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文學
中華民族的凝聚融合，在和平的經濟文化交流和血與火的戰爭兼並雙重力量的作用下，經曆了漫長的過程。公元前二二一年，以秦最終滅齊為界，實現了中國的大統一，建立起曆史上第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專製王朝。雖然這個王朝隻存在了十餘年，但它的曆史事業和政治製度，卻由取而代之的漢王朝繼承下來；雖然西漢初一度出現諸侯勢力膨脹的苗頭，但曆史的大潮已無可逆轉，到漢武帝時期，中央集權製度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和鞏固。西漢、東漢總共四百多年的統治，在多方麵奠定了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的基礎。統一的封建專製王朝，需要有相應的思想文化措施來維護和加強它的統治，戰國時代百家爭鳴的狀態，是不能繼續下去了。秦始皇在統一文字、法令、衣冠建製的同時，又下令進行思想控製：各國史書，除《秦紀》外一律燒毀；除官方博士所掌管的書籍，民間所收藏的《詩》、《書》及“百家語”一律交公焚燒；有敢於談論《詩》、《書》的，概處以死刑。他還一舉坑殺儒生四百六十餘人。他試圖把愚民政策和嚴刑酷法作為統治國家的基礎，但事實證明這是行不通的。
西漢王朝建立後，在多方麵繼承了秦的製度，但在刑法和文化控製方麵，則采取較為簡約寬鬆的政策。立國不久，朝廷廢除了秦的“挾書律”，大規模收羅文籍，並允許各家學說流行。主張“清靜無為”即減少國家對社會生活所加幹涉的黃老思想，一度非常興盛。但這顯然不是最適合中央集權製度的學說。秦始皇控製社會思想文化的設想，對漢王朝仍然是有用的，不過需要采取比較合理可行的方式去實現。於是，漢武帝采納了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建立起完整的社會統治思想，並在政治製度上把讀經和士人求官謀祿的出路密切結合，使讀書人全都成為儒生，從而有效地結束了百家爭鳴、眾說紛紜的曆史。
但漢代的儒學，已經截然不同於先秦的儒學。本來意義上的孔孟之道，雖然也是為統治者提供統治方法的政治和倫理學說，但畢竟是在野的、帶有相當理想色彩和批評成分的學說。而董仲舒所建立的新儒學，則完全是一套官方統治思想，它吸收了孔孟思想中若幹有用的成分，又糅合陰陽家和法家思想，形成一種以維護皇權的絕對性為目的，融政治、宗教、倫理、刑法為一體的實用之學。當然應該看到，這是順應著當時曆史需要的產物。
統一帝國的建立，無疑為生產力的發展提供了巨大動力。據《史記·平準書》記述，漢武帝時代，國家的經濟力量十分雄厚，“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利用這樣的經濟力量，漢武帝一方麵大興土木，廣建宮室，以滿足他的奢侈欲望，同時大力向外開拓。控製西南，北擊匈奴，溝通西域，不但穩定和擴展了國家的邊疆，解除了長期以來北部地區受遊牧民族武力侵擾的威脅，而且大量引進了外來文化，形成曆史上第一次中外文化交流的熱潮。漢王朝以前代所未有的恢宏氣度，出現在世界舞台。
通過“獨尊儒術”建立思想統治，自然會極大地束縛學術文化的自由發展。特別在哲學、政治學、倫理學方麵，再也看不到戰國時代自由活潑的氣氛。但儒學本身又包涵以文化手段調節社會關係、穩定社會秩序的意識；統治階級也需要總結曆史經驗，需要精神文化的享受，因此漢王朝的文化建設，在受到嚴重束縛的情況下，仍然取得很多成就。我們現在看到的先秦典籍，基本上都是經過漢代官方的整理而保存下來的。《史記》這樣宏偉的著作，也隻有在漢武帝那樣壯麗的時代才能產生。此外，武帝時大規模擴充樂府機構，重視采納來自民間和異域的“新聲變曲”，有力地促進了音樂和文學的繁榮。到西漢末，樂府規模更發展到八百多人。通過以上一些簡單的例子，我們已經可以大略窺見西漢文化的盛況。
