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而久之，太宗認為馬周識大體、顧大局，敏感性強，又辦事公平，且勇於發表意見，於是先後任命他為監察禦史、中書舍人，最後做到中書侍郎、中書令要職，成為貞觀時期著名的樞要大臣。
**知人善任群臣，創建“貞觀之治”
唐太宗在執政時期既能知人，又能善任，因此在他周圍有一批賢德之臣為其服務。“知人”在於既能掌握一個人的長處，又能了解一個人的短處，並能使其適得其所。在這一點上，唐太宗為從政者樹立了楷模。
《資治通鑒·卷一百九十七》中記載說：
上謂司徒無忌等曰：“人若不自知其過，卿可為朕明言之。”對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將順之不暇，又何過之可言!”上曰：“朕問公以己過，公等乃曲相諛悅，朕欲麵舉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皆拜謝。上曰：“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應物敏速，決斷事理，古人不過；而總兵攻戰，非其所長。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明達，臨難不改節，當官無朋黨；所乏者骨鯁規諫耳。唐儉言辭辯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無言及於獻替。楊師道性行純和，自無愆違；而情實怯懦，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質敦厚，文章華贍；而持論恒據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諾，私於朋友。馬周見事敏速，性甚貞正，論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稱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每寫忠誠，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
這段話的意思就是說，唐太宗對司徒長孫無忌等大臣說：“正直的人感到苦惱的是不知道自己的過錯，今天請大家來公開指出我的過錯。”大臣們說：“陛下武功文德昭彰，我們跟著辦還來不及，怎麼能夠指得出你的過失呢?唐太宗說：“我請你們指出我的過錯，你們卻當麵奉承，這怎麼行呢?我今天倒要當麵指出你們的長處和短處，希望你們引起注意，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怎樣?”眾大臣都叩頭致謝。唐太宗說：“長孫無忌處世練達，善避嫌疑，應變能力強，反應快，處理事情果斷，這幾點，古代賢才也趕不上，但是帶兵打仗就不行了。高士廉博覽群書，涉獵古今，心術明達，品性堅貞有節操，做官不結黨營私；不足之處，隻是不能直言批評罷了。唐儉能言善辯，處事圓通，善於協調人事關係，但是跟我辦事三十年，幾乎沒有談到國家興衰的大事。楊師道性情溫和，小心謹慎，不犯錯誤，但卻過於膽小怕事，應付緊急大事不夠得力。岑文本忠厚樸實，寫文章詞藻豐富華麗；但是好引據經典和遠古的事，自己認為是不辜負眾人希望的。劉洎最堅貞，對國家對事情有好處，然而他講信約，對朋友好偏袒。馬周這個人對事物很敏感，性格耿直，評論人物，敢於直言，我交給他的事情，能辦得很好。褚遂良學問較深，性格也堅貞正直，每次寫文章表忠誠，很靠近我，就像小鳥兒依偎著人，人自會憐愛它。”
