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七日，《人民日報》刊登國務院辦公廳接待台灣同胞來大陸探親旅遊辦法的同時，《海外版》發表評論員文章《歡迎台灣同胞到大陸探親》。從此開始，海峽兩岸長期中斷聯係的局麵結束，台灣民眾來大陸探親、旅遊人數逐年增多；兩岸的文化、學術、經濟交流也在向縱深發展。隨著兩岸相互了解的加深，共識的增加，終將水到渠成，實現祖國的和平統一。
（二）宣傳四項基本原則。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在糾正指導思想上左傾錯誤的時候，社會上出現了一股否定共產黨的領導，懷疑社會主義製度的右的思潮。鄧小平及時指出了這股思潮的危險，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日，在理論務虛會上作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嚴厲批判了這股右的思潮。理論務虛會結束以後，一九七九年四、五月間，《人民日報》雖曾發表了一些好的文章、評論，強調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但沒有針對當時幹部群眾中的思想實際，一個問題一個問題地撰寫評論和理論文章，幫助他們解決思想問題，因而減弱了報紙的指導作用，沒有形成有力的輿論導向。不久，在社會上右的思潮衝擊下，《人民日報》還刊登文章，散布對於四項基本原則的某些不信任情緒。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作出了《關於當前報刊新聞廣播宣傳方針的決定》，強調要認真地進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宣傳，對懷疑、詆毀四項基本原則的思想和言論，必須進行有力的批駁，反對那種把過去中共中央曾經犯過錯誤作為拒絕服從今天中共中央的正確領導的借口的錯誤態度。報刊、新聞、廣播是中共的輿論機關，要加強組織紀律性。必須無條件地同中共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對於中共中央的決定，《人民日報》當時的主要領導人沒有認真貫徹落實。
（三）端正黨風宣傳。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人民日報》一直重視端正黨風的宣傳報道，從不同的方麵著重宣傳了陳雲提出的“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這一重要思想。報紙經常在一、三版和四版發表有關加強中共的建設，糾正不正之風的報道，並在每周出一個“黨的生活”專版。一方麵，大力表揚共產黨員中的模範人物及其事跡，號召廣大中共黨員幹部向他們學習，闡明在新時期保持和發揚中共的優良傳統和作風的重要性。另一方麵，經常在報紙上開展批評，選擇群眾意見最多、給中共和人民造成重大危害的嚴重官僚主義和以權謀私事件加以報道。例如在一個時期內，就曾較為集中地批評了分房中的不正之風和人事幹部工作中“走後門”的不正之風。報紙把正反麵的宣傳報道同《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幹準則》的宣傳結合起來，力求通過對每一典型事件的宣傳報道，闡明中共黨內政治生活的準則。在有關嚴肅黨紀、端正黨風的報道中，《人民日報》都力求做到既要敢於同違反原則、損害中共和人民利益的行為作鬥爭，絕不姑息養奸，又實事求是，以理服人，貫徹“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避免重犯在“左”的指導思想下發生過的過火鬥爭。因此，粉碎“四人幫”以後，《人民日報》發表的批評性報道，如山西省昔陽縣“西水東調”工程事件的報道，渤海二號鑽井船翻沉事故的報道等，都做到了事實無誤，立論準確，得到幹部和群眾的好評。
（四）農村改革宣傳。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農村成功地進行了改革，打破了人民公社隊為基礎的體製，建立了以家庭承包為主的多種形式的聯產承包製。聯產承包製從出現到逐步推廣、完善，經曆了幾年時間。中共中央從不準包產到戶，到肯定家庭聯產承包製為主要形式的變化過程，是中共中央根據億萬農民實踐作出的正確反應。《人民日報》根據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通過評論和新聞報道，反映了各地農村建立責任製的情況。一九八○年四月二日，發表《因地製宜建立健全責任製》的社論，強調指出：“各地生產隊的規模大小、耕地多少、耕作製度、居住情況、機械化程度、管理水平和群眾覺悟程度各不相同。不同的經營項目也需要不同的勞動組織形式。推行生產責任製，一定要走群眾路線，堅持因地製宜的原則，絕不能搞一刀切。”十一月八日，發表社論《因地製宜分類指導——論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製》。社論指出，因地製宜既是一個方法問題，也是一個群眾觀點問題。中國各地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狀況不是短期內可以改變的，這就決定了集體經濟的組織形式和經營管理方式必然是多樣化的，應當放寬政策，肅清極左流毒，鼓勵幹部、群眾從實際出發，解放思想，大膽實踐，大膽創造，在健全和完善責任製中，認真改善領導作風。
一九八二年四月三日，發表《政策要保持穩定，問題要抓緊解決——論總結、完善農業生產責任製》的社論。社論根據剛剛公布的中共中央一號文件精神，針對農民群眾普遍要求穩定政策的呼聲，明確宣布了“兩個不變”，即“我國農業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集體化的道路，土地等基本生產資料公有製是長期不變的，集體經濟要建立生產責任製也是長期不變的。”這“兩個不變”確實反映了農民群眾的要求，劃清了兩條最基本的政策界限。
隨著農村經濟政策的落實，農村經濟形勢日益活躍，商品生產蓬勃發展。這樣的發展形勢，要求小城鎮更好地發揮聯結城鄉的紐帶作用，並使之成為改變農村麵貌的前進基地。一九八一年二月三日，發表題為《把小城鎮建設得欣欣向榮》的社論指出，中國有110個小城市，有3200個鎮或未設鎮建製的縣城，還有5萬多個農村集鎮。這些小城鎮是農村集市貿易的主要場所，小城鎮也是當地重點中小學、醫院、影劇院、文化館、圖書館、農業科學站的所在地，把這些小城鎮建設好，對於整個農村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科學知識的普及，農業技術的推廣，醫療衛生工作的發展，都可以起重要的推動作用。把小城鎮建設好，是建設新農村和逐步縮小城鄉差別、工農差別的重要措施。
隨著商品生產的發展，鄉鎮企業蓬蓬勃勃地發展，越來越多的農民從經營種植業中分離和轉移出來，離土不離鄉，從事養殖業、開發業、林牧業、加工業，從事與這些行業相應發展的社會服務業。一九八四年三月十九日，《人民日報》發表的《積極發展鄉鎮企業》社論指出，多年的實踐證明，農村要真正富裕起來，必須改變“八億農民搞飯吃”的局麵，走農林牧副漁全麵發展，農工商綜合經營的道路。積極發展鄉鎮企業，是從中國國情出發的一個具有戰略意義的方針。