西漢覆滅以後，劉秀（光武帝）依靠地方豪族勢力，並利用農民起義軍，建立東漢王朝。光武帝、明帝、章帝三代半個多世紀中，東漢保持了興旺的勢頭。自和帝以後，高層權力結構顯示不穩定的趨勢。但東漢的經濟文化，總體上仍有很大發展，不能因政治上的不穩定而加以否定。東漢的首都洛陽，不僅是一個政治中心，而且是一個商業發達、消費程度相當高的城市，其富庶繁華，遠遠超過西漢首都長安，這在傅毅、班固、張衡諸人的京都賦中，都有充分的描繪。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東漢末洛陽太學生已多達三萬人，許多私學門徒也在千人以上，這表明東漢時文化的普及，和“士”階層的壯大。
東漢中期以後權力結構不穩定，其直接原因是連續出現幾個幼年登位的皇帝，造成權力真空，但根本的原因，卻是皇權和士人集團之間的不協調。這一點在東漢末尤其突出。所謂“士人”，就是地主階級中的讀書人，其中最活躍的，是京都的太學生。從理論上說，他們具備做官的資格，並以此為人生出路，而一些世代官宦的大士族，和士人出身的朝廷大僚，則是他們的代表。皇帝和皇室成員，往往從“家天下”意識出發，完全把國家視為私產，重用其私奴——宦官，甚至通過宦官直接出賣官爵以積累私人財富；宦官則乘機把持權力，淩駕於朝官之上，有時甚至控製皇帝。這些不僅破壞了封建國家機器有規則的運轉，而且大大侵害了士人的利益。隨著士人階層的壯大，特別是豪門士族力量的壯大，士人的集團意識日益強烈。他們要求與皇權達成某種平衡，強調“士大夫”對國家的責任和權力，堅決反對宦官擅政。而搖擺於兩者之間的，又有外戚的政治集團。桓帝、靈帝之世，宦官對士人集團的殘酷壓迫到了極端，士人的反抗也愈益激烈，使國家機器處於癱瘓。終於在黃巾大起義的打擊下，整個王朝土崩瓦解。以後到魏晉時代，豪門士族得到最大的收獲，形成皇權與門閥的結合。在這個過程中，以維護皇權的絕對性為責任的儒學，漸漸為士人所輕視，從東漢末到魏晉，形成中國曆史上又一次思想解放、學術活躍發展的局麵。
漢代的儒學，一開始就分成今、古文經學兩派。今文經學偏重於政治上的實用性，多講陰陽災異、天人感應，是官方的學說；古文經學注意經書的政治和倫理原則，穿鑿附會的成分相對要少，但地位一直不高。東漢時期，今文經學進一步滑落為“讖緯之學”，脫離經書，專門偽造和推究神秘妖異的預言。它的愚昧，繁瑣，導致古文經學的興起。東漢覆滅後，儒學整體上衰微，其中今文派趨於滅絕，古文派則保持著雖非統治性的卻仍然重要的地位，並為後世重新改造利用。
在敘述漢代文學概況之前，我們首先對秦代文學作一簡略交代。秦王朝曆時甚短而輕視文化，文學上可說的東西很少，大致隻有一部《呂氏春秋》和李斯的一篇《諫逐客書》。《呂氏春秋》是秦丞相呂不韋門客的集體著作，分為十二紀、八覽、六論，又稱《呂覽》。它以儒學為中心，兼收先秦各家學說；內容以政治為主，而涉及廣泛，故一向列為雜家。全書由一百數十篇彼此獨立而又相互聯係的短文組成，大都先立論，而後引證史實或寓言故事，文字簡明，條理清楚，有一定形象性。李斯原是楚人，入秦官至丞相，輔佐秦始皇完成統一大業。《諫逐客書》為勸阻始皇驅逐非秦國人士而作。李斯本是戰國遊士一類人物，文章也有明顯的縱橫辭說的習氣，文辭華麗而鋪張，氣勢奔放，說理透徹，是傳誦的名作。另外，秦代尚有“雜賦”、“仙真人詩”著錄於《漢書·藝文誌》，但久已失傳。
漢王朝統一強盛的局麵，為漢代文學提供了新的基礎。作為社會統治思想的儒學則一方麵具有從維護統治者所提倡的倫理原則的實用功能上肯定文學的一麵，又有從上述立場忽視乃至反對文學的審美與娛樂功能的一麵。它既可以被文學家用來作為一麵幌子，又可能被嚴格的正統派用來作為扼殺文學的根據。正是在這幾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漢代文學形成許多自身的特點，並構成中國文學史上重要的一環。以下我們從幾個主要的方麵分別加以介紹。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文學史上，漢代是文學的價值開始受到重視的時代。
