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總誌編纂的成就
總誌是以全國範圍為記述對象的地理誌。本章論述《明史·地理誌》、《天下郡國利病書》、《肇城誌》、《讀史方輿紀要》、《嘉慶重修一統誌》、《曆代地理沿革表》和《曆代地理誌韻編今釋》等具有代表性的著作。這些著作，或者在學術成就方麵超越了以往同類型的誌書，或者在體例方麵有所創新，它們不僅在地誌編纂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迄今為止，仍是中國地理文獻寶庫中的珍品。這些著作情況頗不一致，今存《明史·地理誌》、《讀史方輿紀要》、《嘉慶重修一統誌》內容完備，卷帙齊全；《天下郡國利病書》和《肇城誌》已有缺佚，並非足本。而《曆代地理沿革表》和《曆代地理誌韻編今釋》的體裁，屬於表而不屬於誌，但因其所述內容皆為曆代政區沿革，故亦暫且歸入總誌論述。這是首先應該說明的。
《明書》、《明史稿》和《明史》中的地理總誌
清初修纂過4部明史，它們是傅維麟的《明書》、萬斯同的《明史稿》、王鴻緒的《明史稿》和張廷玉的《明史》。萬斯同的《明史稿》今已不傳，姑且不論，其餘3部皆有地理誌。這3部地理誌各有特點，大體愈後愈精，而以《明史·地理誌》最佳。
《明書·方域誌》
作者傅維麟（？～1666）原名維楨，字掌雷，號歉齋，直隸正定府靈壽縣（今河北靈壽縣）人。明崇禎壬午（公元1642年）科舉人，清順治丙戌（公元1646年）進士。尋選入翰林，授編修，分修《明史》。他曆任東昌兵備道、少廷尉、太仆寺少卿、左副都禦史、通政使、戶部左侍郎、工部右侍郎、工部左侍郎，官至工部尚書。傅為官有德政，任東昌兵備道時，駐紮臨清，臨清地當水陸要衝，供應頻繁，百姓不勝負擔，他每“設法供應，不令民間輸半菽，齊民感之”。順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山左大饑，（傅）施粥設賑，安集流亡，賴以活者數萬人”。當時“屯田為民累”，傅作《屯田苦民書》，禦史悉以入告，後“盡除之”。為官之餘，他廣泛收求明代遺書、家乘、文集、碑刻共300多種9000餘卷，經過爬梳整理，考訂異同，著成《明書》171卷。
《明書·方域誌》共5卷。首載總論，次述2京13布政使司，殿以邊關9鎮。
總論不長，共包含4層內容。一述明代疆域，“縱一萬九百裏，衡一萬一千七百五十裏”，“過於宋，敵於唐，不及於漢”；二述明代編選地誌圖籍的梗概；三述纂修《明書·方域誌》的依據，“惟以《大明會典》為正，而參互諸書、群著於譜”；四述明代政區，“約計南北直隸府二十二，州三十六，縣二百一十三。承宣布政使司十有三，領府一百三十八，州一百四十六，縣九百四十三，編裏六萬九千五百五十六”。
明代政區分為布政使司、府（州）、縣3級。明初，13布政使司分轄道，“道”是監察區，亦分領府（州）縣。《明書·方域誌》以明初13布政使司所轄各道為單位，敘述所屬府的天文分野、曆代沿革、民情風俗及所領縣。各布政使司皆有一篇區域地理總論，闡述該區山川形勝、交通、出產、貢賦、土壤、戶和各道統領府（州）縣的情況。記述府（州）、縣2級地理內容時，詳於府（州）而略於縣。記述各府沿革、天文分野、山川形勝、曆史事件和民情風俗的文字，多達數百言，而記述縣僅舉名稱，罕有其它內容。
《明書·方域誌》依據的資料，雖“以《大明會典》為正”，然以萬曆重修《明會典》校之，多不相同。
《明書·方域誌》所載各道以及所領府（州）縣，與清龍文彬《明會要·方域》也不完全相同。現將《明書·方域誌》的內容敘列於後，並與《明會要》比較如下：
浙江省分道五：杭嚴道領杭州府、嚴州府；嘉湖道領嘉興府、湖州府；寧紹道領寧波府、紹興府、台州府；金衢道領金華府、衢州府；溫處道領溫州府、處州府。（《明會要》卷七十三同）
