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
《人民日報》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機關報，是中共、政府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它的主要任務是：宣傳中國共產黨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報道國內、國際大事，傳播各方麵知識，開展學術討論和爭鳴，反映人民群眾的要求和呼聲；揭露和批評各種不良現象和工作中的缺點；介紹中國各族人民進行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的成就和經驗，鼓舞中國人民為實現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宏偉目標，同心同德，艱苦奮鬥。
《人民日報》是在解放戰爭取得重大勝利的時刻創刊的。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五日，在河北省平山縣裏莊村編輯出版了創刊號《人民日報》。當時它是中共中央華北局機關報。初創時期，報社設在華北解放區農村，辦報條件艱苦，印刷器材供應困難。《人民日報》開始是用手搖對開平版機、麻頭土紙印刷出版的。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北平和平解放。三月十五日，人民日報社從河北農村遷入北平出版。一九四九年八月一日改為中共中央機關報，胡喬木任社長，鄧拓任總編輯。
《人民日報》創刊後，不斷發展壯大。創刊時，隻有編采幹部73人。到一九九一年人民日報社編輯部有779人，每天編輯出版《人民日報》和《人民日報·海外版》（周六刊）各8版兩大張。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人民日報社還出版了《市場報》、《諷刺與幽默》、《新聞戰線》等報刊。
《人民日報》是中國發行量最大的綜合性日報。在北京采用激光照排，膠印出版，在全國25個城市采用衛星版麵數據傳輸係統傳輸版麵。《人民日報》還發行到世界132個國家和地區。《人民日報·海外版》除在北京印刷發行外，還通過衛星傳送版麵，在紐約、舊金山、東京、巴黎、香港印刷發行。
人民日報社建立了新聞資料處理係統，為編輯提供了現代化編寫稿件和查找資料的手段，提高了編輯工作的效率。
《人民日報》在解放戰爭節節勝利中誕生，同中華人民共和國一起成長，曆經了政治風雲考驗。
四十多年中，《人民日報》歡慶了新中國的誕生，宣傳了國民經濟的恢複工作，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的鬥爭，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報道了撥亂反正，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方針和改革開放政策，反映了中國人民的願望，作出了積極貢獻，取得了顯著成就。
一、新中國的頭七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頭三年，是建立國家政權，恢複國民經濟，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的階段。從一九五三年開始到一九五六年止，是中國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時期。在這七年時間，《人民日報》緊緊圍繞這些中心工作，發表一係列重要社論，闡述中共的路線、方針、政策，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宣傳。
（一）歡慶新中國的誕生。
《人民日報》成為中共中央機關報五十天後，迎來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和新中國的成立。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刊登全國政協會議開幕消息，發表社論《舊中國滅亡了，新中國誕生了》，表達了當時4.75億中國人民的願望。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是中國光輝燦爛的人民新世紀的開端。十月一日，《人民日報》在歡慶開國大典的時刻，發表的題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的社論說，前程無限光輝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誕生，4.75億中國人民開始自己當權管理國家，我們這個古老的東方民族揭開了曆史的新的巨冊。
（二）宣傳“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四麵八方政策。
一九四九年三月，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以後，隨著中共全黨工作重心從農村轉向城市，中國人民展開了醫治戰爭創傷，鞏固人民政權，迅速恢複國民經濟的工作。為貫徹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確定的以生產建設為中心任務的方針，《人民日報》以大量篇幅連續刊載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團結其他勞動者和知識分子學會管理城市的報道。八月二日，《人民日報》刊登北平國藥業訂立勞資合同，調整勞資關係的報道，發表題為《解決勞資糾紛的正確途徑》的社論，闡述了“發展生產，勞資兩利”的精神。一九五○年五月二十四日，報道上海市私營企業勞資雙方克服暫時困難，紛紛建立協商機構，簽訂協議，維持生產。職工們能從長遠利益著想，努力生產，厲行節約；資方則改進營業，增加資本，因而使許多工商業免於倒閉。同時配發的《如何調整公私工商業關係》的社論指出，調整公私工商業關係的基本原則，就是《共同綱領》規定的經濟建設的基本方針，實行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內外交流的政策，達到發展生產、繁榮經濟的目的。《人民日報》還連續報道農村建立供銷合作社，積極收購農產品，解決農民推銷農產品的困難；城市建立合作貨棧，組織工業品下鄉，開展物資交流的經驗，以穩定城鄉經濟生活，促進生產的恢複。在紀念“二七”大罷工鬥爭二十七周年之際，《人民日報》發表《學會管理企業》的社論，闡述了人民企業的管理，要依靠工人群眾的主人翁覺悟，把工人群眾變為管理機器的自覺的勞動者，以充分發揮機器和技術的效能的道理。
（三）宣傳統一財政經濟工作。
一九五○年，中國大陸全部解放後，全國財政經濟工作需要從戰爭時期的分散經營前進到統一管理。三月三日，政務院發布決定，要求統一全國財政收入、物資調度、現金管理，使全國的財力物力統一集中於中央。三月十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為什麼要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三月二十二日，發表《稅收在國家工作中的作用》的社論，說明“把城市稅收在整個財政收入中的作用提高，使之與農村的公糧收入並重”，是財政工作的一個重大轉變。
