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人要由表及裏
人的表裏關係，比一般事物的現象和本質的關係複雜得多，更難於認識，因為在世界上的事物中，最莫測高深的是人。現象是事物本質在各方麵的外部表現，而現象和本質一般是統一的，人們可以透過現象來揭示其本質。因此，講求識人的藝術就十分重要。
**括佞以知賢
知人難，難在於分其良莠、賢佞，這是因為人是很複雜的。表裏不一，又巧於偽裝的人，以其外善蔽其內惡，以其外賢掩其內奸，那就更難辨別了，所以佞人常能欺人而得掩其奸惡。因此觀察一個人，不能隻看其表麵，要透過其表麵現象透視其內心世界，這就是說要從表到裏，看是否一致，才能知其人。要做到這一步，確是不易。而能否知人，這決定了如何看人，如看人重德重其實踐，佞奸者騙人之術則難於得逞。如果隻聽其言而不察其行，且喜人歌頌，惡人直言，就恰好為阿諛者所迷，把佞奸視為忠直，將忠直視為佞奸。
辨別賢佞是個大難題，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清，但從理論上講，要辨別肯定是可以的，問題是決定於用人的人，如能以公心來對待其下屬的言行，並用實踐效果來檢驗其是否正確，賢佞自必分明。王充在他所著的《論衡答佞篇》比較詳細地探討這個問題。他以問答形式進行論證：有人問佞人和讒人有否異同之處?他答道：兩者都是卑鄙的人，但表現不同，讒人是以口害人，而直言不諱；佞人以陰謀詭計害人，而隱瞞其動機。因此，讒人害人易知，佞人害人則難知。有人質問：這麼說，佞人則不能知了?他答道：“佞可知，人君不能知，庸庸之君，不能知賢；不能知賢，不能知佞。唯聖賢之人，以九德檢其行，以其效考其言。行不合於九德，言不驗於事效，人非賢則佞矣。夫知佞以知賢，知賢以知佞；知佞則賢智自覺，知賢則奸佞自行得。賢佞異行，考之一驗；情心不同，觀之一實。”他認為能知賢由能知佞，知佞則能知賢，因賢佞是對立的，否定了此方則可肯定彼方。而辨別的標準是“九德”，看其言行是否符合，並用實踐效果來檢驗其言行，賢佞則可辨別。因此，新的領導到一地或一個單位工作，鑒別其所屬成員如何是項重要的事，不要一見親己就認為好，要加以冷靜的考察和認真的了解，才能正確使用和信任。
嶽飛則用良馬與劣馬來說明“致遠之材”與“駑鈍之材”對辨別賢與不賢也很有借鑒作用：
《宋史－嶽飛傳》記載：紹興七年(公元1137年)嶽飛入見高宗，高宗問：“卿得良馬否?”飛說：“臣有二馬，日啖芻豆數鬥，飲泉一斛，然非清潔則不受。介而馳，初不甚疾，比行百裏始奮迅，自午至酋，猶可二百裏。方褫鞍甲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荀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才也。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日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踴躍疾驅，甫百裏，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駑鈍之材。高宗讚許，說：“卿今議論極進。”
嶽飛談良馬與劣馬，實是比喻賢劣之才。良馬食大飲潔，故體力強，佇善用力，始跑不快，百裏後才疾跑，半天能跑二百裏，不流汗，不喘息，這是因“其大受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劣馬則食量少，不擇飲食，一起步便猛跑，跑不到百裏，力竭汗喘，宛如死馬，這是因“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駑鈍之材也。”賢劣之人也類似，凡積德累才的，才能成為致遠之材，負起任重道遠的重任；而對於“缺德“的劣才，委以重任是無益甚至有害於國的。
明太祖朱元璋識別賢佞，則從另一角度，即從其所舉的人去知其人賢否。《明太祖實錄》(卷147)記載：
1382年八月，有廣東儒士上治平策。明太祖看後，對侍臣說：“此人不識道理，豈有涉數千言論治，而不及用賢。天下之大，欲聯一人治理之乎?雖有至聖之君，猶以用人為重，曷嚐謂人無足用也。蓋獨智自用，所見者狹，資賢而任，則所及者廣。”學士宋訥說：“誠如聖諭。但賢才之在天下，在上豈能周知，必賴君臣薦舉，然得賢與否，係乎舉之者何如耳!”明太祖說：“小人所舉，未必為君子，君子所舉，未必為小人。故觀其所舉，即可知其人賢否矣。”
明太祖所說的話，說明他重視用人。他說：“觀其所舉，即可知其人賢否”，這是有一定道理，這也算是辨別賢佞之一法。因為君子、小人一般不會混在一起，君子喜君子，小人交小人，其所薦舉也如此。但不能以此法去衡量一切人，有的小人因善於矯飾，忠正之臣也被其所惑而力薦之，古代就有不少這樣的例子。
**要識廬山真麵目
蘇東坡有詩雲：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麵目，隻緣身在此山中。從詩人的觀山到我們的識人，其中蘊含著一個同樣的道理，觀山與識人，由於所處的位置不同，觀山和識人都會得出不同的認識。就識人而言，常常會出現這樣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