（五）反對精神汙染宣傳。
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一日，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通過的《關於整黨的決定》指出，一些中共黨員和黨的幹部經不起曆史挫折的考驗和資本主義思想的侵蝕，他們懷疑和否定四項基本原則，背離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路線、方針和基本政策，宣傳資產階級自由化。鄧小平在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中，批評了各種錯誤思想，提出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汙染。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後，中共進行了三年半時間的整黨，至一九八七年五月結束。《人民日報》在整黨開始的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三日，發表《四根擎天柱》的評論員文章，闡述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重要意義，指出四項基本原則所回答的是中國究竟走什麼道路、實行何種國體、誰來領導、用什麼思想作指導的大問題。如果動搖了其中任何一項都會造成思想混亂、政治動蕩，就要危及整個社會主義事業。十一月十六日的評論員文章《建設精神文明，反對精神汙染》，論述了建設精神文明的戰略意義及反對精神汙染的迫切任務後指出：“建設精神文明是長期的任務，反對精神汙染是長期的鬥爭。那些懷疑和反對社會主義的言論，不是一陣風就可以刮跑的，肅清他們的影響要進行韌性的戰鬥。”
（六）宣傳改革開放方針。
農村改革方興未艾，城市改革也拉開了序幕。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正在蓬勃發展，呈現一派興旺景象。一九八四年四月，六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決定，在農村改革取得巨大成功的基礎上，吸取農村改革中的成功經驗，結合城市的實際情況，進行城市經濟改革。五月三十一日，《人民日報》發表《更上高樓又一層》的社論說，要把經濟建設推向前進，實現中國人民在本世紀末的經濟建設戰略目標，不改革，不創新，墨守陳規舊章，那是辦不到的。改革已經成為中國當前發展的大趨勢，它把強大的活力和動力賦予我們的事業，推動各方麵的工作更上高樓又一層。
一九八六年三月，國務院召開的第一次全國城市經濟體製改革工作會議指出，一九八四年五月的經濟體製改革決定，貫穿一個基本思想，就是中國的經濟體製必須符合於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要求。橫向經濟聯係正是商品經濟存在和發展的基本條件之一。一九八六年六月十一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城鄉聯合與體製改革要相互促進》，闡述了城鄉聯合和體製改革的辯證關係。評論指出，體製改革促進城鄉聯合，城鄉聯合反過來也促進體製改革。
（七）宣傳“一個國家，兩種製度”的政治構想。
一九八二年九月，鄧小平提出了“一個國家，兩種製度”的政治構想，爭取以和平方式解決國家統一問題。“一國兩製”的構想，是為解決台灣問題提出的，而為解決曆史遺留下來的香港、澳門問題提供了政治基礎，得到了成功的運用。中英兩國政府經過友好談判，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在北京正式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圓滿地解決了中國對香港行使主權的問題。同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當代世界曆史上的重大事件——祝賀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正式簽署》。社論希望，隨著《聯合聲明》的正式簽署和付諸實施，香港的穩定繁榮局麵得以長期保持下去，中英兩國的關係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得到新的順利發展。
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六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國政府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在人民大會堂草簽。四月十三日，中葡兩國政府在《聯合聲明》上正式簽字。三月二十七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實現祖國統一大業又邁進一步》。社論說，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政府通過和平談判終於使這一問題獲得解決，恢複中國對澳門行使主權，將洗刷民族恥辱。解決澳門問題，中國在實現祖國統一大業的大道上又邁進了一步。
（八）報道依靠科技，振興農業。
發展農業，一靠政策，二靠科學技術，三靠投入。《人民日報》在大力宣傳貫徹農村改革政策的同時，從一九八五年九月開始，連續幾年報道國務院批準的“星火計劃”。實施“星火計劃”的主旨是依靠技術進步，推動中小企業、鄉鎮企業的發展，加速農村產業結構的調整，促進城鄉經濟體製改革。與此同時，《人民日報》連續報道一九八七年四月農業部擬訂的“豐收計劃”的實施情況。這項計劃是振興農業的綜合計劃，其任務是把農牧漁業現有的科研成果和先進技術綜合運用到大麵積、大範圍的生產中去，以實現高產、優質、低耗、高效、增收的目的。三年中，“豐收計劃”已經顯示出科學技術的威力。據統計，糧、棉、油等作物增產140多億公斤，肉、奶、蛋、魚、蝦、禽共增產32萬噸，新增農業產值81.5億元。《人民日報》還宣傳報道了一九八八年八月國務院批準實施國家教委提出的“燎原計劃”。“燎原計劃”是為廣大農村培養中、初級技術人才，提高農村勞動者素質，使農村教育更好地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教育計劃。“燎原計劃”是一項與“星火計劃”、“豐收計劃”密切配合的計劃，並能更好地為實施後兩項計劃服務，共同為提高農業生產力作貢獻。