（四）宣傳三大革命運動。
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運動，是一九五○至一九五二年三年內連續開展的大規模群眾運動。三大革命運動的勝利，極大地提高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政治覺悟，發揚了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精神；增強了全國人民的團結，堅定了建設新中國的信心；打擊了美帝國主義擴大侵略的氣焰，消滅了反革命殘餘勢力，鞏固了國防和人民民主專政，為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和有計劃的社會主義建設創造了安定的社會條件。
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鮮戰爭爆發。九月二十五日，《人民日報》發表《支持朝鮮人民的愛國主義》的社論，嚴正表明中國人民同情和支持朝鮮解放，堅決譴責美帝國主義侵略朝鮮、侵略中國台灣和侵犯中國東北領空的罪行，堅決反對美帝國主義擴大戰爭的陰謀。十一月二日至五日，《人民日報》連續發表全國各地讀者來信。來信紛紛表示不能坐視美軍擴大侵略，決心幫助朝鮮人民消滅美國強盜，保衛和平幸福生活。十一月五日，發表《各民主黨派聯合宣言》，《宣言》聲明誓以全力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十一月六日，發表社論《為什麼我們對美國侵略朝鮮不能置之不理》。社論指出，戰火已經燒到我們的門前了，處在侵略者刀鋒之前的中國人民，怎麼能夠置之不理！十一月八日，報道中國人民誌願軍參加抗美援朝戰爭。十二月四日，編發《抗美援朝專刊》第一期。這個專刊每周一期一個版，報道全國人民全力開展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鬥爭。在“有人出人，有錢出錢，有糧出糧”的口號下，全國各界發揚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精神，踴躍認捐飛機、大炮、坦克，支援最可愛的人英勇戰鬥。
《人民日報》對中國人民誌願軍中眾多的戰鬥英雄作了充分報道，鼓舞了誌願軍的士氣，長了中國人民的誌氣，滅了美國侵略軍的威風。特級戰鬥英雄黃繼光、一級戰鬥英雄邱少雲成了中國人民學習的榜樣，受到廣泛敬仰。
土地改革是消滅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製的偉大鬥爭，是對中國曆史上幾千年來在土地製度上的一次最徹底的改革。一九五○年六月三十日，中央人民政府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同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為實現全中國土地改革而鬥爭》，闡述了土地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將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製，改變為農民的土地所有製，以解放農村的生產力，為國家的工業化開辟道路。
一九五○年七月二十三日，政務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發布《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同年十月十日，中共中央就此發出了著名的“雙十指示”，提出了堅決鎮壓反革命的任務。從一九五○年十二月起，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大張旗鼓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央人民政府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人民日報》隨著發表《為什麼必須堅決鎮壓反革命》（二月二十二日）、《鎮壓反革命必須大張旗鼓》（四月四日）、《加強城市中鎮壓反革命的工作》（四月二十日）等社論和一係列評論文章，並大量報道全國各地的鎮反運動情況，鼓舞人民群眾同反革命分子進行堅決鬥爭，造成了極大的輿論威力。
（五）大規模宣傳“三反”、“五反”運動，堅決清除腐敗現象。
一九五一年十月，全國工交戰線開展的愛國增產節約運動中，揭發出大量貪汙、浪費和官僚主義問題。十二月一日和八日，中共中央兩次發出開展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指示。一九五二年一月四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在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偉大鬥爭中，發動群眾的關鍵何在？》要求各級領導充分認識這場鬥爭的偉大意義。從一月到六月，“三反”、“五反”鬥爭的宣傳，是《人民日報》的中心任務，版麵上的新聞、通訊、評論占一半以上篇幅，旗幟鮮明地打擊嚴重貪汙分子，清除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汙毒。在“三反”運動中，突出報道了中共河北省委和省政府對國家機關內部蛻化變質幹部劉青山、張子善貪汙巨案的嚴肅處理。劉青山、張子善被依法判處極刑，表明人民政府秉公執法，公正無私，人民群眾拍手稱快，影響深遠。與此同時，揭露出大量資產階級不法分子同國家機關中的貪汙分子密切勾結的嚴重情況。一月二十二日，發表社論《堅決肅清資產階級在國家經濟機關中的破壞活動》。社論揭露違法資本家采取各種卑鄙欺詐的手段，欺騙國營企業和經濟部門，獲取暴利；設置了許多圈套，勾引和腐蝕國家經濟部門的幹部，使這些幹部成為他們利用的工具。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發出指示，要求在全國大中城市，向違法的資產階級分子開展一個大規模的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盜騙國家財產、反對偷工減料和反對盜竊經濟情報的鬥爭（即“五反”）。《人民日報》就此進行了大量的宣傳報道。“三反”、“五反”運動的勝利，清除了中共和政權機關內部的一批貪汙蛻化分子，樹立了廉潔樸素的社會風尚，加強了執政黨和國家機關的建設，對於形成健康的社會風氣起了極大推動作用。
（六）大張旗鼓宣傳過渡時期總路線。
一九五二年底，中共中央提出的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是：要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工業化，並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一九五三年一月一日，《人民日報》發表《迎接一九五三年的偉大任務》的社論，指出經濟建設的總任務就是要使中國由落後的農業國逐步變為強大的工業國。實現工業化，是中國人民百年來夢寐以求的理想。為了農業的發展，農民應該進一步地組織起來，有步驟地開展生產合作。國營商業、合作社、私營商業都應該努力做好物資交流的工作，為工農業的建設計劃和人民的生活需要服務。社論傳達了“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去”的指導方針。
