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譽為純粹的“女性問題作家”的廖輝英，寫盡台灣婦女三十年悲苦生活，深刻地揭示了婦女的命運、境遇、地位以及自我解放的多重問題。《油麻菜籽》主人公阿惠的母親出身名門，不幸遇人不淑，嫁給了一個浪蕩公子，這位深受“三綱五常”、“三從四德”封建倫理觀教育的母親，既痛恨丈夫的自私、懶惰、不負責任，又心甘情願地替他收拾爛攤子，而阿惠的外祖父也用“查某囡仔是油麻菜仔命”（台灣流行一句話：“女人是油麻菜籽，落到哪裏就長到哪裏”。）來安慰婚姻不幸的女兒，母親就在“半是認命，半是不甘的叫嚷”中度過自己的一生。不僅如此，她還向女兒不斷灌輸“油麻菜籽”的命運觀，而對學習上與哥哥一比高低、待遇上抗議男女差別的女兒阿惠，她竟振振有詞地說：“你計較什麼？查某囡仔是油麻菜籽命，落到哪裏長到哪裏。沒嫁的查某囡仔，命好不算好。——你阿兄將來要傳李家的香煙，你和她計較什麼？將來還不知道你姓什麼？”當深知女兒考上眾人稱羨的名牌大學，她竟衝著通知單說：“豬不肥，肥到狗身上去。”母親對女兒的“教導”，實際上已作為曆史積澱的文化傳統通過無意識的方式進入每個人的心理，包括女性自身，使得一代又一代女性在這種心理的支配下，喪失自我，一輩子扮演婚姻的悲劇角色。不僅如此，她們還忠實地傳播著這種以男性為中心的命運觀，這不能不說是女性自身的深層悲哀。廖輝英的其他作品如《今夜微雨》、《紅塵劫》、《盲點》則力圖描寫女性經由困惑走上尋找自我的征途，顯現出女性的自身價值。《盲點》是廖輝英推出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小說女主人公丁素素婚後，因為婆婆的精明厲害和思想頑固不化，婆媳關係不和，隨之而來的是夫妻感情日益冷淡，最後隻得離婚。與此同時她在父親的支持下創辦了“婦女美容韻律中心”，她對自己的事業投入全部心血，充分發揮自己的才幹，在這過程中實現了自身的價值，自己也日益成熟。她的婚姻也出現了轉機。丁素素這一形象的意義在於努力表現新女性衝破重重阻攔，去維護人格的獨立和精神自由，並且開拓出自己的一片天空，以及要求重建和諧、平等、互愛的家庭理想。
姬小苔，是台灣文壇又一顆冉冉升起的新星。她生於1954年，1978年開始發表作品，迄今已出版了《勝情女神》、《有情舊夢》、《情煙把眼迷》等三十餘部小說。她的小說著力塑造具有獨立自主人格的女性形象。在她的不少作品中出現“複仇天使”形象，她們的報複手段往往異常狠毒，根本無視社會規範製約，令人觸目驚心。
通過婦女命運來反映社會的發展曆史和變遷，從中發掘豐富而深邃的曆史內涵和社會內涵，一直是女性主義作家創作的主旨。但這一時期的女性文學並不完全是新女性主義作品，如蕭麗紅的《千江有水千江月》，寫的就是婚姻家庭中所體現出的中國儒家的厚道寬容和中華民族傳統的人倫精神，蕭颯的《小鎮醫生的愛情》，寫的是人性戰勝性愛的故事。這些作品在內容上更多的是與新女性主義的西方色彩相對的民族傳統，它們在台灣文壇的影響也很大，總是一版再版，可見傳統中的精華部分將被一代一代的人傳承。
進入九十年代，隨著台灣文學的日趨多元化，台灣的女性文學有了更多的自由發展的空間。女性文學有閑適、恬淡化的傾向。由於台灣經濟的起飛，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物質文明已成為現實。女性作家們對生活、社會、人生的重大主題的思考比從前少了，她們有閑暇去表現都市人生活的高雅情趣：寫交友、栽花、野炊、旅遊等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似乎沒有了生活的艱辛和磨難的苦澀，有的是物質的豐裕和自我解放後的舒坦的恬靜，年輕一代像玄小佛、蘇偉貞、鄭寶娟、方娥真、彭小妍、林邊、林佩芬等，她們的作品給人以閑適淡泊的感受，抒情意味濃厚。
