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革命曆史小說。此類小說通過曆史的觀照和反思，表達作者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民族壓迫的揭露和反抗。台灣的曆史，是一部台灣人民不斷與異族入侵進行不屈不撓的抗爭的曆史，它已成為台灣新文學取之不盡的源泉。繼鍾肇政的《濁流三部曲》、《台灣人三部曲》之後，李喬於八十年代初期完成的長篇巨製《寒夜三部曲》又取得了此類大河小說的新突破。在李喬的筆下，不少日據時代為台灣人民解放事業付出過重大犧牲的台灣民族鬥士和左翼代表人物得以呈現，從而突破了台灣文學創作的政治禁區，為以後的台灣政治小說的開拓做出了曆史性的積極貢獻。
（二）“工人文學”。該類作品反映了現階段台灣社會嚴重的階級壓迫、階級剝削的事實，以及貧苦階級民眾的抗爭。八十年代以前，楊青矗以批判“勞動界不公、不義”為主題，開拓“工人小說”的先河。八十年代以來，陌上生的《夢魘九十九》和李昌憲的《加工區詩抄》等作品在秉承批判主題的同時，更向勞工的感情、心靈世界掘進，並呈現他們為改變自身處境所作的掙紮和努力。鄭俊清的長篇小說《憤怒的山城勞工》描寫某公司的廣大工人麵對資方卷款外逃的惡劣形勢，奮起自救，接管工人管理權並組織生產，顯示出台灣工人權益意識新的覺醒和台灣工人運動發展的新動向。
（三）“老兵文學”。八十年代老兵題材小說，側重於展現老兵們由於地位低下、生活貧困所產生的精神和行為的種種變態，如鍾延豪《金排副》、黃臉《冷熱胸膛》等刻畫在職下層官兵在升遷無望、回歸無期的困境下所產生的孤僻心理和怪誕行為。苦苓《柯思裏伯伯》敘述一位循規守矩的退伍老兵在貧窮和絕望中鋌而走險，搶劫銀行。履疆《兩個爸爸一個媽媽》、苦苓《張龍趙虎》則反映了老兵們痛苦的婚姻狀況，迫於貧窮，兩位老兵同娶一妻，從而造成了感情、生活上的反常。王璿的小小說《死了一個老兵》則刻畫了老兵所遭受的精神折磨——為當局哄騙而長期懷著“反攻大陸”、“戰士授田”等毫無結果的迷夢。老兵問題是台灣社會問題的一個方麵，是曆史遺留給台灣社會的痼疾。在惟利是圖、講究生存競爭的八十年代，台灣工商社會中，老兵年老體弱又身無長技，勢必被拋入社會的最底層。台灣當局更視退伍老兵為包袱並設法甩掉，因而釀就了一幕幕社會悲劇。“老兵文學”從“曆史——現實”的特殊視角，揭示了台灣社會的非人道的殘酷性。
（四）“教育小說”。這類小說反映了泛政治格局下台灣官僚體製種種政策弊端在校園內蔓延的情景。如唐懷萱《雞冠花開的時候》、苦苓《淪亡錄》、張大春《新聞鎖》等描寫學校當局強迫學生捐獻或迫害學生的事件。黃凡的《反對者》展現了高層政治勢力對學校正常運作的幹擾。陳燁《縱火者》則顯示特務政治在學校延伸所造成的對年輕心靈的無法彌補的創傷。許台英《花冠和次冠》嘲諷了台灣教育界的齷齪現象。
（五）正麵反映人民革命鬥爭和知識分子的愛國、民主政治運動。這類作品以張係國等海外作家為肇始，八十年代後王拓、黃凡、朱天心等相繼縱筆其中，如王拓《台北、台北》、黃凡《傷心城》、朱天心《十日談》等小說，這些小說借助情節發展容納大量政治、經濟、文化資料，展現七八十年代台灣政治運動風雲變幻、不同政治觀點和意識形態相互激蕩的時代特征。
上述作品大體延續了八十年代以前台灣政治文學以一般社會生活描寫藏匿政治主題、並未直接觸及當局禁忌的方式，但亦可看出若幹新的特征，如小說由社會問題向政治主題逼近，小說題材由一般問題向敏感問題集中，如“老兵”、“眷村”題材作品開始涉及省籍矛盾等敏感問題。真正代表著八十年代政治文學最新發展的是一種勇敢突破國民黨當局設置的種種禁忌，直接向現行統治體製發起挑戰，批判政治弊端，表達爭取民主和人權的政治主題的新型政治文學的誕生。新型政治文學與過去相比，具有複雜、豐富、勇猛、明確等特點，包括“牢獄小說”、“二。二八小說”、“人權小說”、“兩岸情結小說”等。
