移到了那裏。
影片中最主要的一段，襲擊猶太人區的那一幕，是一個天才的電影人被人類曆史上的慘劇以及普通小人物的命運激發出空前塑造力的集中反映。當納粹包圍了這個地區準備襲擊之時，這裏的許多人消失在地板下麵，天花板上，床與床之間甚至鋼琴裏，一些小的珠寶被藏進麵包裏或被人們吞咽下去。納粹用慣用的那套挖地三尺的搜查方式，捕殺所有的人。一小部分人幸免：一些人潛進了下水溝，另一些人意外地遇上了“同盟軍”，像一個戴著納粹帽子和臂章的男孩，他從學校裏救出了一個小女孩和她的母親。
任何一種現實的輿論都會把納粹說成是種族怪物，但是，斯皮爾伯格就像對待《奪寶奇兵》中的波羅一樣半愛著他的反麵人物，他禁不住著迷於他們用來追捕那些躲在天花板中的逃難者的探測器，或者著迷於那些超現實主義的瞬間——當衝鋒槍掃射在住宅的牆上時，一個納粹軍人卻狂暴而毫無負疚地彈著一架豎式鋼琴。
“巴赫的曲子？”一個士兵問道。
“莫紮特。”他的同事回答。
高斯與辛德勒相比是個更加有趣的人物，因為他的動機更容易讓人理解。在討論這部影片的最初階段，高斯並沒有被斯皮爾伯格看成是一個納粹野獸，而是被看成受了挫折的官僚，這樣就使他的殘暴行徑在“效率”的幌子下趨於合理。由於他堅信他的犯人並不比羊更具人性，所以他就像現代的農場主對待他們的牲口一樣隨隨便便地剔掉弱者、殺掉兒童並且懲治那些製造麻煩的人。斯皮爾伯格通過給辛德勒和高斯兩人各自安排了與犯人海倫·海爾斯奇在一起的幾乎完全相同的場麵，來使他們兩人的不同之處戲劇化。海倫·海爾斯奇是高斯挑來做管家的，她住在他房子的地窖裏。她是由名聲不大但演技高超的艾姆斯·戴維茲扮演的。海倫的幸存簡直讓斯特恩難以置信地倒抽了一口氣。人們都隻有一種感覺，知道她每走一步也許都是她最後的一步。她非常違心地去吸引高斯，但是他既不能去占有她又不能抵禦她的魅力，他心煩意亂時向她解釋，畢竟，“從嚴格的意義上講你不是一個人。”在辛德勒與她的戲裏，辛德勒解釋了這件事，使她相信高斯太想得到她，因而不會把她殺了。最後，辛德勒通過玩脾的方法把她從高斯手裏贏了過來，救了她的命。
相同的，我們也注意到了高斯對溫和的辛德勒的一種幻想。高斯第一個嫉妒的問題就是：“你們從哪兒搞到這套服裝的？這是什麼？絲綢嗎？”他們是真正的朋友。辛德勒甚至打算寬怨高斯，他曾對斯特恩說，高斯隻是一個穿著軍服的被戰爭腐蝕的騙子。斯特恩這位在這部影片中惟一能看到真實的東西的會計師，冷靜地向辛德勒描述了這位被說成是暫時中間管理人的人是如何隨便地槍殺犯人的事實，辛德勒沉默了。在一場被利亞姆·尼森說成是這部影片中最感人的高潮戲中，他們之間的關係真相大白了。
阿芒·高斯回到工廠，他已經脫掉了軍服，並且因背地裏做生意而被關押起來，他要看看他心目中的真正的朋友是什麼樣的人，他認為隻有辛德勒才是他心裏的那個朋友。辛德勒在高斯被處決前被叫來了，而他所說的是：“高斯背叛了我們的國家。”這樣的遣責在這樣的場合已經足夠了。我認為這場戲是非常感人的，它的方式別有味道。感謝拉爾夫·菲納斯的表演，是他給了這個魔鬼一張人臉。
斯皮爾伯格拍下了這一幕，但是，由於尼森提出的一個特別的理由，又把它剪裁掉了：高斯太令人同情了，一直很好的效果被他這最後一個表演全部抹殺了。一個暫時搭起的絞刑架被敷衍地懸吊著，“嗨·希特勒”，高斯聲嘶力竭地喊著，士兵們踢倒了他站的凳子。