這一點需要同先秦時代相對照來看。在本書第一編《先秦文學》部分中，我們列述了許多作品。但這些作品，除《詩經》和《楚辭》外，本身都不是文學作品；其寫作目的，是為了表述政見、記載曆史或探討社會生活法則，而不是追求文學的美感。隻不過後人可以從中分析出文學因素和文學價值來。而《詩經》，雖然在春秋時代已經成為非常重要的典籍，但人們卻又不是把它當作文學作品來看待，而是重視它在禮儀和人倫教化方麵的作用。《詩經》的命運就是：它的地位越高，離作品本來所具有的文學意義越遠。《楚辭》是用富於文采的文學語言寫成的抒情詩，這表明生長於南方文化土壤上的屈原等詩人，已經率先認識到文學的價值；《楚辭》也正是對漢代文學影響最大最直接的作品。但必須注意到《楚辭》隻是局部地區和少數作家的作品。而且，就詩人創作目的而言，其政治因素恐怕還是高於藝術因素。再說，先秦時代的文化人，可以分成政治家、哲學家、軍事家、外交家等等，沒有一個就其社會身份而言可以稱為“文學家”的人。屈原就創作成就來說是偉大的詩人，但社會身份是政治家。也就是說：在先秦時代，沒有人能夠單單或主要憑藉其文學創作的成就而得到社會的承認和重視，獲得一定的社會地位。所以從總體上說，先秦還不是文學的價值受到重視的時代。
漢代的情況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文學的地位即使不如政治、哲學那樣顯要，至少已經被看成是人類精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這也就是文學的價值開始受到了重視。具體表現之一，是出現了漢賦（又泛稱辭賦）這一種完全以文學感染力本身為目標的文學樣式。漢賦是從楚辭演變而來的。雖然由於它的堆砌辭藻的習慣加深了文字的隔閡，對於今人來說已經很難欣賞，但它在文學史上的意義和作用，卻絕不能忽視。這種文學樣式的本質，就是通過精心安排美麗的文字，整齊的句式，嚴謹的結構，表現社會和自然的種種奇特事物和絢麗景象，刺激讀者的感受力與想象力，獲得審美快感。語言在這裏不僅是傳達思想的工具，而且是同音樂中的聲音、旋律一樣，本身是藝術的直接表現。這種樣式，最容易使文學的意識得到確立。
具體表現之二，是文學創作的興盛，以漢武帝時代為例，寫作辭賦的，有武帝本人，有淮南王等諸侯，有禦史大夫倪寬等公卿大臣，有董仲舒、司馬遷這樣的名儒學者，更不用說還有司馬相如等一批專門家。作品的數量與先秦相比可謂驚人。據班固《兩都賦序》說，成帝時整理從武帝以來各種人士奏獻給朝廷並且還保存著的辭賦，總數有一千餘篇。東漢張衡更用“作者鼎沸”來形容他那時辭賦創作的情況。這在先秦是無法想象的。
具體表現之三，是出現了一批專門從事文學活動的文人群，他們僅僅或主要憑藉文學才能而得官職，並以文學寫作為自己的主要事業。這一現象，是先秦時期所未曾有過的，而在此後的中國文學史上則成了常態。漢代這一種文人群的出現，有一個發展過程。西漢初，中央集權與分封製同時並存，戰國時代的風習還殘留在人們的意識中。那些諸侯王像戰國諸侯一樣，喜歡在自己的宮廷中收羅士人；那些士人也像戰國遊士一樣，投靠諸侯的宮廷，以自己的一技一能為之服務，作為謀生的手段。但時代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西漢初的諸侯王已不具有戰國諸侯的獨立地位，也不願或不敢以“富國強兵”為號召。因此，他們宮廷中士人的任務，也不能像戰國時代那樣，以外交、軍事等活動為君主謀取霸權。他們隻能從縱橫之士向宮廷文人轉化，主要以文學活動為君王提供精神享受，同時在政治上提供一些建議、批評。枚乘、司馬相如，起初都曾在梁孝王宮中擔任過這種角色。武帝對辭賦文學特別喜好，即位後，便大力收羅這一類文人到中央宮廷來。枚乘死在受召入宮的途中，他的兒子枚皋代替了他。武帝讀了司馬相如的《子虛賦》，大為歎賞，以為是一位古人，恨不同時，一聽說他還在世，馬上把他征召入宮。此外，如東方朔、嚴助等人，都是類似的情況。這一群文人，有的也有文學以外的才能，擔任過文學以外的職務，但他們之所以被賞識，得到任用，完全是因為文學的關係。這同戰國遊士，乃至西漢初諸侯王宮廷中士人的身份，已經有了根本改變。完全可以說，在武帝的宮廷中，形成了中國文學史上最早的真正意義上的“文人”群體。而隨著時代的發展，大致到東漢以後，文人的活動不再局限於宮廷；開始出現在社會中活動，以作品表述自身思想情感而不再隻是取悅於君主的文人。