江西省分道五：南昌道領南昌府、瑞州府；湖東道領廣信府、撫州府、建昌府；湖西道領吉安府、臨江府、袁州府；九江道領九江府、饒州府、南康府；嶺北道領贛州府、南安府。（《明會要》卷七十三同）
湖廣省分道七：武昌道領武昌府、漢陽府、黃州府；荊西道領承天府、德安府；上荊南道領荊州府、嶽州府；下荊南道領襄陽府、鄖陽府；湖北道領常德府、辰州府、靖州；上湖南道領衡州府、永州府、郴州；下湖南道領長沙府、寶慶府。另有施州衛軍民指揮使司、永順軍民指揮使司、保靖軍民指揮使司。（《明會要》卷七十三“承天府”作“安陸府”；未敘列施州衛軍民指揮使司、永順軍民指揮使司、保靖軍民指揮使司）
山東省分道三：濟南道領濟南府；海右道領青州府、登州府、萊州府；東兗道領兗州府、東昌府。（《明會要》卷七十三同）
福建省分道四：福寧道領福州府、興化府、泉州府；武平道領邵武府、延平府；建寧道領建寧府；漳南道領汀州府、漳州府、福寧州。（《明會要》卷七十三漳南道無福寧州，餘同）
山西省分道四：冀寧道領太原府；河東道領平陽府；冀北道領大同府；冀南道領潞安府、汾州府、遼州、沁州、澤州。（《明會要》卷七十三冀南道“汾州府”作“汾州”，餘同）
河南省分道四：大梁道領開封府、歸德府；河南道領河南府；汝南道領南陽府、汝寧府、汝州；河北道領彰德府、衛輝府、懷慶府。（《明會要》卷七十三河南道領河南府、汝州；汝南道領南陽府、汝寧府，餘同）
陝西省分道六：關內道領西安府；關西道領鳳翔府、平涼府；關南道領漢中府；河西道領慶陽府、延安府；隴右道領鞏昌府、臨洮府；西寧道領寧夏前衛、左屯衛、右屯衛、後衛、中屯衛。另有寧夏中衛、洮州衛、岷州衛、河州衛、靖虜衛及陝西行都司。（《明會要》卷七十三作分道五，無西寧道所領諸衛、寧夏中衛等五衛及陝西行都司，餘同）
四川省分道四：川西道領成都府；川北道領保寧府、順慶府、潼川州；川東道領重慶府、夔州府；川南道領敘州府、馬湖府、嘉定州、鎮雄軍民府、遵義府、東川軍民府、烏蒙軍民府、烏撒軍民府、龍安府、眉州、邛州、瀘州、雅州。另有永寧宣撫司、酉陽宣撫司、石柱宣撫司、黎州安撫司、梅邑洞長官司、平茶洞長官司、天金六番招討使司、鬆潘指揮使司、建昌行都司、壘溪守禦千戶所。（《明會要》卷七十三作分道五，川西領成都府、龍安府及潼川州；川北道領保寧府、順慶府；川南道領敘州、馬湖2府和鎮雄、東川2軍民府及嘉慶、眉、瀘、邛4州；另有上川南道轄雅州府及建昌行都司，無永寧宣撫司等10衛所，餘同）
廣東省分道五：嶺南道領廣州府、韶州府、南雄府；嶺西道領肇慶府、高州府；嶺東道領惠州府、潮州府；海北道領雷州府、廉州府；海南道領瓊州府、羅定州。（《明會要》卷七十三海南道無羅定州）
廣西省分道四：桂平道領桂林府、平樂府；左江道領南寧府、潯州府、太平府；蒼梧道領梧州府；右江道領柳州府、慶遠府、鎮安府、思恩軍民府。另“有州十一”，實載十：田州、歸順州、利州、奉議州、向武州、都康州、龍州、江州、思陵州、都祥州。另有上林長官司、安隆長官司、直隸布政使司。（《明會要》卷七十三右江道領柳州、慶遠、思恩、思明、鎮安5府，無田州等10州）
雲南省分道四：安普道領雲南府、曲靖軍民府、尋甸軍民府；臨滄道領臨安府、澄江府、廣南府、廣西府、元江軍民府；洱海道領楚雄府、蒙化府、永寧府、順寧府、景東府、姚安軍民府、武定軍民府；金滄道領大理府、永昌軍民府、鶴慶軍民府、麗江軍民府、北勝州、新化州。另有者樂甸長官司、瀾滄衛、孟定府、孟艮府、威遠州、灣甸州、鎮康州、大侯州、車裏軍民宣慰使司、木邦軍民宣慰使司、緬甸軍民宣慰使司、八百大甸軍民宣慰使司、老撾軍民宣慰使司、大古喇宣慰使司、底馬撒宣慰使司、南甸宣撫司、幹崖宣撫司、隴州宣撫司等。（《明會要》卷七十三無臨滄道；安普道內有新化州；洱海道內有鎮沅州）
