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日報》在堅持正麵宣傳為主的同時，一貫積極、慎重地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報道，發揮中共黨報的輿論監督作用。從中共華南分局到廣東省委的曆任主要領導人，都對《南方日報》的批評報道給予具體的指導和支持。一九六○年九、十月間，中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親自帶領幾名記者、作家，采寫了27篇政論性通訊《西行紀談》在《南方日報》發表。這為在中共黨委工作處於困難情況下，報紙如何提出問題、批評缺點，作了示範。一九八○年，中共省委書記任仲夷對在新的曆史時期如何搞好批評報道提出了四點要求：1.報道一定要準確。2.批評要注意社會效果，要有利於提高共產黨的威信和群眾的信心。3.批評要善始善終，要把處理結果告訴廣大群眾。4.不要給領導出難題；對暫時解決不了的問題，不宜公開批評，可以通過內參或其他形式向領導機關反映。根據中共省委領導人的指示，報紙的批評開展得更加健康，並取得良好的社會效果。原中共海豐縣委書記王仲，充當走私販私活動的總後台和保護傘，最後被處決，就是報社派記者深入調查，先通過內參向中共省委領導反映，經中共省委同意，然後公開報道的。這對全省中共和政府幹部反腐防變起了警醒作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該報又圍繞中共省委查處幹部以權謀房的部署和狠抓計劃生育工作的要求，開展對一些壞典型的批評，以及好壞典型的對比報道，群眾反映很好。
在新時期裏，《南方日報》根據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需要和廣大讀者對報紙的多方麵要求，不斷進行改革，把指導性、思想性、戰鬥性和群眾性、服務性、知識性、趣味性結合起來，使報紙貼近群眾、貼進生活，讓讀者感到可讀、可信、可親、可用。稿件短了，信息量增大了，以促進精神文明建設為主題的社會新聞增加了，版麵編排也活潑了，因而報紙日益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
根據中共廣東省委的意見，南方日報社於一九五七年十月一日創辦了一張社會主義的新型晚報——《羊城晚報》，作為《南方日報》的延伸和補充。一九六二年二月，因紙張供應緊張，《廣州日報》並入《羊城晚報》，報紙改由中共廣州市委領導，一九六五年改由中共中央中南局領導。十年內亂中，《羊城晚報》被強行封閉，一九八○年二月十五日複刊，由中共廣東省委領導。《羊城晚報》創辦時，中共廣東省委要求該報“既能起到機關報那樣的作用，又能為群眾喜聞樂見。”它不承擔直接指導工作的任務，卻要比日報更多地負起指導生活的任務。該報從創刊之日起，就在版麵安排和欄目的設置等方麵作了大膽的探索，最突出的是在第二、三版辦起“花地”、“晚會”兩大副刊，這在當時全國的報紙中是絕無僅有的。複刊後的《羊城晚報》，正確地處理好報紙“姓黨、姓晚又姓羊”的關係，製定了“反映生活，幹預生活，引導生活，豐富生活”的“十六字”編輯方針，除保持報紙原有的特色，繼續辦好副刊專欄外，又在第一版下功夫，改進和加強新聞報道，受到讀者的歡迎。複刊後最高期發量為176萬份。全國報紙價格上調後，一九九一年底該報仍保持期發103萬份。它在北京、上海等地設有分印點。羊城晚報社還創辦了《羊城晚報港澳海外版》和《粵港信息報》、《象棋報》，在全國各地、港澳台和海外有較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