玄小佛是頗有才氣的青年女作家。玄小佛，原名何隆生，從小受到嚴格的家庭教育。十七歲時發表處女作《白屋之戀》，一炮打響，當時她還在讀高中。此後，她一發不可收，陸續出版了數十部長篇小說，成為與瓊瑤、三毛等齊名的暢銷書作家。她的小說被改編成電影、電視劇，搬上銀幕、銀屏。特殊的生活境遇養成了玄小佛喜歡孤身獨處的靜思玄想的性格、氣質，長期潛心研究哲學、心理學和曆史學，使她形成了與瓊瑤等人迥異的創作風格，她的小說中很少有尋死覓活的“造夢”大都寫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筆下人物通常是凡人，既不是絕對的好，也非絕對的壞。
另外，女性文學向消費性、娛樂性發展。都市快節奏的緊張生活使人們希望工作之餘能夠放鬆消遣，所以那些描寫男女婚戀題材的作品多起來了，它們雖無深刻的思想內涵，因其故事情節曲折和對都市生活的貼近，可讀性強，不失為消遣的好材料。以朱天心、朱天文為代表的“現代閨秀派”，描寫工業企業高層寫字樓內兩性情愛的作品受到大眾的歡迎。
總之，八九十年代台灣女性文學，既有對女性自身進行思考的嚴肅作品，也不乏娛樂消遣的通俗作品，藝術形式技巧上既有傳統女性文學細膩的寫實，也吸收了現代派意識流等表現手法，呈現出互相滲透、兼容並蓄的多元景象。
八九十年代的詩歌和散文
台灣新詩的發展向來以詩社和詩刊的發展為其基地。八十年代以來，除了一直堅守陣地的詩刊比如《創世紀》、《藍星》、《葡萄園》、《笠》等繼續發行和一部分詩刊的複刊外，新的詩刊不斷湧現，聲勢浩大。據統計，八十年代以來，相繼創刊的新詩刊有：《詩學日誌》、《腳印》、《掌握》、《山城》、《涓流》、《漢廣》、《飆》、《心髒》、《洛城》、《台灣詩季刊》、《草原》、《晨風》、《春風》、《傳說》、《鍾山》、《南風》、《四度空間》、《王陵》、《地平線》、《季風》、《天水》、《握星》等，林林總總三十多種。雖然這其中有不少詩刊如劃過夜空的流星，曇花一現，很快就消逝了，但因為有了它們，八十年代初期台灣詩壇顯得特別活躍，這些詩刊的出現無疑為台灣詩壇新秀們的成長提供了園地，對台灣新詩的發展做出了貢獻。
這一時期台灣詩壇是三世同堂，非常熱鬧。餘光中、洛夫、商禽、羅門、周夢蝶、鄭愁予等老一代詩人常有佳作問世；羅青、非馬、杜國清、羅英、張香華等中年詩人亦十分活躍；而一批出生於五十年代的新生代詩人的崛起，使台灣詩壇充滿勃勃生機。新生代詩人中較為活躍的有：林德、林、歐團圓、陳義其、黃智溶、劉克襄、陳克華、林宏田、簡政珍、吳明興、陳建宇、也駝、王浩威、夏宇、宋建德、楊準晨、沙笛、邱振瑞、孫維民、洪淑苓、柳翱、焦桐、陳誌勇、黃雅靜、孟樊、竹春、鄭心圃、江中明、陳雯雯、許悔之、廖乃賢、許常德、赫蕨、駱崇賢、林翠華、陳豐裕、曾淑美、邱慧萍、林靜秋、掌思、葉文振、竹溪、林婷、洪準勳、吉也、羅葉、李遙知、施若琛、李修明、林渡、許大維、來少甫、杜樺、羅任玲、葉振、高興、林宏田、黃宜敏等。
本時期的詩風有了很大變化，經過六十年代“現代派”的風起雲湧和七十年代“鄉土派”“回歸傳統”“專注寫實”的大力提倡，本時期人們趨於冷靜，大家都意識到偏向任何一方都是“過之猶不及”，隻有多種藝術因素、創作技巧的融合才能促進新詩更健康地發展，不妨借現代意識流、象征、幽默等新的表現技巧，摒棄其晦澀難懂，過於內向化的缺陷，同時發揚“鄉土派”“關懷現實”“關心民眾的疾苦”等優點，達到現代與傳統的有機結合。著名現代派詩人餘光中曾對“現代詩”的惡性西化作出檢討和反省，主張“現代主義要詩人把寫出詩的主題和感悟從田園的風光和浪漫的情緒，轉移到現代都市人的經驗來”。“所謂現代詩是寫現代人在工業文明社會裏的心理狀態，當然不一定要寫出機器，可是並不逃避機器，要賦予沒有詩意的機器一點詩意。”