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文學
台灣文學的基本性質
自古以來，台灣就是中國的神聖領土。在這塊土地上孕育的文學即台灣文學，自然是中國文學的組成部分，它對中國文學的延續和發展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
作為中國文學的一支，台灣文學從某種意義上說可以算是區域文學，是中國文學的局部。它與整個中國文學有著密不可分的血脈聯係，是構築中華民族文學這一整體的有機部分。雖然由於自然、社會等層麵的阻隔，以及台灣在曆史際遇、政治境遇和意識形態上的特殊，使得台灣文學呈現出較大陸文學不同的內涵和形態，然而這並不妨礙台灣文學的基本性質。
我們今天所謂的“台灣文學”這個概念應該是有時限性的，其時限性是指從台灣被割讓、淪為日本殖民地後開始，直到今天處於與大陸相異的社會製度——資本主義製度下的異質的文學。日據之前的台灣文學根本就不必要獨列出來，因為那時台灣的古代文學講的就是大陸的古代文學，即使是今天，台灣所講的古典文學仍然是《詩經》、《楚辭》、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西遊記》、《水滸傳》、《三國演義》、《儒林外史》、《紅樓夢》等等。如果將來台灣與大陸的社會製度和意識形態走向一致，那時台灣文學又將融入“中國文學”的大一統中。台灣文學就像一條蜿蜒流淌的大河在遇到沙洲阻擋時分出一股極小的水流，在繞過沙洲之後，又將彙入主河道。所以當台灣同大陸的文學性質相一致時，“台灣文學”這一概念將成為“過去時”而不是“現在時”，我們研究它時也是作為曆史上曾出現過的一股文學支流來研究。台灣新文學史家陳少廷在他的《台灣新文學運動簡史》一書的第七章《台灣新文學運動的曆史意義》中就這樣論述道：“很明顯的，台灣新文學運動因台灣光複，重歸祖國懷抱而永遠結束了。台灣新文學本就源自中國的文學，台灣回歸祖國，自然就再沒有‘台灣文學’可言了。”（參見古繼堂：《台灣新文學理論批評史》，春風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
無論是從哪一個角度來看，台灣文學的中國屬性都是確定無疑的。
從地緣上講：在遠古時代，台灣位於東海的大陸架上，本與大陸連為一體。大約在兩億二千萬年前，由於地殼運動，海中隆起一座島嶼，那便是台灣。那時華中、華南地區還是一片汪洋，隨著時間的推移，至中生代時，華中、華南形成了大陸，台灣從地脈上與大陸相連。在冰河期又數度與華南相接，其間有大批華南動物和以采集狩獵為生的古人類，經長途跋涉源源不斷地來到這裏。近年來，台灣考古學家在台南縣左鎮發現的“左鎮人”古人類化石，與北京周口店的“山頂洞人”同屬三萬年前舊石器時代後期的古人類，有專家推測他們就是由大陸遷徙到台灣的。台灣考古發現的石器、骨器、陶器等，也與大陸各地發掘出的古遺物相似，其中一些已鑒定確認是從我國大陸華南地區傳去的。凡此種種皆說明台灣自古就與大陸血脈相連，淵源深遠。
從人種血統上看：從一萬多年前，台灣最後一次斷離大陸成為島嶼開始，一直到漢人大量移民台灣為止，居住在台灣島的人種，無論是我們目前發現的最早的舊石器時代的長濱人和左鎮人，還是新石器時代的山地土著種族或平地土著種族，追根溯源，大多是從大陸移居過去的，屬於中國南部大陸的古越族。所以就台灣人來說，隻有先來後到之別，而無主賓之分，因為它從一開始就是一個移民地區。
從曆史上講，關於台灣的記載最早見諸文字的是《三國誌。吳誌》：“黃龍二年（230年），（吳）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即台灣）……”此後中國曆代統治者都派使者或武將撫慰或征討台灣。台灣與大陸一直保持著密切的往來，基本上是中國的附屬，隻是未正式列入中國版圖而已。公元1297年，宋把澎湖列島劃入中國版圖，並派兵駐紮。從宋元開始，隨著福建開發日臻完成，商品經濟不斷發展，特別是泉州港興起後，海外貿易興盛，沿海居民東流台灣有了更為便利的條件。當時國內統治暴虐，戰火紛飛，動亂連連，大批老百姓移民台灣定居。明朝萬曆年間，公文上正式使用“台灣”之名。