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逵是台灣日據時期最有影響，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他的作品大多表現日據時期下層勞動人民的不幸和苦難，尤其注重表現他們不屈不撓的反抗鬥爭，洋溢著濃烈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色彩，具有震撼人心的現實主義力量。他被稱為“文壇的老兵”、“壓不扁的玫瑰花”。
《送報夫》是楊逵的成名作。這篇小說用日文寫成，完成於1932年，是他在東京工讀生活的真實寫照。這是第一篇登上日本文壇的台灣新文學作品，也就是它奠定了楊逵在台灣新文學史上的地位。小說通過主人公楊君家破人亡的悲劇，對日本殘酷的殖民統治進行血淚控訴。作者借助楊君這一生動的藝術形象闡明了一個真理：殖民地人民同帝國主義國家的勞苦民眾應當攜起手來，反對共同的剝削者和壓迫者。這種超越狹隘鄉土、民族觀念的國際主義的主張，在三十年代初是極其難能可貴的。繼《送報夫》之後，楊逵還寫了許多以農村生活為題材，揭露和批判日本殖民統治者和封建地主罪惡，歌頌勞動人民高尚情操，鼓勵人們進行反帝反封建鬥爭的作品，如《水牛》、《歸農之日》、《模範村》等。《模範村》通過一個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樣板”農村——泰平鄉，勾勒出台灣農村社會各階層的生活形態和精神麵貌，反映農民在殖民者和地主階級的雙重壓迫下在死亡線上掙紮的淒慘命運，從而揭示了當時台灣農村不可調和的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作品將台灣同胞反帝和反封建的曆史任務結合起來，將台灣與祖國大陸的命運緊密聯係在一起，並滿懷信心地預示了光明的未來，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
《春光關不住》是楊逵在國民黨監獄中創作的，這是他的第一篇中文短篇小說。小說寫的是台灣光複前夕，日本侵略者強征學生兵服勞役，修築工事。一個娃娃兵在水泥塊下發現了一株玫瑰，他躲過日本軍事教官的監視，把花帶回營房，後又托人帶給他的姐姐。這棵在水泥罅隙中生長的玫瑰，居然開出了豔麗的花朵。該作後來改名為《壓不扁的玫瑰花》，被收入台灣初級中學語文課本。“壓不扁的玫瑰花”象征著“日本軍閥鐵蹄下的台灣同胞的心”，象征著中華民族在艱苦卓絕的條件下頑強抗爭直至獲取勝利的寶貴戰鬥精神。小說借在水泥塊下生長的一株玫瑰花，喻示了台灣新一代人民純真而崇高的情懷，表現出強烈的愛國主義願望。縱觀楊逵的創造，我們會發現，他將堅定的理想主義與逼真的寫實手法這一互為矛盾的因素融為一體，構成嶄新的寫實風格，形成他既有鮮明的民族性又不失個人獨特藝術魅力的創作特色。
在藝術形象的塑造上，楊逵立足於生活真實，注意細節描寫，將人物性格的發展，思想的變化放在社會生活的實踐運動中，使主人公的形象具有真實可信的立足點，增強了藝術感染力。《送報夫》中的主人公楊君思想水平的提高不是一步到位，而是在事實的教育下，以合情合理的必然邏輯發展下去的。在小說結構上，楊逵采用中國古典小說乃至說唱藝術的傳統手法，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送報夫》以雙線交織推進的結構方法，一是東京生活，一是通過回憶、書信來展示的殖民統治下台灣人民的苦難生活。