（九）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宣傳。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中國二十幾個大中城市爆發了大規模學潮，學生上街鬧事，影響了社會安定。針對學潮蔓延的形勢，十二月二十三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珍惜和發展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麵》。社論說，中國人民飽嚐十年動亂之苦，剛剛過了八年安居樂業的生活，有了正反兩麵對比，更深刻地感受到安定團結的極端重要性。珍惜和發展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麵，是億萬人民的共同心願，也是每個公民的神聖責任。隨著連續報道了南京、合肥、上海、北京發生的學潮。十二月二十九日，發表《講民主不能離開四項基本原則》的評論員文章，以鮮明的態度批評了那種“以為講民主可以不要黨的領導，不要社會主義製度”的錯誤觀點。社論指出那些煽動鬧事的人要民主是假，反對四項基本原則是真。四項基本原則是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前進的共同的政治基礎，也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得以順利進行的根本保證，已經載入憲法。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言論是違憲的言論，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行動是違憲的行動，必將遭到全國各族人民的反對。一九八七年一月一日發表社論《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社論闡明人心思定，思四化，誰也不希望動亂。並指出學生上街，雖然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大事，但是從問題的性質來看，應該說，又是一件很重大的政治事件。它是幾年來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泛濫，而我們的一些黨員幹部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所造成的結果。這件事發生了，也是好事，提醒我們要旗幟鮮明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決抵製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但是，在十二月學潮平息之後，《人民日報》卻沒有堅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宣傳。
（十）宣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和中共的基本路線。
中共十三大在認識國情和總結實踐經驗的基礎上，係統地闡明了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和中共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十三大提出的中國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這個論斷，包括兩層含義：第一，中國社會已經是社會主義社會，中國人民必須堅持而不能離開社會主義。第二，中國的社會主義社會還處在初級階段，中國人民必須從這個實際出發，而不能超越這個階段。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四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在全黨進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的教育》。社論指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的教育，首先是國情教育。從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進行堅決的撥亂反正，一個根本性的收獲是逐漸認清了中國的國情，明確了中國還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十三大在理論上第一次闡明了這個論斷。社論強調，基本路線的教育，核心內容是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教育。要通過這一教育，使中共全黨進一步明確：是否有利於發展生產力，應成為我們考慮一切問題的出發點和檢驗一切工作的根本標準。社論說，基本路線的教育，也應該是一次振奮民族精神的教育。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認識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長期性，正要求我們腳踏實地埋頭苦幹，發揚中國共產黨人和中華民族艱苦創業的奮鬥精神。
（十一）北京政治風波中的輿論導向錯誤。
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在首都的一些高等院校，由於極少數反共反社會主義的陰謀分子長期策劃和背後操縱，有計劃、有組織、有預謀地策劃了一場政治動亂，進而在北京發展成為反革命暴亂。他們策動動亂和發動暴亂的目的，是要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推翻社會主義製度，顛覆人民民主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場動亂從四月中旬起到六月四日平息反革命暴亂止，長達五十六天。在動亂和暴亂期間，《人民日報》從胡耀邦逝世後的追悼活動開始，就偏離了中央的正確方針，出現了比較明顯的輿論傾斜。
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社論說，極少數反共反社會主義的陰謀分子“打著民主的旗號破壞民主法製，其目的是要搞散人心，搞亂全國，破壞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麵。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製度。這是擺在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麵前的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社論體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精神，指明了動亂的性質，傳達了中共中央的聲音，增強了廣大幹部和群眾製止動亂、穩定大局的信心，局勢漸趨平穩。但是，四月二十六日以後，作為中共中央機關報的《人民日報》的宣傳報道卻一步步地背離了社論精神。在動亂性質、製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宣傳上，把輿論導向了錯誤方向。這是應該認真記取的極為深刻的教訓。