1661年，鄭成功趕走台灣的荷蘭殖民者，在那裏墾荒，開辟了一個反清複明的基地，對台灣的建設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1683年，清政府進軍澎湖，增設台灣府，隸屬福建省。1895年台灣正式建省。但1895年，中國在甲午海戰中失利，一紙《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給日本，從此台灣淪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1945年，中國抗戰勝利，日本投降，根據《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日本所竊取之中國領土例如滿洲、台灣、澎湖列島，歸還中國”的規定，台灣才擺脫日本殖民統治重歸祖國。所有這些文獻和曆史記錄，無一不證明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從文學本身來看：台灣文學有兩個淵源，一為中華民族曆史悠久的文化傳統，一為“五四”新文化運動思潮。明朝遺老沈光文被認為是台灣第一位詩人，他不願做清朝的順民，1662年飄泊至台灣，受到鄭成功的禮遇。他組織了台灣第一個詩社“東吟詩社”。台灣第一位散文家是鬱永和，他的傳世之作是《稗海紀遊》。台灣第一本寫實小說是《台灣外紀》。而台灣的新文學則是在大陸“五四”新文學運動的直接影響下產生的。台灣評論家林曙光在評述台灣新文學時說：“本質上它始終追求著五四以來的新文學傾向，也可以說，它是發源於中國新文學運動的主流的一個光榮傳統與燦爛曆史的支流。”（《台灣的作家》，載《文藝春秋》第七卷第四期。）由此說來，台灣文學與中國文學是血肉相連、息息相關的。從文學的載體語言文字上說，台灣方言就是由大陸入台的移民攜帶而去的閩南話和客家話。台灣的文字是漢字，文學作品使用的語言是漢語——文言文或白話文。總之，台灣作家和大陸作家同文同種，同是描寫中國人民包括台灣人民的生活和鬥爭，同是表現中華民族的民族思想和民族精神，台灣文學當然是中國文學。
台灣與中國文學的淵源關係不僅是大陸學者的共識，也是海峽彼岸作家和學者的共識。台灣著名文學評論家葉石濤從台灣曆史發展演變的事實，根據考古資料，自遠及近地進行研究論證指出，不論是在地緣、血緣還是在親緣、史緣關係上，台灣都是中國的一部分，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部分。他在《論台灣文學應走的方向》一文中寫道：“擁有幾達六十年曆史的台灣文學，一直屬於中國文學的一部分，從來沒有脫離過民族文學的立場，所有台灣作家都因台灣文學是構成中國文學的一個重要環節而覺得驕傲自負。我們在台灣文學裏看到的是中國文學不滅的延續。“（葉石濤：《論台灣文學應走的方向》，《中國論壇》，1981年第5期。）台灣另一著名作家陳映真則更為明白清楚地指出：”台灣新文學，受影響於和中國五四啟蒙運動有密切關聯的白話文學運動，並且在整個發展過程中，和中國反帝、反封建的文學運動有著密切的關聯，也是以中國為民族歸屬取向的政治、文化、社會運動之一環。“
台灣文學的特點
台灣是個以漢族移民為主發展起來、並受過多種不同文化影響和衝擊的社會。在特殊的曆史背景和複雜的文化背景下，台灣文學具有某些與大陸文學稍異的個性，顯出其鮮明的民族性，突出的地域性和強烈的兼蓄性等特點。
（一）鮮明的民族性。中國文學自《詩經》、《楚辭》開始至”五四“、三十年代乃至當代文學，都具有強烈的現實主義、愛國主義、人道主義精神的文學傳統，這就是真實地反映時代現實生活，同情人民疾苦，針砭社會時弊，反對外來侵略，表現和歌頌愛國主義思想與民族感情。台灣文學作為中國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也繼承了其文化和文學的優秀傳統，滲透著強烈的民族精神，擁有鮮明的民族風格。大陸文學更突出的是愛國主義精神，而台灣文學更突出民族主義精神、獨立意識和反抗意識。這是因為從明朝開始，台灣就不斷受到異族殖民主義的侵略，生活在這個島上的台灣人民向往獨立自主的生活。他們心向祖國，與異族侵略者進行著不屈不撓的英勇鬥爭。