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奧斯勒爵士到耶魯去演講的幾個月前，他乘著一艘很大的海輪橫渡大西洋，看見船長站在舵房裏，按下一個按鈕，發出一陣機械運轉的聲音，船的幾個部分就立刻彼此隔絕開來——隔成幾個完全防水的隔艙。“你們每一個人，”奧斯勒爵士對那些耶魯的學生說，“組織都要比那艘大海輪精美得多，所要走的航程也更遠得多，我要勸各位的是，你們也要學著怎樣控製一切，而活在一個‘完全獨立的今天’裏麵，才是在航程中確保安全的最好方法。到舵房去，你會發現那些大的隔艙至少都可以使用；按下按鈕，注意聽你生活的每一個層麵，用鐵門把過去隔斷——隔斷已經死去的那些昨天；按下另一個按鈕，用鐵門把未來也隔斷——隔斷那些尚未誕生的明天。然後你就保險了——你有的是今天……切斷過去，讓已死的過去埋藏掉；切斷那些會把傻子引上死亡之路的昨天……明日的重擔，加上昨日的重擔，就會成為今日最大的障礙，要把未來像過去一樣緊緊地關在門外……未來就在於今天……沒有明天這個東西的。人類得到救贖的日子就是現在，精力的浪費和精神的苦悶，都會緊隨著一個為未來擔憂的人……那麼把船後的大隔艙都關斷吧，準備養成一個好習慣，生活在‘完全獨立的今天’裏。”
奧斯勒爵士是不是說我們應該為明天而下工夫準備呢？不是的，絕不是這樣。在那次演講裏，他就繼續說到，為明日準備的最好方法，就是要集中你所有的智慧，所有的熱誠，把今天的工作做得盡善盡美，這就是你能應付未來的唯一方法。
一定要為明天著想，不錯，要小心地考慮、計劃和準備，可是不要擔憂。
在戰時，軍事領袖必須為將來計劃，可是他們絕不能有任何焦慮。“我把我們最好裝備、供應給最好的人手，”指揮美國海軍的海軍上將厄耐斯特·金思說，“再交給他們似乎是最聰明的任務，我所能做的就是這些。”
“若是一條船沉了，”金恩上將繼續說道，“我不能把它撈起來。要是船再往下沉，我也擋不住。我把時間花在解決今天的問題上，要比為昨天的問題而後悔好得多了。何況我若為這些事情煩心的話，我不可能支持很久的。”
不論是在戰時或者是在平時，好想法壞想法之間的分別：好想法考慮到原因和結果，而產生很合邏輯的、很有建設性的計劃；而壞想法通常會導致一個人的緊張和精神崩潰。
亞瑟·蘇茲柏格，他是世界上最有名的《紐約時報》的發行人。蘇茲柏格先生說，當第二次大戰的戰火燒過歐洲的時候，他感受到非常吃驚，對未來非常擔憂，使得他幾乎無法入睡。他常常在半夜爬下床來，拿著畫布和顏料，望著鏡子，想畫一張自畫像。他對繪畫一無所知，可是他還是畫著，好讓自己不再擔心。蘇茲柏格先生告訴我，“隻要一步就好了。”
大概就在這個時候，有個當兵的年輕人同樣地學到了這一課。
他的名字叫泰德·班哲明諾，住在馬裏蘭州的巴鐵摩爾城，他曾經憂慮得幾乎完全喪失了鬥誌。
“在1945年的4月，”泰德·班哲明諾寫道，“我憂愁得患了一種醫生稱之為結腸痙攣的病，這種病使人極為痛苦，若是戰事不在那時候結束的話，我想我整個人都會垮了。
