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顯出實績的是新詩，張我軍這名文壇驍將，既是活躍的理論家，又是頗有成就的詩人兼小說家。1924年8月，楊雲萍發表《這是什麼聲》，1925年賴和發表《覺悟下的犧牲》，這都是當時詩壇很有影響的作品。由楊雲萍和江夢筆創辦的《人人》文學雜誌在第二期（1925.12）集中發表了一批新詩，主要有楊雲萍的《夜雨》、《無題》、《泉水》；縱橫的《乞孩》、《小詩二首》；鶴瘦的《我早手軟了》；肖梅的《唐棣梅》；鄭嶺秋的《我的兒》；啟文的《夜哭》；梨生的《小疑》；澤生的《思念郎》、《海濱白骨》；崇五的《誤認》、《旅愁》；楊華的《小詩》、《黑潮集》；虛穀的《賣花》等，這些詩作有鮮明的時代特點，詛咒黑暗的社會，揭露虛偽的人生，抒發對愛情的追求，謳歌光明和勝利，具有可貴的現實意義。詩作大都主題單純、集中；語言鮮明潑辣，格調清新流暢。
新文學創作中小說的成績最為突出。具有紀念性的作品有：賴和的《鬥鬧熱》、《一杆“稱仔”》；楊雲萍的《光臨》、《黃昏的庶園》；張我軍的《買彩票》、《白太太的哀史》等。這些小說被認為是新文學的奠基之作。有“台灣新文學之父”之稱的賴和的小說拉開了新小說創作的序幕。賴和與張我軍，楊雲萍並稱為台灣新文學初期的“三傑”。此外還有一些新人新作問世，如天遊生的《黃鶯》、涵虛的《鄭秀才的客廳》等。
與此同時，散文與戲劇也有一定程度的進展。台灣“文化協會”組織演出隊到各地巡回演出戲劇，對現代戲劇卻寥若晨星，現在可見到的隻有張梗的獨幕劇《屈原》和逃堯的《絕裾》。散文方麵，賴和的《無題》和蔣渭水的《獄中日記》堪稱代表作，前者還是公認的台灣新文學史上第一篇可紀念的白話散文，文字清新、樸實。這時期的文學創作大多采用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密切關注社會現實，反映廣大人民群眾的際遇和心聲，主要有以下特點：1在內容上都是揭露帝國主義統治暴行和封建製度對人們的摧殘，歌頌被奴役被壓迫人民的英勇鬥爭，充盈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2在藝術表現形式上繼承並借鑒了中國大陸文學的經驗，廣泛運用對比手法塑造人物形象。在敘事、狀物、抒情中夾入議論，評價生活，幹預生活，還經常使用嘲諷象征技法。3濃鬱的地方色彩和鄉土氣息。
張我軍，原名張清榮，台灣台北到板橋鎮人，1902年生。筆名一郎、迷生、大勝、老童生、憶等。五四運動爆發時，張我軍在廈門鼓浪嶼高新銀行工作，由於受到祖國新文學、新思潮影響，眼界頓時大開。1922年到北平求學，他認識了同班同學羅心鄉，並與之相戀，但遭到封建家庭的阻撓。經過北平新文化運動的洗禮後的張我軍，為此痛感摧毀舊製度、舊思想、舊文化的必要。1924年10月，他回到台灣任《台灣民報》漢文編輯。他以筆為武器，開始了對舊文學、舊道德的討伐。由此引發了一場新舊文學的論戰，為新文學的誕生和發展掃除了障礙，因而獲得了文壇“清道夫”的美稱。他陸續在《台灣民報》發表了一係列文章，猛烈抨擊當時依附於殖民當局，維護封建傳統，專寫古體漢詩，酬唱成風的舊文學界。他揭開舊文學的麵罩，層層剝批舊詩界帶來的種種危害和弊端，認為最嚴重的毒害是讓青年養成了“偷懶好名的惡習”，因此他向青年發出警告：“諸君若長此以往，後來觸於突發的事，或是激於義氣，想出來協力改造社會也就無從改造了。”顯然，張我軍對新文學的鼎力提倡，是基於對台灣社會命運的深刻關注。當然，這種對舊文學全盤否定的做法未免失之偏頗。但矯枉有時必須過正，張我軍以摧枯拉朽之勢加速了基本上淪為殖民者強權附庸的舊文學的滅亡，從而為新文學的登場鋪平了道路。