尤其是在日本長達半個世紀之久的全方位殖民統治之下，政治上的高壓威逼，經濟上的殘酷榨取，文化上的強行同化，從反麵激發了台灣人民民族意識的覺醒和對民族文化的自衛。在民族鬥爭和文化鬥爭背景下，台灣新文學繼承了”五四“新文學反帝反封建的鬥爭精神，高揚文學的現實主義旗幟，表現台灣人民備受殖民主義者欺淩和封建壓迫剝削的痛苦，以及他們自強不息、百折不撓的抗爭精神，這些無不奠定了台灣新文學的民族意識和愛國主義的精神傳統。由於民族的血緣關係使長期孤懸海外與祖國分離的台灣人民對故土產生深深的懷念之情，因而在文學作品中流露出濃濃的”鄉愁“。這”鄉愁“即是個人的，也是民族的，更是曆史的。而當曆史處於異族侵略，民族分裂的年代，它往往表現為”孤兒“兼”棄兒“的尷尬心境，因而表現出強烈的”孤兒意識“。
（二）突出的地域性。我們所指的地域性既指台灣文學濃鬱的鄉土色彩，又指傳統文化在這兒經曆的本土化過程。台灣是一個島嶼，山林茂密，高山矗立，河流湍急，土地肥沃，居住著漢族、平埔族、山地族等多種民族。獨特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氣候環境形成獨特的島情風俗。台灣島上漁民很多，鄉土小說家王拓的創作就經常以小漁村的生活為題材，還有島民生活中的”薯“和”笠“亦成為日常生活的一大特色。台灣文學的地域色彩不僅表現在自然風俗的民族習俗的描寫中，同時也表現在人物的語言、思想、個性、氣質、性格的描寫之中。另外，台灣經曆了從移民社會向定居社會的發展，定居社會的形成，使原來移民攜帶過來的中原文化在台灣的播遷中開始本土化，形成其與母體文化不盡相同的地域屬性。台灣著名評論家葉石濤在《論台灣文學應走的方向》一文中指出：台灣雖然保持著我國的民族傳統，但外來的文化，也在建築、村落、語言、音樂、宗教、風俗等方麵留下了它的痕跡，這些特殊的曆史和自然環境，都使台灣文學具有獨特的地域色彩。
（三）強烈的兼蓄性。台灣文學兼容並蓄了包括中國文學、日本文學、歐洲批判現實主義文學和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等多種風格特點。”五四“以後台灣文學主要受大陸文學的影響，從大陸文學中不斷汲取營養，充實自身。台灣新文學不論是文學創作還是文學理論，都源於祖國大陸新文學。而衝出封建桎梏的”五四“新文學，向外界借鑒，用以療救中國社會瘤疾的文學武器主要還是十八世紀以來的浪漫主義、批判現實主義和蘇俄革命現實主義。台灣前輩作家通過母體文學，將西方文學特別是十九世紀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家，如俄國的托爾斯泰、法國的巴爾紮克、英國的狄更斯等當做自己的學習對象。日據時期，日本侵略者大肆推行”皇民化“運動，禁止說漢族、讀漢書、用漢文，強行使用日文。台灣相當一部分老中年作家多受過日本殖民教育，對日本文學非常熟悉，因而在創作中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吸收和運用日本文學的某些思想觀念和表現技巧。台灣光複以後的五十年代初期，台灣當局驚魂未定，政治危機感嚴重困擾著他們，他們切斷台灣與大陸文化思想上的聯係，加強對文藝的控製，文學青年隻有向西方文學尋求滋補。與此同時，西方現代思潮隨著美援的進入也大量湧入，形成一股強大的潮流，對台灣文學產生深遠的影響。在台灣文學中，中西文學表現藝術熔為一爐，許多作家在文學創作上都有中西合璧的風格特征。當代作家白先勇主張吸取歐美現代文學的精華，在創作中廣泛運用心理的、潛意識的、色彩的、音樂的、現代的、感覺的描寫，卻不脫離社會現實。而享有盛譽的鄉土文學作家陳映真、黃春明、王禎和等的小說，也不再滿足於用樸實、通俗的語言描寫具有鄉土氣息的生活，這些作家將現代派小說的表現手法和藝術技巧化為現實主義文學的營養，豐富了文學的表現形式。台灣文學突出的兼蓄性是與其社會曆史條件緊密地聯係著的。
日據時期的台灣文學
台灣文學的發展曆程，從台灣新文學運動開始算起至今，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從本世紀二十年代初台灣新文學的發生到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台灣回歸祖國是台灣文學的第一階段——現代文學階段，因其全程都在日據時期內，故又稱日據時期的台灣文學；以光複作為界碑往後為第二階段，稱當代台灣文學。
