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以後的各卷分冊，越出越精，更加壯麗恢宏，使人歎服。李約瑟博士原是生化學家，於中國道教及其煉金煉丹之術頗有研究。70年代所印出來的第五卷幾本分冊，更是舉世無匹的名典，所以一書既出，競相轉譯，中國（包括台灣省）、日本、意大利、西班牙、荷蘭、丹麥、德、法文版，乃至非洲、拉丁美洲，都有譯本出來，可謂舉世風行，都稱讚是一部珍貴的不朽名著。李約瑟博士卻是幾十年如一日地堅持下來，而且80高齡，每日仍工作10餘小時，堅持不懈。要是不熱愛中國、中國人民、中國科學，能夠編寫出這麼奇特優異的宏偉巨著嗎？
中國人民十分珍視這位四十多年的摯友，在其80歲誕辰時，國務院副總理兼中國科學院院長方毅、副院長錢三強，對外友好協會會長王炳南、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胡喬木等，都發電致賀，科學院還委派杜石然、薄樹人、曹婉如三人去參加劍橋大學、岡維爾—基茲學院東亞科學史圖書館所舉行的祝壽活動，並向他遞交了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名譽教授的特聘證書，中國駐英大使柯華夫婦於11月29日設宴招待李博士夫婦，後又到劍橋贈送了壽幛。
賀電表達了中國學術界的一致的心願：“正是由於您的半生的辛勤勞動，使得在第三世紀以前領先於世界的古老中國的科學和文明，又一次引起了世界人民的友好關注。”“中國人民極其珍視並讚賞您數十年如一日獻身於科學研究、文化交流和人民友好事業的崇高精神，我們以有您這樣一位治學嚴謹、毅力堅強又富於正義感的科學家作為自己的老朋友而感到高興和驕傲。我們還十分高興地看到您播下的科學、文化和友誼的種子已經在中國和全球大地上結出豐碩的果實。您的卓越成就將永放光芒。”“希望您在自然科學史研究和《中國科學技術史》的編寫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就，並祝您健康長壽。”
八、創辦東亞科孝史圖書館
隨著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研究及生物化學方麵的研究屢出碩果，他越來越受到學術界的重視。1950年後，他先後擔任了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裏昂大學、巴黎法蘭西學院、加拿大、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客座教授，中國科學院和丹麥皇家科學院外籍會員。1968年在巴黎第12次國際科學史大會上獲得薩頓獎章，1966年—1976年任基茲學院院長，以後又擔任名譽院長。1974年被選為國際科學史和科學哲學聯合會科學史分會會長。1976年起任東西科學技術史圖書館館長。
在李約瑟的工作室裏，每一部書和每一篇論文都立有一張卡片，還有人名和術語卡片，後者為了使《中國科學技術史》一書中的人名和術語做到統一。還有一套卡片李約瑟稱為“影子卡片”，他經常翻閱它們，有時補充新資料，有時作出修改，甚至加以取消。這些卡片在書出版時又可發揮作用，隻要把它們稍加整理，就可以收在參考書目和索引兩部份內。李約瑟或他的助手每次翻閱圖書時，必定將有關的資料記在紙上，寫明書名、頁數，並盡可能將中文譯成英文，然後分類收入文件夾，和同類其它文件的資料放在一起，學報的抽印本又另外分類放進箱子。