平息北京發生的反革命暴亂以後，改組以後的《人民日報》領導班子，堅持中共的基本路線，集中宣傳了中共中央穩定社會秩序的方針和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精神，把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共中央決定的方針、政策，鮮明地昭告廣大讀者，扭轉了報紙的錯誤輿論導向。
（十二）“掃黃”和“除六害”宣傳。
八十年代的若幹年中，書報刊和音像市場出現了嚴重問題。宣傳資產階級自由化和有嚴重政治錯誤的書報刊和音像製品越來越多，宣傳淫穢色情、凶殺暴力、封建迷信的出版物嚴重泛濫，非法出版和走私進口出版物屢禁不絕。這些精神毒品和文化垃圾嚴重敗壞社會風氣，毒害人們靈魂，腐蝕青少年一代，幹擾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建設，成為誘發犯罪、破壞社會安定的一大公害。廣大人民群眾對此十分憤慨。一九八九年七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指示，對“掃黃”問題，“要下決心、下力量抓出成效，絕不手軟”。八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召開電話會議，部署深入開展“掃黃”工作，集中力量對書報刊和音像市場進行一次全麵的清理整頓。
十月二十三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深入持久地進行“掃黃”工作》的社論說，“掃黃”是改革開放健康發展的一個保證。它關係著思想文化陣地是由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去占領，還是讓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去占領；它關係著青少年成長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健康一代，還是墮落為唯利是圖、醉生夢死的頹廢一代；關係著社會主義事業的成敗、中華民族的興衰。社論強調，“掃黃”要深入持久地進行下去，切實解決問題，從根本上說還是要用健康的、群眾喜聞樂見的作品去占領思想文化陣地。一手抓“掃黃”，一手抓繁榮，這是堅定不移的方針。
（十三）慶祝新中國成立四十周年宣傳。
一九八九年六月，平息在北京發生的反革命暴亂之後，中國共產黨召開了十三屆四中全會，產生了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國第三代領導集體。在新的中共中央領導下，迎來了新中國成立四十周年慶典。
在國慶前後的一個半月內，《人民日報》用大量篇幅，運用多種形式，宣傳報道了各條戰線取得的成就。
從八月二十日起至九月二十二日止，《人民日報》刊登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以及港澳、台灣和解放軍的慶祝專頁。專頁由各省、區、市中共黨報和《解放軍報》主編，每天一版，共出33個版，發表文章276篇。專頁的文章短，條數多，版麵活潑，圖文並茂，具有地方特色，反映了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四十年的經濟建設、文化教育、科學技術和國防事業的發展。
十月一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四十周年這一天，《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沿著社會主義大道奮勇前進》的社論。社論滿懷激情地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四十年，是中國大地發生深刻變革的四十年，是五千年古國煥發生機、闊步前進的四十年，是中國人民在世界上的地位迅速提高、揚眉吐氣的四十年。”
（十四）宣傳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製度。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三十日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製度的意見》，《人民日報》於一九九○年二月八日公布全文，並就此文件發表社論，題為《維護國家的長治久安是中共和各民主黨派的神聖責任》。社論指出，中國實行的共產黨領導、多黨合作的政黨體製，是經過長期實踐形成的。幾十年的實踐證明，各民主黨派是中國共產黨長期風雨同舟、患難與共的親密戰友，中國共產黨十分珍視在中國革命鬥爭中形成的這一寶貴的政治成果。
二月九至十一日，《人民日報》以《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政治協商是我國一項基本政治製度》、《在共產黨領導下充分發揮各民主黨派的作用》、《堅持和完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製度》的通欄標題，連續三天刊登民革中央主席朱學範、民盟中央主席費孝通、民建中央主席孫起孟、民進中央主席雷潔瓊、農工民主黨中央主席盧嘉錫、九三學社中央主席周培源、致公黨中央常務副主席楊紀珂、中華全國工商聯主席榮毅仁、台盟中央主席蔡子民、無黨派人士程思遠的文章。各民主黨派領導人認為，中共中央文件把中國在長期實踐中行之有效的政黨製度加以規範化、製度化，作為共同遵守的準則，並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和進一步發揮民主黨派的政治協商、民主監督作用兩個方麵都得到了加強，這對鞏固安定團結，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充分發揮民主黨派的積極作用，都將產生深遠的影響。
各民主黨派領導人一致認為，中共中央文件規定，共產黨是領導核心，是執政黨，各民主黨派是同共產黨通力合作致力於社會主義事業的親密友黨，是參政黨。這種社會主義的新型政黨關係，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多黨製有著根本的區別。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的關係，既不是在朝黨與在野黨的關係，更不是執政黨與反對黨的關係，而是有著共同的政治目標和根本利益的親密友黨關係。
（十五）貫徹正麵宣傳為主的方針。