日據時期的台灣文學，又可以分為四個時期，即五四運動前後的孕育期；1923至1926年的搖籃期；1926至1937年的成熟期；1937至1945年的低潮期。
當代台灣文學大致可分為：光複到1949年國民黨遷台的過渡期；五十年代前期；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中期；六十年代後期至七十年代；八九十年代。
台灣文學的孕育期（五四運動前後）
台灣早在二十世紀以前，就有了詩歌。追溯其深長的曆史淵源，不僅可以上溯到十七世紀鄭成功建立政權後，清代文人官員的吟詠唱和，還可遠溯到台島最初的原住民的歌謠創作。當然那時的台灣文學是同大陸文學一體的，毋須特別提出。真正台灣文學的獨列，應從其特殊的曆史際遇導致它在中國文學中所占據的特殊地位算起。1895年中日甲午海戰的失利使台灣成為日本殖民地。從此，台灣同胞開始了尋求民族獨立和解放的探索。
1919年，偉大的五四運動爆發，這場反帝反封建的鬥爭剛好為了急於尋求民族解放路的台灣同胞指出了明確而美好的方向，台灣思想文化界的先驅決定緊跟”五四“曆史步伐，用新思想發起啟蒙運動。在五四運動的直接影響下，1919年秋，一批留學東京的台灣青年蔡惠如，林呈祿，蔡培火等人聯絡大陸在日本留學的青年馬伯援、吳有容等，為響應”五四“號召，取”同聲相應“之意，成立”應聲會“。這年末，日本又出現了”啟發會“。會員互相交換有關促進台灣社會改革的意見。但以上兩個團體都因組織不健全，成員不多，不久即宣告解散。1920年1月，在蔡惠如的號召組織下，成立”新民會“。林獻堂、蔡惠如分別任正、副會長，會員有一百多人。”新民會“的成立標誌著台灣新文化運動的開始，會員們為謀求台灣同胞的幸福，爭取民族自治、自決與自主的權利，深入開展社會政治改革活動。為了聯絡同誌，啟發民智，該會創辦了機關刊物《台灣青年》，這是台灣新文化運動中的第一份啟蒙刊物，此外他們還致力於謀求同祖國的聯絡與合作。該會在喚醒民族意識，反對專製統治，為新思想、新文化、新文學在島上的傳播鋪平了道路。
要推動台灣新文化運動的深入開展，必須有一個統一的文化組織。民主主義戰士蔣渭水牽頭於1921年10月17日在台北成立”台灣文化協會“。協會推舉林獻堂為總理，楊吉臣為協理，蔣渭水自任專務理事。”文協“是當時規模最大，影響最廣的文化政治組織。該組織擁有會員一千零三十二人，網羅了社會各界人士和當時台灣的青年才俊，成為當時台灣政治社會運動的主幹。台灣文化協會的宗旨是改革台灣社會，灌輸民族思想，喚醒民族意識，以擺脫殖民統治，進入文化抗日的新階段。為貫徹其宗旨，該協會開展了一係列活動：在各地設立報刊雜誌閱覽室，陳列台灣和大陸的各地報紙雜誌；經常舉辦各種文化演講，涉及內容廣泛，有台灣曆史、中國文學、日本經濟、通俗法律、西洋通史、新聞學、社會學等；他們還組織文化劇團到各地演出，激起民眾的批評和鬥爭意識。台灣文化協會實際上已成為推動全島新文化運動的中心。
1923年4月15日全部采用白話文的《台灣民報》在日本東京創刊，這是一個綜合性文化刊物，它原屬《台灣》雜誌（前身為《台灣青年》的增刊）。該刊的辦刊宗旨是：”用平易的漢文，或是通俗白話，介紹世界的事情，批評時事，報導學界的動靜，內外的經濟，提倡文藝，指導社會，聯絡家庭與學校……啟發台灣的文化。“《台灣民報》成為提倡、推動和普及白話文的堅強陣地。該報從創刊起就積極介紹大陸新文學的理論與作家作品，指導台灣新文學的發展方向。如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都曾全文轉載。對它的曆史功績，葉榮鍾曾做過如下表述：”第一白話文的輸入與應用是其最大功績之一。第二因為台灣民報的努力，台灣的知識分子與五四以後的民族精神的思想文化才能連接，而發生影響與鼓勵作用。“（李南衡主編：《日據時代台灣新文學集》［上］，第220、226-227頁。）