一九五三年四月二十三日，發表《必須重視手工業》的社論說，在中國國民經濟中，手工業占有很大的比重。走合作社的道路，是手工業正確的發展方向。
對私營工商業采取和平改造的方針，是從新中國成立時就確定了的。《人民日報》在《私營工商業的光明大道》社論中解釋了這一方針，闡明了逐步改造的辦法：通過國家資本主義道路，把私營工商業逐步改變為社會主義企業。這既有利於國家和人民，也有利於資本家自己，對公、私、勞、資各方麵都有好處。
十一月九日，發表社論《必須大張旗鼓地向農民宣傳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社論指出，在全國範圍內完成土地改革以後，農民的生活有了改善，農業生產也已超過解放前的水平。但是，農業狀況仍然是不穩定的。社論說，實行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就是讓所有的勞動農民一步一步地聯合起來，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人民日報》宣傳過渡時期總路線，形式多樣，方法靈活，結合實際，既把道理講得深透，又有聲勢，使總路線的內容家喻戶曉，深入人心。
（七）第一個五年計劃任務的宣傳。
新中國成立以後，經過三年艱苦奮鬥，到一九五二年底，恢複了遭受長期戰爭破壞的國民經濟，工農業生產都達到或超過了曆史最高水平，具備了開展大規模的生產建設的條件。隨著中國開始執行國家建設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一九五三——一九五七年，簡稱“一五”）。《人民日報》除宣傳“一五”的任務、目標外，連續地集中地報道了一係列振奮人心的重點工程建設。比如，鞍鋼的新建和改建工程，是蘇聯幫助興建的156個重點工程項目的3個工程項目，也是《人民日報》突出報道的重點。還突出宣傳了參加鞍鋼3大工程建設的勞動者，特別是全國勞動模範孟泰，為實現國家工業化所表現出的獻身精神。
（八）全民討論憲法草案。
一九五四年六月十五日，《人民日報》刊載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十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為此，《人民日報》發表3篇社論。六月十六日，發表題為《在全國人民中廣泛地展開討論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社論。六月二十四日又發表社論闡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各個部分，指出憲法草案每個部分都貫徹著國內各民族間平等友愛和互助的精神，這是中國憲法的一個極重要的特色。從六月十五日至六月三十日的半個月內，《人民日報》發表討論憲法草案的談話、綜合消息、通訊、文章120餘篇，報道各級工會、婦聯、青年團、知識界、少數民族、解放軍、誌願軍、華僑、宗教界熱烈討論憲法草案的情況。自憲法草案公布以後，全國人民經過兩個多月的討論，共提出118萬多條修改意見，充分發揚了民主，集中了全國人民的智慧。
（九）三次文藝思想批判運動。
五十年代，中國文藝界開展過3次文藝思想批判運動。一九五一年開展的電影《武訓傳》的討論，是新中國成立初期開展的第一次文藝思想批判運動。武訓，山東堂邑人，出身貧苦，靠“行乞興學”而出名，是受到封建統治者表彰的“千古奇丐”。著名編導孫瑜編導的電影《武訓傳》，一九五一年在京、津、滬等城市公映。最初，許多報刊讚賞武訓，不久批評增多。五月十六日，《人民日報》轉載《陶行知先生表揚“武訓精神”有積極意義嗎？》一文。文前編者按語說，《武訓傳》是“歌頌清朝末年的封建統治者而汙蔑農民革命戰爭，汙蔑中國曆史，汙蔑中華民族。”五月二十日，發表長篇社論《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同日，《人民日報》“黨的生活”專欄發表《共產黨員應當參加關於〈武訓傳〉的批判》，提出“對《武訓傳》電影及其他有關武訓的各種著作中的錯誤觀點，必須進行一個全麵的、有係統的、深入的批判。”一場聲勢浩大的批判運動迅速在全國展開。討論和批判這部電影，提出的不僅是如何評價武訓這一個曆史人物的問題，而且引伸到如何看待中國近代的曆史和中國革命的道路。這次批判，實際上成為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的一個部分。但是，批判的方法是粗暴的，不利於對問題的深入討論。一九八五年九月五日，胡喬木在陶行知研究會成立會上說，解放初期，曾經發生過一個開始並不涉及而後來涉及陶先生的、關於電影《武訓傳》的批判。這場批判，是非常片麵的、非常極端的，也可以說是非常粗暴的。這個批判直接涉及到編導孫瑜和演員趙丹，而且涉及到一切對武訓這個人物表示過程度不同的肯定的人，因此也就涉及到曾經稱道過武訓的陶行知，這是完全錯誤的。
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八日，《人民日報》發表經毛澤東修改過的《質問文藝報》一文，展開了對《紅樓夢》研究中的資產階級立場、觀點、方法的批判。毛澤東從支持兩位青年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批評開始，又領導發動了一場對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廣泛批判。胡適是“五四”運動以後思想文化領域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中影響最大的一位。這次批判提出的問題，不僅是如何評價和研究《紅樓夢》這部中國古典文學名著，而且是要從哲學、文學、史學、社會政治思想，進行一番清理和批評。這樣的清理工作是完全必要的。結合實際事例，開展批評和討論，來學習如何掌握和運用馬克思主義，是知識分子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一種方法。這次批判，對學習和宣傳曆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起了好的作用。但是，對思想問題和學術問題，采取批判運動的辦法來解決，不利於求得深入細致地討論問題，分析問題，提高認識，產生了消極影響。
一九五五年又展開了一場對胡風文藝思想的批判。胡風是長期參加左翼文藝運動的進步的文藝理論家。對胡風的文藝思想，在進步文化界中曆來有不同意見，進行過幾次批評。一九五五年一月，中共中央轉發中宣部的報告認為，胡風的文藝思想，是披著“馬克思主義”的外衣，進行著反黨反人民的鬥爭，必須加以徹底批判，因此，文藝界對胡風開展了猛烈批判。從五月十三日起，《人民日報》3次刊登經毛澤東寫的序言和按語的《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這樣，就由對胡風文藝思想的批判，迅速轉為對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揭露，將有錯誤言論、宗派活動又同胡風有聯係的一些人定為“反革命分子”，加以鎮壓，完全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界限，造成了新中國建立以後思想文化領域的一大錯案。
（十）開展“百家爭鳴”討論。