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和五中全會以後，《人民日報》貫徹正麵宣傳為主的方針，發揚密切聯係群眾的優良傳統。一九八九至一九九一年的兩年內，《人民日報》大量刊登英雄人物、勞動模範和先進工作者的先進事跡，報道了“共和國衛士”劉國庚、王其富、李強、杜懷慶、李棟國、王小兵、徐如軍、崔國政、馬國選、王錦偉等人在平息首都北京反革命暴亂中，不懼艱險，勇往直前，壯烈犧牲的英雄氣概；報道了開展學雷鋒、學焦裕祿、學英雄少年賴寧的活動；宣傳了南極探險的金慶民、秦大河，半導體科學家林蘭英，“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當代愚公李雙良，解放軍軍官蘇寧，共產黨的優秀宣傳員傅顯忠，享有崇高威望的共產黨的優秀代表史來賀和錢學森。
《人民日報》於一九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刊登長篇通訊《走在社會主義大道上》，記述了河南省新鄉縣劉莊共產黨總支書記史來賀的先進事跡。史來賀4次被評為全國勞動模範，9次見到毛澤東主席。他領導的劉莊，成為聞名中國的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典範。中共中央組織部將史來賀的名字與雷鋒、焦裕祿、王進喜、錢學森列在一起，被譽為新中國享有崇高威望的共產黨的優秀代表。
為表彰錢學森在發展中國科學技術和國防科技事業中作出的傑出貢獻，一九九一年十月十六日，國務院、中央軍委決定授予錢學森“國家傑出科學家”榮譽稱號和一級英雄模範獎章。錢學森是中國愛國知識分子的傑出典範。
（十六）大規模宣傳第十一屆亞洲運動會。
象征著亞洲30億人民“團結、友誼、進步”的第十一屆亞洲運動會，一九九○年九月二十二日至十月七日在中國首都北京舉行。
九十年代第一年是亞洲運動年。從一月起至亞運會召開前，《人民日報》體育專欄天天報道亞運會的各項準備工作和全國各族人民滿懷信心迎接亞運會的各項活動。
第十一屆亞運會期間，《人民日報》以空前宏大的規模、生動活潑的形式，對亞運會作了多層次、有重點的報道。九月二十二日，發表題為《燃亞運聖火，展亞洲雄風》的社論，祝賀第十一屆亞運會開幕。亞運會期間，《人民日報》和《人民日報·海外版》每天都以兩個多版的篇幅進行報道。還編輯出版大型彩色報紙《亞運新聞》17期，每天一期，報道各項比賽活動，平均每期發行近10萬份。《海外版》從九月二十五日起，設“知名人士談亞運”專欄，每天刊登一篇名人談話。十月八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亞運宗旨的勝利》的社論，祝賀第十一屆亞運會勝利閉幕。
（十七）宣傳振興京劇，弘揚民族文化。
一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至一九九一年一月十二日，北京舉行紀念徽班進京二百周年暨振興京劇觀摩研討大會，這是中國京劇史上空前的一次盛會。《人民日報》對此連續進行了報道。
（十八）宣傳實現第二步戰略目標。
在一九九○年十二月召開的中共十三屆七中全會後，《人民日報》發表4篇社論，即元旦獻詞《為進一步穩定發展而奮鬥》（一九九一年一月一日）、《一心一意搞建設》（一月三十日）、《為實現第二步戰略目標而奮鬥》（一月三十一日）、《堅持走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二月六日）。元旦社論回顧過去，展望未來，指出第一步的十年過去了，中國國民生產總值在這期間實際增長了1.23倍。第二步戰略目標是宏偉的，也是複雜而艱巨的任務。到二○○○年，人民生活將達到小康水平，生活質量要進一步提高，城鄉居民在衣、食、用、住、行等方麵都將更加充實，達到豐衣足食。人民生活的改善不僅包括物質生活，也包括精神生活；物質生活，不僅包括個人消費，還包括社會環境。因此實現這一目標絕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情。社論滿懷信心地指出，當前中國政治穩定、經濟穩定、社會穩定，充滿了改革開放的勃勃生機。這一切都預示著，中國未來的十年將是波瀾壯闊的十年，光輝燦爛的十年，充滿生機活力和巨大希望的十年。
（十九）宣傳扶貧工作的成就。
八十年代初，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的推行，改革開放政策的貫徹實施，使廣大農村迅速地擺脫了貧困。而許多山區、老區和少數民族地區的人民，仍然處在溫飽線以下。據一九八六年統計，當時中國貧困地區分布在699個縣，貧困人口約1.1億。一九八四年九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出幫助貧困地區盡快改變麵貌的通知。爾後，扶持老、少、邊、窮地區盡快擺脫落後狀況作為一項重要內容，被列入“七五”計劃，明確提出了以經濟開發為主的扶貧開發方針。《人民日報》在“七五”計劃期間，連續報道各省、自治區、解放軍和國務院各部委，貫徹落實扶貧政策所采取的具體措施。國家每年撥出扶貧款項、低息貼息貸款約40億元人民幣，中央一級有36個部委和公司到貧困地區分片負責，掛鉤扶持。中國人民解放軍各部隊和地方人民武裝部門，與當地貧困鄉村定點掛鉤，幫助當地改善基本生產條件。許多部隊還積極向貧困農戶傳播經濟信息、研究開發項目，幫助群眾發展商品生產，為當地群眾致富創造了條件。從一九八六到一九九○年，僅僅經過五年，長期衣食無著的陝甘寧革命老區的農民，90%以上已不愁吃穿；贛南革命老區，98%的特困戶解決了溫飽問題；大別山區有95%的貧困戶依靠科技走上脫貧路；沂蒙山區和太行山區人民，走外引內聯之路，大大增強“造血”功能，許多農民在解決溫飽之後，已開始往富路上奔走。就連地處西部邊疆的西藏自治區，農牧民的溫飽問題也已基本解決，並且有80%的農牧民住進了自己蓋的新房。
一九九一年一月二十四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打好扶貧“攻堅戰”和“持久戰”》的評論員文章。評論說，從各地的經驗看，打好扶貧“攻堅戰”和“持久戰”，必須從“有糧吃，有錢花，生產、生活環境有改善”3個方麵狠下功夫。首先，必須下決心解決吃的問題，這是解決溫飽問題的基本要求和扶貧開發的基礎。其次，選擇扶貧開發項目，一開始就要把市場需求考慮進去，發展什麼，發展多少，都要在摸清市場情況的前提下確定。第三要特別注意水、電、路、林等基礎建設，使生產和生活環境得到改善，增強扶貧開發後勁。
（二十）抗洪救災的宣傳。
一九九一年五月下旬至七月上旬的五十多天裏，淮河流域和太湖地區連降大到暴雨，發生了嚴重的洪澇災害。地處淮河、太湖流域的安徽、江蘇西省災害尤為嚴重，是百年罕見的大災。七月十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團結抗洪奪勝利》。評論指出，今年的洪災一發生，各地區都發揚了社會主義的大協作精神。許多地方、部門甘願為了全局利益犧牲局部利益，為了他人利益犧牲自己利益，聽從指揮，服從命令。往往哪裏最危險，哪裏最艱苦，哪裏就有共產黨員，有幹部，有子弟兵。在洪澇災害威脅人民群眾生命和財產安全的危急關頭，廣大共產黨員、幹部不怕困難，不畏艱險，身先士卒，經受了嚴峻的考驗，湧現了大量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跡。通過抗洪救災，進一步密切了中共和政府同人民群眾的聯係，加強了軍政軍民團結。