通過這兩條線索的描寫，將日本帝國主義對台灣同胞和本國勞動人民的壓迫剝削，借一個完整的藝術構思串結起來。《鵝媽媽出嫁》的結構方法也是別具一格，它將兩個相對獨立的故事，通過“我”用所謂“共存共榮”的思想線索貫穿起來。小說共分九節，卻不是兩個故事各占幾節，平分秋色，而是盡量避免平鋪直敘，用“扣子”似的懸念穿插起來，引人入勝。楊逵還善用強烈、辛辣的諷刺手法。《模範村》中的“模範村”，可謂日本殖民者推行“共存共榮”的典範。然而在這個“共存共榮”的村裏，有人因欠債被逼得走投無路；苛捐雜稅壓得人喘不過氣來；還有因交不起房屋修繕費而投河自盡的，這就是廣大窮苦百姓的“榮”！給予了日本侵略者以辛辣鮮明的政治諷刺。
呂赫若，本名呂石堆，1914年出生，台灣豐源潭子校粟林村人。1934年畢業於台中師範學校，後來到東京學習音樂。返台後，當過教師和編輯。光複後參與台灣省藝術建設協會和出版協會的工作，同時，全身投入革命鬥爭，“二。二八”起義失敗後，轉入地下鬥爭，1951年不幸犧牲。呂赫若的創作始於1934年，他的處女作《山川草木》發表於是年出版的《台灣文藝》創刊號上，成名作《牛車》刊登在1935年東京的《文學評論》上。1943年他的短篇小說《財子壽》獲首屆台灣文學獎。1944年出版小說集《清秋》。1946年至1947年間，創作了《改姓名》、《一個獎》、《月光光》、《冬夜》四篇小說。此外，他還寫了少量的詩歌和評論。呂赫若的小說大多取材於農村生活，以家庭紛爭和悲劇為反映社會的聚焦點，揭示日據時期台灣同胞的苦難生活，透視人性的弱點。《牛車》講述了一個催人落淚的殖民統治下的人生悲劇。貧苦農民楊添丁原本靠一輛牛車養家糊口，在日本的汽車、自行車進入台灣後，他失業了。萬般無奈之下，妻子隻有出賣肉體，但仍無法養活一家人。楊添丁因趕車打瞌睡被警察發現，辱罵、毆打、罰款接踵而至。為了交罰款，他鋌而走險偷鵝，結果被抓，落入更為悲慘的境地。作品同時還反映出高壓下農民的覺醒與抗爭。呂赫若的另一篇作品《財子壽》，是暴露封建地主家庭罪惡和人性弱點的力作。小說主人公周海文既吝嗇又好色，他的人生目標就是追求“財子壽”——多財，多子，多壽。作品入木三分地將封建毒汁浸泡出的周海文的人性劣根暴露出來。呂赫若四十年代後期創作的小說，主要取材於太平洋戰爭期間台灣人在日本殖民者殘暴統治下的悲慘境遇，《改姓名》和《一個獎》寫台灣民眾的反抗“皇民化運動”揭示了當時台灣社會的主要矛盾——台灣人民和日本殖民當局的民族矛盾。發表於1947年2月的小說《冬夜》，是呂赫若生前最後一部作品。這是一篇具有強烈的現實主義氣息的小說，取材於日本帝國主義投降後1946年冬的台灣現實生活背景。作品通過暗娼楊彩鳳在一個冬天的午夜至黎明前幾小時裏的所見所遇所憶所感，披露了“二。二八”前夕台灣島內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景象。小說在細致入微地刻畫主人公楊彩鳳複雜心態的過程中，深刻地表現台灣人民對當時政治高壓的憤懣，寄托了他們對自由和明媚的春光的向往。這篇小說不同於作者以前的作品，它揭示了階級矛盾成為台灣當時社會主要矛盾這一事實。就在《冬夜》發表後沒幾天，台北便爆發了震撼全國的“二。二八”起義。
呂赫若的小說講究技巧，結構完整合理，人物形象鮮明，語言質樸生動，具有深鬱的鄉土氣息，形成了獨特的藝術風格。
