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件事頗能反映李約瑟的性格。他們從朝鮮歸來的途中，由於公路被炸，車輛隻能單向通行。李約瑟作為一位劍橋教授，卻毫不猶豫地跳下車，當了一陣子鴨綠江橋上的交通管理員，指揮兩方來往的車輛同時通行。
在他調查朝鮮細菌戰期間，他並沒有停止中國科技史的研究工作。當時英國的所謂漢學家，大都對李約瑟的中國科技史研究抱有很大懷疑，他們中有些人認為中國的科技貢獻微不足道，不值得小題大做，有些人則認為隻有他們漢學家方能完成任何有關中國問題的研究。這些都是李約瑟所麵對的困難。
編寫《中國科學技術史》的首次設想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期。如前所述，隨著新中國的興起，並逐漸成為無可爭辯的世界強國，李約瑟對於她的文明及其對世界的一切貢獻的好奇心，增長得遠遠超乎意料。不論怎樣，即使具有一個比純從當時政治情況更有長遠觀點的人們，在好多方麵取傳統博愛人本的態度來看待中國文明者仍然占有優勢。研究科學、工藝與醫藥在中國文明中怎樣發展起來的曆史引起了充分的重視。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成立的中國科學院為此設立了自然科學史研究所。
開始時，李約瑟唯一的援助得自西歐漢學家的著作，少數幾個前時代的中國學學者（漢學家），如古輔瑞、沙畹、翟理思、伯希和、馬伯樂。當工作順利開展後，他每周能收到一尺高的新書，如論述宋代的灌溉，晉代、韃靼的文官製度，關於道教等，國際上對中國文明的研究發展很快，對李約瑟等人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這個龐大事業的規劃的提出，也是為了解決人類曆史上成千個疑難問題。為此李約瑟在劍橋建立了一個巨大厚實的情報檔案與檢索工具的資料庫，他收集的資料裝在文件夾子和索引紙盒裏，遠比以後編成的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卷帙多得多。這些資料後來成為東西科學史圖書館的資料。
李約瑟編寫《中國科學技術史》的情報資料來源主要有四個：一是原版的中國書物。由於中國發明印刷術遠遠超前於歐洲，印成的書籍的數量很豐富，當然也有很多是手稿。每門科學都有曆經許多年代的一係列重要書籍，除此之外是古代辭彙書刊，好些重要情報保存在那裏麵。再者，宏偉長帙的曆代史書，也為其他文明無與倫比，它包含了許多有關天文、時曆、聲學以及成千上萬在科學、工藝技術和醫藥方麵有卓越成績的曆史人物的傳記。第二來源是專門的科學史著述，絕大部分是中文著作，但是牽涉麵都很狹窄。例如有很好的數學史、天文學史、昆蟲學史與醫學史，而機械工藝、植物學、動物學或藥物學的，幾乎一無所有。還有所謂域外文獻，不僅限於日文、朝鮮文、越南文等東亞諸國文籍，也兼及梵文、烏爾都文、波斯文、阿拉伯文、希臘文、拉丁文與其繼起的歐洲語言。他們全部通力合一地協作也不能掌握所有這些語文，必須依賴於翻譯，依賴於卓絕的語言學家和精詣的文化顧問那麼一支強大的隊伍。
文字證據遠非他們作品的唯一源泉。繪畫、圖片，無論是墳墓裏和寺廟裏的石刻或牆壁上的浮雕，如壁畫，或書本中的木刻插圖與各種複製品，都是他們廣泛的取材場地。李約瑟和王鈴曾經從插圖實物裏看到軸舵（船尾柱），他們精心考證，確定其創製於三國時代。幾年以後李約瑟和魯桂珍見到廣東一座漢墓裏的船模而確證其在公元1世紀時就已完成。
最後是生活傳統。他們查遍有關中國傳統習俗的書籍，甚至到中國親身體驗。這裏，以往眾多旅行家的遊記成了他們的必讀物。為索取大量資料，他們在劍橋的總部“科學史圖書館”裏翻閱資料。除此之外，劍橋大學本部、各學院、各係科的圖書館，可供他們隨時利用，再不夠的話，還有英國博物館以及全世界各國的許多圖書館。
從一開始，李約瑟等就感覺到，要使這一探險獲得成功，無論歐洲人或者中國人單槍匹馬總歸不行，誰也不會獨自具備那麼廣博浩大的知識麵，合作是必不可少的。在開始編寫的最初9年裏，王鈴成為他的得力助手。王鈴後來曾擔任澳大利亞堪培拉大學的中國文學教授，是李約瑟在四川李莊認識的朋友，當時他是中央研究院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專攻火藥史。1957年以後，李約瑟的主要合作者是魯桂珍。魯桂珍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秘書局工作多年之後與李約瑟相處。他倆工作了20多年之後逐漸認清，即使他們二人都能活得像創世紀上麥秀希勒（據說活了969歲）或者中國彭祖（800歲）那般長壽，也無法全麵完成目前待做的工作。於是，他們的小組吸收了散布在全世界的20多位合作者，例如澳大利亞格裏非斯大學中國文學教授何丙鬱，在煉丹術與古代化學方麵給以幫助；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漢堡教育研究所肯尼斯·魯賓遜在物理聲學方麵給以幫助。李約瑟的夫人李大斐在中國抗戰期間與李約瑟同在重慶，雖然她本人一貫忠誠於攻她的生物化學專業，但對李約瑟的編書計劃始終給予鼓勵和支持。
這樣彙集百家、貫穿古今的宏偉編寫規劃絕非膚淺仄陋的“專家”們所能設計，必須學貫中西、學識淵博的通才才行。李約瑟提出寫好《中國科學技術史》的人應具有六項條件：1.科學修養；2.科研經驗；3.熟諳歐洲曆史；4.中國人民的生活經驗；5.通曉中國古今語文；6.中國學人的良好協作。實際上最緊要的是對中國、中國人民、中國科學的熱愛。
