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以胡太明一生的艱辛坎坷經曆為主線，把日本統治下的台灣，所有沉澱在水下的汙泥渣滓一一攪露出來，將日本、中國的各階層的各色人物串集起來，形成一幅關於日本殖民統治社會的浮世繪。
作者以史學家的眼光觀察社會，為曆史作證，使該書成為台灣殖民地社會的一麵鏡子。吳濁流曾自題詩道：“數篇小故事，真偽都難辨，莫作荒唐語，有心問世間。”他是有意識地用文學紀錄史實尋求教訓。因此，他自認為他的作品“帶有曆史的性格，所寫的各篇都是社會的一個斷麵”。他在書中形象地再現了一個曆史時代的風貌，忠實地紀錄下了日本殖民當局對台灣實行的血腥軍事侵略和種種民族壓迫。如果《亞細亞的孤兒》僅隻是真實地記錄曆史，具有社會曆史價值，那它還稱不上台灣現代文學史上一部不朽的名著，它更重要的成就在於塑造了一位在日本殖民統治的黑暗年代裏從妥協、彷徨到覺醒、抗爭的台灣知識分子的典型形象，宣揚了強烈的民族主義意識和愛國主義精神。
小說主人公胡太明生長在台灣，後留學日本，曾三次返回大陸。這三地就是他的全部活動空間，他的一生就是在這三度空間內，流離顛沛。但是經過一次又一次耳聞目睹的事實衝擊，他完成了一個革命者的思想轉變，毅然走上反抗的道路。
胡太明所經曆的由幻想到苦悶、到彷徨、覺醒、反抗的思想曆程其實正是作家對日據時代台灣知識分子人生道路的概括和總結。他們內心深處的“孤兒意識”正是在特殊曆史背景下產生的。由於遭受著殖民統治，他們一方麵為日人所歧視，一方麵又不為祖國信任。他們想擺脫困境，又苦於找不到出路。吳濁流創作的《亞細亞的孤兒》，逼真地描繪了他們的這種兩難處境；並啟發台灣民眾，在日帝的鐵蹄下，隻有克服“孤兒意識”，認同祖國投身到抗日大潮中去，才能真正找到解放自己的出路。所以，胡太明這個“不朽的藝術典型”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
吳濁流的小說創作繼承了中國現實主義小說的藝術傳統，多以日據時代或光複初期的社會現實生活為背景，揭露台灣社會中形形色色、光怪陸離的病態現象和醜惡人生，具有強烈的社會批判意識。這些作品構思巧妙，人物描寫獨特，還具有濃厚的鄉土氣息。但最為突出的，還要數諷刺手法的運用。
光複後的台灣文學
1945年8月，日本帝國主義宣布無條件投降，被日本殖民者占據達半個世紀之久的台灣終於回到祖國懷抱。從此，台灣社會進入一個新的曆史時期，台灣文學跨入了當代發展階段。
在祖國光複到國民黨政府遷台的四年間，台灣文壇是相當沉悶的，我們隻能從極少數的作家及作品中體察到那個時代的脈搏跳動，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麵。
一、台灣的光複雖然使台灣人民擺脫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但並不意味著完全改變了他們的命運。國民黨政權接管台灣後，台灣社會通貨膨脹，物價上漲，使備受歧視的台灣同胞再次陷入困境。台灣人民怨聲載道，對國民黨統治的不滿日益加劇，最終導致1947年“二。二八”起義的爆發。隨後，國民黨進一步加強對民眾思想的控製，實施全島性白色恐怖統治，不僅使作家失去了安定的創作環境，而且政治壓迫文學也使大部分作家在嚴酷的現實麵前望而卻步，好不容易高漲起來的文學熱情就這樣被政治高壓撲滅了。許多作家因言論觸犯了國民黨當局而身陷囹圄，甚至招來滅頂之災。一些作家的不幸遭遇更使當時的台灣作家對寫作持觀望態度，甚至完全擱筆。
二、光複後，因社會曆史的巨變帶來許多新情況、新問題，這對大多數作家來說都是陌生的，他們一時還無法適應，難以用作品做出準確的反映。因此這個時期，除了極少數作品（如吳濁流的《波茨坦科長》能迅速反映當時的社會現實）外，大多數創作題材還是以日據時期的生活經驗為主，控訴異族的野蠻統治，這說明大多數作家還處在對新的現實生活的了解、審察過程之中。