朱點人，原名朱石峰，1903年生於台北市，有台灣新文學“麒麟兒”之稱，他是台灣新文學運動的重要人物，“台灣文藝協會”的發起人之一，1947年因參加“二。二八”起義英勇犧牲。他自幼醉心文學，創作以短篇小說為主，共留下十餘篇短篇小說。代表作品有《島都》、《脫穎》、《紀念樹》、《秋信》、《蟬》、《無花果》、《安息之日》等。
朱點人的小說具有強烈的時代氣息。長期的處於日本殖民統治下的生活使他對台灣社會有深刻的認識，截取生活的橫斷麵以真實地反映當時社會的尖銳矛盾和鬥爭，抨擊殖民當局的暴政和愚民政策，鞭撻漢奸走狗奴顏婢膝的醜態，歌頌台灣人民的民族意識和抗暴精神是他創作的重要內容。小說《島都》是這類小說的代表，它展示了日據時期，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相互勾結，利用封建迷信坑害窮苦百姓，搜斂錢財的社會現象。小說主人公史明之父史蓁，在K寺落成盛典後因交不起“捐款”，忍痛賣了小兒抵捐，後因過度思兒精神失常，投水身亡。史明小小年紀就認識到世態炎涼，社會的冷酷。他一直苦苦尋求窮苦人悲劇的原因。在苦難的磨煉下，在世界性的革命思潮的影響下，他意識到殖民者與官商、豪紳的互相勾結，盤剝人民正是導致工人“愈勤苦愈貧困”的根源，覺醒了的史明挺身而出，組織團體進行堅決的鬥爭。一次又一次的被捕都不曾使他退卻，文章結尾是史明獲釋後蹤跡不明，“有人說他是鑽到地下去運動了”，暗示著鬥爭還在繼續。小說成功地塑造了史明這樣一個覺醒了的大無畏的民族主義戰士。
朱點人也擅長用嘲諷的筆法抨擊、鞭撻反麵人物。《脫穎》主人公陳三貴是個做夢都想當日本人的民族敗類，一心想往上爬。苦心鑽營的三貴終於夢想成真，被犬養主任收為養子並把女兒許配給他，他改姓為“犬養”，自稱“犬養三貴”，衣食住行無一不是日本式的“三腳仔”，還自鳴得意。當昔日的朋友再見麵時，他惟恐別人不知道他改姓，一再申明“我是犬養！”朋友意味深長地念著她的姓：“唔，犬養的，”一語雙關。作者用犀利的筆鋒巧妙而含蓄地痛斥背叛祖國和民族的無恥之徒。朱點人小說創作的另一類重要題材是反映異性間的複雜情感，描繪人們在現實的衝擊下內心的矛盾、痛苦和哀傷。《無花果》寫的是少年苦哥單戀的經過和美夢的破滅。小說用日記的形式娓娓道來，筆墨簡潔樸素，卻把主人公內心情感的跌宕起伏表現得惟妙惟肖。
楊守愚，台灣彰化人，原名楊鬆茂，筆名有守愚、村老、靜香軒主人、洋、翔、Y等。楊守愚是二十年代台灣新文學運動興起後的一位多產作家。他的小說創作數量多，取材廣泛，從社會的不同角度，不同層麵來描繪暗無天日的時代的人生悲劇。日本殖民主義者及其走狗的驕橫跋扈、製糖會社的橫征暴斂、地主資本家的殘酷剝削、小商小販的辛苦勞頓、貧苦農民的絕望掙紮、下層婦女的含冤受辱等等，都在他的表現之列。《十字街頭》寫小攤販的不幸遭遇。日警大人殺氣騰騰地四處抓捕流動攤販，搞得人心惶惶，凡碰到的人不幸被踢了擔子，倒了東西，還得坐牢：“小百姓的冤，還有什麼可訴嗎？”《升租》、《移溪》、《凶年不免於死亡》寫的是悲苦無告的農民在沉重的地租和捐稅的壓榨下，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慘劇。《誰害了她》、《女丐》、《鴛鴦》把目光投向下層盆苦婦女，他們不僅經濟上忍受剝削，還得麵對人身的淩辱，她們最終的命運不是走向絕路以死抗爭便是被社會吞噬，在那樣的時代，有多少人能逃脫這樣的惡運呢？楊守愚的小說主題鮮明集中，始終站在廣大的被剝削、被損害的勞動人民的立場，反對殖民主義和封建主義，表達對勞苦大眾的深切同情。作品大多采用寫實手法，從人物生活背景、故事發生經過到結局無一不是生活的真實顯現，其中也有反諷、內心獨白等藝術手法的運用，但隻是一種穿插，故作品整體出現平實沉鬱的特色。