一九五六年是社會主義改造取得勝利的一年，也是完成“一五”的一年，國民經濟欣欣向榮，文化藝術也呈現出繁榮景象。一九五六年春，毛澤東作了調整中國各方麵政策的《論十大關係》的報告，同時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一發展藝術和科學的根本方針。六月十三日，《人民日報》發表陸定一向自然科學家、社會科學家、醫學家、文學和藝術家作的題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長篇講話，闡明了中國共產黨對文藝工作主張“百花齊放”，對科學工作主張“百家爭鳴”的政策。隨後，為貫徹《人民日報》改版報告中提出的增加“思想學術問題的討論，使各方麵的不同意見能夠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精神，開展了關於“百家爭鳴”的討論，於七月二、五、九、十一、十四日，先後發表李長之、黎錦熙、馬寅初、朱光潛、茅盾等人的文章。這一討論，延續了八個月之久，反映了各種不同意見，形成了爭鳴氣氛，受到學術界好評。
《人民日報》從農村遷入城市之初，為了適應城市辦報的環境，滿足城市讀者的需要，把辦好專欄、專刊作為改進工作的開始。“人民文藝”、“新聞工作”、“農業生產”、“黨的生活”等專刊、專欄，密切結合實際進行宣傳報道，並開展了一定程度的批評，推動了有關方麵工作的進展，產生了較好的影響。一九五○年，該報編輯委員會對報紙版麵安排進行過3次研究，提出版麵編排的原則是：力求版麵醒目，便於讀者閱讀；版麵安排要有一定的比例，國家生產建設的報道，應占日常版麵的一半以上；搞好言論，各版都要有聲音，加強報紙對實際工作的指導性。
新中國成立的頭七年，《人民日報》發表的重要評論，比較準確地傳達了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和三中全會精神，對國民經濟的恢複工作，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的三大革命運動，防止腐敗、加強執政黨和國家機關的建設，“一五”的實施，社會主義改造的順利完成，都起了指導作用，取得了顯著成績。但也存在著缺點和不足，主要是對重大政治問題反應不敏銳，報道不及時；照搬蘇聯《真理報》的經驗，版麵呆板不活潑。為著繼續前進，把《人民日報》辦成名副其實的中共中央機關報，報紙需要改革。一九五六年七月一日《人民日報》的改版，是中共黨報史上一次重要的新聞改革，產生了廣泛影響。關於這次改革的情況。
二、大規模建設社會主義時期
從一九五六年中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召開到“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是中國大規模建設社會主義時期。這個時期，中共中央開展了全黨整風運動和反右派鬥爭，發動了“大躍進”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經曆了三年經濟困難及以後的國民經濟調整。《人民日報》在這十年的宣傳報道，既有“左”的錯誤，也有顯著成績。
（一）報道整風和反右派鬥爭。
一九五七年五月，中國共產黨在全黨開展整風運動。在整風過程中，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共產黨整風之機，鼓吹所謂“大鳴”、“大放”、“大民主”，妄圖反對共產黨的領導。他們說，資產階級比起工人階級來絕不是更差些，而是更好些；馬克思主義思想並不比資本主義思想高明些；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並不比自私自利的資本主義思想高明些。因此，工人階級的政黨共產黨不應當領導國家，如果領導國家，那就是“黨天下”；應當反對“黨天下”，搞“政治設計院”，實行“兩黨製”，“輪流執政”。他們想要取代、抹煞、否定共產黨的領導，扭轉社會主義方向。對於這股思潮，中國共產黨領導廣大人民群眾進行了堅決反擊。六月八日，《人民日報》發表《這是為什麼》的社論，接著連續發表社論、文章和新聞，報道反右派鬥爭。堅決回擊這股思潮是完全必要的；不反擊，社會就不能安定，社會主義事業就不能前進。但是，在反右派鬥爭中，由於對當時階級鬥爭形勢估計得過於嚴重，把鬥爭擴大化了：把大量人民內部矛盾擴大為敵我矛盾，誤傷了許多好幹部和民主黨派的朋友，損害了人民內部以及中共和民主人士的團結，在政治上、思想上產生許多消極影響，給整個國家和共產黨的事業造成了損失。
（二）宣傳“大躍進”運動。
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通過了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提出在十五年或者更短的時間裏，爭取在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方麵趕上和超過英國。八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後，掀起了一個“全民大辦鋼鐵運動”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在“大躍進”運動中，《人民日報》發表一係列評論、新聞、文章，宣傳“放衛星”、高指標、“創奇跡”，大刮浮誇風；提出幾十個“全民大辦特辦”，傳播了“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要想高速度，就有高速度”，“巧婦要作無米之炊”等錯誤口號，進行瞎指揮；報道“產品由國家調撥”，否定等價交換原則，大刮共產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左傾錯誤的泛濫，對國民經濟的發展起了破壞作用。一九六一年五月，中共中央召開研究調整國民經濟工作會議期間，劉少奇和胡喬木對《人民日報》過去幾年的宣傳報道，進行了分析和批評。胡喬木說：“幾年來，《人民日報》登了許多錯誤的東西，很多事情沒有經過分析。一些重要新聞和文章，沒有請示中央就登報了。《人民日報》是中央的報紙，各地以為是中央提倡的，因而照著推廣了。”劉少奇說：“全國許多事情，是中央領導一半，《人民日報》領導一半。”劉少奇還在一次談話中指出：“三年來，報紙在宣傳生產建設成就方麵的浮誇風，在推廣先進經驗方麵的瞎指揮風，在政策宣傳和理論宣傳方麵的片麵性，這些對實際工作造成了很大惡果。你們宣傳了很多高指標，放衛星，在這個問題上使我們黨在國際上陷於被動；報紙宣傳大辦萬豬場，結果是禍國殃民”。
（三）宣傳大興調查研究之風。
“大躍進”使國民經濟受到重大損失，一九六○年冬，國家進入三年困難時期，農村開始整風整社，貫徹中共中央的緊急指示，糾正工作中“左”的錯誤。一九六一年一月，中共八屆九中全會決定調整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8字方針。毛澤東號召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人民日報》以《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為題發表社論，論述調查研究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同實際相結合的學風問題，也是關係到革命和建設的成敗問題。社論指出，要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領導幹部要深入基層，調查研究，切實轉變作風。
