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兼聽取代偏信
一個人的能力總是有限的，用一位偉人的話說，世界上隻有十分狂妄的人，或者愚蠢的人，才會真地認為自己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要成功就要善於傾聽別人的意見。聽是接受的前提，各種意見都要聽。如果閉目塞聽，諱疾忌醫，這就離危險不遠了。“兼聽則明，偏聽則暗”，這是唐朝名臣魏征的名言。王符《潛夫論》也說過：“國家所以能得到大治，在於君主的賢明；國家所以發生大亂，在於君主的昏庸。君主所以會賢明，國泰民安，在於兼聽；君主之所以會昏庸，致使國家大亂，在於偏信。所以說，開明的君王一定是廣開言路，采納多方麵的意見，這樣他就會更加聰明。君王如果是偏聽偏信，就會越加愚昧了。”封建君主治理國家，日理萬機，隻有上下君臣之間相互溝通，才能聽到各種意見，集思廣益，兼聽政治得失，製定改善措施。
兼聽，即聽取各方麵的意見，貴在能納諫；納諫貴在能廣開言路。《晉書》卷三記載了這樣一件事。晉武帝司馬炎在與右將軍皇甫陶討論問題時，皇甫陶卻與武帝發生了爭執。散騎常侍鄭徽上書武帝請求對皇甫陶治罪，司馬炎說：“正直忠誠的言論，正是我所希望聽到的。作為君主，我認為阿諛諂媚之人是國家的禍患，難道臣子與我爭論問題就想給他治罪嗎?鄭徽越職亂奏，難道是我的良臣嗎?”於是，立即罷免了鄭徽。然而，晉武帝從總體上說皇帝幹得不怎麼樣，納諫並非一向如此，善始善終。
唐太宗貞觀時期，李世民為鞏固政權，經常采取“求諫”的姿態，以廣開言路，樹立“直諫”、“忠諫”的風氣。對於敢於犯顏直諫的魏征評價極高：“魏征常常犯顏直諫，不許我做件錯事，這正是我所以很尊重他的原因。”
唐朝建國初期，由於曆經了多年的戰亂，加上天災，國庫空虛，民眾困苦不堪；邊防不能安寧，使初建的政權很不鞏固。李世民害怕重蹈隋朝的覆轍，而日夜焦慮不安。他從魏征的“兼聽則明，偏聽則暗”得到啟發，廣開言路，聽取各種意見，集思廣益，采取了進步開明的政策，終於在中國曆史上出現“貞觀之治”的空前盛況。史載：一鬥米隻值四五串錢，夜不閉門不會被盜；良馬遍野皆是；遠門旅行，也不用帶幹糧。人民得到休養生息，鄰邦異族前來歸降者達二十多萬。有人評價說：貞觀之治，是兼聽的結果。古人雲：“君明臣直”。在唐太宗時代群臣敢於進諫，批評朝政得失，這是由於唐太宗本人英明善於納諫的緣故。李世民善於兼聽，集思廣益，又鑒於隋煬帝敗亡的曆史教訓。隋煬帝為人剛愎自用，生性多疑。自恃聰明英勇，不把別人放在眼裏，以至於不施仁政，臣子與君王之間人情冷漠，不能相互協助。國內日益動亂而君王不能得知。最後，隋煬帝落了個國破家亡的慘局。據《隋書》記載：隋煬帝一向憎惡群臣進諫批評自己，說過：“有批評我的當時不誅殺，最終也不會讓他安身。”大臣蘇威想進諫又不敢，直到中午才獻上古文尚書。隋煬帝說：“你是在嘲笑我!”立即予以除名。肖禹諫阻討伐邁國，被貶為郡守；董純諫阻出遊江都，被賜死。於是，大臣屏息，人人自危緘口不言。隋煬帝直至喪國亡身還不悔悟。魏征進諫以隋代為戒，說隋帝不想天下的治安，不想國家的長久嗎?隋帝隻恃國家富強，不考慮後患，驅天下以縱其欲，一意孤行，為所欲為，遂以天子之尊，終於死於人民之手。這足為後代為政者的警戒。
兼聽，貴在從眾多意見中，善於采納最佳的方案。以此來判別是非曲直，切忌主觀臆斷。無數史實證明，有的君王兼聽而有所獲，有的兼聽而有所失；有的獨斷而有所成，有的獨斷而有所失敗。這裏就要看進諫者的品德和才能。兼聽君子的諫言就會有所成就，而兼聽小人的意見則會導致敗亡。這裏還存在著君主本人的品德修養問題，俗語說：“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君主對自己任用的臣子要能知彼，隻有了解臣下，才能從他們的諫言中吸取合理的部分，以供自己治國的參考。沒有這樣兼聽與納諫的精神，是不會治理好一個國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