楊守愚在創作小說的同時，也發表了不少新詩，他的新詩不論是選取題材，還是采用的表現手法，都與小說創作是一致的，題材是批判或控訴性的，手法是寫實白描的，這有助於突出社會生活場景和人們的遭遇，把人間苦難真實地表現出來，便於表達作者激憤的感情。他較著名的詩作有：《我做夢》、《一個恐怖的早晨》、《孤苦的孩子》、《女性悲曲》、《長工歌》、《洗衣婦》、《車夫》等。
台灣文學的低潮期（1937-1945）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的隆隆炮聲揭開了日本全麵侵華的序幕。日本帝國主義強化了在台灣的法西斯統治，他們大力推行軍國主義政策，加強對台的軍事統治，其後又大力推行“皇民化”運動，禁用漢文，強令使用日文，漢文學校、漢文雜誌、漢人姓氏、漢人傳統習俗等一切中國文化都在消滅之列。作為文學載體的漢語言文字被禁用，文學發表陣地被鏟除，新文學運動遭受慘重打擊，新文學運動落入低穀。
處心積慮的殖民當局為把台灣新文學納入“皇民化”的軌道，打著純藝術旗號組成“台灣文藝家協會”，並發行刊物《文藝台灣》。這份雜誌剛開始還能吸引部分台灣作家，後來因日漸顯出其“皇民文學”的殖民色彩而受到冷落。為適應殖民當局加強推進皇民化運動的形勢需要，該協會自行解散，原班人馬組成隸屬“皇民奉公會”的“台灣文學奉公會”，目的是“努力宣揚皇國文化”，鼓吹“皇民文學”，並發行機關刊物——《文藝台灣》。這裏發表的作品無一不是為配合“聖戰”，宣傳“聖戰”而作。值得一提的是，當時參加“台灣文藝家協會”的部分作家因不滿《文藝台灣》的殖民化色彩退出該協會，另行籌辦文學社團和雜誌。以張文環為首的一批作家，像呂赫若、吳新榮、吳天賞、王井泉、黃得時、楊逵、王碧蕉、林博秋、簡國賢、呂泉生、張冬芳等，於1941年5月成立啟文社，並創辦季刊《台灣文學》雜誌。因為漢文被禁用，所以在這塊園地上發表作品都是用日文寫成。《台灣文學》始終貫徹著現實主義原則，力求反映台灣民眾在殖民者皇民化運動下的苦悶和抵抗，刻畫戰爭時期台灣民眾苦難的歲月，表現了強烈的民族主義意識。《台灣文學》一出現就與《文藝台灣》相抗衡，在持續三年，發行十一期之後被迫中止。《台灣文學》的存在對於台灣新文學在殘酷環境中的延續功不可沒。此外，1941年發行的《民俗台灣》在台灣鄉土文學的發展上也有一定的推動作用。
這一時期的愛國作家們都以不同方式的創作與“皇民文學”相對抗。他們或者采取合法的形式與條件，成立文學團體，創辦文學刊物，開展新文學活動（如“啟文社”的作家）；或者以日本人把持的“台灣文藝家協會”的名義作掩護，表麵上避開尖銳敏感的民族矛盾和政治生活，字裏行間卻滲透著反殖民統治、反皇民化的鬥爭意誌；或者甘於默默無聞，隻管耕耘，不問收獲，如吳濁流的《亞細亞的孤兒》這一長篇巨著便是在不可能發表的情況下完成的。不管殖民當局采取怎樣嚴密的方式控製，都無法完全扼殺新文學作品的生機。這一時期的文學創作由於受時局影響，作家反映社會生活的題材受到限製，因而也呈示出與以往不同的創作特色，如以飽蘸血淚的筆觸表現對殖民統治的憤怒和抗爭，傾向於描寫台灣同胞的日常生活和社會風情，轉向人物內心世界和自然界，抒發個人對生活的感受。在小說方麵，龍瑛宗的作品以其關注人物內心世界，抒情氣氛濃烈而著稱。