經過三年經濟困難時期，國民經濟開始好轉，宣傳作風也有了明顯轉變：克服浮誇風，不搞瞎指揮，作冷靜的促進派。
（四）宣傳學習雷鋒活動。
雷鋒是湖南省長沙簡家塘一家貧農的孤兒，一九六○年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被編入沈陽部隊工程兵某部運輸四班。他勤奮學習毛澤東著作，積極替群眾做好事，立誓永遠做群眾的小學生，做人民的勤務員，活著就是使別人過得更好。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五日，在執行勤務中，因公殉職。他的生命還不到二十二年，卻給人們留下了一部鮮紅的曆史。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以“學習雷鋒”為總題的來信專欄發表5篇讀者來信，其中有戰士，有工人，有農民，有學生，他們讚揚雷鋒的“螺絲釘”精神，艱苦樸素的風格，決心以實際行動學雷鋒。三月五日，刊登毛澤東為《中國青年》雜誌學習雷鋒專輯的題詞：“向雷鋒同誌學習”。同時刊登周恩來的題詞，董必武的詩文。隨後，全國各行各業廣泛持久地展開了學習雷鋒活動。
（五）中蘇兩黨大論戰。
六十年代中期，當中國渡過三年困難，經濟形勢日益好轉的時候，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發生了重大波折，中蘇兩國關係惡化，中蘇兩黨展開了大論戰。這場論戰是由蘇共領導挑起來的。一九五六年四月四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又發表了《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這兩篇文章，正確地評價了斯大林的功過，闡述了對當代世界一些重大問題的意見和不同意蘇共二十大的一些論點，在世界各國產生了重大影響。蘇共中央不僅不考慮中共的意見，反而連續發表文章對中共進行攻擊，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施加政治壓力和經濟製裁。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進行了堅決抵製和反擊。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七日，《人民日報》發表《分歧從何而來？》的社論，論述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分歧的由來和發展。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蘇共中央發表給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的公開信，把中蘇兩黨產生分歧的責任，轉嫁到中國共產黨身上。從七月十五日至十月底，蘇聯中央級報刊和地方報刊一共發表了1847篇編輯部文章、社論、短評、署名文章、漫畫等等，指名攻擊中國共產黨。從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起至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止，《人民日報》編輯部和《紅旗》雜誌編輯部合署發表9篇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的答辯文章，披露分歧的由來和嚴重後果，尖銳地指出，蘇共領導違反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早在一九六○年七月，蘇聯政府單方麵決定撤走在中國幫助工作的1390名蘇聯專家，撕毀了343個專家合同和合同補充書，廢除了257個科學技術合作項目，在貿易方麵對中國實行限製和歧視政策，破壞了中國經濟建設的原定計劃，給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造成了巨大困難和損失。由於蘇共中央和蘇聯政府采取了一係列惡化中蘇關係的行動，終於導致中蘇兩黨兩國關係的徹底破裂。直到一九八九年五月，中蘇兩國的正常關係才得以重新恢複。
（六）全國都要學習解放軍的宣傳。
一九六四年二月一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號召全國都要學習解放軍。三月十日，又發表題為《學習解放軍革命的硬骨頭精神》的社論，提倡和發揚艱苦奮鬥、戰勝困難的硬骨頭精神。社論說，硬骨頭六連所以夠得上“硬”，鋼八連所以無愧於“鋼”，好八連所以當得起“好”，都是因為保持了艱苦奮鬥的革命的硬骨頭精神。
（七）農業學大寨宣傳。
從一九六四年二月十日發表社論《用革命精神建設山區的好榜樣》開始，到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時止，《人民日報》“農業學大寨”的宣傳持續了十五年之久。最初幾年，《人民日報》是根據周恩來總結的大寨三條基本經驗，號召人民艱苦奮鬥，自力更生建設山區，改造自然，起了很好的指導作用。“文化大革命”中，大寨由建設山區的先進典型升級為政治運動典型，成為推行極左路線的工具，嚴重地阻礙了農村生產力的發展，給億萬農民造成了災難。
（八）“鐵人精神”讚。
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日，《人民日報》以《學習大慶經驗，把革命幹勁和科學精神結合起來》為總題，開始報道大慶油田的建設。當天發表袁木、範榮康合寫的《大慶精神，大慶人》通訊，記述了大慶工人的幸福觀。他們說，大慶油田的建設工作，是在困難的時候、困難的地方、困難的條件下開始的，如果不是堅信共產黨的奮發圖強、自力更生的號召，如果沒有一股頂得住任何艱難困苦的革命闖勁，今天的一切都將是空中樓閣。大慶人心甘情願地吃大苦，耐大勞，臨危不懼，必要時甚至不惜犧牲個人的一切，而且把這些看成是光榮，是幸福！這，不正是大慶人最鮮明的性格特征嗎？老石油工人王進喜，大慶油田有名的“鐵人”，就是大慶人這種性格的代表人物。
（九）培養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宣傳。
一九六四年七月四日，《人民日報》刊登北京市懷柔縣中共一渡河黨支部為革命事業“傳宗接代”，熱情培養、放手使用優秀青年幹部的報道。一渡河共產黨支部幾年中先後提拔了30歲以下的幹部17名，分別擔任了共產黨支部副書記、副大隊長、大隊會計、團支部書記等職務。老幹部隨時隨地對他們進行教育，幫助他們不斷提高。這是一個村級領導班子注意解決新老幹部交替的開端，引起了廣泛的關注。毛澤東看了這篇報道，批示給總編輯吳冷西，要《人民日報》加強提拔新生力量的報道。八月三日，《人民日報》發表的《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社論說，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事業是人類曆史上最偉大最艱巨的事業，取得社會主義的徹底勝利，不是一代人兩代人的事情，而是需要經曆五代、十代，甚至更長的時間。在這個曆史時期，充滿著各式各樣的階級鬥爭的風浪。國內外的敵對勢力懂得，要使社會主義國家蛻變為資本主義國家，首先要使共產黨蛻化；要使共產黨蛻化，首先要使它的各級領導核心蛻化。美國的杜勒斯臨死之前還念念不忘把希望寄托在我們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這就給我們敲起了警鍾。要使中共的各級領導核心不斷增強抵抗侵蝕的能力，就要更加注意選擇、培養和造就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培養出一代又一代堅強的領導核心，以使我們的子孫後代永遠沿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確道路前進。