“我當時整個人筋疲力盡。我在第九十四步兵師，擔任士官的職務，工作是建立和維持一份在個戰中死傷和失蹤者的記錄，還要幫忙發掘那些在戰事激烈的時候被打死的、被草草掩埋在墳墓裏的士兵。我得收集那些人的私人物品，要確切地把那些東西送回到重視這些私人物品的家人或近親手裏。我一直在擔心，怕我們會造成那些讓人很窘的或者是很嚴重的錯誤，我擔心我是不是能撐得過這些事，我擔心是不是不能活著回去把我的獨生子——一個我從來沒有見過的十六個月的兒子抱在懷裏。我既擔心又疲勞，瘦了三十四磅，而且擔憂得幾乎發瘋。我眼看著自己的兩隻手剩下皮包骨。我一想到自己瘦弱不堪地回答就害怕，我崩潰了，哭得像個孩子，我渾身發抖……有一段時間，也就是行軍最後大反攻開始不久，我常常哭泣，使得我放棄還能再成為一個正常人的希望。
“最後我住進了醫院。一位軍醫給了我一些忠告，整個改變了我的生活。在為我做完一次徹底的全身檢查之後，他告訴我，我的問題純粹是精神上的。‘泰德，’他說，‘我希望你把你的生活想像成為一個沙漏，你知道在沙漏的上一半，有成千上萬粒的沙子，它們都慢慢地很平均地流過中間那條細縫。除了弄壞沙漏，你跟我都沒有辦法讓兩粒以上的沙子同時通過那條窄縫。你我和每一個人，都像這個沙漏。每一天早上開始的時候，有成百上千件的工作，讓我們覺得我們一定得在那一天裏完成。可是如果我們不一次做一件，讓它們慢慢平均地通過這一天，像沙粒通過沙漏的窄縫一樣，那我們就一定會損害到我們自己的身體或精神了。’
“從值得紀念的那一天起，當軍醫把這段話告訴我之後，我就一直奉行著這種哲學。‘一次隻做一件事’這個忠告，戰時在身心兩方麵都救了我。目前對我在手藝印刷公司的公共關係及廣告部中的工件，也有莫大的幫助。我發現在生意場上，也有像在戰場上的同樣問題，一次要做完好幾件事情——但卻沒有多少時間可利用。我們的材料不夠了，我們有新的表格要處理，還要安排新的資料，地址的變動，分公司的增開和關閉等等。我不會再緊張不安，因為我記得那個軍醫告訴我的話：‘一次隻流過一粒沙子，一次隻做一件工作。’我一再對自己重複地念著這兩句話。我的工作比以前更有效率，做起來也不會再有那種在戰場上幾乎使我崩潰的、迷惑和混亂的感覺。”
目前的生活方式中，最可怕的一件事就是，我們的醫院裏大概有一半以上的床位，都是保留給神經或者精神上有問題的人。他們都是被累積起來的昨天和令人擔心的明天所加起來的重擔所壓垮的病人，而那些病人中，大多數隻要能奉行耶酥的這句話“不要為明天憂慮”，或者是威廉·奧斯勒爵士的這句話“生活在一個完全獨立的今天裏”，今天就都能走在街上，過著快樂而有趣的生活。
你和我，在目前這一刹那，都站在兩個永恒交彙之點——已經永遠永遠地過去，以及延伸到無窮盡的未來，我們都不可能活在這兩個永恒之中，甚至連一秒鍾也不行。若想那樣做的話，我們就會毀了自己的身體和精神，所以，我們就以能活在這一刻而感到滿足吧。從現在一直到我們上床，“不論擔子有多重，每個人都能支持到今晚的來臨，”羅勃·史蒂文生寫道，“不論工作有多苦，每個人都能做他那一天的工作，每一個人都能很甜美、很有耐心、很可愛和很純潔地活到太陽下山，而這就是生命的真諦。”
你猜下麵這幾行詩是誰寫的：這個人很快樂，也隻有他能快樂，因為他能把今天稱之為自己的一天。他在今天裏能感到安全，能夠說：“不管明天會怎麼糟，我已經過了今天。”
這幾句話聽起來很現代，可是卻是在基督降生的三十年前所定的，作者是古羅馬詩人何瑞斯。
人生上最可憐的一件事就是，我們所有的人，都拖延著不去生活，我們都夢想著天邊的的一座奇妙的玫瑰園，而不去欣賞今天開放在我們窗口的玫瑰。