在批判、摧毀舊文學的過程中，張我軍也著手新的文學理論的建設。在《文學革命運動以來》、《詩體的解放》、《新文學運動的意義》、《文藝上的諸主義》等文章中，他對新文學運動的一係列問題如：台灣新文學的屬性，文學的內容與形式，語言建設，東西文化的關係等作了比較深入和細致的闡述。他的主張緊密地結合台灣文壇的實際，著力解決具體問題，從而使新文學理論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推動了台灣新文學創作的發生與發展。
張我軍不僅是活躍的理論家，且是頗有成就的詩人兼小說家，他的新詩與白話小說從內容到形式都同以往迥然相異。《亂都之戀》是張我軍最重要的文學實踐，這是他本人，也是台灣文學史上第一部白話詩集。該詩集共收入他寫於1924年3月到1925年春的抒情詩五十五首。《沉寂》、《對月狂歌》、《春意》、《無情的雨》、《弱者的悲鳴》都是其中的代表性篇章。這本詩集的抒情主人公就是作者自己，在詩中詩人記敘了他在北平及由北平返回台灣一年多時間裏的愛情悲歡。張我軍的小說創作數量不多，目前所保留的隻有三篇：《買彩票》、《白太太的哀史》、《誘惑》，它們與張我軍的文學理論主張相聯係，互相映照，相得益彰。
賴和是台灣新文學的奠基人，也是台灣淪為殖民地時期的抗日誌士，在台灣文壇和民眾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被譽為台灣的“魯迅”。賴和原名賴河，字懶雲，人稱“和仔先”，筆名有甫三、安都生、走街先、灰等，1894年4月25日生於台灣新化。1917年，賴和到廈門博愛醫院工作。其間由於受到“五四”新文化運動衝擊，深感啟蒙民眾之重要，遂產生了憂民憂國的思想，1919年賴和返回台灣，他一麵行醫，一麵寫作，積極投身於抗日民族解放運動。
1921年10月，台灣文化協會成立，賴和當選為理事，正式開始了他的文學活動。在早期新文學運動的新舊文學之爭中，他堅定地與張我軍站在一起，並肩作戰，猛烈批判舊文學；先後發表《答複台灣民報特設五問》，《讀台日報〈新舊文學之比較〉》、《謹複某老先生》等文，具體闡述新文學的必要性，並提出自己的文學建設主張。他還把這些思想和主張落實到文學創作之中，為新文學運動注入強大的生命力。他主編過《台灣民報》、《台灣新民報》的“文藝欄”，擔任過《南音》、《台灣新文學》的編輯，注意發現和培養文學新人，功績卓著。優秀的小說作家楊逵，便是仰仗他的提攜脫穎而出的。賴和因堅持抗日愛國的行動而兩次入獄，獄中生活極大地損害了他的健康，出獄不久便病逝，年僅四十九歲。
賴和的白話文作品主要有小說十四篇，如：《鬥鬧熱》、《一杆“稱仔”》、《不如意的過年》、《善訟人的故事》、《赴了春宴回來》等，新詩《覺悟下的犧牲》等十一首，另外還有散文隨筆、雜感等十三篇。