（餘光中：《新詩的賞析》，參見公仲、汪義生著《台灣新文學史初編》，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84頁。）餘光中、洛夫等人本期的詩作由過去一味表現自我轉向對廣闊現實的關注，而吳晟等鄉土派詩人在注重作品的現實性、社會性的同時，也廣泛借用現代派藝術技法，以豐富自己的表現力。八九十年代台灣詩人在詩的主題和題材方麵積極進行探索，把筆觸伸向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和人的情感世界的每個角落，使詩的內容更加廣泛。與以前的詩歌相比，本時期詩壇出現了四類詩：政治詩、都市詩、環保詩、鄉悉詩。這些詩在思想和內容上都呈現自己鮮明的特色。“政治詩”的曆史由來已久，但這一名詞的提出卻是在八十年代。它首先出現在1983年的《台灣文藝》。葉石濤在《陽光小集》第十期的“我看政治詩”座談會上對“政治詩”作了兩點解釋：1政治詩是表示某一階級對當時政權的不滿。2為台灣社會結構裏麵，農、漁民、勞工階級等低收入者做最強烈的發言，特別表示強烈的意識。此外葉氏還提出了寫政治詩的四點意見，這四點意見與寫鄉土詩的意見是完全一致的。《陽光小集》第十三期還推出《政治詩專輯》。在台灣詩寺台經常從事政治詩創作的詩人有陳嘉農、宋澤萊、李勤岸、劉克襄、紀萬生、苦苓、黃樹根、明哲、詹澈、楊浪、林華州、莊金國、陳貴寧、李疾、何群等。
政治詩的興起與八十年代以來台灣社會的多元化密切相關，尤其是政治限製的解除使詩人們得以大膽地“以政治入詩”。陳嘉農的政治詩善於從政治現實的層麵對各式題材進行觀照，他的《給亭均、亮均》就是以林義雄一家的滅門慘案為背景，悼念在“二。二八”慘案中被害的林氏兩幼女。廖莫白也是出名的政治詩人，他是八十年代台灣文壇十分活躍的人物，著有詩集《戶口名簿》和《台灣組曲》及詩論《詩的沉思》。他的詩充滿了對現實的關注和抗爭，1982年“一位優秀的人才在省議員選舉中意外地落選”使詩人十分憤怒，有感而發寫下了《我為你張貼了標語》，詩中寫道：“我要把標語貼滿這街道/讓原則遽失的年代蘇醒過來/我要揭穿這場騙局/喚醒沒睡的同胞/在這黑暗中睜亮雙眼/讓逐漸枯萎的心中/重新盈溢盎然的綠意”，對現實生活的警覺和強烈的參與意識由此窺見一班。此外，宋澤萊的《哀歌》、《訴求》，苦苓的《謀職》、《大寒》，劉克襄的《政治犯》等都從不同角度取材，反映深刻的現實矛盾，寄托詩人的政治意識，表現出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政治詩有時因其過分強調“政治”而忽略了藝術性，也出現了褊狹化的趨向。
七十年代以來，伴隨著台灣資本主義工商社會的快速發展和都市化的進程，都市詩成為詩歌中頗引人注目的一族。都市詩在時間上可分為“前都市詩”與“後都市詩”。“前都市詩”的中堅人物有羅門、陳美連、王仁、夏維、蕭湘等，這時的都市詩最為關注的是都市人民的形而下生存現狀，慨歎人世的滄桑及艱辛，因而特別執著於描刻都市中下層百姓的真實形象，表現其內心深處的情境，寄寓詩人對他們的一腔人道主義情懷。如王仁《載瓦的老人》這樣描寫道：“驟見你佝僂身影穿梭/柏油路未涼的初夜/幾片老泥瓦/一輛破雙輪/於鋼筋水泥上繁車隊間/載我的情緒回童年……”此外，還有詩人常采用較為現代的手法，將筆觸探進都市生活的內裏，對社會進行形而上的深刻思考的批判：“讓無知的泥濘愈陷愈深/讓惡意的黑夜浩浩前進/讓怯懦的靈魂像封閉的房間/永遠呼吸著夭折的欲望/讓不知感激的心像荒蕪的世界/不能察覺春天的來臨/讓自憐在眼淚中呼救/讓自私在孤獨中垂死/讓我們手牽著手/穿過燦爛的七色的拱門/到達彩虹的另一邊”（夏維：《彩虹的這一邊》）。這一時期的都市詩還著力於對現代工業文明所導致的扭曲人性、利欲膨脹的惡果進行無情撻伐，流露出對自然、美好生活秩序的向往。