三、由於過去日本統治者長期實行同化政策，明令禁止使用漢文，強迫台灣人民學習日文，造成多數作家不懂中文，隻能用日文寫作。這些作家在日文報刊廢止以後就難以從事創作了，學習中文成為作家們必須彌補的一課。楊逵在他的散文《我的小先生》一文中就追述了他向女兒學國語的情景：即便是寫很短很短的故事都還要請教“小先生”，何況要表現譎雲詭、動蕩不已的現實生活呢？語言障礙使許多作家知難而退，台灣文壇出現了“跨越語言的一代”的獨特現象。
鑒於上述原因，光複初期，特別是1947年以後，台灣文壇相當沉寂。盡管當時遠居日本、南洋和祖國大陸的台灣籍作家以及大陸作家學者相繼赴台，也未能從根本上扭轉這一局麵。本時期，台灣也創辦了一些報刊雜誌、文化、文藝刊物，卻鮮有優秀文學作品問世，有影響的純文學刊物更是屈指可數，能看到幾篇略有一些水平的作品的刊物也為數不多。
在此期間，從大陸去台的作家、學者對台灣文壇做出了獨特貢獻。一些資深的老作家，像許壽裳、李何林、台靜農、黎烈文、梁實秋、謝冰瑩、鍾鼎文等先後赴台。到台後，他們雖很少發表作品，卻從不同的領域，把祖國大陸“五四”以來的文化精神輸入給台灣新文學，推動戰後台灣新文學的回歸、重建與振興。兩岸作家還就如何在新的曆史條件下推動台灣文學的深入發展這一問題展開了討論，發表了許多有價值的論文，對促使台灣文學擺脫舊影響，向著新的方向發展提出了許多建設性意見。可惜，這一切還來不及貫徹落實到創作實踐中去，就受到了破壞。“二。二八”事件以後，隨著政局的改變，台灣文學陷入了“反共文學”的泥沼之中。
本時期，台灣作家的文學創作呈現出如下幾個鮮明的特色：一、承前啟後的過渡性。1945年到1949年台灣社會處於從戰前殖民地到五十年代戒嚴政治的過渡期，與此相適應，反映社會現實與時代緊密相連的台灣文學也呈現從日據時期的現代文學轉入回歸祖國的當代文學的“過渡性”。二、創作主題的批判性。光複初期的創作主題主要包括兩方麵的內容：一為反映日據時代殖民者給台灣同胞帶來的痛苦災難以及心靈上的沉重創傷，控訴他們的罪行，這些作品繼承了日據時期抗日反殖的傳統，具有鮮明的批判性；一為揭露新的統治者、掠奪者和壓迫者的醜惡嘴臉和無恥行徑，顯現出現實主義文學的批判鋒芒。三、作家隊伍的複雜性。光複後的台灣彙聚了來自海峽兩岸不同曆史時期、不同創作風格的作家，可謂群星璀璨。然而他們就像劃破夜空的流星，因為客觀環境的原因，還不曾在文壇上大顯身手就很快轉向其他部門工作，實在可歎可惋。
這時，像楊逵那樣不畏艱辛挫折為台灣文學做奉獻的作家不多。楊逵積極創辦刊物《一陽周報》，主編《力行報》副刊，編輯《台灣文學》叢刊發行《中國文學》叢書，把魯迅的《阿Q正傳》，鬱達夫《微雪的早晨》等大陸文學作品介紹給台灣人民。此外，還在報刊雜誌上發表《文學再建的前提》、《台灣新文學停頓的檢討》、《為此一年哭》、《如何建立台灣新文學》等文章，為發展台灣新文學貢獻了許多寶貴意見。更為可貴的是，為消除大陸和本省作家的隔閡，實現祖國和平統一，他積極奔走，發表演說，在1949年的“四。六”事件中被捕入獄，關押達十二年之久。
此時，依然保持旺盛創作精力和戰鬥熱情的當數吳濁流，他的文學成就也最高，發表了日據後期創作的《亞細亞的孤兒》，還創作了中篇小說《波茨坦科長》和短篇《先生媽》、《陳大人》、《書呆子的夢》等，這些作品深刻地揭示了取代日本殖民者的國民黨政府的貪官汙吏巧取豪奪、嗜血成性的本質特征，對於啟發台灣同胞認清戰後現實有著重大的意義。
葉石濤本時期也是一位較活躍的作家。他於1943年開始小說創作，1945年進入創作旺盛期，創作了小說《玻璃泥坊》和《三井的媽祖》等，還發表了許多評論文章，從而走上評論兼小說創作的道路。此外，龍瑛宗的《從汕頭來的人》、《女人在燃燒》，俞若欽的《裁員》，楊風的《小東西》，邱媽寅的《叛徒》，黃昆彬的《美子與豬》等，都是本時期較好的作品。
鍾理和是台灣鄉土文學傑出的奠基人之一。這位被稱為“倒在血泊裏的筆耕者”，生前一直在默默地拓荒，其作品的價值直到他去世後才逐漸引起人們的重視。
