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舊體育與建設人民的新體育
一、對舊體育人員的團結教育
1.對舊體育人員的團結教育
還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毛澤東就曾嚴肅地告誡全黨：對於知識分子的正確的政策，是革命勝利的重要條件之一。（《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581頁）。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平津前線司令部1948年12月22日的布告中，更是清楚地這樣寫道：學校教職員，文化教育衛生機關，及其他社會公益機關共職的人員，均望照常供職，本軍一律保護，不受侵犯。（《中國人民解放軍平津司令部布告》）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指出：對知識分子，要辦各種訓練班，辦軍政大學、革命大學，要使用他們，同時對他們進行教育和改造。毛澤東說：有些知識分子老了，七十幾歲了，隻要他們擁護黨和人民政府，就把他們養起來。（毛澤東：《不要四麵出擊》，《毛澤東選集》第五卷）
依據中央的精神，對爭取原國統區體育人員問題，團中央和體總提出要組織現有體育工作人員的政治學習和體育研究，以便樹立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和優良的新作風，不斷的改進再改進，創造再創造（馮文彬：《新民主主義的國民體育》，《新體育》1950年第1期，第9頁）。為了達到這一目的，政府有計劃地舉辦了各種學習會，以幫助體育人員，掌握為人民服務的新知識。1951年7月，中華全國體育總會籌備委員會在北京清華園舉辦了新中國的第一期全國體育工作者署期學習會，包括體總全體籌委、各地分會或分籌會秘書等共208名學員參加了學習，分別來自全國的23個省、15個市以及旅大區(除雲南、貴州、西康、西藏、台灣外)。學習內容除體育專業業務外，大課報告主要有形勢和任務，開展國民體育的問題，怎樣開展工廠、學校、部隊的體育，以及蘇聯體育的介紹等。學習會受到了政府領導的高度重視。學習會期間體育總會籌委會主任馮文彬，代理秘書長廖承誌，教育部長馬敘倫，副部長韋愨，衛生部長李德全等分別作了重要指示和講話。通過為期兩周的學習和討論，大家在新民主主義國民體育的方針與任務上獲得了一致的認識：即體育應該為勞動服務，為生產國防服務，為國民的健康服務；在國際上我們是站在蘇聯與人民民主國家的一邊，學習他們的經驗與技術，學習他們熱愛祖國的工作精神；反對全盤西化的盲目崇拜歐美思想與封建的宗派集團思想；體育必須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與此同時，體總各地分會、分籌會，也與當地人民政府、青年團工作委員會及其他有關部門聯合舉辦了體育工作者署期學習會，組織工廠、部隊、農村等的體育幹部參加學習。經過學習，大家提高了對新體育的認識。
為了更好地團結和發揮原國統區體育人員的積極性，在各級體育組織中都吸收了一些舊體育人員。在中華全國體育總會籌備委員會中，原國統區的體育知名人士馬約翰、吳蘊瑞、徐英超等都擔任了籌委會副主任的職務。又如對董守義這位惟一留在大陸的國際奧委會委員，有人認為他反動，不可使用。周恩來總理明確指示，可請到北京一談（華智：《夙願——董守義傳》，人民體育出版社，1990年版）,充分表現了人民政府對知識分子的尊重和肯定。而在體總的各級體育組織中，擔任領導職務的原國統區體育人員就更多了。如原上海市立體育專科學校代理校長吳邦偉先生任上海市分籌會副主任，河北師院體育係主任羅愛華女士任天津市分籌會副主任，西北師院體育教授王耀東任西安市分籌會副主任等等。在這些地方體育組織中，大批來自原國統區的體育人員為新體育的建設發揮了不同的作用。
為了保證新體育的人民性，體育界結合三反運動（三反運動主要是在黨政機關工作人員中開展反對貪汙、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主要是反對貪汙)的運動。1951年11月東北局給中央的一個報告中，揭露出一些幹部嚴重貪汙、浪費的事實。中共中央隨即決定開展了三反運動。），展開了對體育工作中資產階級思想的批判。體育界認為，體育工作中的資產階級思想表現也是多方麵的，主要是忽視體育運動的群眾化。正如《新體育》社論中所指出的那樣：有些人仍然醉心於訓練少數球隊和選手；有些地方習慣單純舉行熱熱鬧鬧的曇花一現的運動會，滿足於參加運動會的人多，有幾個工農運動員參加，對於各基層單位廣大群眾經常的體育運動的發展和鞏固則很少注意，不肯深入地想辦法去發動、組織和指導群眾；也有些人對提倡籃球、田徑等近代體育形式不遺餘力，但卻不願發展群眾熟悉而易於接受與推廣的多樣化的民間體育，甚至加以輕視。資產階級思想的又一表現是忽視政治思想教育。《新體育》社論中說：體育不僅鍛煉人民堅強的體格和體力，而且培養人民革命的意誌和性格。廣大群眾和運動員們參加體育運動鍛煉身體，提高運動技術必須建築在高度的政治思想覺悟基礎上，離開了政治思想教育的體育不可能培養任何革命的意誌和性格。政治思想教育不但不是體育工作中額外的附加的東西，而是貫穿在體育工作中不可缺少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