李約瑟有過人的記憶力，他知道每一本書和每一件資料的存放處。偶爾他會為著找不到一件資料而發脾氣，這時魯桂珍就說：“約瑟心情不好。”同時她也會幫他找。李約瑟解釋說，他的生氣是為了自己的記憶力不好或者他所采用的係統出了問題。李約瑟寫文章或講演必定先把要點寫在紙上，然後用一條條線將各個要點串連起來。由於李約瑟喜歡坐火車，魯桂珍就說這是李約瑟的“火車軌道”。李約瑟善於把一大堆不同的資料串成為一篇有條理的文章，他稱這個方法為“編織法”。這也符合他寫作的特點，他寫文章又快又好。魯桂珍說，李約瑟文思敏捷，又富文采。他在實驗室做研究工作時，為了獲得新資料，往往要等一段時期，這使他感到不耐煩；而寫《中國科學技術史》卻使他十分開心。他寫文章先用打字機打出草稿，修改後再交打字員打成定稿，有時他直接用錄音機，一麵看搜集來的資料，一麵口述，這樣作成的文章有時竟十分完美，都不需要修飾，就送到出版社去發表了。
有人曾試著在新加坡、馬來西亞、澳大利亞和香港的大學建立同樣的研究係統，由於財力、人力、環境（包括國家、大學及個人的環境）等因素，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一部類似《中國科學技術史》的巨著需要一個寵大的資料室和高效率的係統來配合。李約瑟已被他自己的係統所控製，他不能帶著這個係統到處跑，離開這個係統，他就不能繼續撰寫他的巨著或有關中國科技史的文章。1972年，澳洲國立大學請他去逗留數月，希望他答應在堪培拉從事研究，結果他不得不婉言拒絕，無疑是怕自己如遊魚離開湖海，陷入“英雄無用武之地”的境地吧！他哪裏知道大學方麵不但要請他去作研究，而且還有人建議他在研究期間，授予他一個榮譽博士學位呢！也許，當事人早已將內情告訴他，但仍沒有引起他的興趣。
李約瑟寫文章的時候，必先選擇一張最大的長桌子，將常用的書和參考資料放置在桌上。他工作時翻書檢圖，十分忙碌，不一會兒桌子上的書和資料就弄得亂七八糟了。寫作期間，他自己從不收抬桌子，更不讓別人替他收拾，以免弄亂他的書籍和文件，待他的文章大告成功後，才將桌子加以整理，把所有書籍資料和物件放回原處。在這一點上，他的作風和現代行政、商業管理人員有些不同，很多高級管理人員的桌子是一塵不染的，更不讓太多文件堆在桌子上，免得影響自己的工作效率和聲譽。但李約瑟有很強的記憶力，他翻閱參考書時，腦中就有了印象，知道每本用過的書的位置，如將桌子收拾一番，找起來反而浪費時間。
每次李約瑟完成自己認為精彩的一篇文章，他就在午餐和下午茶時很高興地念給李大斐聽，他說他找到了一小塊藍色的土。李大斐在她的研究上如有新的發現，也照樣念給李約瑟聽。兩人互相鼓勵，互相幫助，互相欣賞。
李約瑟在打字機前工作時，總是全神貫注，從不讓別人打擾他，免得擾亂他的思路。甚至連他自己的上司、生物化學係主任楊格教授找他時，也同樣對待，累他站著等了好幾分鍾。楊格教授並非平凡之輩，他也是皇家學會會士，而且是世界著名的生物化學家。幸虧他秉性溫善，又能了解李約瑟的性格，以後總是預先約好時間才和李約瑟見麵，難怪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三卷的導言中這樣說：“我很高興向我的（理）學院和學係同事致謝意，在此可以代表他們的是皇家學會會士楊格教授，我感謝他們對我表現的永恒不變的同情和諒解，沒有他們的同情和諒解，這項工作是不能進行的。”
李約瑟的合作者是采用別的方式協助他寫他的巨著的，或替他搜集資料，或與他進行討論，或替他撰寫初稿，或在劍橋與他一起工作，或在別處各自行動，依各人的條件而有所不同。最理想的當然是撰寫每一篇稿都能和合作者在一起，但這並不是每一次都可以做到的。合作者有不同的個性，有些執拗，難以容人。幸虧李約瑟處理有方，合作者又都尊重他，一切事情可以說進行的頗為順利。
李約瑟將其父親遺下的一幢樓房捐出，作為圖書館，收藏他所擁有的一切有關科學史的資料。1968年，劍橋成立了一個信托會，建立起一所“東亞科學史圖書館”，李約瑟遂將其收藏的書和那幢樓房移交給這個信托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