“後都市詩”中主要有歐團圓、羅青、林、林宏田等一大批新老力量在努力著。這一時期的都市詩在形式上有一個鮮明的特色，那便是現代主義手法的普遍運用；而且內容上則充斥著強烈的後現代主義色彩。“後都市詩”的重心是對都市生活的深層機製以及都市人靈魂的大力發掘，它們盡情展現現代都市生活的碎片，呈示現代都市人的孤獨感、隔離感和撕裂感，充分反映出社會畸形現象，如沈誌方《書房夜戲》、林《夢咒》、許悔之《呼痛的石頭》等。而初安民《我在台灣北討生活》、田運良《廣告物語》、駱崇賢《生命的延續》等作品則宣泄了人在後工業社會中的感受，頗具後現代主義特征。至於王添源《我不會悸動的心》、歐團圓《雨族》、羅門《斷骨記》等，則表現出消解崇高、逃避理想、拒斥英雄的思想傾向，屬典型的“解構一切”的後現代主義情緒之作。另外，一些表達對人類未來命運的恐懼與對科技理性的懷疑的科幻性詩作，也可劃為“後都市詩”之列。
環保詩也稱“環境生態詩”，其產生於七十年代，興盛於八十年代；是現代工業文明對人類生存環境的破壞導致了詩人對這一領域的關注與焦慮。對生態環境的危機感，實質上源於詩人對人類自身安危的重視，它以共建人類文明、美好的家園為指歸，意在喚起人們對大自然的自覺嗬護。此類詩的奠基者之一莫渝作有《在我們的土地上》係列環保詩作，洪素麗《港都行——哀愛河》、白樵《白鷺鷥的抗議》、紀萬生《古井》、劉克襄《美麗小世界》等作品也藉各自關懷的環保問題，警醒人們對周圍空間的注意。
台灣與大陸永遠割不斷的情思使“鄉愁”始終是詩歌表現的一大主題。不管世事如何變遷，時空如何阻隔，無法抹去的是對故國鄉土的那份沉沉的眷戀。八九十年代的鄉愁詩在詩壇中仍占相當大的比重，詩人那份思家念國的情懷日漸濃鬱，雨弦的《盆景的話》把遠離故鄉的遊子那份淒涼寂寞的心境和對祖國運動牽夢繞的呼喚表現得千回百轉。他在詩中寫道：“小時候/就離鄉背井/來到這有土無地的/院落/仰不見天，俯不及地/總是常被人修剪/且隨時扭曲成/他們所喜歡的/一種樣子”，“沒有深植的根/吮水之後/即暗自落淚……/故鄉嗬/你在哪裏？”詩人用盆景象征離開了祖國的寶島的孤苦無助，意象新穎，情韻悠長，寫景、敘事、抒情、議論水乳交融，讀後餘味無窮。魏予珍的懷鄉組詩《天末懷人》、向明《湘繡背麵》、辛鬱《家書》、沙牧《扣不到的門環》都傳達出離人與祖國、與故鄉、與親人無法扯斷的血肉聯係，哀婉的韻致、纏綿的筆調，蕩漾著赤子朝思暮想的思鄉戀國的綿綿情愫。
除以上幾種主要的詩歌類型外，還出現了諸如“錄影詩”、“視覺詩”之類的新型詩。這些詩是出生於台灣島上的“新世紀詩人”在詩歌形式、內容、語言等諸方麵進行大膽探索、嚐試後的結果。它們或是“詩歌合一”，或是“詩畫合一”，或是“詩影合一”，這可以說是工業社會傳播手段的發展對詩的影響。羅青首創的“飛鳥體”、向陽的“十行體”、蘇紹連的“四言體”、董智溶的“電腦詩”、汪啟疆的“海洋詩”等都令人耳目一新。新生代詩人的作品並非盡善盡美，也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弊端，但是他們這種銳意進取、不憚嚐試的精神卻給詩壇帶來新的氣象，這是值得讚許的。
新生代詩人兼學者林德本時期還出版了《一九四九以後》、《不安海域》兩部詩論，從史的角度來考察台灣詩壇，對近四十年來台灣現代詩的基本狀況和發展趨勢勾畫了一個清晰的輪廓，著重對新生代詩人的詩作加以評析，這對研究台灣現代新詩頗有參考價值。林德於1997年因病去世，英年早逝，令人痛惜。
散文文體發展至八十年代，一度出現繁榮。其數量與質量皆達到空前水準，一批傑出詩人、小說家紛紛涉足散文，如羅青、洛夫、夏宇、王文興、羅智成、黃凡、林德等。由於他們的介入，散文突破傳統陳規，轉換範式成為可能。其中，知性散文以異軍突起的姿態闖入文壇。它們洗去以往散文中空洞說理、浮情泛濫的濁跡，注入富有真知灼見的個性思考，有力凸顯了散文的智慧內涵；從政治、曆史等層麵開拓了散文的文化品格，使散文的氣度得到大大提升。