龍瑛宗是日據時期重要作家之一。他在光複前發表的中短篇小說有：《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夕影》、《黑少女》、《白鬼》、《趙夫人的戲台》、《村姑》、《邂逅》等二十四篇，此外還有文學批評集《孤獨的蠹魚》。龍瑛宗是從知識分子階層出來的，其與殖民者的統治機構曾有種種聯係，所以他的小說在表現台灣被壓迫人民的共同經驗時，有著自己獨特的觀照角度，隱晦地表達出對黑暗現實的不滿和抵抗情緒。此外，還寫有隨筆集《女性的素描》。龍瑛宗本期的創作側重反映知識分子和婦女的悲慘遭遇。《植有木瓜樹的小鎮》是他這一時期的代表作，主人公陳有三高中畢業後考進街役場當助理會計，他懷著美好的理想，滿腔熱情地努力工作、學習。可是，他的周遭環境是這樣齷齪，一連串殘酷的現實使他的理想化為泡影，最後隻有在絕望中放棄自己的追求，在酒的麻醉中沉迷頹廢下去。小說著重描寫了他的憂傷、苦悶、而又無可奈何的心態，小說中對環境——汙穢腐朽小鎮的描寫，使人產生一種緊張的窒息感。人們不難從中看出造成知識分子病態心理和行為的時代和社會根源，意識到殖民統治的罪惡。
張文環是本期一位有著頑強民族意識的作家。他在本期創作的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山茶花》，短篇小說《辣韭罐》、《藝旦之家》、《夜猿》、《哭泣的女人》等。輟筆三十餘年後，他於1972年創作了長篇小說《在地上爬的人》。張文環的創作始終秉持著現實主義精神，以寫實的手法和濃烈的鄉土氣息，反映家庭和社會情狀，對弱小無助的人們的不幸寄予了深切同情，對自私自利的人性弱點作了無情剖露。其代表作《藝旦之家》中的主人公采雲是一個善良又懦弱的女子。由於家境貧寒，小時候被賣給別人當養女。到十六歲時，貪財的養母為了一對金手鐲和幾百元錢賣掉了她。無情的摧殘使她幾次放棄生活的希望，後來在雜貨店工作時結識了廖清泉，兩人相戀；然而廖知道她被蹂躪的秘密後又拋棄了她。在命運的沉重打擊下，她決心拜師學藝，終成名旦。二十一歲時她又結識了一家雜貨店的少東家楊秋成，楊要采雲辭去藝旦的職業嫁給他。可是養母的種種阻撓使他們的婚姻遙遙無期，當她發現自己懷了楊的孩子而二人又無法結合時，隻覺得在這樣的社會裏，自殺才是唯一的出路，於是她跳入了冰冷的江水中。作品以平靜的口氣娓娓道來，讀後卻令人感到淒愴，對這樣一個飽嚐屈辱與蹂躪的女子禁不住掬一把同情之淚，同情中能隱隱感到作者無聲的呐喊。\；吳濁流是繼賴和、楊逵之後又一位台灣現代文壇不朽的作家。他本名吳建田，號饒，1900年6月2日生，台灣省新竹縣新埔鎮人。吳濁流出生於富有民族氣節的書香之家，從小就受到了中華民族文化的熏陶，具有強烈的民族情緒和反叛性格。1916年考入台灣總督府國語師範部，畢業後從事小學教育。1941年，吳濁流回到大陸，先後到南京、上海，他看到的舊中國也是滿目瘡痍，民不聊生，日本侵略者則肆意妄為的淒慘景狀，這一切使吳濁流既傷感又失望。1942年3月，他又回到台灣。返台以後，吳濁流先後擔任《日日新報》、《台灣新報》、《新生報》、《民報》等報記者，大同工業職業學校訓導主任，機器工業同業會專員等職。在繁忙的公務之餘，他一直堅持文學創作，關心台灣文壇。1964年，吳濁流對光複後台灣文學界的不景氣深感不滿，為振興台灣新文學，他傾盡自己全部積蓄，創辦《台灣文藝》雜誌。1969年，他又變賣田產，利用退休金創辦“吳濁流文學獎”。1976年10月7日，吳濁流病逝於台灣。