賴和主張“文學是社會的縮影”，並將之付諸於創作實踐。《不如意的過年》講述的是大年前夕，查大人因收到的禮物“意外的少”，結果怒火難抑，便到民間去尋事；因找不到對象，隻好抓住一個小孩喝斥打罵，以此來發泄心中的怒氣。小說抓取查大人在“過年”這一特定時間向一個柔弱無知小孩濫施淫威的為，運用西方現代小說的心理描寫手法，集中刻畫了查大人橫行霸道，殘忍跋扈的野蠻嘴臉和醜惡靈魂，揭露了名義上維護治安，實際上為非作歹的統治者的罪惡。《一杆“稱仔”》是賴和早期的代表作。小說寫的是一位“勤勞、耐苦、平和、順從”的農民秦得參，在巡警無中生有的百般欺淩下發出“人不像個人，畜牲，誰願意做。這是什麼世間？活著倒不如死了快樂”的苦歎。這位企圖用忍耐和克製來求取起碼溫飽的硬漢終於無路可走，走上以死相拚同歸於盡的道路。作品通過描寫官逼民反的現實來喚醒被壓迫者的鬥誌，充滿反奴役、反壓迫的抗爭精神。
此外，賴和在作品中對文人也給予了特別關注。《棋盤邊》、《赴了春宴回來》、《一個同誌的批信》等作品從不同角度表現麵對民族災難深重的緊要關頭，知識分子的空虛與妥協。賴和的每一篇作品都有一個完整的故事，故事情節往往是一環扣一環的鎖鏈似地展開，人物的性格隨著情節的深入逐漸豐滿起來，並善於運用象征、嘲諷、誇張、對比、夾敘夾議、抒情狀物等傳統小說表現技法塑造人物形象，充滿濃鬱的鄉土色彩。
賴和的詩作同樣鮮明地貫徹著他的文學主張，“以民眾為對象”反映‘現實社會急待解決，頂要緊的問題“，充滿了革命樂觀主義和鬥爭精神，奏響著”激勵民眾前進的進行曲“。他的第一首白話新詩《覺悟下的犧牲》發表於1925年12月。1925年10月23日，日本殖民當局對新化二林爆發的抗議日本製糖社盤剝農民的運動進行血腥鎮壓，釀成震驚全台的”二林事件“。詩人懷著悲憤的心情，寫下了這首詩，並加以副標題”寄二林事件的戰友“，詩篇描述在殖民者壓迫下的台灣人民的悲苦生活，歌頌了弱者的覺醒和抗爭。賴和的新詩創作篇篇都是植根於台灣的現實之中，他的詩以昂揚的民族精神，激勵著一代又一代人奔向抗日戰場。
楊雲萍是台灣文壇開始文學創作較早的一員。楊雲萍本名楊友濂，1906年生於台灣士林，筆名雲萍、雲萍生。他出生於宿儒家庭，古典文學素養很高，二十歲那年赴日本進修英國文學和日本文學，師從菊池寬、川端康成等人，在此之前，他就開始了新文學創作。
楊雲萍在五四運動風起雲湧之時來到祖國大陸，接受過“五四”新思潮的影響，愛讀中國的新文學作品。他的小說創作繼承了“五四”新文學反帝、反封建和社會寫實的優良文學傳統，代表作品主要有：《光臨》、《黃昏的蔗園》、《秋菊的半生》等篇目。《光臨》這篇小說才一千多字，近似散文小品，情節簡單，僅隻截取傍晚時分發生的一個小故事——保正林通靈滿心歡喜地等待著自己的上司（日本警官）來赴家宴，結果希望落空，以此來嘲諷那些喪失民族自尊心的趨炎附勢的卑鄙小人。故事雖短小，但結構完整緊湊，人物性格突出，頗為靈動活脫。《黃昏的蔗園》反映的是日本侵略者的經濟掠奪組織“製糖會社”對台灣蔗民的敲骨吸髓的壓榨和掠奪的社會現實，揭示了被壓迫者的覺醒。
楊雲萍的詩歌創作也取得了突出的成績，代表作有詩集《山河》。這部詩集感情與理性交融，雖則寫實，卻能從深遠的曆史蘊含中尋求一定的象征，即便是抒情，也從看似普遍的日常生活場景中吐露，沉鬱且悠長。
台灣文學的成熟期（1926-1937）
這十年是台灣新文學盛況空前的發展階段，被稱為“黃金的十年”。在此期間文學活動異常活躍：各種文學主張紛紛出台；不同的文藝組織團體競相亮相；各種各樣的文學刊物如雨後春筍。作家隊伍不斷鞏固壯大，大量優秀的作品紛紛問世，台灣文學此時進入了其鼎盛時期。