在台灣出現的白話文學作品最早出現於1922年。早期的白話文學作品多用日文寫成，模仿多於創造，而且新文學作品數量稀少。詩歌方麵最早出現的是追風用日文創作的《詩的模仿》四首，這是新詩最早的嚐試，包括《讚美蕃王》、《煤炭頌》、《戀愛將茁壯》、《花開之前》，作品表達了詩人對美好生活的向往。這一年發表的新詩還有施文杞運用中文白話寫成的送別詩《送林耕餘君隨江校長渡南洋》。小說方麵有追風的《她要往何處去——給苦惱的姐妹們》、無知的《神秘的自治島》、柳裳君的《犬羊禍》、施文杞的《台娘悲史》、楊雲萍的《月下》等不多的幾篇。其中追風的《她要往何處去》引人注目，這是台灣新文學史上的第一篇小說。作者原名謝春木，1902年生，台灣彰化二林人，曾任《台灣民報》主筆。該作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台灣姑娘桂花愛上留日學生清風並由家長做主訂下婚約，誰知清風已有戀人，要求同桂花解除婚約，桂花經過痛苦的婚變，燃起自救救人的思想，東渡日本留學。小說有力地批判了封建專製婚姻製度給青年心靈造成的莫大傷害。《神秘的自治島》以寓言的方式揭示民族悲劇問題的症結。以上諸篇作品在藝術技巧上尚處於嚐試階段，但都有麵向社會人生的寫實作風，在主題上也具有鮮明的反帝反封建傾向。
台灣文學的搖籃期（1923-1926）
台灣的新文學運動是從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開始的。
從二十年代初起，一些有識之士就撰文提倡白話文，反對舊文學。當時，《台灣青年》就刊發了三篇此類文章。第一篇是陳發表於創刊號上的《文學與職務》；第二篇是甘文芳發表於第三卷三號的《實社會與文學》；再有就是第四卷第一期陳瑞明的《日用文鼓吹論》。這三篇文章是最早提出改革舊文學取用白話文的文章，但因文章隻是零散發表，以議論和感想居多，很少觸及新文學的具體問題，尚未形成體係，因而沒有引發強烈反響。不過他們引發了文化界對白話文學的醞釀與關注，可以說是替白話文呐喊的先聲。
1923年1月，在日本留學的黃呈聰和黃朝琴分別撰文《論普及白話文的新使命》和《漢文改革論》發表於《台灣》雜誌上。這兩篇文章是他們在回祖國考察，對祖國大陸新文學有了切身的感受之後寫就的。他們想借鑒“五四”新文學運動的經驗推動台灣社會改革。以此為轉折，台灣新文學開始與中國大陸的新文學運動取得聯係，並展開熱烈的活動。
1924年4月21日，受過五四運動洗禮的張我軍在《台灣民報》上發表了《致台灣青年的一封信》，文章以犀利的言辭對台灣文壇上舞文弄墨的舊文人作了毫不留情的揭露與批判。同年11月又在《台灣民報》上發表《糟糕的台灣文學界》，向舊文界的新人發起猛攻，斥責他們“造出一種臭不可聞的惡空氣來，把一班文士的臉丟盡無遺，甚至還埋沒了許多有學問的天才，陷害了不少活潑潑的青年”。這樣直接而又尖銳的抨擊打響了向舊文學發起進攻的第一槍，迫使舊文學界倉皇應戰。台灣舊詩壇老將連雅堂在自己主編的《台灣詩薈》上，借為林小眉的《台灣詠史》作跋之機，攻擊新文學：“今之學子，口未讀六藝之書，目未接百家之論，耳又未聆離騷樂府之音，而囂囂然曰，漢字可廢，漢字可廢，甚而提倡新文學。”針對連雅堂的謬論，張我軍立即著文予以還擊，接二連三地發表了《為台灣的文學界一哭》、《請合力拆下這座敗草叢中的破舊殿堂》。他表示要“站在文學道上當個清道夫”，而“欲掃除刷清台灣的文學界”，“非先把詩界的妖魔打殺”。
張我軍這種“趕盡殺絕”，必“先除之而後快”的氣概招來更多反對者的圍攻。自此，新舊文學的論爭愈演愈烈。舊文學派，以鄭軍我、蕉麓、赤嵌王生、黃衫客、一吟友等為代表，利用舊文學陣地《台灣日日新報》、《台灣新聞》、《台南新報》攻擊謾罵新文學。新文學派以張我軍、賴和、楊雲萍、蔡孝乾等人為代表，將《台灣民報》作為陣地，發表一係列文章，其中比較有影響的有：半新半舊生的《新文學之商榷的商榷》、蔡孝乾的《為台灣的文學界續哭》、賴和的《讀台日報〈新舊文學之比較〉》、楊雲萍的《無題錄》、張我軍的《隨感錄》九篇等。通過這場規模空前的新舊文學論爭，新舊文學的利與弊一目了然，促進了舊詩人行列中愛國文人的覺醒，加速了舊文學的滅亡，新文學顯示出必然的勃勃生機。尤其是1925年以後，新文學運動由理論主張轉向創作實踐，練就了一批有影響的新作家，新文學創作因而開始初具規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