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繼續實行均田的基礎上，隋文帝對租調力役也作了規定。租調力役的減輕，有利於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促進農業生產的發展；也有利於封建國家把豪強地主控製下的農民爭取過來，使之成為國家編戶，增加國家掌握的人口。
此外，隋文帝還實行“大索稅閱”與“輸籍之法”，使政府掌握的納稅戶口大為增加。
隨著戶口的增加，耕地麵積也隨之擴大，府庫充實，社會經濟得到了發展。
公元604年，楊廣派人殺死隋文帝再殺死哥哥楊勇，登上了皇帝的寶座。曆史上稱他為隋煬帝。
隋煬帝營建東都，開鑿大運河，實行殘暴統治。
二、兩次曆爭的失敗
劉焯出身於一個小官吏的家庭，他的父親劉洽曾為郡功曹（掌人事，與聞一郡的政務），家境並不富裕。
劉焯天資聰敏，深沉好思。他青少年時最好的朋友是劉炫。
劉炫字光伯，河間景城人，天資也很聰敏，他們共同學《詩經》於同郡的劉軌思，受《左傳》於廣平（今河北雞澤）的郭懋當，問《周禮》於阜城（今河北阜城）的熊安生。
劉焯三處受業都未滿期便辭別老師另求新知。隨後，他得知武強（今河北武強）的劉智海家中有大量藏書，便與劉炫結伴就讀於劉智海家，閉門讀書，雖衣食不繼，仍自得其樂。這十年苦讀，使他成為飽學之士，於是以儒學知名，為州博士（掌經學的傳授）。
約公元583年，冀州刺史趙煚聘劉焯為冀州從事（刺史的僚屬）。不久又舉秀才（薦舉人員科目之一），到京都長安（今陝西西安）與著作郎王邵同修國史，兼參議律曆之事。這時劉焯已經是年近40。雖然官微位卑，還是積極參加了這時的曆法論爭。這一年，他獻上了經苦心鑽研和實測而得的、自信能夠會通古今、符允經傳、稽於庶類、信而有證的新曆法。
公元584年，隋文帝決定頒用他的寵臣張賓所獻的開皇曆，這大大出乎劉焯的意料，他就和當時著名的天文學家劉孝孫一起反對張賓的開皇曆，指出開皇曆不用歲差法、定朔法等六條重大失誤。
歲差就是回歸年和恒星年每年之間的差別。回歸年就是由於地球繞日自轉軸與公轉軸傾斜，使地球上日照的傾角發生周期性的變化。從而發生季節變化，它的變化周期可以用中午日影長度的變化度量。恒星年是利用季節星象判斷季節。回歸年和恒星年每年相差不到一分，叫做歲差。中國天文學產生的初期，是利用星象判斷季節的。但是由於中國古時的度量係統是赤道式的，而且采用二十八宿人宿度這種以赤經差計量的特殊表達方式，致使古人不知存在差異，發現歲差比較晚。
約330年，東晉的虞喜（281——356）發現，依照《堯典》的記載，冬至時的昏中星為昂星，而到了虞喜的時代，冬至昏中星為壁9度。這就是說，從帝堯到東晉這段時間內，冬至昏中星已從昂宿，經胃宿14度、婁宿12度、奎宿16度、退行至壁宿9度，合計退行5l度。虞喜估計唐堯時代相距2700年，由此可以求得約53年歲差一度。
虞喜發現歲差，在中國天文學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顯然，古曆把節氣與星度相等同是不正確的，寒暑變化一周不等於太陽在恒星間運行一周，也就是說周天與周歲是不同的概念，太陽在黃道上運動，經過一歲之後並未回到原處、還差1/53度（赤經差）。
張賓的開皇曆，在虞喜發現歲差200多年後仍然不用歲差法，顯然是落後於天文學發展水平的。