（六）“牢獄小說”。這種小說出自當過“政治犯”的作家之手，或側重正麵描寫監獄生活，或側麵反映監獄生活，從而揭露和批判了台灣當局專製統治對人性的壓迫、扭曲。該類小說代表作家有施明正、王拓、陳映真、楊青矗等。
1980年，施明正發表於《台灣文藝》的《渴死者》堪稱“牢獄小說”之濫觴，它與後來作者發表的《喝尿者》都以對人性扭曲的描寫反映台灣特務機構和監獄的汙濁和可怕。前者獲得1981年台灣“吳濁流文學獎”的小說佳作獎，後者獲得1983年“吳濁文學獎”的小說正獎。《渴死者》描寫一位來自大陸的無名氏青年軍官政治犯悲壯自殺的故事，反映了驚心動魄的監獄生活真相。作者采取反諷的藝術手法，選取了超越政治的同胞愛的視點來描寫這個殘酷而黑暗的角落，使小說獲得了成功。《喝尿者》采取樸素的紀實手法，展露了作者同牢房十多個囚徒赤裸裸的人性。金門陳先生是作者著重刻畫的人物，他是一個無政治是非，無生活準則的人，是一個害人者與被害者混合體，為同房的服刑人所厭惡。但當他收到起訴書麵臨死亡時，所有同房人仍然“爭著表達互愛，以提供互助”。這篇小說由於作者作為一位中國醫生對人道主義的身體力行，並致力於追求提升自身的精神境界，突現了超越政治的人類博愛精神，在刻畫台灣牢獄生活的小說中具有其突破性的成就。
繼施明正的《渴死者》之後，台灣“牢獄小說”不斷湧現。如楊青矗係列短篇小說《給台灣的情書》著重描寫監獄中致使政治犯精神崩潰、被迫承認莫須有罪名的逼供信；陳映真的中篇小說《趙南棟》則對獄中鬥爭生活加以直接刻畫，塑造了懷抱著革命理想的“朗澈地赴死”的一代革命者形象；方娥真《獄中行》、陳雷《百家春》分別展現獄中濫罰、濫刑、濫殺的可怖情景。作為“牢獄小說”的變奏，一批從側麵反映監獄生活的作品頻頻湧現，如蔡秀女《稻穗落土》刻畫“政治犯”涉案後，對其家屬親友造成的創傷影響，並從家屬眼中反映監獄的殘酷。李喬的《小說》刻畫“政治犯”入獄無端受冤而罹罪，或遭當局窮追不舍、疲於奔命的情景。王拓的長篇小說《牛肚港的故事》堪稱由社會寫實小說向政治小說轉化的典型之作。《牛肚港的故事》講述七十年代的一位漁港少女阿珍被奸後受孕而自殺，圍繞案件的偵破過程，展現了台灣漁村社會生活的現實風貌。主人公趙孝義和僑生女友李娟、富家女兒楊美慧三人是大學同學，他們關懷民眾疾苦，參與公益活動，發表國事意見，畢業後立誌獻身於偏僻落後的漁村教育事業。然而，趙孝義雄心未展，竟遭受到誣陷和誤解，先被牽連於刑事案件之中，後又上綱為政治嫌疑犯而被捕入獄。《牛肚港的故事》在藝術上頗具特色，作者吸收了許多推理小說和愛情小說的表現技巧，情節起伏跌宕，懸念扣人心弦，人物性格鮮明突出，感情糾葛委婉細膩。作為一位積極主張和參與台灣社會政治改革的作家，王拓在小說主人公趙孝義身上傾注了熱情和心血，充分體現出他那批判現實、激勵革新的一往無前的創作精神。
（七）“二。二八小說”。“二。二八”政治事件一直是台灣國民黨當局最大政治禁忌之一，也是施加於台灣民眾身心上的傷痕。以前有關“二。二八”題材的小說（如吳濁流的《無花果》），常被當局列為禁書。1983年前後，林雙不的《黃素小編年》成為第一篇公開發表的突破“二。二八”事件題材禁區的台灣小說，此後，“二。二八”小說一發而不可收，一大批作品開始突入這個政治敏感區域，如李喬的《泰姆山記》、郭鬆《月印》、李渝《夜琴》、林深靖《西莊三結義》、宋澤萊《抗暴的打貓市》、楊照《黯魂》、《煙花》、林文義《將軍之夜》、《阿公海漲羅》、葉石濤《紅鞋子》、《牆》、王湘琦《黃石公廟》及陳燁《泥河》等。這些小說大都描寫“二。二八”事件對台灣人民產生的長期而深遠的影響，既是對曆史的反思，又是對現實的鑒照，正是在這曆史和現實的連接點上，凸顯其強烈的政治批判意義。“二。二八小說”的崛起，反映了台灣人民渴求了解曆史真相、改革現實政治的雙重要求。當然，這些作品有的側重於追究責任，發泄憤恨，有的則傾向於化解仇恨，走出曆史的陰影，可見主題上存在著區別。