嚴重的洪澇災害牽動了全中國人民的心。全國各地、各部門、各企事業單位、各社會團體和各族人民，都把災區的困難當作自己的困難，從四麵八方伸出了支援之手。從七月中旬起，《人民日報》辟“國際社會向我災區提供援助”專欄，連續報道各國政府和國外友人提供的救災捐款。《人民日報》還逐日報道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僑胞，滿懷愛祖國愛民族之心，慷慨捐款救災，顯示了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八月二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強大的凝聚力》的評論員文章。評論闡明洪水災害是一次嚴峻的考驗。在這個嚴峻考驗麵前，中國人民表現出大無畏的英雄氣概和高尚的道德情懷，也再次顯示了中華民族強大的凝聚力，這是一種可以戰勝大災大難、創造人間奇跡的偉大力量。
（二十一）慶祝中共建黨七十周年的宣傳。
一九九一年，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七十周年的日子裏，《人民日報》設慶祝專版、專欄，刊登新聞、通訊、文章，報道中共、政府、軍隊、群眾團體和民主黨派，中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和各地基層組織舉行多種多樣形式的慶祝活動：回憶革命傳統，堅持艱苦奮鬥作風；進行中共黨史教育，堅定共產主義信念；宣傳中共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為實現現代化而奮鬥等。其目的在於鼓舞全體共產黨人，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第二步戰略目標，為在二十一世紀中葉實現第三步戰略目標奠定堅實的基礎而奮鬥。
改革開放十多年中，《人民日報》是重視經濟宣傳的。經濟方麵的評論和報道，占著版麵的重要位置，除二版是固定的經濟版外，一版的大部分篇幅也是經濟評論和經濟報道；理論版上發表的經濟理論文章有數百篇之多；其他各版的許多消息和文章，也同經濟生活、經濟改革緊密相聯。《人民日報》對改革開放政策作了充分報道，反映了改革開放是正確的，深得全國人民的擁護。但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宣傳卻沒有一以貫之。一九七九年理論務虛會後，中共中央推一推就動一動，不推就不動，常常處於被動狀態。而對某些宣揚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言論，不惜提供版麵，擴散他們的思想影響。在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北京政治風波中，《人民日報》背離了中共中央的正確路線，犯了嚴重的輿論導向錯誤，教訓極為深刻。
平息在北京發生的反革命暴亂後，《人民日報》在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共中央領導下，迅速糾正了在北京政治風波中的輿論導向錯誤，回到了宣傳貫徹“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軌道上來，重新贏得了廣大讀者的信任。
報紙的特色——
一、宣傳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的主張，是《人民日報》評論應負的責任，也是報紙的主要特色之一
《人民日報》是中國共產黨的喉舌。由於中國政府沒有單獨的機關報，《人民日報》又是中國政府的喉舌。《人民日報》的評論直接承擔著宣傳解釋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的方針、政策、任務的責任，向國內外傳達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的聲音。中國報刊素有重視評論的傳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報紙，更是重視評論工作。傑出的評論家、《人民日報》第一任總編輯鄧拓曾說：“報紙的評論特別是社論決定著報紙的政治麵貌”，“社論是表明報紙的政治麵目的旗幟”。《人民日報》曆來把評論工作放在整個宣傳報道工作的首位。
社論是中國共產黨黨報最重要的評論，它代表編輯部就重大問題發表權威性意見。《人民日報》的重要社論，往往是經中共中央領導人審閱後發表的，有的還是中共中央領導人親自撰寫的。從新中國成立初期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好轉，到把共產黨的工作重點轉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方針，《人民日報》都發表了大量社論和評論，起了宣傳群眾、組織群眾的作用。其中一些重要評論，如一九五○年三月十日社論《為什麼要統一財政經濟工作》，對農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的社論《幫農民算三筆帳》（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經濟改革中論述不能再吃“大鍋飯”的7篇社論，都及時準確鮮明地闡述了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提出的方針、任務，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隨著全麵改革的推進，《人民日報》的評論麵貌不斷地發生變化。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一）恢複和發揚了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力求講真話、實話，力戒假、大、空；既報喜，又報憂；既宣傳工作中的成績和進步，也不回避缺點、困難和問題。
（二）品種多了。除了社論、評論員文章、短評、述評這些傳統的形式外，還新開辟了許多專欄評論。如一版的“今日談”、“每周論壇”，二版的“市場隨筆”、“新語”，三版的“編餘短論”、“快語”，四版的“漫話”，國際版的“國際劄記”，副刊版的“大地漫筆”等。這些專欄各具特色，其中有些專欄主要刊登來自讀者的評論，為各界人士提供講壇。例如一九八○年麵世的《今日談》，每年發表兩三百篇短小的評論，作者中有在中共中央擔任領導工作的幹部，有中共省委書記、部長、將軍、教授、作家，也有基層幹部、工人、農民、戰士。像這樣具有廣泛群眾性的言論專欄，在中國報刊史上是罕見的。
（三）後期《人民日報》評論在文風方麵有改進，文章趨向於短。以往社論一般3000字，評論員文章2000字，短評1000字，後來社論一般1500字，評論員文章七八百字甚至更短，短評500字上下。多數專欄評論也很短小，一般三五百字。短，符合現代人們的生活節奏，從而大大地增強了報紙評論的時效性。
二、反映廣大人民群眾的要求和呼聲，是《人民日報》應盡的職責，也是報紙的第二個特色