定朔法是和歲差聯係在一起的。在沒有發現歲差以前，人們不清楚太陽和月亮的運動是不均勻的，所以那時采用的是手朔，朔是不能真正反映合朔時刻的，要想解決這個問題就要根據日月運動的不均勻性考慮一個定朔的辦法來解決，而開皇曆也沒有這種定朔法，所以不可能不引起劉焯等人的激烈反對。
劉焯和劉孝孫據理力爭，批評多切中要害，表現了極大的堅持真理的勇氣和很高的天文學素養。但是，事與願違，劉孝孫卻因此被扣上非毀天曆，率意迂怪的大帽子，劉焯也被加上妄相扶證，惑亂時人的罪名。這對於劉焯來說是一次沉重的打擊，也給他的仕途蒙上了濃暗的陰影。雖然是這樣，劉焯能夠和劉孝孫交往和共事，對於他在曆算研究方麵的長進還是獲益非淺的。
劉焯在參加第一次曆法之爭失敗以後，被調到門下省，以備皇帝顧問。隨後不久又被授予員外將軍之職。後與諸儒於秘書省考訂儒家經典，並曾一度返回故鄉，縣令韋之業請他做了功曹之職。
公元586年，劉焯複返京師，奉命與劉炫等共同考定由洛陽運到長安的文字磨滅的石經，以補正這些磨損的部分，可見劉焯對儒家經典深有研究，而且在當時頗孚眾望。其後，在國子監與左仆射楊素、吏部尚書牛弘、國於祭酒蘇威（534——621）、國子祭酒元善、博士蕭該、何妥、太學博士房暉遠、崔崇德、晉王文學蘇賾等群儒共論古今經籍的滯義，前賢不能做出確切解釋的，每次入座後，都要論難蜂9起，劉焯以他的精博，使眾不能屈，楊素等人都不得不佩服他。
公元590年，劉焯在國於監舉行的祭奠孔子的典禮上，和劉炫一起與群儒辯難、深挫諸儒，為一些人所忌恨，於是有人上呈奏章，謗其非是，他就被革職為民了。這件事是他被革職的直接原因，深層的背景可能是他少年前在曆法之爭中的原因。
劉焯隻得回到了故裏，專以教授，著述為業，孜孜不倦，前後共10多年。在儒家經典方麵，他主要研究的是賈逵、馬融、鄭玄等古文經學家所留下的典籍，匡正訛誤，闡發新義，著有《五經述議》一書；一方麵他又著力研習東漢前期的《九章算術》、西漢中期的《周髀（bì)算經》、《七曜曆書》等10餘部曆算名著，無論究其根本，窮其秘奧，把天文曆算的研究引向深入。著有《稽極》10卷，是關於前代曆家同異的比較研究成果，因為其書早佚，我們無法知道這部書的詳細內容。還著有《曆書》10卷，這部書的主要內容就是劉焯後來上呈的皇極曆。
劉炫也是聰明博學的人，但是名氣排在劉焯之後，所以當時的人就稱他們兩人為二劉。在研究、著述的同時，劉焯還從事大量的教育工作，天下名儒後進，質疑授業，不遠千裏而至者，不可勝數。人們認為，幾百年以來，博學博儒，沒有比他更強的了。但是他空懷曠世之才，又因為家境不富裕，沒有交給他吏修（幹肉條，學費的代稱，源於孔於）的學生，他不能盡心盡力地去進行教誨，所以也有人因為這件事而批評他。
劉焯雖然身居鄉裏，對於當時曆算界的動態及其進展卻十分關心和了解，並多次參與改革曆法的爭論。
當時有個叫張胄玄（526－－612）的天文學家，勃海灣（河北景縣）人，博學多通，尤其精於天文曆算之學，久居於民間，一直未被朝廷所知。
公元585年，張胄玄和李文琮一起曾編製了一部曆法準備上獻給朝廷，由於當時剛剛頒行張賓的開皇曆，所以他們的曆法未被采納。但是，他們的曆法卻在民間得到了廣泛的流傳和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