吳濁流早年的文學活動是從寫漢詩開始的，而真正登上台灣文壇是以1936年3月處女作《水朋》的發表為標誌。自此，他創作了為數不少的小說，長篇有：《亞細亞的孤兒》、《無花果》、《台灣連翹》等；中篇和短篇主要有《水月》、《泥沼中的金鯉魚》、《功狗》《陳大人》、《糖扡仔》、《先生媽》、《路迢迢》等，此外，還有大量遊記、文學評論和雜感。吳濁流是一位具有強烈曆史使命感和民族意識的作家，他的作品是數十年飽經曆史滄桑的血和淚的鬱結。他在《吳濁流選集》自序裏這樣說：“我寫的小說帶有曆史性的性格，所寫的各篇都是社會真相的一斷麵，現在選出十九篇付梓。若將此十九篇連串起來，日據時代及光複後的社會情形之投影，以及政治的影響不消說，同時，社會的歪風畸形怪相也可以窺見的，所以亦可作為本省社會之內幕來看吧。”（吳濁流：《吳濁流選集。自序》，參見公仲、汪義生著《台灣新文學史初編》，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9頁。）因此，他又被稱為是“記錄曆史的人”。
吳濁流的小說創作以台灣光複為界，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期代表作品有《水月》、《泥沼中的金鯉魚》、《功狗》、《陳大人》、《先生媽》、《亞細亞的孤兒》等，這些小說以日本全麵發動侵華戰爭，在台灣加緊推行“皇民化運動”為背景，描寫殖民當局及其奴才走狗對台灣同胞的奴役和壓迫，以及台灣人民在水深火熱中掙紮的悲慘命運；後期代表作品有：《波茨坦科長》、《銅臭》、《狡猿》、《三八淚》、《老薑更辣》等，主要以戰後台灣社會生活為背景，表現種種世態人情，揭露為官者的凶狠、狡詐、腐化，這些作品塑造了一係列新的反麵人物形象。吳濁流創作的主要成就在前期。
吳濁流早期小說創作的主要題材是描寫殖民統治下台灣人民的苦難，無情揭露賣身求榮、充當殖民者走狗奴才的無恥之徒的醜惡行徑。
《先生媽》是一篇膾炙人口的政治諷刺精品。錢新發處處迎合侵略者的心意，在殖民者推行的皇民化運動中，不僅自己“率先躬行”，盡心盡力，還強迫母親也這樣做。這種徹頭徹尾的數典忘祖的奴才行徑，遭到母親強有力的反對。她拒絕學日本話，見日本客人，把兒子準備的和服用菜刀砍得稀爛。她說：“留著這樣的東西，我死的時候，恐怕有人給我穿上，若是穿上這樣的東西，我也沒麵子去見祖宗。”作者在文章中采用鮮明的對比映襯手法，使母子截然不同的性格顯現出來，流露出對愛錢如命，喪盡人格，奴性十足的民族敗類的痛恨憤怒之情，歌頌了先生媽為代表的千千萬萬台灣同胞，永葆民族氣節、正直、剛毅的精神。
《亞細亞的孤兒》是吳濁流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也是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所產生的一部成就最高的長篇小說，被公認為是現代台灣文學史上“一部雄壯的敘事詩”。這部作品動筆於1943年，1945年光複前夕殺青。成書時恰好是日本侵占下台灣最為黑暗的時期。這部書是吳濁流冒著生命危險，以巨大的勇氣和毅力完成的。他住室的對麵就是台北警察署宿舍，為了防備特務警察，他總是寫好兩三頁，就藏在廚房的炭籠底下，有了一些數目就移到鄉下老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