《人民日報》有密切聯係群眾的優良傳統。《人民日報》聯係群眾的渠道是暢通的，有記者的采訪活動，有廣大的通訊員隊伍作為聯係群眾的橋梁，有反映群眾的要求和呼聲的“讀者來信”專頁。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五日，《人民日報》的“人民園地”版上開辟了“讀者來信”欄。這是一個服務於廣大讀者，反映群眾意見，刊登批評建議的園地。專欄裏充滿了群眾的聲音。五十年代初期的讀者來信組，在處理讀者來信、來訪中，不僅做到有信必複，有問必答，同時也很重視讀者來信的處理結果，並建立了一係列的檢查和監督製度。隨著《人民日報》聯係群眾的工作日益廣泛，“讀者來信”專欄擴大為“讀者來信”專頁。
“讀者來信”專頁上刊登的，都是群眾最關心的一些問題。這些問題包括幹部思想作風，商品質量，國家財物、森林和環境的保護，社會道德風尚，等等。專頁上設有“勇於向不正之風作鬥爭”、“服務工作麵麵觀”、“毖後錄”、“監督哨”、“建議與要求”、“讀者論壇”、“街談巷議”、“法律顧問”、“有問必答”、“一點希望”、“耳聞目睹”等欄目。隨著形勢的發展，專頁內容有所變化，欄目也有所增換。
“讀者來信”專頁有3個特點。一是社會上發生的事，有心的讀者便向報社反映，或批評，或建議，或詢問，或議論，這構成了專頁的最吸引人的內容。一九八二年農村封建迷信開始露頭，一九八三年農民賣糧難、賣棉難，一九八四年低劣和假冒商品強烈襲擊消費者，諸如此類，都是讀者首先向報社寫信，並在“讀者來信”專頁上披露的。這類情況，對有關領導機關是極其重要的信息，堪稱是了解社情民意的一個窗口。二是凡是群眾關心並來信提出的，都可能成為專頁刊載的內容。三是文章長短搭配，短小為主，適合當今廣大讀者的口味。
《人民日報》群眾工作部收到的來信每天多時上千件，少時幾百件。僅以一九八一年統計為例，《人民日報》共收到讀者來信、來稿62.1194萬件，平均每日約1700件。來信多是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國家幹部和解放軍戰士等各界人民群眾寄來的，他們向報社及時反映他們自己或周圍群眾的意見、要求和建議。這些來信除少量公開發表外，還選擇一些重要的信件提供中共中央參閱，有的刊登在內部刊物上，其他則按地區、門類分轉有關部門處理。對轉出的讀者來信還定期了解處理情況，實行催促監督。一九八四年八月刊登的《四十九封讀者來信轉出以後》一文，就是記者深入基層，對有關地區處理群眾來信遲緩或不妥的調查彙報。有些解釋政策清楚、說理深透的複信，也在“讀者來信”專頁上發表。其中，《苦命娜》、《王桂香的願望實現了》等，給人們留下了深刻印象，正如群眾評報所說的，《人民日報》的“讀者來信”專頁是全國報紙辦得最好的一個專欄。因為它敢於反映群眾的呼聲，無論批評單位或個人，是什麼問題就登什麼問題，直來直去，一針見血。它所選登的稿件，事例生動具體，人們看得見，摸得著，教育作用很大，起到了表揚一個，帶動一片；批評處理一個，教育大批的作用。
三、在報紙上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是《人民日報》的傳統作風，也是報紙的第三個特色
一九五○年四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關於在報紙刊物上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決定》公布後，《人民日報》於次日發表社論《堅決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論述了中國共產黨是從批評和自我批評中壯大起來的。共產黨的領導者從來是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教育幹部的。但是，應當承認，為了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仍然需要進行深刻的教育，因為有些工作人員對批評缺乏正確的認識，常常拒絕批評，特別是拒絕報紙的批評。這種現象的存在對共產黨、對人民和國家是極端有害的。
批評和自我批評是共產黨的優良作風之一，也是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的傳統作風。幾十年中，《人民日報》經常刊登讀者來信和報道，批評中共和國家機關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吸引廣大人民群眾經常地監督共產黨和政府的工作。特別是對典型的重大錯誤事件的報道，更受到群眾的歡迎。如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三日，報道上海原華東交通部部長黃逸峰打擊報複學生批評的事件，並配發社論《壓製批評的人是黨的死敵》，對官僚主義、打擊報複現象進行了嚴肅的批評，產生了重大影響。
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日，《人民日報》發表《黨委應該積極領導報紙正確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社論，總結了四年中各地中共黨委機關報展開批評的經驗，指出多數中共黨委的機關報在貫徹中共中央決定時表現出兩個突出的缺點，一個是報紙比較注重典型壞人壞事的揭發和批評，這就在廣大群眾和幹部中造成一種印象，以為凡是受到報紙公開批評就是犯了嚴重錯誤；以為報紙不應該公開批評一般性的缺點和錯誤，隻能批評嚴重的缺點和錯誤；以為好人的缺點和錯誤不能公開批評，隻能批評壞人壞事。這就大大地縮小了和削弱了批評和自我批評的作用。報紙在今後應該用具體事實來消除自己所造下的這種有害的印象，要通過對日常工作中的各種值得注意的缺點和錯誤進行及時的批評，處處敲警鍾，時時敲警鍾，在共產黨內外形成一種經常性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空氣。另一個缺點是報紙沒有采取十分嚴肅的態度，沒有作到所批評事實的完全正確。在報紙工作的幹部中有一種錯誤的思想，認為報紙上的批評不可能做到完全真實，隻能是基本上正確。刊登在報紙上的批評，是公正的強大的社會輿論力量，因此必須是真實而正確的。而且，報紙上的批評是為了有利於實際工作，不是為批評而批評，因而在處理一個批評稿件的時候，要分析哪些是在目前實際情況下暫時還不能克服的缺點，哪些是可以克服還沒有克服的缺點，不能對一切缺點的批評都不加分析地一律戴上“嚴重的官僚主義”之類的大帽子。報紙不應對任何缺點和錯誤誇大事實，亂下斷語。
《人民日報》不隻是報道典型的錯誤事件，進行公開批評，而且編輯“讀者來信”專頁，經常發表批評稿件，處處敲警鍾，促進各方麵克服缺點，改進工作。這就把報道嚴重事件和日常批評結合起來，發揮了輿論監督作用。
四、馬克思主義理論宣傳的權威性和現實性，是《人民日報》的第四個特色