二十年代後期，台灣政治局勢發生重大轉折，抗日愛國統一戰線組織——台灣文化協會1927年已告分裂，1931年被日本殖民當局取締。1928年台灣共產黨和民眾黨建立，領導了轟轟烈烈的工農群眾革命運動。正當政治運動蓬勃發展時，日本殖民當局加強了對台灣的控製，大肆鎮壓逮捕革命群眾。經過1931年的全島性大檢舉，大逮捕，台灣陷入白色恐怖之中，民族民主運動轉向低潮。台灣新文學從它一誕生就肩負著民族解放運動的曆史重任，特別是在現代文學運動已取得合法地位，而革命運動遭受重挫的情形下，抗日愛國誌士自然地把精力轉移到文學運動上來，利用文學這一合法武器展開鬥爭，促使台灣新文學承擔著更多的使命。
由於客觀形勢和文學自身發展的要求，投身文學運動的人士越來越多，作家隊伍也在不斷壯大。在正視文學界的不足之後，不少作家喊出了“到民間去”，“到農村去”的口號，努力促使文藝群眾化，走文學大眾化的路線，“使思想、文藝浸透於一般民眾的心田”，創造真正台灣人所需要的文藝。最早提倡鄉土文學的黃石輝於1930年8月16日發表了《怎麼不提倡鄉土文學》一文，指出隻有提倡和建設鄉土文學才能真正產生廣大勞苦群眾的文藝，他呼籲“用台灣話做文，用台灣話寫小說，用台灣話做歌謠，描寫台灣的事物”。1931年7月24日，他又發表了《再談鄉土文學》，從語言文字的形式方麵論述鄉土文學。黃石輝的主張得到郭秋生的積極響應，郭秋生於1931年7月在《台灣新聞》上發表長達兩萬餘字的《建設台灣白話文一提案》的文章，提出使“台灣語文字化”的觀點，同年8月又撰文《建設台灣話文》重申上文觀點，強調要把台灣話文、民間文學、鄉土文學結合起來。黃石輝、郭秋生二人“文藝要麵向大眾”的主張是積極的，但對台灣話文的提倡卻顯得狹隘和片麵，為此遭到一部分作家的反對，引發一場關於鄉土文學的論爭。
在新文學的萌生期裏，台灣文藝園地極少，偶爾有若幹小型刊物問世，但影響不大而且存在時間很短。台灣新文學的成長幾乎完全由《台灣民報》獨家擔當。1927年8月1日，《台灣民報》由東京遷入台灣，改旬刊為周刊，1930年3月更名為《台灣新民報》，1932年4月改為日刊。在它遷台以後，擴大了發表文學作品的園地，每期文藝專欄都可發表一或兩篇新文學作品。即使是這樣，作品數量仍然很有限，滿足不了新的文學形勢要求。本時期，文藝社團和文藝雜誌紛紛創辦，獨立性的文學刊物大量創刊，為作家的培養和文學作品的發表提供了更多園地。1931年秋，一批台灣島內文學界人士賴和、郭秋生、葉榮鍾、吳春霖、黃城、許文達等十二人組成“南音社”。第二年元旦，創辦文藝雜誌《南音》半月刊，從發刊詞中可以看到其創刊宗旨是“盡一點微力於文藝的啟蒙運動”，“肩負兩種使命：第一是使思想、文藝普遍化、群眾化，第二是提供發表作品的園地，還鼓勵作家創作，以期‘有所貢獻於我台灣的思想、文藝的進展’。”該刊發行十二期後停刊，時間雖不長，成績卻很顯著，發表了一批鄉土色彩濃厚具有現實性、批判性的作品，如賴和的《歸家》、《惹事》，周定山的《老成黨》，赤子的《擦皮鞋》等；還有一些詩歌、散文等等，對推進文學的大眾化起到了重要作用。1932年3月20日，台灣旅日文學青年蘇維熊、魏上春、張文環、吳鴻秋、巫永福、黃波堂、王白淵等人，在東京成立“台灣藝術研究會”，以“圖台灣文學及藝術的向上的目的”。