我們為什麼會變成這種傻子——這種可憐的傻子呢？
“我們生命的小小曆程是多麼奇怪啊，”史蒂芬·李高克寫道，“小孩子說：‘等我是個大孩子的時候。’可是又怎麼樣呢？大孩子說：‘等我長大成人之後。’然而等他長大成人了，他又說：‘等我結婚之後。’可是結了婚，又能怎麼樣呢？他們的想法變成了‘等到我退休之後’。然而，等到退休之後，他回頭看看他所經曆過的一切，似乎有一陣冷風吹過來。不知怎麼的，他把所有的都錯過了，而一切又一去不再回頭。我們總是無法及早學會：生命就在生活裏，就在每一天和每一刻裏。”
底特律城已故的愛德華·依文斯，在學會“生命就在生活裏，就在每一天和每一個時刻裏”之前，幾乎因為憂慮而自殺。愛德華·依文斯生長在一個貧苦的家庭，起先靠賣報來賺錢，然後在一家雜貨店當店員。後來，家裏有七口人要靠他吃飯，他就謀到一個當助理圖書管理員的職位，薪水很少，他卻不敢辭職。
八年之後，他才鼓起勇氣開始他自己的事業。可是一旦開始之後，就用借來的五十五塊錢，發展成一個大的事業，一年賺兩萬美金。然後，厄運降臨了——很可怕的厄運：他替一個朋友背負一張麵額很大的支票，而那位朋友破產了。很快地，在這場災禍之後又來了另外一次大災禍，那家存著他全部財產的大銀行垮了，他不但損失了所有的錢，還負債一萬六千元。他精神受不住這樣的打擊，“我吃不下，睡不著，”他訴說著，“我開始生起奇怪的病來。沒有別的原因，隻是因為擔憂。
有一天，我走在路上的時候，昏倒在路邊，以後就再不能走路了。他們讓我躺在床上都受不了，我的身體愈來愈弱，最後醫生告訴我，我隻有兩個禮拜好活了。我大吃一驚，寫好我的遺囑，然後躺在床上等死。掙紮或是擔憂都沒有用了，我放棄了，也放鬆下來，閉目休息，連續好幾個禮拜，我幾乎沒有辦法睡兩個小時以上。可是這時候，因為一切困難很快就將結束，我反而睡得像個孩子似的安穩。那些令人疲倦的憂慮漸漸消失了，我的胃口恢複了，體重也開始增加。
“幾個禮拜之後，我就能撐著拐杖走路。六個禮拜以後，我又能回去工作了。我以前一年曾賺過兩萬塊錢，可是現在能找到一個禮拜三十塊錢的工作，就已經很高興了。我的工作是推銷用船運送汽車時放在輪子後麵的擋板。這時我已學會不再憂慮，不再為過去發生的事情後悔，也不再擔心將來。我把所有的時間、精力和熱誠，都放在推銷擋板上。”
愛德華·依文斯的進展非常快，不到幾年，他已是依文斯工業公司的董事長。多年來，這個公司一直是紐約股票市場交易所的一家公司。如果你乘飛機到格陵蘭去，很可能降落在依文斯機場——這是為了紀念他而命名的飛機場。可是，如果他沒有學會“生活在完全獨立的今天裏”的話，愛德華·依文斯絕不可能獲得這樣的成功。
你大概記得白雪皇後所說的：“這裏的規矩是，明天可以吃果醬，昨天可以吃果醬，但今天不準吃果醬。”我們大多數人也是這樣——為昨天的果醬發愁，為明天的果醬發愁，卻不會把今天的果醬厚厚地塗在我們現在吃的麵包上。
就連那位偉大的法國哲學家蒙坦，也犯過同樣的錯誤。“我的生活中，”他說，“曾充滿可怕的不幸，而那些不幸大部分都是從來沒有發生過的。我的生活，和你的生活，也都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