具體表現之四，是由於辭賦的興盛，作品的增多，漢代初步出現了區別文學與非文學的意識。在《史記》中可以看到，作者在論及儒學及一般學術時，多用“文學”一詞；在不指學術而帶有詞章意義時，多用“文辭”或“文章”。如《屈原傳》說宋玉等人“皆好辭而以賦見稱”，“辭”就是“文辭”的簡化用法。《漢書》中也說“文章則司馬遷、相如”，“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公孫弘傳》）。這種區分雖然不很清楚，但卻是很重要的。
以上四點證明：在漢代，以辭賦的創作為中心，文學的價值確實開始受到重視。但同時也需要指出：這種重視的程度依然是有限的，並且是受到其他價值觀的束縛的。至少在理論上，文學還沒有被承認具有完全獨立和高尚的價值。
漢代文學的主流是辭賦。漢代人對辭賦的價值發生許多爭論。我們看到：持對立意見的雙方，都是從儒學的觀念出發，肯定或否定辭賦具有政治與道德上的實用價值，而不是它本身所具有的審美價值。司馬遷在《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中說：“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這裏司馬遷肯定司馬相如的賦，是認為它能“引之節儉”，而把華麗鋪陳的部分貶為“虛辭濫說”。漢宣帝也說：“‘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辟如女工有綺穀，音樂有鄭衛，今世俗猶者以此虞說（娛悅）耳目，辭賦比之尚有仁義風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於倡優博奕遠矣！”（《漢書·王褒傳》）
漢宣帝較司馬遷更通達些，他把辭賦的“辯麗可喜”也肯定了，但卻認為這是辭賦價值“小”的方麵，而“大”的方麵，仍然是“與古詩同義”的“仁義風諭”，也就是道德作用。但事實上我們知道，司馬相如賦的所謂“引之節儉”部分，隻是附加上去的一條細小的尾巴，以求在表麵上歸順於儒學思想。它的主體部分，卻是所謂“辯麗可喜”的“虛辭濫說”。無論作者還是欣賞者，真正感興趣的也是這一主體部分。也就是說，讚成辭賦的人，他們的理論根據同內心愛好是矛盾的，他們讚成的立足點是虛假的。
這種矛盾和虛假，西漢末的揚雄早就看穿了。他早年寫過不少賦，晚年“改邪歸正”，指出司馬相如的賦是“勸百諷一”（《漢書·司馬相如傳》），“勸而不止”（《漢書·揚雄傳》），實際上起了鼓勵而非批評的作用。但他得出的結論，是對賦的否定，認為在孔子學說的殿堂內，不容辭賦立足。
無論肯定或否定辭賦，從儒家的教化實用價值至上的觀念來要求文學，當然會對文學創作的發展、豐富造成限製。如果《西京雜記》一段記載真實可信的話，那麼司馬相如本人對辭賦的特點及其真正價值是比較清楚的。他說：“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為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跡也。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覽人物。”這裏指出賦乃是以美麗的語言形式來描述宏大的世界。但他的作品，卻不能不采用“曲終奏雅”、“勸百諷一”的扭曲形式。至於那些創造力不及司馬相如、又生活在儒家思想統治越來越深化的時代的文人，他們的創作就更缺乏生氣。實際上，漢代文學始終就是處在兩難的境地中：它必須在某種程度上（哪怕是表麵上）成為儒學實踐的一部分，才能得到認可而獲得發展的可能；而為了這種認可，它又必須壓抑自身的文學特質而難以發展。