眾多女性散文作家的出現，也是此間散文領域中的一大特色。出自這些女性手筆的散文，不再像過去那樣多愁善感、柔弱無力，而代之以一種從容自信、睿智大膽的新形象。如作家們的個性借散文文字得到空前張揚，她們的心態籍散文章句獲致充分流露。鮮明的女性主體意識，成為八十年代台灣散文的主要精神內涵之一。其中的代表作家有張曉風、夏宇、洪素麗、簡、陳幸惠、方娥真和鄭寶娟等。其作品情智並茂，風格各異，為豐富台灣散文做出了不小的貢獻。以簡為例，她二十四歲時出版第一本散文集《水問》，至今已有十餘本散文集問世。簡是位對散文有著深層思考的作家，她在創作中苦苦地思索人生，苦苦地探求與文章內容相契合的表達方式，既不重複別人，也不願重複自己。她的處女文集《水問》尋找人的自我覺醒；《隻緣身在此山中》開始對生命終極意義的求索；《十二月令》對人的一生可能遇到的十二道關卡作形象的解析，字裏行間充滿哲理的思辨色彩；《夢遊書》中揭示了現代文明與古老傳統之間的痛苦撞擊……簡曾因翻譯佛經去台灣佛光山生活了七八個月。其間，她從佛學中吸收到許多可以豐富自己文學創作的營養，佛學也使她的人生變得異常超然。
進入八十年代，台灣散文對都市人生活情狀的描摹與剖析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廣度。從深度方麵說，林清玄、黃凡、木心、林等作家都著力探討了都市社會的內在景況，表現生活於後工業社會中的現代人的種種困頓與異化。就廣度方麵言，湧現了生態散文、政治散文等，它們就人們所關心的環保問題、住房問題、社會治安、能源緊張等做文章，幾乎麵麵俱到地展示了台灣的現代都市生活景象，其中的代表作家有龍應台等。都市散文表現出了強勁的創新勢頭，可謂散文領域裏的一次變革。
田園和山林散文一如既往地受到散文家的關注，主要作家有陳冠學、孟東籬、肖白和栗耘等。他們以一種坦然灑脫的姿態麵對自然山水，將自我融入其間，從中吟味人生的詩意和悠閑。代表作品有陳冠學的《田園之秋》、孟東籬的《濱海茅屋劄記》等。
鄉土與寫實散文在此時也獲得繼續發展，阿盛為這一方麵的最典型代表，成就也最為突出。阿盛這一時期有散文集《行過急水溪》、《綠袖紅塵》和《散文阿盛——第一個十年重要作品》等。他的作品描繪了台灣城鄉生活的變遷，尤其是有關台北社會的人物、事件以及現代社會中都市人的孤獨和落寞。他的一些鄉土散文，深切表達了對逝去的風俗習慣的留戀，以及對都市文明負麵效應的痛恨。
生態散文是台灣八十年代文壇中湧現出的又一大景觀，代表作家為楊憲宏、心岱、劉克襄、陳煌等，代表作品有心岱的《大地反撲》、劉克襄的《隨鳥走天涯》和陳煌的《飛鴿的早晨》等。他們的作品旨在突出生態環境之於人類的重要意義，曉諭人們對於大自然所承擔的責任。
隨著台灣同胞回返大陸探親潮的推湧，以大陸為題材的散文在八十年代後期風行一時。相當多的作家（如羅蘭、三毛、瓊瑤、洛夫等）以各自的生花之筆寫出了大陸留給自己的深刻感受。
從總體上來看，八十年代以來台灣散文的創作空間比以往年代更為開闊，作家對內心世界的開掘較以往更為深邃。創作手法上呈現出借鑒的趨勢，電影、小說、詩歌、戲劇的正宗技巧無不被散文作家們大膽拿來，為己所用。從小說家黃凡、蘇偉貞、吳錦發的散文中，我們不難窺到小說筆法；在詩人楊牧、白靈、許悔之和席慕蓉等的散文裏，我們也可見到詩性的語言和想象。
八九十年代的台灣社會日趨都市化、工業化，愈來愈受到西方社會思潮的影響，因而後現代主義文化也就自然而然地浸染了台灣散文創作。追求通俗、流行，避免深刻、厚重一時間似乎成為八九十年代散文創作的普遍取向，結果出現了大量短小、膚淺之作，滯礙了台灣散文質量的進一步提高。
182 港台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