武功文德昭彰的一國之君唐太宗，不但能夠做到自覺去找自己的短處和過失，爭取臣下的批評，而且能夠做到不聽奉承，具有自知之明。還能夠做到詳細、準確地掌握每一個大臣的優點、特長和不足，並且能夠毫不隱晦地當麵給他們指出來。從這裏可以看出，唐太宗之所以能夠在他執政期間，創建了曆史上有名的“貞觀之治”這一盛世，是與他非常“知人”，從而做到“善任群臣”分不開的。一個封建帝王，為了鞏固自己的封建統治，尚且能夠做到這一點，確實難能可貴，更值得後人效法。
**楊昌濟亂世知人，欲栽大樹柱長天
楊昌濟先生，是革命烈士楊開慧同誌的父親。他早年目睹清朝的反動腐朽，決心救國救民。1903年起，他先後到日本和歐洲留學9年。1911年武昌起義推翻滿清的喜訊傳到海外，他欣喜若狂，立即回國，準備幹一番事業。但是，辛亥革命終歸失敗，軍閥混戰代替了革命勝利後的短暫光明。楊先生滿懷失望憤懣的心情回到了湖南老家。當時盤踞在湖南的軍閥譚延愷聞得楊先生的學識和名氣，特請他出任教育司長。而楊先生發誓不與軍閥同流合汙，拒聘之後到湖南第一師範當了位普通教員。為明其誌，楊先生寫了幅對聯：“自避桃源稱太古，欲栽大樹柱長天”，一心辨選和培養國家的棟梁之材。
當時毛澤東同誌正在該校就讀。有一次，楊先生發現毛澤東筆記中的一段話：一個人要堅強，要進步，定要學樹木與風雪做鬥爭，生根結實；不要學花草向風雪屈服，搖擺易凋。楊先生異常欣喜，專門找來毛澤東談話。之後又在自己的日記中寫道：“毛生澤東言：其所居之地為湘潭、湘鄉交界之地……人多務農；其外家為湘鄉人，亦農家也。而姿質俊秀若此，殊為難得!”於是，分外喜歡毛澤東，經常把他邀到家中做客，與之談心，並從多方麵關心他、幫助他、培養他。後來楊先生到北京大學擔任教授，又把毛澤東推薦到北大圖書館工作，並特意安排他同大名鼎鼎的李大釗會見，還經常對人說：“我在第一師範學校看到了兩個學生，一個是毛澤東，一個是蔡和森。特別是毛澤東，他將來定能成為國家的棟梁!”
1920年楊先生在京病逝前，還專門寫信給他的友人說：“毛澤東、蔡和森乃海內奇才，前程遠大。君不言救國則已，救國必先重二子!”
楊先生果然言中了!毛澤東終於領導中國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成了全世界人民敬重和愛戴的偉大領袖。
**知人莫冷眼，悲鴻識白石
人稱“大器晚成”的國畫家齊白石老人，出身於湖南湘潭的一個貧農家庭。由於生活所迫，他早年隻能在砍柴、放牛和農田勞動中學習繪畫和雕刻。他在遊曆祖國的名山大川時，曾創作了無數美術作品，但人們並沒有真正認識到它們的價值。因此，當齊白石50多歲定居北京時，仍以街頭賣畫、篆刻為生。不少名士、行家依然對他冷眼相看，有的還不時發出譏諷之聲。
時任北平國立美術學院院長的徐悲鴻先生，早已大名鼎鼎。無論達官貴人，還是文人騷客，爭相和他交往，向他索取真跡。但徐悲鴻生性坦蕩、樸實，一心想著畫壇事業。他凡事分外留心，隨時在發掘和培養繪畫人才。
1949年，畫界名流在北京組織了一個國畫展覽會。展廳顯要處，掛滿了名家畫軸，琳琅滿目，觀者如堵。看其標價，少則百元，多則數千元。而同時在一個僻靜的角落，掛著一幅立軸小圖，圖上是一對小蝦。看其標價，僅僅八元。對當時習慣於以價錢論價值的人們來說，這幅小蝦圖顯然是不屑一顧的。
一天，徐悲鴻前來參觀畫展。他很快地瀏覽了那顯要處的作品，便要僻靜處的畫叢中認真看起來。當他看到那幅小蝦圖，頓時興趣盎然。隻見蝦體透明，似潛要中；長須在晃尾巴在動。他不由得躬下身來，目不轉睛地對著小蝦端祥起來。又發現作者不但把蝦畫得逼真，而且筆法嫻熟，頗有功底。於是他找來工作人員，在齊白石蝦圖下麵掛了一個紅紙條，上寫“徐悲鴻院長定”。紙條一掛出，人們紛紛前去觀看，一時議論聲、讚揚聲、感歎聲四起，齊白石和小蝦圖頓時成了展廳中的熱門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