貴州省分道五：貴寧道領貴陽府、貴州宣慰司、金築安撫司；思石道領思州府、思南府、石阡府、銅仁府；都清道領鎮遠府、黎平府、都勻府；新鎮道領平越府、鎮寧州；威清道領凱裏安撫司、普安州、永寧州、安順州。另外威清衛、平壩衛、安莊衛、普安衛、普定州、安南衛屬於威清道；新添軍民指揮使司、龍裏軍民指揮使司屬於新鎮道；都勻衛、畢節衛、清平衛、烏撒衛、興隆衛、赤水衛屬於都清道。（《明會要》卷七十三無新鎮道；貴寧道無貴州宣慰司；亦無威清道所轄諸衛）
這些不同之處，可供研究明代行政區劃和監察區劃參考。
地名和地理內容的多少，是衡量舊誌史料價值的標準之一。《明書·方域誌》不載州縣沿革，州縣下不附其它資料，小地名略而不書，內容過於簡略。因此，自《明史稿·地理誌》和《明史·地理誌》成書，遂被取代。
《明史稿·地理誌》
《明史稿》題王鴻緒纂，但《明史稿·地理誌》卻非王鴻緒所編。王鴻緒編纂《明史稿》時，利用了萬斯同編纂的《明史稿》，但《明史稿·地理誌》的編纂者也不是萬斯同。
萬斯同是清初著名史學家，曆代學者評品萬斯同和他編纂的《明史稿》，著述頗多。但卻很少有人對他編纂的《明史稿》作過仔細分析，也無人論及他編纂紀、表、誌、傳各部分的詳細情形。早在民國，萬氏之書已“莫能見其真本”，該書原貌如何？有無地理誌？遂成不解之謎。今人著錄萬斯同《明史稿》，皆雲500卷。然《萬季野先生墓誌銘》有“輯成列傳三百卷”之語；劉坊《萬季野先生行狀》亦有“散失明史列傳三百卷”之說。二相印證，萬斯同所著可能隻有列傳300卷，而紀、表、誌部分的200卷並非萬氏親筆。魏源評論《明史稿》優劣時，曾指出：“嚐聞楊椿之言曰：《明史》成於國初遺老之手，而萬季野功尤多。紀傳長於表誌，而萬曆以後各傳又長於中葉以前。袁崇煥、左良玉、李自成傳原稿皆二巨冊，刪述融汰，結構宏肅，遠在宋元諸史上”。又雲：“至於食貨、兵政諸誌，隨文抄錄，全不貫串，或一事有前無後，或一事有後無前，其疏略更非列傳之比”。不難發現，他對萬季野主筆的列傳語多褒嘉，而對食貨、兵政諸誌批評較多。這些評論也可證明，《明史稿》列傳和表誌並非萬斯同一人所作。
《明史稿》的編纂過程較為複雜。清順治二年（公元1645年）朝廷詔設明史館，簡選大臣充任總裁官。時諸事草創，遷延未就。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重開史館，又因編纂《世祖實錄》而中輟。十八年始命徐元文為監修，正式開始編纂。後因卷帙繁浩與纂修時間太長，久久未能成書等原因，遂改用總裁“分工責成，各專一類，然後會校”的辦法分工合作。當時，議定張玉書任誌書，陳廷敬任本紀，王鴻緒任列傳。三十六年清廷又令王鴻緒為總裁官，“董率分纂諸臣”，編修全書。據此，則《明史稿·地理誌》最初應為張玉書所纂。
張玉書（1641～1711）字素存，江蘇丹徒人。清順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進士。授庶吉士、編修。康熙十四年（公元1675年）遷國子監司案。次年，遷侍講，充日講起居注官。十八年轉左庶子，充明史總裁官。此後，曆任侍講學士、內閣學士、經筵講官、翰林院掌院學士、禮部侍郎。二十六年擢刑部尚書。二十七年轉兵部尚書。二十九年授文華殿大學士兼戶部尚書。後又充任會試正考官；隨康熙遠征噶爾丹，予參帷幄；兼任過《平定朔漠方略》總裁官、編輯政治典訓、修纂國史和《一統誌》的總裁官。素存為官20年，謹慎謙虛，飲食服禦簡樸，深得康熙信任。