（十）宣傳農業科學要為生產服務。
一九六四年十月二十五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樣板田”是農業科學為生產服務的主要陣地》。社論指出，各地領導幹部、科學工作者和有經驗的農民三方麵相結合，根據當地生產的需要，在較大麵積的土地上種“樣板田”，一麵總結和推廣農民群眾中的增產經驗，一麵推廣科學研究成果和進行綜合試驗。農民科學家陳永康是長期研究水稻，搞水稻高產樣板田，獲得豐產的一個突出代表。
（十一）改進設計工作的討論。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七日，《人民日報》開辟《關於“用革命精神改進設計工作”》討論專欄。到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二日，共刊出28期，發表來信、文章、評論120多篇。參加討論的作者，大都用親身經曆的事實，論證了設計過程中遇到的問題，探討了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二日，發表社論《正確的設計從實踐中來》，對討論作了總結。這次討論，指導思想明確，中心突出，有始有終，是組織得比較成功的一次討論。
（十二）實現中共縣委領導革命化的討論。
一九六五年十月十二日，報紙開辟《實現縣委領導革命化，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討論專欄。到一九六六年二月五日止，共刊出33期，發表稿件181篇。在這期間，報社共收到904個縣（市）的1800多件來稿，其中352件是中共縣委書記、縣長（包括幾個中共地委書記）的來稿。討論的主要問題是：中共縣委領導人的精神狀態問題，對上負責與對下負責問題。
一九六六年二月七日，報紙發表穆青、馮健、周原合寫的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報道中共河南省蘭考縣委書記焦裕祿深入群眾，關心群眾，帶領群眾治澇、治沙、治堿除“三害”，改變蘭考麵貌的光輝事跡。報紙同時發表題為《向毛澤東同誌的好學生——焦裕祿同誌學習》的社論。社論讚揚焦裕祿運用群眾路線的領導方法，同全縣幹部群眾一起，對內澇、風沙、鹽堿嚴重的自然災害進行了頑強的鬥爭，終於改變了蘭考的麵貌，為我們樹立了一個完全、徹底為人民服務，紮紮實實解決本地區、本部門實際問題的典範。關於焦裕祿的宣傳報道，在全國引起廣泛強烈的反響。
三年經濟困難時期，《人民日報》編輯委員會檢查了前幾年宣傳報道工作中的錯誤，總結了經驗教訓，並提出要樹立有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的文風。這種文風應具有準確性、鮮明性和生動性。報紙的文章既要有思想性又要有藝術性，做到邏輯清楚，深入淺出，樸實易懂，饒有風趣。並提出，還要努力改進報紙版麵，創造一種嚴肅大方、樸素活潑而又具有民族風格的版麵形式。要擴大報道麵，照顧更多的方麵、地區和行業，把各方麵好的先進的東西反映出來。要辦好副刊，使之更豐富多彩，從多方麵給讀者以知識。此時，《人民日報》辦了具有知識性、趣味性、文藝性的星期日報紙，受到讀者的歡迎。
三、十年動亂中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發出的《五一六通知》，標誌著“文化大革命”的開始。發動“文化大革命”，表明中共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指導方針是錯誤的。這個錯誤的指導方針，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利用，釀成了一場災難嚴重的全麵內亂。在這場長達十年的內亂中，陳伯達、姚文元直接控製輿論工具，鼓吹大批判開路，踢開中共黨委鬧革命，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篡黨奪權服務。《人民日報》在“文化大革命”中發表的一係列社論和連篇累牘的“批判”文章，搞亂了人們的思想，煽動了派性，挑動了大規模武鬥，幹擾了正常的生產秩序、工作秩序、社會秩序，起了極大的破壞作用。
一九六六年五月三十一日，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帶領工作組進駐人民日報社。正如陳伯達所說，他在“報社內搞了一個小小的政變”，奪了《人民日報》的領導權。六月一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由陳伯達口授、審定的《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號召群眾起來進行“文化大革命”。之後又連續發表了《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奪取資產階級霸占的史學陣地》、《做無產階級革命派，還是做資產階級保皇派？》等一係列社論。這些社論煽動群眾在全國範圍內“橫掃盤踞在思想文化陣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徹底破除所謂“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進行一場“你死我活的階級搏鬥”，對廣大幹部和知識分子進行迫害和鬥爭，給全國人民帶來極大災難。六月二十日《人民日報》又發表社論《革命的大字報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鏡》，煽動群眾“采取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方法”，“把資產階級的反動堡壘一個個地砸得粉碎”，於是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一股打砸搶歪風。
一九六七年一月，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搞所謂“一月風暴”奪權。《人民日報》先是在一月十九日發表《讓毛澤東思想占領報紙陣地》的社論，讚揚一月三日對上海《文彙報》和《解放日報》的奪權“好得很”，“是我國無產階級新聞事業發展史上的一個創舉”。一月二十二日又發表社論《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支持上海的這場反革命風暴，使奪權之風刮遍全國，加深了全國的混亂局麵。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六日，發表《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編輯部合署文章《沿著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辟的道路前進》。這篇文章由陳伯達、姚文元主持起草，並經過他們修改、摘引、篡改毛澤東語錄，拚湊了“六條”要點，概括成“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提出了“全麵專政論”，即“無產階級必須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中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麵專政”，為進行“文化大革命”炮製理論根據。