（八）“人權小說”。人權小說是以維護人權平等，爭取人民民主為題的小說，大多旨在批判和抗議侵犯人權的政治迫害。台灣當局長期以“戒嚴法”或“國安法”對台灣民眾施行嚴密控製，剝奪民眾的民主權利乃至基本的生存權和人身自由。解禁之後，這種黑暗的專製統治成為眾矢之的，台灣文學中的人權精神高揚起來。1979年，楊青矗將他登記競選“立法委員”的親身經曆寫成小說《選舉名冊》，對國民黨高雄當局百般阻撓和踐踏的先聲之作。在1979年12月10日“紀念國際人權日”事件中，一批社會知名人士和台灣作家被捕入獄，從而也催生了一批人權小說的誕生。
青年女作家陳豔秋的《陌生人》描寫了參與民主運動的受刑人杜恭禮家屬受到情治單位調查人員困擾的故事。青年作家莘歌的《畫像裏的祝福》也是從政治犯家屬的側麵描寫了摧殘人權造成冤獄的社會悲劇，小說采用反襯手法，以平民百姓的寬厚之道，倫理之情來描寫政治生活的嚴酷現實，使作品具有強大的感染力和震撼力，李喬的小說《告密者》以庖丁解牛之刀法，從深入剖析人性矛盾和心理矛盾的認識高度，淋漓盡致地揭發了一個台灣“保防細胞”生成、發展和沒落的過程。宋澤萊的《廢墟台灣》以超現實的筆觸，溢於言表的憤恨，對專製政治的殘酷，反動官僚搜刮民脂民豪，濫殺無辜等窮凶極惡的罪行加以誇張的表現。吳錦發《消失的男性》則對幹涉、損害人身自由現象加以揭露。另外像李昂等為代表的明確標示“不是爭女權，而是爭人權”的新女性主義文學，及以莫那能、柳翱等作家的爭取少數民族生存權利的“山地文學”等，實際上都是“人權文學”的重要部分。青年作家林雙不近年來連續創作人權小說，成為台灣“人權小說”的代表作家，他的《大學女生莊南安》、《春鴨仔群》、《小喇叭手》等小說都是八十年代人權小說代表作品，反映台灣大中學校生活中一些政治衝突，富有強烈的“人權意識”。林雙不的可貴之處在於逼視現實的鋒芒和控訴不義的銳氣。但林雙不近作的人權意識中著重強調省籍意識的衝突，模糊了人權意識的實質，同時有“主題先行”、“小題大做”之嫌，此為林雙不小說的敗筆。
（九）“兩岸情結小說”。海峽兩岸情結，小而言之有個人的、家庭的情結，大而言之有民族的、國家的情結。在台灣文學史上，兩岸關係始終是台灣作家思考和反映的重要組成部分。進入八十年代以來，由於世界時局的變遷，台灣文學中描寫兩岸情結的作品已經有了新的內容。台灣青年作家兼評論家莘歌1984年發表於《文季》七月號的短篇小說《家》，描寫了一個跨越海峽兩岸長期隔絕的典型家庭的倫理悲劇，從而傳達出台灣同胞盼望突破人為的政治障礙實現親人團聚的強大呼聲。陳映真的《鈴鐺花》和《山路》超越了個人和家庭的命運，具有更廣闊更深刻的對民族命運的思考，體現出陳映真這位被楊青矗期許為未來的政治小說大師的台灣作家所具有的思想深度和坦闊胸懷。另外，八十年代末，藍博洲采用紀實文學的形式創作了《幌馬車之歌》、《尋找劇作家簡國賢》等係列作品則秉續了陳映真《山路》的主題，具有更強的批判力度。
（十）“新世代小說”。據希代版《新世紀小說大係》的前言中關於新世代作家的年齡界限，即以五十年代以後出生的為主軸，以1945年-1949年間出生的為彈性對象。這批新世代小說家的成長背景是六十年代台灣社會的急劇轉型，從而使他們輕而易舉地進入現代資訊的網絡中，接受世界多元的知識係統。黃凡在給林德小說集《惡地形》作的序中，對新世代作家歸納為三點“一、與前輩作家相比政治情結減少了許多，二、擁有多元化的知識背景，三、勇於嚐試各種新的文學技巧與表達方式。”這從某種程度上反映了新世代作家的創作特征。