《明史稿·地理誌》記述明代疆域政區較《明書·方域誌》詳細。其記敘明代疆域，言明初和嘉靖以後兩個不同時期的範圍：“明初封畛，東起朝鮮，西接土蕃，南至安南，北距大磧。東西一萬一千七百五十裏，南北一萬零九百裏。訖於嘉靖以後，則東起遼海，西至嘉峪，南至瓊崖，北抵雲朔。東西萬餘裏，南北萬裏”。敘明代政區，則以明代盛時為準，計開：“直隸者二，曰京師，曰南京。為布政使司者十三，曰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四川、湖廣、浙江、江西、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其分統之府，凡百有四十，州百有九十三，縣千一百三十八。又羈縻府十九，州四十中輟。十八年始命徐元文為監修，正式開始編纂。後因卷帙繁浩與纂修時間太長，久久未能成書等原因，遂改用總裁“分工責成，各專一類，然後會校”的辦法分工合作。當時，議定張玉書任誌書，陳廷敬任本紀，王鴻緒任列傳。三十六年清廷又令王鴻緒為總裁官，“董率分纂諸臣”，編修全書。據此，則《明史稿·地理誌》最初應為張玉書所纂。
張玉書（1641～1711）字素存，江蘇丹徒人。清順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進士。授庶吉士、編修。康熙十四年（公元1675年）遷國子監司案。次年，遷侍講，充日講起居注官。十八年轉左庶子，充明史總裁官。此後，曆任侍講學士、內閣學士、經筵講官、翰林院掌院學士、禮部侍郎。二十六年擢刑部尚書。二十七年轉兵部尚書。二十九年授文華殿大學士兼戶部尚書。後又充任會試正考官；隨康熙遠征噶爾丹，予參帷幄；兼任過《平定朔漠方略》總裁官、編輯政治典訓、修纂國史和《一統誌》的總裁官。素存為官20年，謹慎謙虛，飲食服禦簡樸，深得康熙信任。
《明史稿·地理誌》記述明代疆域政區較《明書·方域誌》詳細。其記敘明代疆域，言明初和嘉靖以後兩個不同時期的範圍：“明初封畛，東起朝鮮，西接土蕃，南至安南，北距大磧。東西一萬一千七百五十裏，南北一萬零九百裏。訖於嘉靖以後，則東起遼海，西至嘉峪，南至瓊崖，北抵雲朔。東西萬餘裏，南北萬裏”。敘明代政區，則以明代盛時為準，計開：“直隸者二，曰京師，曰南京。為布政使司者十三，曰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四川、湖廣、浙江、江西、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其分統之府，凡百有四十，州百有九十三，縣千一百三十八。又羈縻府十九，州四十中輟。十八年始命徐元文為監修，正式開始編纂。後因卷帙繁浩與纂修時間太長，久久未能成書等原因，遂改用總裁“分工責成，各專一類，然後會校”的辦法分工合作。當時，議定張玉書任誌書，陳廷敬任本紀，王鴻緒任列傳。三十六年清廷又令王鴻緒為總裁官，“董率分纂諸臣”，編修全書。據此，則《明史稿·地理誌》最初應為張玉書所纂。
張玉書（1641～1711）字素存，江蘇丹徒人。清順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進士。授庶吉士、編修。康熙十四年（公元1675年）遷國子監司案。次年，遷侍講，充日講起居注官。十八年轉左庶子，充明史總裁官。此後，曆任侍講學士、內閣學士、經筵講官、翰林院掌院學士、禮部侍郎。二十六年擢刑部尚書。二十七年轉兵部尚書。二十九年授文華殿大學士兼戶部尚書。後又充任會試正考官；隨康熙遠征噶爾丹，予參帷幄；兼任過《平定朔漠方略》總裁官、編輯政治典訓、修纂國史和《一統誌》的總裁官。素存為官20年，謹慎謙虛，飲食服禦簡樸，深得康熙信任。