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發表兩報一刊（《紅旗》雜誌、《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編輯部合署文章《把新聞戰線的大革命進行到底》。這篇文章是由陳伯達、姚文元直接參與、精心修改完成的。它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篡奪輿論大權的綱領。這篇文章攻擊劉少奇是“中國的赫魯曉夫”；誣蔑彭真、羅瑞卿、陸定一、周揚是“其狐群狗黨”，謾罵鄧拓、吳冷西、梅益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並且造謠說：“中國的赫魯曉夫”把那些“叛徒、特務、走資派安插到各個新聞單位”，讓他們占領了“無產階級新聞陣地”。
一九七二年十月十四日，《人民日報》理論版發表3篇文章，批判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其中，一篇署名龍岩的文章《無政府主義是假馬克思主義騙子的反革命工具》，是根據周恩來在當年八、九月兩次批判極左思潮的講話精神，組織中共黑龍江省委理論組撰寫的。張春橋、姚文元攻擊《人民日報》發表這3篇文章是以“批極‘左’為綱，搞複辟倒退”，犯了“方向路線錯誤”。於是授意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組編寫《工人座談會紀要》，十一月十日刊登在十一月十日《文彙報》內部刊物《文彙情況》上，集中攻擊龍岩的文章。十一月二十四日，《文彙報》又奉命出了一期《文彙情況》，對龍岩文章發表後一些地方報紙批判極左思潮的觀點進行攻擊。而報社的許多幹部對張春橋、姚文元在上海發動的攻擊進行了抵製。
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十屆一中全會後，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結成了“四人幫”。由於他們直接插手和控製，《人民日報》變成了“四人幫”篡黨奪權的輿論工具。從一九七三年八月到一九七五年八月的兩年裏，“四人幫”打著“批林批孔”的旗號，操縱梁效、羅思鼎、池恒、初瀾等寫作班子，借批周公、批宰相，批“現代大儒”，炮製了大量反動文章，僅在《人民日報》上的就有570餘篇。其目的是影射攻擊周恩來，為江青陰謀組閣當“女皇”，大造反革命輿論。由此全國再度陷入混亂之中。
一九七五年九月四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開展對〈水滸〉的評論》。江青利用評論《水滸》，借口《水滸》的“要害是宋江架空晁蓋”，把評《水滸》發展為“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蓄意打擊和陷害鄧小平。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丙辰清明節，天安門廣場爆發了群眾革命運動。北京市上百萬群眾，從三月三十日起，連續幾天到天安門廣場獻花圈，寫詩詞，悼念周恩來總理，聲討“四人幫”。“四人幫”對群眾的革命行動極端仇恨，並采取卑鄙手段，製造謊言，捏造材料，為鎮壓群眾製造借口。四月五日上午，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親臨指揮，宣布天安門廣場的群眾悼念活動是“反革命事件”，調動手持棍棒的警察和民兵進行血腥鎮壓。四月八日，《人民日報》發表《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報道，歪曲事實，顛倒黑白，把清明節革命群眾的抗暴行動誣蔑為“有預謀、有計劃、有組織的製造反革命政治事件”。人民群眾看了這篇報道，氣憤地在《人民日報》報紙白邊上寫道：“令人震驚！黨報墮落了！成為一小撮法西斯野心家的傳聲筒！”有的人給《人民日報》編輯部寫信說：“你們演的這場‘國會縱火案’實在不高明，一篇混淆視聽的假報道就能騙得了人民群眾嗎？”
文風是為政治目的服務的。有什麼樣的政治目的，就有什麼樣的文風。“文化大革命”開始，陳伯達奪了《人民日報》的領導權以後，利用控製的輿論工具，製造假大空文風，為林彪、“四人幫”的流氓政治服務。這種假大空文風，在《人民日報》的主要表現是，千篇一律，麵目可憎；弄虛作假，欺騙群眾。“四人幫”寫作班子炮製的大量文章，拚命堆砌馬列主義詞句，生拉硬扯，越扯越長。他們隨心所欲，篡改曆史；無中生有，炮製典型，都是出於篡黨奪權的需要。他們要造什麼輿論，一經定調，各報隻準比著葫蘆畫瓢，唱一個聲調。群眾諷刺那種千篇一律、又臭又長的文章是“小報抄大報，大報抄梁效”。
四、撥亂反正中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執行人民的意誌，一舉粉碎了“四人幫”，隨著展開了群眾性的揭批“四人幫”運動。但是，揭批查運動遇到了嚴重阻力，進展得並不順利。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合署發表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其中說道“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即“兩個凡是”。“兩個凡是”的提出，使幫派勢力受到鼓舞，引起了廣大幹部特別是老幹部的憂慮，阻礙了撥亂反正的順利開展。
（一）撥亂反正的宣傳。
《人民日報》關於撥亂反正的宣傳，是從落實幹部政策開始的。一九七七年十月七日，發表楊鳳春、葉揚、陳中合寫的《把“四人幫”顛倒了的幹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的文章，強調要敢於推翻“四人幫”對幹部審查中的不實之詞和所作的錯誤結論，從而為平反幹部中的冤假錯案作了輿論準備。這篇文章在群眾中尤其是幹部中產生了巨大反響，在很短的時間內，中央有關部門就收到1萬多封群眾來信，《人民日報》的來信來訪者也以幾倍、十幾倍的數量激增。這些來信來訪者都熱情擁護文章的觀點，要求為受迫害者平反昭雪。同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先後召開會議，宣布為彭德懷、賀龍、陶鑄和劉少奇等一大批原中共和國家的領導人平反昭雪。中共北京市委經中共中央常委批準，宣布為一九七六年的所謂“天安門反革命事件”平反。《人民日報》報道這些事件的同時，發表了《實事求是，有錯必糾》和《平反冤假錯案的曆史借鑒》等重要評論。在此後的報紙回憶錄版上發表了介紹彭德懷、賀龍、陶鑄和劉少奇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生平事跡的紀念文章，頌揚了他們在中國革命和建設中的巨大功勳，恢複了曆史的本來麵目。