新世代小說題材更加廣泛，思想內涵更加豐富深刻，作家的文學經驗得以豐富的展現，同時在審美傳統上亦有所突破。如新世代都市小說中東年的《大火》，寫來自農村的遊泳兒在狹窄逼仄的住宅裏忍受著兩旁鄰居的吵鬧和威脅，終於走上了精神崩潰的絕境，整個小說就是一個寓言，一個象征，小說中兩個鄰居分別為妓女與暴徒，實際上暗示著都市生活中色情與暴力的畸形生活狀態。王幼華的《麥先生的公寓生活》和張大春的《公寓導遊》都是以公寓為現代都市人的生活背景，表達了現代人生活的間離感。侯文詠的《鐵釘人》用通俗的故事形式，把現代人絕望的體驗以及掙紮，表現得相當有趣。新世代小說以林德的《惡地形》、王華的《花之亂流》、馮青的《白牆》以及夏行的《奔赴落日而顯現狼》為代表作品。其中《惡地形》通過三組對峙的意象在作品中互相滲透，交織在一起，構成了一幅現代人的夢囈圖，實為台灣新文學的代表之作。在台灣新世代小說中，超驗、科幻、後設小說引入創作領域，實驗小說與通俗小說並舉。如梁寒夜的《海蹠》、今靈的《椅子》、蔡秀女的《紅衣觀音》為台灣超驗小說的代表。如林德的《雙星浮沉錄》、葉言都的《高卡檔案》、張大春的《傷逝者》、平路的《按鍵的手》等科幻小說從不同的角度寄托了對人類命運的深切憂慮，但在誇張手法，荒誕構思以及超凡想象力上又較一般實驗性文學增加了可讀性。另外，在新世代小說中，武俠、言情題才的作品亦占有一定的比例。
新女性主義文學
女作家一直是台灣當代文壇中的一支生機盎然的生力軍。她們的存在和發展，為台灣文壇增添了一道道奪目的光彩，特別是八十年代以來，台灣新女性主義文學的異軍突起構築起一道新的景觀，使當代台灣文壇的多文化創作趨勢更加明顯：現代派文學或鄉土派文學一枝獨秀的局麵成為曆史。
女性文學的產生和發展離不開特定的社會條件。七十年代初，台灣經濟的起飛和社會的轉型，為女性意識的覺醒和新女性運動的興起創造了客觀的社會環境，而當時西方激進的女權運動，尤其是1970年美國爆發的大規模婦女解放運動對台灣婦女產生了重大影響，台灣新女性主義就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發展起來。
長期以來，婦女成為台灣社會發展的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隨著受教育程度和就業率的不斷提高，她們獲得了一定的經濟地位。但是她們在社會上仍得不到與之相應的地位和尊重，麵對這樣的社會現實，台灣出現了婦女運動，大力宣揚新女性主義，嚴厲批判傳統觀念對於女性作為“人”的權利和尊嚴的扼殺，呼呈消除社會對女性的歧視和偏見，要求建立男女平等、兩性和諧的理想社會，同時也強調女性自身的自我覺悟和自我完善。台灣婦女運動打出的“新女性主義”旗幟，對台灣女作家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於是，新女性主義文學出現了。曾心儀、李昂、廖輝英、蕭颯、朱秀娟、袁瓊瓊、蘇偉貞、蔣曉雲、李元貞、楊小雲等人為代表的新女性主義作家，以強烈的使命感和責任感，麵對社會中男女不平等地位和由此產生的種種問題創作了相當一批以現實主義為主體的作品，來觀照女性在社會轉型中的種種權利和心理機製的變化，產生了一定的社會影響力。這些女作家大都出生於五十年代前後，她們不同於以往的“閨秀作家”。她們大多受過高等教育，思想活躍，善於思辨，作品中往往通過女性命運來嚴肅地剖析人生和社會，既有可讀性又有思想性。女作家們以咄咄逼人的氣勢在台灣各項重大的文學獎中連連奪魁。例如，蘇偉貞自1980年起至1984年連獲《聯合報》中篇小說、短篇小說、極短篇小說和散文等各項獎，她的獲獎中篇小說《紅顏已老》在文壇引起很大反響。蕭颯自1979年起，也幾乎一年不落地奪得兩大報文學獎。蕭麗紅的獲獎長篇小說《千江有水千江月》，自1981年首版後，迄今已印了近三十版。此外，袁瓊瓊、廖輝英、蔣曉雲等，都不時在各類文學獎的獲獎榜上出現。她們許多作品的題目，如《自己的天空》、《不歸路》、《陪他一段》等，都采用社會大眾流行語的形式，因而頗具傳播效應。