次年7月15日正式推出專業文學刊物《福爾摩沙》，該刊僅發行三期，研究會便自行解散，彙入後起的“台灣文藝聯盟”。因該會創辦人都是留學生，善用新方法推動文學創作和文學運動，給文壇帶來了新的氣息。1933年10月，黃得時、朱點人、郭秋生、廖毓文等人成立“台灣文藝協會”，通過了組織章程，章程明確提出該會“以謀台灣文藝的健全的發達為目的”，選舉郭秋生為幹事長。1934年7月15日，該會文藝刊物《先發部隊》創刊，發刊詞論述了文藝擔負的重大任務和目前台灣新聞學的“荒涼景象”，指出現在應走的方向是“從散漫趨向集約，由自然發生期的行為改為有意識的建設行動”，並號召大家“現在出發”，“動起手來”，表現出洶湧澎湃的激情和銳意進取的氣概。該刊第一期推出“台灣新文學出路的探究”特緝，1935年1月發行的第二期更名為《第一線》，推出《台灣民間故事》特緝，隨即便告停刊。三十年代初，一批帶有無產階級文藝性質的刊物也相繼創辦，如《伍人報》、《洪水報》、《台灣戰線》、《台灣文學》、《曉鍾》、《現代生活》、《明日》、《赤道》等，這些刊物多以激勵愛國主義思想和民族反抗意識為其思想基礎，給新文學以熱情支持扶助，可惜都遭到殖民當局的查禁。
隨著台灣文學運動的日趨活躍，一部分文學界人士深深感到需要有一個強有力的團結的文學組織來進一步推動台灣新文學的發展，經過三個月緊鑼密鼓的籌備工作，1934年5月6日在台中市召開了全島文藝大會。這是文藝界一次盛況空前的大會，會上成立了全島性的文藝社團——台灣文藝聯盟，通過了一係列重要提案和聯盟章程，選舉了領導機構，推舉賴和、賴慶、賴明弘、何集壁、張深切五人為常務委員，常務委員長為張深切。至此，台灣新文學作家結束了各自為戰的曆史，逐漸形成抗日愛國作家大聯合的統一戰線。台灣文藝聯盟“以聯絡台灣文藝同誌，互相圖謀親睦以振興台灣文藝”為宗旨。正如賴明弘所說：“文藝聯盟成立後，台灣知識分子已有了精神支柱，有了發表作品的舞台，更以文聯為中心，文藝同路者緊密地聯係起來了……由於台灣文藝聯盟的成立，確立了文學運動的第一步，起到領導台灣文學運動的作用，文聯團結了作家，團結了知識分子，更熔化所有反封建統治的、富有民族意識的台灣文化人於一爐，展開了提高文學和文化水準的工作，並確保了台灣精神文化的基礎而對異民族表示了堅毅不移的抵抗，所以我敢說這是台灣知識分子的重大表現，其所留下的足跡是有曆史性的。”（賴明弘：《台灣文藝聯盟創立的斷片回憶》，《台北文物》第三卷第三期，1954年12月10日）\：“台灣文藝聯盟”成立以後，其會刊《台灣文藝》於1934年11月創刊發行。這是日據時期台灣壽命最長，作家最多，影響也最大的雜誌。該雜誌主編張深切，堅持“為人生而藝術”的藝術主張，堅持文學麵向大眾，“希望把本雜誌辦到能夠深入識字階級的大眾裏頭去”，體現了該雜誌務在求實，追求民主，麵向大眾的精神。《台灣文藝》不僅重視對文學實踐的身體力行，各種文學樣式的作品在該雜誌中都能得以發表，如小說、詩歌、劇本、隨筆、評論、學術論著等；還對文藝理論和批評也予以相當重視。該刊於1936年8月28日停刊，共出十五期，這在當時政治高壓、經濟困難等因素困擾的情形下，已屬難得。