應該指出的是：劍橋和牛津兩所大學有一個特殊的條件，這就是他們能讓一位生物化學教授去全力以赴從事漢學和科學史這類同他所在的係的學科無直接關係的研究計劃，這在其它大學是難以辦到的。此外，這兩所大學在學術切磋方麵也有許多優點。有一次，李約瑟為要解決一個有關植物學的問題，就約請了希爾博士到他的書房共飲午茶。當遇到煉金術問題的時候，李約瑟請來了劍橋的一位冶金學專家查理士共進晚餐，向他求教。
李約瑟對中國的友善是他取得成功的一個要素，他的工作得到了新中國領導人的支持。如前文所述，李約瑟1942—1946年在中國的4年間結識了許多從事科學研究的中國朋友。其中之一是郭沫若，郭後來成為中國科學院院長。中國科學院大力支持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的撰述計劃，多次安排他訪問中國，並對他放寬古籍出口的限製。在經濟方麵，中國科學院訂購了《中國科學技術史》若幹冊，並提出，李約瑟如能找到適當人選做他的受薪助手，中國科學院可以替他支付年薪500鎊。50年代，500磅相當於當時一位大學助教的薪俸。
李約瑟多次訪問中國，或與李大斐同行，或與魯桂珍同往，或一行三人，每次都帶回一批書籍。李大斐與周恩來總理很熟悉。1974年訪問北京的時候，毛澤東主席剛好也在機場，他還向李約瑟打招呼說：“您就是李約瑟嗎？”李約瑟雖在中國獲得厚待，但從不濫用權利，他盡量不將善本書帶離中國。
周總理、陳毅副總理曾幾次接見了他，國務院和中國科學院贈送給他珍貴的中國圖書。從1952年起，他應邀來華已有五次（1952年、1958年、1964年、1972年、1978年）。1981年又來中國，是解放後的第6次，每次都經曆大半個國土，到處走訪科學界新老朋友，搜購新舊書物，主要是為了更好地完成他的心願——他的宏偉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他和中國人民息息相通，心情與共。“文化大革命”期間同樣受到冷淡和誤解。1978年從北京到上海，重見了舊日故交，他推心置腹地說：“這回才能見到了你們。前次來中國問起好些老友們，都是一問三不知，回答是不知下落，甚至是業已死亡。這一次，卻能通過各種途徑找到你們。氣氛截然不同，我們就有了重新歡聚的機會，真使人快慰。”這是他由衷之言。他還說正因為當時英政府撤了他生化講座與主持官辦的生化科研機構的職，才有充裕的時間和精力來專門從事中國科技史這個他所喜愛的工作。誠如中國成語所講：“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現在已經具有全部完成而且出版的前景，這對他實際上是一個轉變工作性質而達到成功的契機。
七、宏偉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
他所從事編著的業已出版並繼續在出版的《中國科學技術史》是一部了不起的宏偉巨著。首卷《總論》1954年剛一出版就贏得舉世矚目，一致讚賞。全書原先擬出七卷，可能隻想出七冊，後來卻打算出版20分冊。李約瑟約了許多學者分別專任各冊的編寫工作。這部巨著計劃於2000年出齊。
這部巨著，首卷《總論》一問世，如前所述立刻引起舉世轟動，其博大精深，實是功力艱巨的扛鼎之作。原書計序言38頁，本文318頁，參考文獻50頁，索引20頁，圖版13頁，插圖36個，總439頁。序言述記著書的起因及其與中國學人的接觸，如聞一多、華羅庚、郭沫若、侯外廬、陶行知、林祖涵、馮友蘭、王亞南、黃子卿、傅斯年、竺可楨、梁思成等，接觸麵極廣泛。在第二章“本書的計劃”中，對漢字，漢字的羅馬音符化，讀法，學習與記憶方法等等，一一予以敘說，接著記述漢字的起源，從《說文解字》的六書，直到金石文、甲骨文字。第三章介紹主要參考文獻的典籍名著，諸子百家、文集、叢書、道藏、佛經，以及字典、辭源、辭海，乃至稗官小說，筆記雜抄，幾乎無所不包；並就書名及其內容與著者姓名、籍貫、履曆以至專長癖好，於並世學人又記其形貌特征……，都一一記入卡片。如果將這些卡片分類歸檔，刊印出來就可以成為中國古今學術名著與名人的整套大辭典了。第四章敘述中國的地貌、地史。人文地理與自然分省詳情。第五、六章述記中國曆史，先講商、周、戰國下及秦始皇統一中國的先秦曆史；然後述記秦以後的天朝簡史：秦、漢、三國、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遼、金、元、明、清，一部完整的中國通史。最後第七章講述中西文化交流的情況，從中國文化的起源，講到古代歐洲有關中國的傳說，中西交通的史跡、水航、陸運、絲綢之路，印度、天方與中國之交通，商業貿易與政治使節，最後則為科學、工藝技術的交流，華化西漸，特別闡述指南針、車輪、火藥、紡織、造紙、印刷以至天文、輿圖、水力、鑄鐵、計時等中國的發明創造，從東而西，對世界文明的貢獻：既可以駁斥那種以為一切文明創自歐洲的論點，又可以闡明中國文化科學與技術貢獻於世人者之豐厚，列表詳指，明證翔實，得到國際學者共同讚許。舉世同風，競相宣揚中國科技的光輝卓越之成就。書後附錄參考文獻50頁，本冊所引用的題名書物人名索引20頁，數典有根，出語有據，成為當世名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