《人民日報》圍繞著中共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進行理論宣傳，發表的理論文章多種多樣，長、中、短文相互配合。有的是論述社會主義革命理論，闡明社會主義改造的步驟、方法和政策；有的是學術爭鳴，對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進行理論探討；有的是結合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從正麵來闡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有的是針對執行方針政策中的偏差進行理論批評；有的是配合幹部的理論學習，進行輔導和問題解答；有的是思想評論，針對現實生活中的思想問題加以評述；有的是書刊評介和學術動態，可以對廣大讀者了解理論信息起指導作用。“思想縱橫”、“書刊評介”、“學術動態”、“報刊文摘”等欄目中發表的小型文章，言之有物，言之成理，雅俗共賞。
宣傳唯物論，宣傳辯證法，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是《人民日報》理論宣傳的一個特點。在理論宣傳中，《人民日報》發表的文章，雖然有過思想片麵性，發生過理論錯誤，但總的來說，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宣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成績則是顯著的。
一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的哲學著作《實踐論》。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九日，發表題為《學習毛澤東同誌的〈實踐論〉》的社論，闡述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樹立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的重要性。並連續發表著名學者李達、艾思奇、馮友蘭、王學文、張慶泰、孫紹謙的文章，從哲學、經濟學、農業科學和醫學等方麵論述運用實踐論指導科學研究的重要意義。《人民日報》還發表《〈實踐論〉開辟了我們學術革命的思想道路》（二月十六日）的社論，闡明要克服學術工作落後於人民的需要，理論落後於實際的狀況，“必須用唯物論和辯證法來建立我們真正的曆史科學，來發展我們的自然科學。”社論指出，隻要我們真正能夠領略《實踐論》的深刻思想，並認真地把它轉化為學術的實踐，那麼，中國學術界將出現偉大的成果，是完全可以預卜的。
中共十三大論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闡述了中共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評論員文章宣傳中共的基本路線。這些評論在全國引起廣泛反響，對共產黨幹部、廣大群眾學習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起了指導作用。
一九八九年夏，製止動亂和平息北京發生的反革命暴亂後，在人民中間，特別是廣大青年中產生了思想混亂，提出了“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七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隻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回答了這個問題。爾後，發表中國留美博士生聞迪撰寫的長篇文章《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一九九○年一月十五、十六、十八、十九日）。這篇文章論述了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曆史必然性，闡述了堅持共產黨領導的必要性。文章有理有據，以理服人，解開了人們的思想疑問。首都高校學生讀了這篇文章以後，撥開了思想中的疑雲，堅定了社會主義必勝的信心。
《人民日報》理論版開辟“隻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筆談專欄。這個專欄第一期《編者的話》說，社會主義製度在中國已經顯示了巨大的優越性，給國家和民族帶來了生機和活力，給人民群眾帶來了實際的利益，這是曆史，也是現實。但是，由於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一度泛濫，在這方麵造成了許多思想理論上的混亂，需要加以澄清。國際形勢新的變化，使一些人對社會主義的命運和前途產生了某些疑慮，需要作理論上的回答和說明。開辟筆談專欄，目的在於通過發表有理有據的文章，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分析和認識有關社會主義的一些重要問題，澄清混亂，解除困惑和疑慮，以堅定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信心。筆談專欄自一九九○年七月二日至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十六日，共出53期，發表文章105篇，從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科學技術等各個方麵闡釋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理論界、教育界、科技界產生了廣泛影響。
五、共產黨的黨風、黨紀、黨的建設的宣傳，是報紙宣傳報道的一個重點，也是報紙的第五個特色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的執政黨。《人民日報》在中共中央直接關懷和領導下，一貫重視共產黨自身建設的宣傳，以純潔黨的隊伍，發揚共產黨的優良傳統作風，抵製資產階級腐朽思想的侵襲，去除官僚主義，糾正以權謀私的不正之風。“黨的生活”專欄和專版，曆經四十餘年，編發了大量新聞、文章、圖片，宣傳共產黨的整風、整黨、黨的基層組織建設；培養社會主義事業接班人，實現新老幹部的交替；執行共產黨的組織紀律，端正共產黨的作風等。
四十多年中，中共開展過兩次整風運動，進行了兩次整黨，《人民日報》都作了充分報道。一九五○年五月一日中共中央發出整風運動的指示。七月一日，《人民日報》報道中共黨員超過500萬，中共中央決定全黨整風。這是新中國成立以後的第一次整風運動。同日發表社論《整頓黨的工作作風，改善黨的組織狀況》，闡明這次整風運動的基本要求：要認真學習文件，總結工作，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密切共產黨和人民群眾的聯係，鞏固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糾正命令主義作風，以及少數人貪汙腐化、政治上墮落頹廢、違法亂紀等錯誤。整風過程中，《人民日報》發表了《克服以功臣自居的驕傲自滿情緒》（十月十日）、《堅決肅清惡霸作風》（十月十四日）等社論和短評《必須貫徹民主作風》、《必須實事求是地總結工作》等，對推動整風運動的深入發展起了指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