同期，台灣文學界還出現了一個與《台灣文藝》並駕齊驅，並在《台灣文藝》停辦後，獨立支撐起台灣新文學運動大廈的文學雜誌——《台灣新文學》。這是由楊逵、葉陶自籌資金主辦的文學月刊。該刊團結和培養了一大批台灣一流作家，發表了一批優秀作品，表現了高度的反帝反封建的抗爭精神和民族意識。由於殖民當局下令廢止中文雜誌，該刊於1937年6月15日被迫停辦，共發行十四期。《台灣新文學》和《台灣文藝》是日據時期台灣文學園地中的兩朵豔麗奇葩。
台灣新文學創作的繁榮局麵首先歸功於一支支創作新軍的突起。這一時期活躍在文壇的作家除部分前期作家如賴和、楊守愚、虛穀、楊華等；新的作家又相繼湧現，有楊逵、朱點人、王錦江、愁洞、秋生、毓文、林克夫、馬木櫪、張慶堂、賴賢穎、吳天嚐、巫永福等。在新詩方麵較有影響的是楊華、王白淵、陳奇雲、吳坤煌、夢湘、董佑峰、黃衍輝及“鹽分地帶”的主要成員郭水潭、吳新榮、徐清吉、王登山、莊培初、林精（林芳年），還有風車詩社的同仁楊熾昌、林永修、李張瑞、張良典等。這批作家和詩人的共同努力，造就了台灣新文學花繁錦簇的局麵。
這個時期，因客觀形勢的需求，文學執著於群眾化路線，貼近社會現實，因而題材得到擴展，新的主題也不斷湧現，文學作品的風格呈現出多樣性。有揭露日本統治者及其走狗陰險狡猾、殘暴凶頑本質的作品，如賴和的《不如意的過年》、《惹事》，朱點人的《安息之日》，蔡愁洞的《理想鄉》、《奪錦標》，陳虛穀的《放炮》、《他發財了》；有反映被壓迫被侮辱的勞動人民苦難生活和他們不屈不撓的反抗精神的，如朱點人的《島都》、《秋信》，楊逵的《送報夫》，賴和的《豐作》、《善訟人的故事》，楊守愚的《凶年不免於死亡》；有描述愛情和婚姻的種種形態的，如翁鬧的《天亮前的戀愛故事》、《音樂鍾》，朱點人的《無花果》，吳天嚐的《蕾》，馬木櫪的《私奔》，黃得時的《橄欖》；還有表現社會生活人間百態的作品，朱點人就是一位善於繪製眾生百態的丹青妙手。此間作品中的婦女形象也多姿多彩，有想為婦女揚眉吐氣幹番事業的少女月雲（王詩琅《青春》），有為了養家糊口不得不忍氣吞聲遭人猥褻的鴛鴦（楊守愚《鴛鴦》），有溫順柔弱，命運悲慘的童養媳（楊華的《薄命》），還有在錢權麵前低聲下氣，獻媚討好，對妓女刻薄狠毒，毫不體恤的娼樓鴇母（王詩琅《老婊頭》）等。
楊逵，台灣新文學史上充滿昂揚的民族意識和抗爭精神的文學鬥士。在他的身上充分體現了中國人民壓不垮、打不倒的硬漢精神。楊逵，1905年10月18日出生於台灣台南縣新化鎮農家，原名楊貴，筆名有楊建文等。少年時期他就親眼目睹了台灣同胞的武裝起義和殖民政府的殘酷鎮壓，這在他幼小的心靈裏產生了強烈震動，使其整個生平和創作都和台灣同胞的反帝抗日民族解放運動緊密相連。
楊逵是“台灣農民組合”的中央常務委員，還是“台灣文化協會”的議長。他一生都堅持抗日愛國運動，為民族解放事業不懈鬥爭，他先後被日本人逮捕十餘次，從不屈服。楊逵擔任過台灣文學的日文編輯，還和妻子一起創辦《台灣新文學》，為台灣新文學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他還翻譯出版了中、日文對照的《中國文藝叢書》，將魯迅的《阿Q正傳》翻譯成日文到台灣出版。1985年3月12日，楊逵病逝於台中市。跟賴和一樣，楊逵也是一個文壇多麵手。他的主要小說作品結集為《鵝媽媽出嫁》，散文作品結集為《羊頭集》出版，戲劇創作有《父與子》、《豬哥仔伯》、《撲滅天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