鍾理和，筆名江流、裏禾，號鍾錚、鍾堅，祖籍廣東梅縣，1915年出生於台灣屏東縣農家。自小便閱讀了大量文學作品，為他日後從事文學創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十八歲那年，他讀完私塾隨父母遷往美濃鎮的尖山，從此輟學成為父親的幫手，經營農場。在農場，他認識了女工鍾台妹，兩人傾心相愛；但因為是同姓，為當時封建家庭和社會習俗所不容。1938年夏，他隻身離家遠赴東北，進了沈陽“滿洲自動車學校”學習駕駛。兩年後，返回台灣，攜鍾台妹到沈陽，有情人終成眷屬。他們的生活十分拮據，迫於生計，舉家遷往北平，鍾理和在日人華北經濟調查所當翻譯，待遇頗豐。但因深懷民族大義，隻幹了三個月就憤然辭職，改行經營煤炭零售，家計轉為艱難，常借筆來發泄蘊藏在心中的感情風暴。他的第一本中短篇小說集《夾竹桃》就是在這一時期完成的，也是他生前出版的唯一一本集子。抗戰勝利後，鍾理和滿懷對故鄉的思念之情，舉家回到台灣，在屏東縣內埔初級中學擔任代課教員。半年後，因患肺病被迫辭職。在病榻上的鍾理和，仍以頑強、堅韌的毅力堅持寫作不輟。1960年8月4日，鍾理和肺病複發，吐血而死，年僅四十五歲。鍾理和一生都在貧病交迫中度過，他臨終前曾叮囑長子鐵民：“吾死後，務將所有遺稿付之一炬。吾家後人不得再有從事文學者。”
鍾理和留下相當數量的優秀作品。他一生的作品共計有：長篇小說一部，中篇小說七部，短篇小說四十一篇，還有部分詩歌和散文等。他的作品絕大部分是身後出版的，就連獲“中華文藝獎委員會長篇小說第二獎”的代表作《笠山農場》，都是在死後才發表的。
鍾理和的人生之路滿布荊棘，自他踏上社會後一生都在貧病交加中度過。個人的苦難遭遇使他很自然地與被壓在社會底層的小人物同命相憐。他的創作始終以自己的生活遭遇為題材，反映大陸、台灣的城市居民、農民和貧苦知識分子的不幸經曆，從中探討他們的命運根源。所以，他的作品帶有濃厚、鮮明的“自傳”色彩。他的創作大致可分為兩個時期，以1946年回台為界。前期主要描寫自己熟悉的台灣農村青年生活，以及大陸的小市民、下層知識分子的灰色人生；後期作品主要以台灣農民為表現對象，描寫台灣農民的貧窮與落後、勞動者的悲哀與憂愁，表現他們善良的願望和美好的品德。後期作品在思想和藝術表現上都更趨成熟。
鍾理和的小說內容涵義極其廣泛。有的描寫城市平民生活，有的以自己的愛情生活為題材，有的取材於故鄉生活，有的表現掙紮在社會底層的知識分子生活慘狀。此外，鍾理和還創作了一些表現台灣同胞與祖國的血肉關係，反映台胞懷念大陸，回歸祖國的美好願望的作品。《原鄉人》就是抒發作者對祖國深情厚誼的一部半自傳體小說。在作品中，作者敘述了“我”如何從少年時代起一步步加深對祖國的認識和熱愛，從而堅定了“原鄉人的血，必須流返原鄉”的信念，小說洋溢著熾烈的愛國主義情愫。
《笠山農場》是鍾理和創作中唯一一部長篇小說，完稿於1955年，這是鍾理和創作成熟期的一部傑作。小說以日據時期和光複初期的台灣南部農村為背景，描述了笠山農場由盛而衰的全過程，深刻地反映了台灣農村經濟的衰頹、破敗，同時還交織著男女主人公劉致平和劉淑華的愛情故事，表現他們反抗封建舊俗，爭取婚姻自由的鬥爭，歌頌他們純潔真摯的愛情。作者從自己曲折的人生經曆中吸取創作素材，在男女主人公的身上有著鍾理和與鍾台妹的投影，體現了作者向往民主、自由、科學的思想。小說成功地刻畫了劉致平與劉淑華這對青年男女形象。雖然劉淑華看到了致平的軟弱和無能，但她始終深愛著他，敢做敢為，義無反顧地衝破封建羅網，與致平私奔，表現出莫大的勇氣和堅定的決心。作者還以哀傷的筆調，深情塑造了阿喜嫂（淑華媽）、饒新華、張永輝等可親可敬的形象，他們飽含辛酸的淒苦生活，正是台灣廣大農民悲苦命運的概括性寫照。《笠山農場》在藝術技巧上也表現得相當成熟。作品情節線索單純清晰，結構嚴謹，首尾呼應；人物的描寫塑造細致生動。小說隨著故事情節的展開而推進，通過人物的語言、行動、內心世界揭示展現人物性格，使人物形象真切感人，栩栩如生。作品還充滿了濃鬱的地方色彩和鄉土氣息，作者在小說中為我們描繪了一幅幅質樸、清新的鄉土風俗畫，如獨具特色的穿著裝扮，古樸動人的對歌求婚等。《笠山農場》是鍾理和的嘔心瀝血之作，其中凝聚著他的生活經驗和藝術追求，代表著他思想和藝術創作上新的高度，是五十年代台灣文壇不可多得的現實主義優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