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采爾還通過一種不恰當的生物學類比，把國家看成是“附著在地球上的一種有機體”，認為國家是地球表麵上具有確定組織和生命分布的人類集團。因此，“每一個國家都是人類的一部分，地球的一部分”。並從這一觀念中產生了“生存空間”的概念。認為作為空間有機體的國家總是想要達到它的自然界限。如果沒有強大的鄰國給以有效的反對，它就要越過這些界限。認為隨著人口的增加，人類集團和社會總是不可避免地要向外擴張，直到碰上自然的或人為的障礙為止。拉采爾的這些觀點，都是受到斯賓塞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深刻影響，而後來又被為法西斯服務的地緣政治學所利用。
應該指出，地緣政治學是在帝國主義階段資本主義總危機下環境決定論的一個變種，是為帝國主義再分割世界與侵吞弱小民族服務的。這種學說主要偷換了拉采爾關於國家有機體與生存空間的概念，將其由類比轉換成實體，再加上德意誌民族至上的反動種族主義邪說而形成的。地緣政治學的首倡者應推瑞典政治學家歇倫（R·Kjellen）與英國的麥金德，而後為德國的豪斯霍費所完成。豪氏主張國際關係中的“弱肉強食”規律，為30年代法西斯主義的侵略野心服務，淪落為世人所不齒的偽科學。
拉采爾的海外女弟子森普爾（EllenChurchillSemple，1863—1932）把決定論的思想傳播到美國。她在1911年出版的巨著《地理環境的影響》一書中，表達了拉采爾《人類地理學》第一卷中的觀點，認為生活在相同環境下不同種族的民族，如果具有相似或相關的社會、經濟或曆史的發展，就可以合理地說明這種相似性是由於環境、而不是由於種族造成的。她還認為不同的地理環境不僅影響當地居民四肢和肌體的發育，而且對他們的性格、思想與宗教信仰也起著決定性的影響：“在河穀中，它（按指地球）讓他接觸肥沃的土壤，但單調、平靜而按時作息的生活限製了他的思想與雄心，農莊的狹小天地封閉了他的胸襟。在風塵飛揚的高原上，在一望無際的草原和幹燥的荒漠中，人們放牧牛羊，逐水草而居，生活雖然艱苦，卻避免了起居單調的折磨；與牛羊為伴時，可以閑情逸致地思索，而天地廣闊，生活多樣，他的思想博大而單純；宗教是一神教，上帝隻有一個，就象一片無垠的荒沙、草地一樣地獨一無二。他反複咀嚼他的這個單一信仰，作為一種空虛的心靈的食糧。他崇拜偶像，在不斷的定期遊牧生活所形成的廣大空間思想，使他遠離鄉土，在廣泛的征服中獲得合法的果實”。她甚至說住在驛道上的居民都會成為搶劫過客的強盜，靠盜劫為生。
其後，美國地理學者亨丁頓（EllsworthHuntington，1876—1947）在其《氣候與文明》（1915）一書中，特別強調了氣候對人類文明的決定性作用。他認為人類文化隻能在具有刺激性氣候的地區才能有所發展，而熱帶氣候單調，居民生活將永遠陷於相對貧困。
總之，環境決定論是生產力比較低下，科學不甚發達的條件下的環境觀或自然觀，反映了人類對大自然的畏懼和順從的態度，和天命論的自然觀是一脈相承的。
三、征服論的自然觀
人類必將征服自然的思想古而有之，即使在天命論占主導地位的原始社會就已產生了征服自然的幻想和神話，有如上文所述。戰國時代孟子（公元前約372—前289）主張“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孫醜下》），即具有人定勝天的思想。荀子（公元前約313—前238）進一步發揮這一思想，主張“製天命而用之”。這些偉大的思想有力地抨擊了無所作為的天命論，為人類認識自然環境及其發展規律的研究減少了思想障礙，鼓舞人們更好地認識、利用和改造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