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心中的國服
What should National e be like?
編輯/白玉力
當人們對唐裝、中式裝這類提法耳熟能詳，對旗袍、中山裝所扮演華人形象的標誌符號也予以默認之後，近年來又悄然興起了“國服”的提法。不過，這個概念看似一目了然，其實卻很難給它下個定義。國服是什麼？有什麼意義？什麼樣的服裝能稱為國服？這個概念是指唐裝、中式裝，還是指的是中山裝、旗袍？不是，那它與唐裝、中式裝、旗袍、中山裝相比又有什麼不同？國服的形製是否要遵循“古為今用”或者“洋為中用”的格律？國服的提法與那些猶如唱戲一般身著秦服、漢服，在大街上遊行的年輕人的複興漢服之舉又有什麼“瓜葛”？這樣一種服裝具有什麼樣的特殊意義？如何在大眾的生活中推廣開來？這是一種的理想主義還是順應了時代的必然趨勢？
麵對如此之多的疑問，本刊特別邀請了北京服裝學院教授袁仄、東華大學教授包銘新，及中國民族博物館民族服飾研究設計中心主任韋榮慧三位服裝專家，從各自不同的視角來對國服進行剖析，以便讓國服這個概念及其意義更為清晰地呈現在大家麵前.
國服：一個不輕鬆的話題
（北京服裝學院教授袁仄）
隨著國家經濟的發展和國力的增強，關於服裝上的民族符號的話題越來越多地被提到了桌麵。
民族的服裝早被幾十年的革命衝擊得煙消雲散，很多民族民俗的符號都在“左”的帽子下劃為封建糟粕，我們很早就丟棄了服飾的傳統或曰文脈。直到那年（哪一年？）的APEC上海會議，我們才急急地尋找中國人的服飾傳統。那時，從上到下熱鬧過一陣“唐裝”，其實當時推出的所謂“唐裝”，其名不正，形也不美；既非傳統正裝，又似戲裝。不過媒體對“唐裝”的鼓吹，使“唐裝”倒也成了那一年的商機，賣得很火。但是，好景不長，很快即成了地攤貨。
近來，關於“漢服”的呼聲頗成氣候。曾有一批年輕人在一個漢服網上呼籲穿“漢裝”，並身體力行地穿著電視劇《大漢天子》式的衣裳遊走街頭。以後，武漢、山東，還有北大都有穿著漢服的消息，似乎服裝上的漢文化正悄然崛起……於是，前不久上海東華大學舉辦過關於“國服”的論壇，文化人開始就國服的定義、概念、內涵、外延，提出諸多的詮釋或者質疑，“國服”成了一個頗有爭議的學術命題。對傳統服飾文化重新進行審視和思考，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十分可喜的開端。
確實，革命至今，五千年的衣冠傳統到哪裏去了？今天的國人還有沒有民族符號的中國國服？記得好多次的中國文化節日或活動裏，往往是外國客人穿著中式服裝喜氣洋洋地出席中國的活動；反之，中國主人們的著裝，除了西服就是裸肩西式禮服，東西文化的交流與認同在那個場合裏顯得那麼的“順利”與悖論。難怪在一次民委的座談會上，一位民族幹部談到保護、挽救少數民族服飾時歎道：“現在的少數民族都‘漢化’了！”有與會者聽到後問，這怎麼說？回答：“都穿西裝了。”全場愕然！“西裝”已是漢化的標誌？！這不禁讓人記起清末一位叫樊山的老人說的“你穿洋裝，我也穿洋裝”的黑色幽默，此言似乎同樣道出“漢已非漢”的憂慮。
“國服”的概念本應屬於國家的禮儀服製下的服飾，屬於在階級社會裏區別等級貴賤的禮儀服裝。中國曆代統治者都把服飾納入維護宗法社會製度的禮法規範之中。從周公始，就把商代已經存在的服飾等級的差別加以製度化，使之係統和健全，借此維護以血緣家族為基礎的封建等級製度。在中華曆史中，改朝換代亦稱為“改元易服”。易服是朝代更迭的重要符號之一。中國的每個朝代都頒布服製，曆代《輿服誌》、《禮儀誌》的纂修，便是各朝代服製的記載。上個世紀初建立的中華民國，是中國曆史上最後一個頒布服製的政權。1912年（民國元年）10月，北京的民國政府頒發了正式的服飾法令，即《服製》。該法令對民國男女正式禮服的樣式、顏色、用料，做出了具體的規定。當民國的文武官員換上新裝，其本身就意味著頂戴花翎的滿清帝國的終結（這句話沒用）。
隨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曆史上唯一沒有製定服製的政權。不過，政治的力量或領袖的權威所欽定的服裝無形地確立了新的服製，被西方稱之為“毛裝”的中山裝是以後許多年新中國的國家禮儀服裝。改革開放以後，領導人的衣著行為使西裝又成為新時期約定俗成的禮服。所以，若要重提建立服製之類的事似乎並不容易；同樣，若把服裝冠於“國”字頭的事情來辦，亦往往需要紅頭文件的準入。
其實，我更願意將“國服”的提法作為是“唐裝”、“華服”或“漢服”的升級版命名，即一個寬泛意義上的中華文化符號的服飾，不是狹義的官方認定，而是一種官民認同、上下讚許、與時俱進、約定俗成的服飾形式。
名稱上的“唐裝”也好，“漢服”也罷，關鍵不僅僅是一個形式、一個符號，對“國服”的思考務必確立正確的理念和科學的史觀。
其一，必須看到，大凡提到的民族文化、傳統服飾，都是農耕文明形成的產物，其形式的形成是建立在農牧經濟的基礎之上的，是不同於工業文明產生的形式。農耕文明的文化形式和文化遺產是可以保存和發展的，但其中一部分的形式和內容將會被丟棄。一百多年前的康有為就說過：“今為機器之世，多機器則強，少機器則弱。辨發與機器不相容者也……然以數千年一統儒緩之中國裒衣博帶，長裙雅步而施之萬國競爭之世，亦猶佩玉鳴琚，以走趨救火也，誠非所宜矣！”這是曆史的必然。從農耕經濟步入工業經濟的西方國家同樣經曆過易服的陣痛，最終，繁縟的貴族禮服和曳地長裙不得不讓位於簡潔的西裝和短裙。顯而易見，機器生產無法容忍任何“裒衣博帶，長裙雅步”，不管是東方還是西方。試想一下，假如我們的社會也是自然步入工業社會的話，我們的先輩也同樣會改變原有的服飾形式，讓其適應工業文明。
其二，民族文化是曆史長河的積澱，是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結果。中華文化正是各個民族共同創造的，任何狹隘的民族主義的心態都是不合乎曆史發展觀的。所謂越過滿清的服飾形態，恢複大漢民族本原服裝的想法是幼稚的。從中國文化中演化出來、並融入西方審美意識與技術的旗袍，並不等於曆史上滿族、女真的服飾，而是中華民族共同的產物。其款其形為民國30、40年代的女性最愛，遂成國服，這裏既有政府的選擇，更有國民大眾的自然選擇。權力的權威和民眾的權威共同確立了民國時期的國服，成就了中國現代服裝曆史中最有特色的國服。所以，漢文化的曆史就是民族交融的集大成，其實漢民族的血脈裏也流淌著許多其他民族的血液，這也是曆史的史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