故事中有兩個場麵部分地使用了彩色畫麵。第一個展示一個古老的歐洲家庭在星期五的晚上屋內燭光閃閃，他們在安息日到來之前反複地祈禱，蠟燭漸漸溶化後熄滅了，隻有一根還在亮著。在最後一幕中，斯皮爾伯格又使用了彩色畫麵，他讓被“辛德勒救出的猶太人”、他們的親戚和扮演過他們的演員來到耶路撤冷附近一個荒涼的墓地，來到他們的恩人的墳墓前。當他們在兩旁列隊站好後，每人將一塊石頭放在石板墳墓上(那位排在最後做這件事的人，遠遠望去可以看出正是斯皮爾伯格本人)。然而，當斯皮爾伯格把一段獻詞安排在緊接著影片片尾的時候，當他把自己的名字放到了影片前麵的時候，對演員們來說，這部影片所讚美的人生，似乎更像斯蒂夫·羅斯而不是辛德勒。
編輯工作大部分完成之後，斯皮爾伯格動身到歐洲度假去了。威尼斯電影節授予他一個榮譽獎，他與一個美國代表團在9月份出席了頒獎儀式。這個代表團成員有哈裏森·福特、羅伯特·德·尼羅、羅伯特·阿爾特曼、馬丁·斯考塞斯、米切爾·菲弗蒂那·特納和西德尼·波萊克。一個作家研討會在左翼導演吉羅·潘泰科弗的安排下召開了，它的中心議題是討論美國日益加速侵入歐洲電影的問題。
斯皮爾伯格和斯考塞斯特別坦白地表示了對歐洲同行的不幸處境的同情——他們的飯碗正在被大量的美國出口片所搶走。但是許多台下的聽眾對此表示懷疑，好萊塢一點也沒有要停止那已經席卷了全國以至全世界的影片潮流的傾向。而且，好萊塢的電影製片廠還毫不理會美國將別國的影片搬上本國銀幕的比例隻有2％的事實，一味地對他們的影片搬上法國銀幕的數量加以抱怨，而法國上演的進口片數量已達到總量的50％。法國導演伯特蘭德·塔弗尼爾是反對好萊塢統治的活躍人物，他說：“我們所希望看到的是非美國影片在美國上演的比率出現，比如說，用3％代替2％的事實是我們的夢想。當我們遇到一些美國大公司的人時說：‘看，你們是怎麼指責法國貿易保護政策的，外國電影在你們的市場上甚至隻有2％。’我們看到了你們眼中的驚訝，你似乎在想，“2％？有那麼多嗎？我們該做些什麼事讓它們隻有1.5％呢？”
直到10月4日，斯皮爾伯格和斯考塞斯發表文章反對法國排斥電影方麵的自由貿易，一些歐洲人才對他們不再抱希望。斯考塞斯說：“關閉邊界將不能保證地區在創造力方麵的提高，甚至不能保證部分當地觀眾在興趣方麵的提高，民族的願望和不同意見應該受到鼓勵和保護，但不是在損害其他電影人的利益下進行。”一部分歐洲的電影人包括派德羅·阿爾莫多瓦，大衛·帕特乃姆，伯納多·勃多魯斯和威姆·文德斯，於10月29日在《綜藝》雜誌上發表公開信，攻擊這種根據誤傳而發表的文章。
電影《辛德勒名單》於1993年12月的第一個星期在美國上演。影片持續195分鍾。它並不是每個觀眾都夢想的電影，但是，這次，由於它是不同的主題內容，大部分人用神聖和禮貌的態度對待這部電影，因而就不必說它所獲得的驚人的利潤了。許多電影院都發布了一條“行為法規”，建議在看電影的過程中，其他行為，包括吃玉米花等將被視為不適當的行為。
整個評論的基調是恭敬的。新聞界怕去冒犯它，一反常態地歡迎這部影片，讚揚斯皮爾伯格。猶太評論家並不這麼慷慨。許多人同意哲學家喬治·斯泰納的說法，認為對於大屠殺惟一可接受的反應就是沉默。有些人不喜歡它是因為斯皮爾伯格想要改變載裏恩劇本中某些重要的東西，過分強調辛德勒、高斯和斯特恩卻忽視了那些真正的人物。傑·霍伯曼在《鄉村之聲》上發表文章，他把影片中的猶太人看作是“在他們自己的災難中被降為配角，徘徊在克拉考猶太人區……開著猶太人的玩笑”的人，他批評說，《辛德勒名單》是“一部好的娛樂片，但卻是20世紀最壞的經曆”。