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建國以來這幾十年的曆程中，政治思想和物質生產曾交替擔當過興國、強國的“中心”角色，何曾有過讓科技和教育來“擔綱”的時候?傳統思想認為科技和教育不過是兩種精神力量而已。說得直白一點，“教育能當飯吃嗎?”“科學能當飯吃嗎?”我國在計劃體製下，在國家、地方以及各行各業的決策、計劃、管理過程中，教育和科技應當放在一個什麼位置上，那時已經形成定勢。諸如教育經費、科技經費在中央和地方政府財政預算中的比例，給科技事業的貸款在銀行、金融係統中的位置和規模，科技人員、教師的工資待遇，科技、教育在各類計劃中的地位和作用，發展工礦企業與學校、科研院所的優先順序和支持力度，等等，事實上是幾十年一貫製。
如今這種關係幾乎要顛倒過來，科學技術成了第一生產力，把科技和教育提高到“興國支柱”的地位，因此在國家、地方、各行各業的決策、計劃、管理中發生的種種變化，無疑於一場革命，包括觀念上的革命和實踐過程中的種種變革。
所謂觀念上的革命，包括對這樣一些道理的深刻理解：知識就是力量；人力資源是最寶貴的資源；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科技人才的數量和質量決定了科技發展，進而也製約經濟發展的速度和效率；國民文化素質的高低是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表征之一；教育是國家富強、社會興旺的基礎事業；經濟增長方式要從依靠物質資料、勞動力數量投入轉變到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的軌道上來。
觀念上的革命越是深刻和徹底，實踐過程中的變革也就深刻和徹底。
當然，這絕對不是說精神萬能，隻是表明觀念革命對實踐變革的指導作用。同時也應當考慮到實際運行過程的種種複雜性。
例如發展科技和教育都需要加大資金投入。就我國現階段的國情和科技、教育事業的特點來看，近期內政府投入都應該起著主導作用。盡管近年來中央和地方政府也千方百計地增加對科技和教育的投入，但與預期目標還有相當距離。這就是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在實際運作過程中所遇到的困難之一。
我們不妨來一個換位思維，模擬一下政府主管部門製定財政預算的操作：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要加大投入力度；交通、能源是國民經濟的瓶頸，也應加大投入力度；製造業是經濟的支柱，要增加投入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教育是培養人才的千秋基業，更要大幅度增加投入；計劃生育和環境保護都是基本國策，至少要保證經費有一定比例的增幅，等等。然而政府財政的經常性收入雖有增長，卻難以滿足方方麵麵需要增加投入的要求。更何況還要償還國內外債務，應付防災治害的不時之需。決策者確有“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苦衷。最能形象地表達這種難度的是“蛋糕模型”：國民收入分配猶如切一盤蛋糕，當蛋糕大小一定時，這塊切多了，勢必另一塊就要切少些，如果農業、製造業、交通業、能源、科技、教育都要求給自己這塊蛋糕切多點，要麼是畫餅充饑，要麼是寅吃卯糧。
如何解這道難題呢?最簡單的辦法就是把蛋糕做大。但問題是當我們在切蛋糕時，蛋糕的大小是一定的，如何切呢?這就要考驗你是否真弄明白了“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科教興國”這些道理。因為每一塊“蛋糕”的數量和質量，在很大程度上都取決於做這塊“蛋糕”的人和做“蛋糕”的方法，因而都取決於人才和科技成果的應用，取決於教育和科技。從這個意義上講，科技投入和教育投入的增長幅度要高於其他行業。
當然，從投入來源來看，企業也是很重要的來源。以科技投入而論，目前我國國有大中型工業企業的科技投入在全國科技投入中所占的比例，與其地位極不相稱。而企業恰恰是科技成果的受益方。困難在於，在我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國有企業重視科技開發的市場需求動力還不足。同時也要指出，有相當一部分企業的主管對於技術市場、技術開發、技術創新、風險意識、風險資金這一套東西還比較陌生或不夠熟悉，未能用好有限的人力資源和財力資源。解決這類問題，除了加快體製、機製的改革之外，提高企業家的科技意識也是迫在眉睫。
優先發展科技和教育，還不隻是增加投入的問題，本身也有個體製改革和機製改革問題。但是，當一個國家的教育實力和科技實力還處於比較低的水平時，國家要集中有限資源，使教育和科技先行一步，然後才有經濟繁榮，才有持續增長的收獲。我們目前處在國家資源極其有限，必需選擇優先目標，這樣一個十分關鍵而又十分困難的時期，隻有成功地跨越了這個時期，科技、教育對經濟、社會的巨大推動作用才會展示得相當明顯。
所以說，國興科教，然後有科教興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