台灣新女性主義文學，是以強烈的反叛精神作為先導的，從對傳統文化積澱的揭露批判和對男權中的秩序的顛覆中，使文學達到女性生存模式的反思與抗衡。同時也以直麵人生的現實精神，從女性感同身受的婚姻結構、家庭模式、愛情觀念、事業前程等問題切入，寫出在台灣經濟轉型時代，社會價值觀念急劇變革情況下，台灣婦女從傳統女性到現代女性之間角色轉換的艱難。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已從原來從屬地位逐漸移向主體地位，但她們為追求獨立自主付出的代價也是巨大的。
七十年代末，曾心儀率先發表帶有新女性主義色彩的小說，標誌著女性文學的轉機。曾心儀，原名曾台生，原籍江西省永豐縣，1948年生於台南。畢業於台灣私立中國文化學院夜間部大眾傳播係。她出身寒微，曾任化妝公司美容師，還當過百貨公司店員和秘書，於1974年開始文學創作。她的代表作品有：《彩鳳的心願》、《朱麗特別的一夜》、《等》以及《那群青春的女孩》等。這些作品中的女主人公都熱愛生活，渴望依靠自身的力量支撐起一片屬於自己的天空，然而殘酷的社會現實打破了她們的夢想，男權主義的烏雲籠罩著她們。但她們畢竟已經開始覺醒，勇敢地掙脫男權的羈絆，去創造屬於自己的生活.《彩鳳的心願》塑造了一個極有光彩的女主人公彩鳳。她家境貧寒，十二歲那年就迫於生計進了一家百貨公司當店員。她最大的願望是“改變生活的環境”來“回報爸媽多年來撫養她的辛勞和愛心”。小說圍繞著她參加歌星競選展開故事情節。無情的現實將她的美好願望擊個粉碎，當餐廳老板帶她到“大都會飯店”陪那個“日本先生”時，她如夢方醒，知道競選歌星隻是個騙局，想當歌星，得以肉體來交換。小說成功地塑造了一位自尊、自重、自愛的下層少女形象。她在生活的磨煉中逐漸成熟起來，有很強的自立意識，懂得如何把握自己的命運。從彩鳳的艱難處境和她的抗爭可以看到，盡管所麵臨的現實是那樣嚴峻，但台灣新一代女性畢竟已經昂首挺胸地站起來了。曾心儀的作品中塑造了許多被侮辱、被損害的女性形象，她們中有舞女、灑吧女、妓女、女店員，通過她們來反映資本主義商業社會中下層婦女的悲苦命運，表達了作者對這些同胞姐妹遭遇的同情，對逼良為娼的社會發出不平之鳴。曾心儀的作品不以情節取勝，而以細致的人物心理刻畫見長，但她的作品思想傾向性過於直露。
在八十年代台灣新女性主義文學的勃興中，李昂是女性現代意識和批判性最強的一位作家。
李昂具有“叛逆女性”之稱，原名施淑端，她的大姐施淑女、二姐施叔青分別為台灣文學評論家和小說家。她生於1952年，台灣新化鹿港鎮人，哲學係畢業，獲美國的戲劇碩士學位。李昂的作品題材以表現兩性關係為主，她以極大的勇氣和創新精神向封建傳統觀念和不合理的社會現實發起猛烈的攻擊，作品有：《鹿城故事》、《人世間》、《她們的眼淚》、《殺夫》、《暗夜》等。這些作品的共同特點是以女性為中心來反映社會生活。《殺夫》是她的第一部中篇小說，也是她影響最大的作品，小說獲獎後搬上銀幕，在文壇引起很大震動。作品以驚心動魄的故事情節傳達出隱忍負重的女性走上抗爭之路的悲劇。女主人公林市被叔叔當作一張換取長期吃肉不要錢的“肉票”嫁給性情暴虐、粗俗不堪的屠夫陳江水。林市長期被當作牲口使喚，還遭到毆打淩辱甚至慘無人道的性情虐待，在一次丈夫的粗暴淩辱之後，林市一時神誌恍惚，操起刀子把丈夫當作一隻豬宰了，她也因殺夫罪被判死刑。不僅在政治、經濟上沒有地位，在性生活上也是如此；隻不過是男性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泄欲工具，林市的悲劇正是男權統治下中國婦女命運的縮影。她的反抗則是在封建宗法製度禁錮下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