菲利蒲·高萊維奇在一份受尊敬的猶太人報紙《前進》上抱怨道：“有影響力的場麵永遠比人類曆史的真實性更有欺騙性——而納粹的暴力比起他們殺害的那些人的文明更使人震撼。”小說家霍華德·雅各布森善意地寫道：“公正地說，斯皮爾伯格在處理這些事上比你們所想的更為審慎。”但是《舒赫》的導演，克勞德·蘭茲曼，全然鄙視這部影片。他沒有像斯泰納那麼過分，他認為把一場大屠殺改編成一部影片這件事將使斯皮爾伯格的項目失去可信度，也使每個與此事有聯係的人也失去了可信度。
但是公眾並沒有被這些評論影響。到1995年3月，《辛德勒名單》在國內市場就贏得了令人滿意的效果，贏利4590萬美元，奧斯卡獎也給了這部影片一個額外的推動力，在11項提名中，它就占了7項。尼森和菲納斯未能獲得最佳男主角和最佳男配角的大獎，服裝設計、化妝和音響也未獲成功。但是它贏得了最佳藝術指導和最佳剪輯獎，最佳作曲獎，最佳攝影和最佳劇本獎。而最重要的兩項大獎為：最佳影片和最佳導演獎。終於，斯皮爾伯格攀上了他事業的頂峰，手握著奧斯卡金獎，站在施萊恩大廳的領獎台上。
《辛德勒名單》作為一部電影片它好在哪兒呢？事後聰明的人們看出，斯皮爾伯格在商業化好萊塢的“大陸上”，總是或者至少有一部分是不可避免地遭受了藝術方麵的失敗。而這部影片最好的地方就是那些緊張、幽默與悲搶。尼森、菲納斯和金斯利使影片放射出了火花，而這種火花正是斯皮爾伯格在告訴我們，他的影片完全可以脫離好演員。但是，這些最有效果的場麵，卻沒能讓他把這些猶太人以及他們的曆史表現得更為深刻的願望如願以償。在影片的末尾，當那些被辛德勒救出的人們送他去流亡時，這位商人突然因沒能通過變賣汽車、戒指等，救出更多的人而進發出一種深切的懊悔，就像克拉克·蓋博在《舊金山》結尾時悲傷地向上帝仟悔自己錯了一樣。好萊塢的英雄們是從不哀怨的。“可以使我成為世界上最棒的人，”約翰·韋恩曾經對一位導演說：“或者最差的人，但是，決不能讓我成為廉價的人。”
無論斯皮爾伯格多麼想把他的主角推到一個顯著的位置上，他的影片仍然基本屬於兩個站在道德對立麵的男人最終一個被迫毀掉了另一個的“夥伴影片”。由於斯皮爾伯格對“重大時刻”和“傑出表現”有特殊偏愛，所以他對影片中大屠殺的展示無疑會讓人產生懷疑。正像波林·基爾評論吉羅·潘泰科韋1968年拍的一部表明資本主義思想和馬克思主義思想同時作用於加勒比海奴隸起義的影片奎美達時說的那句話：“任何把曆史拍成影片去娛樂的企圖都將給自己種下毀滅的種子。當你把一個決定性的曆史事件人格化時，你不是去挖掘它的實質而隻是自然地表現它，使領導似乎成了曆史最重要的因素。這種方法是對曆史的一種違背。這個理論就像是一部隻有英雄冒險家參加的情節劇。”
丹尼爾·海曼在承認《辛德勒名單》是“一部製作精良，拍攝技藝卓絕的天才之作”的同時，他還抱怨“斯皮爾伯格讓我們‘誤入歧途’，當我們看到煙時，它不是焚屍爐，而是一列火車；當我們看到淋浴時，它放出來的不是煤氣而是水。我們看到的所有屍體，我們都不認識，而所有我們認識的那些人都獲救了。然而曆史並非如此。”
斯 皮 爾 伯 格 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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