相應的現象是：漢代雖然出現了以文學為事業的文人群體，但他們的社會地位並不高。尤其在西漢時期，這些文人作為“言語侍從之臣”（班固《兩都賦序》），追隨皇帝左右，以皇帝感興趣的材料製作辭賦以取悅之，人格上缺乏獨立性。他們也為此深感痛苦。如枚皋“不通經術，詼笑類俳偶”，“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漢書》本傳）。東方朔也自知他這樣的人“應似俳優”（《漢書》本傳）。就是辭賦大家，漢武帝誤以為古人而“恨不同時”的司馬相如，也並不以文人為榮。他的人生理想，還是要作一個政治家或儒學學者。他羨慕戰國時藺相如的為人，改名“相如”，可見一斑。晚年司馬相如因為對自己所處地位的不滿，稱病離開了宮廷。
總而言之，對文學價值更高的重視和更深刻的認識，文人地位的進一步提高，還要等到魏晉時代才出現。
漢代文學又一個值得注意的方麵，是在大一統的局麵下，出現了普及於全國的文學樣式，和以京師為中心的全國性的文學網絡。這一點截然不同於先秦時代，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次出現並在後世得到長期延續的現象。
先秦時代的政治局麵，是諸侯分封，彼此相互聯係又相互獨立。因而在文化上，也存在多元的地方文化圈。《詩經》有王畿的“雅”與地方的“風”之區別，“風”又有十五國風；
《詩經》全體又與楚辭構成南北文學的區別，等等。秦統一中國並統一文字，首先為全國性的文學交流準備了條件。漢以後，地方性的文學樣式漸漸消歇，代之以全國性的文學樣式。以漢賦為例，西漢前期的辭賦，尚帶楚辭所特有的南方色彩；中期以後的辭賦，則已吸收了先秦時代南北文學中的多種成分，如《詩經》的四言句式，楚辭的華麗表現，戰國諸子散文的論辯色彩和誇張渲染的手法等等，成為全國性的文學樣式。至於漢代才出現的五言詩，也不是在一個地方文化圈裏形成的。雖然我們對五言詩如何萌發的情況尚不夠清楚，但至少可以說，當它成熟的時候，就已經是全國性的文學樣式了。
上述現象又同以京師為中心的全國性文學網絡的存在直接相關。先秦時代多元性的地方文化圈，雖相互影響，但卻是平行的存在。在漢這個中央集權的統一王朝，政治中心自然成為文化中心；它同地方文化不再是平行關係，而是統馭關係。文學風尚的傳播，以京師（尤其宮廷）為中心向地方擴散，同時地方也向中央反饋。這情形猶如東漢童謠所唱的：“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廣袖，四方全匹帛。”譬如漢代詩歌演進為整齊的五言形式，自然不可能是全國齊步一致，這一種苗頭，也許在京城首先出現，也可能首先在某個地方出現，但必定是經過中央樂府機構的采納，才能散播到全國去。
強大的中央集權國家的形成，使漢代文人具有宏大的視野，因而產生宏大的作品，這也是漢代文學值得注意的特點。像司馬遷那種在全國範圍內的漫遊，頗有一種象征意味。他所麵對的，不是彼此對立的許多諸侯國，而是一個廣闊而完整的世界。這個世界必須從巨大的時空意識出發，才能給以完整的描述，於是就孕育了規模空前、包羅萬象的《史記》。《史記》在今天看來，是一部從“五帝”到漢武帝時代的中國通史，但在當時人的意識中，實際是一部人類史、世界史。作者已經把他能夠認識到的全部時空內容包舉無遺。當我們跟隨司馬遷在當時人心目中的全世界的上下幾千年曆史上漫遊，觀察從帝王至平民的社會各階層人物的喜怒哀樂時，我們也不能不被那廣闊的曆史場景和深邃的曆史意識所震撼。固然，中國後來的曆史大部分是統一的，某些朝代的版圖比漢代還大，但後人已經缺乏漢代人那種第一次征服世界的新鮮感和恢宏氣度（短暫的秦王朝，隻能視為漢王朝的前奏）。“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司馬遷《報任安書》），這樣的宏願，必須司馬遷這樣的天才方能實現。但其中所包含的巨大時空意識，卻又是時代的產物。所以，漢賦雖然在今天看來頗覺板滯，手法也似乎幼稚，但那種“苞括宇宙，總覽人物”的氣魄，那種上下左右、東西南北地觀覽世界的目光，那種用盡一切辭彙陳述林林總總的事物、形形色色的景象的欲望，卻正是與《史記》同樣的時代意識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