《人民日報》還以相當多的版麵，報道了群眾中冤假錯案的平反。一九七九年一月二日，《人民日報》在一版發表了中央一些部門改正一批錯劃右派的報道，同天發表了《共產黨人應有的品質和氣魄》的評論員文章，強調一定要糾正反右派鬥爭擴大化的錯誤。在這前後，報紙在宣傳報道中反複強調一定要貫徹有錯必糾的原則，不但“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錯案要平反，“文化大革命”前的冤假錯案也要平反；凡是不正確的結論和處理，不管是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級政府，什麼人定的和批的，都要實事求是地改正過來。
（二）宣傳尊重知識、尊重人才。
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全文刊載鄧小平《在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上的講話》，重申了“科學技術是生產力”和“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一部分”的著名論斷。這次科學大會的宣傳和緊接著五月份全國教育大會的宣傳，揭開了科學界、教育界全麵落實中共的知識分子政策的序幕。一九七六年十月三日，《人民日報》用整版篇幅，刊登記者根據鄧小平的批示精神，調查采寫的關於貴州科技人員安裕國受迫害事件的批評性報道。之後幾年，《人民日報》一方麵正麵宣傳中共的知識分子政策，從提高知識分子的政治地位、專業歸隊、人才合理流動、改善物質待遇等方麵報道入手，在全社會造成一個“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輿論環境。另一方麵，通過揭露打擊迫害知識分子的一些典型事例，為知識分子撐腰，保護知識分子的合法權益。這在社會上引起很大震動，從輿論上推動了落實知識分子政策的工作。
《人民日報》如實地反映了知識分子在中國四化建設中所做的卓越貢獻，連續向讀者介紹了蔣築英、羅健夫、翁建才等一批優秀知識分子的事跡，引導廣大群眾認識知識分子的作用，支持和幫助一批中青年優秀人才成長。一九八四年九月二日，《人民日報》還發表題為《值得憂慮的一個現象》的來信。這信引起中共中央領導人對教師地位待遇問題的高度重視，明確提出要在全社會造成一種風氣，使教師成為令人羨慕的職業。《人民日報》經常表彰尊師重教的典型，反映教師的困難和呼聲，尤其是對於河南、河北等地毆打教師的事件，毫不留情地揭諸報端，動員社會輿論來保護教師的合法權益。
（三）檢驗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
針對“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報紙上展開了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二日，《人民日報》轉載《光明日報》特約評論員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文章說，檢驗真理的標準隻能是社會實踐。一個理論，是否正確地反映了客觀實際，是不是真理，隻能靠社會實踐來檢驗。這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一個基本原理。作為檢驗真理的標準，不能到理論領域內去尋找，理論自身不能成為檢驗自身是否符合客觀實際的標準。作為檢驗真理的標準，必須具有把人的思想和客觀世界聯係起來的特性，否則無法檢驗。人的社會實踐是改造客觀世界的活動，是主觀見之於客觀的東西。實踐具有把思想和客觀實際聯係起來的特性。因此，隻有實踐，才能夠完成檢驗真理的任務。文章發表以後，迅速在全國範圍內引起了一場關於“兩個凡是”和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從六月至十一月的半年時間內，《人民日報》發表了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和各大軍區主要負責人的文章或講話，一致認為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通過討論，破除了現代迷信，批判了“兩個凡是”的錯誤觀點，恢複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解放了人們的思想，推動了撥亂反正，為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準備了思想條件。
粉碎“四人幫”後的頭兩年，《人民日報》在中央一些領導人的支持下衝破了阻力，宣傳了平反冤假錯案、落實政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糾正了宣傳“兩個凡是”的錯誤。在揭批“四人幫”的鬥爭中，對“四人幫”編造的“全麵專政論”、“儒法鬥爭論”、“文藝黑線專政論”、“按勞分配產生資產階級論”等陷害領導幹部，迫害知識分子的種種反動謬論，進行了深入批判，分清了被他們搞亂的思想是非和路線是非，受到全國各界的稱讚。
五、改革開放時期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逐漸形成的一個中心（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兩個基本點（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的基本路線，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產物。它指引著中國走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
（一）宣傳和平統一祖國的方針。
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人民日報》發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告台灣同胞書》，宣布爭取和平統一祖國的方針。一九八一年十月一日，發表葉劍英向新華社記者的談話，建議舉行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的對等談判，實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中國統一大業的9條方針政策。十月二日，發表《為台灣回歸祖國，完成統一大業共同奮鬥》的社論，就9條政策作了闡述。社論說，實現和平統一的9條政策，充分考慮到台灣當局的處境、利益和前途，明確保證在和平統一時台灣當局和各界人士的利益。因此，這些政策和辦法是合情合理的。一九八四年一月二日，發表鄧穎超在全國政協新年茶會上的講話，重申了和平統一中國的方針政策。一九九一年六月八日，發表中共中央台辦負責人就實行“一國兩製”，完成中國統一問題的談話。談話指出：“‘一國兩製’，是指在一個國家內，實行兩種不同的政治、經濟和社會製度，誰也不吃掉誰，相互尊重，共同繁榮。按照這個方針，台灣與大陸和平統一後，大陸實行社會主義製度，台灣實行資本主義製度，現行的政治、經濟和社會製度不變，生活方式也不變。台灣作為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司法獨立，終審權不須到北京；可保留軍隊；台灣當局和有關各方以及台灣人民的利益都將得到切實保障。這絕不是權宜之謀，而是根本大計，是一個長期的方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