《明史稿·地理誌》記述明代疆域政區較《明書·方域誌》詳細。其記敘明代疆域，言明初和嘉靖以後兩個不同時期的範圍：“明初封畛，東起朝鮮，西接土蕃，南至安南，北距大磧。東西一萬一千七百五十裏，南北一萬零九百裏。訖於嘉靖以後，則東起遼海，西至嘉峪，南至瓊崖，北抵雲朔。東西萬餘裏，南北萬裏”。敘明代政區，則以明代盛時為準，計開：“直隸者二，曰京師，曰南京。為布政使司者十三，曰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四川、湖廣、浙江、江西、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其分統之府，凡百有四十，州百有九十三，縣千一百三十八。又羈縻府十九，州四十七，縣六。編裏六萬九千五百五十有六”。明代都司衛所有2種，置於未設州縣之地，兼理民政，成為地方行政區劃者，稱為實土都司衛所；另一種置於各布政使司府州縣境內，隻理軍政，不理民政，不占實土者，稱為非實土都司衛所；前者與疆域政區關係密切。《明史稿·地理誌》敘列“兩京都督府分統各都指揮使司十六，行都司五，留守司二，其所屬衛共四百九十三，所二千五百九十三，守禦千戶所三百一十五”，“土官宣慰司十一，宣撫司十，安撫司二十二，招討司一，長官司一百六十九，蠻夷長官司五”。
《明史稿·地理誌》與《明書·方域誌》比較，頗多不同之處：第一，全誌以2直隸13布政使司分篇，布政使司下不按監察區分道，逕以府為單位，記述一郡及州縣地理。第二，各篇首有序論，記述各省曆代沿革、四至八到、統轄府州、戶數字。尾有附論，記述形勝、風俗、攻戰防守得失，內容偏重兵要地理，評品曆代史事尤多。第三，以府為單位，記述曆代沿革、所領州縣、距二京布政使司距離，載有弘治四年（公元1491年）和萬曆六年（公元1578年）2個戶數字。少數府（州）或有3個戶數字，或1個戶數字，或不載戶數字。敘列屬縣時，附郭縣排在第一，注“倚”字，以示區別其它屬縣。第四，州縣下記述別稱、得名原因、沿革、山川險要、古跡、城址遷移等，內容較為豐富，頗便於讀者了解州縣情況。
《明史·地理誌》
《明史·地理誌》是清代官修的正史地理誌。從設館開局編纂《明史》，到全書刪定刊行，首尾經曆94年，實際編纂時間長達56年。前後三易其稿，方才克成。就《明史·地理誌》而言，經曆了張玉書撰稿、王鴻緒編纂和張廷玉刪定3個階段。與修者還有徐元夢等人。
張廷玉（1672～1755）字衡臣，號硯齋，安徽桐城人。清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進士，曆任庶吉士、庶子、侍講學士、內閣學士、刑部侍郎。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擢禮部尚書，入直南書房，加太子太保，兼翰林院掌院學士。四年授文淵閣大學士，兼戶部尚書。六年進保和殿大學士、吏部尚書。八年為軍機處大臣，參與機密。廷玉強記慎密，世宗恩寵屢加。他曆仕康、雍、乾三朝，位極人臣，死後配享太廟。終清之世，漢大臣惟其一人受此殊榮。他製定軍機處規製，數任會試主考官，又先後充任《聖祖實錄》副總裁；《世宗實錄》總裁；三禮館、會典館、明史館總裁。在清廷加強中央集權、肅清吏治和編纂文獻方麵頗有作為。他為官之餘，喜好覽閱史乘，注重講求實學，對禮樂、刑政、田賦、兵戎、河渠、平準等時務皆有研究，今《明史·地理誌》小序即其親手所作。
從《明史稿·地理誌》到《明史·地理誌》不僅體製變化較大，而且內容刪增較多。《明史·地理誌》凡例今已不存，但如將二者對照研究，便可探知其端倪。
《明史》纂修官楊椿雲：“椿在明史館見徐公（元夢）所撰地理誌建置沿革亦繁，請於總裁朱公（軾）曰：‘《誌》為《明史》之誌，宜紀明一代之事，宋、元前可不必’。朱公深以為然”。今《明史·地理誌》各布政使司府（州）縣已刪去元末以前沿革和古跡，著重記敘有明一代建置沿革，以及當代各種地理情況，深合斷代地理誌的體裁，更使地理誌具有明代特色。可見張廷玉、朱軾等采納了楊椿的建議，這是一方麵。另一方麵，在這種指導思想下，《明史·地理誌》又增補了許多明代內容。主要有：州縣在本府的方位；藩王府駐地；府（州）縣置廢、改隸、遷移的詳細情況；佐式官分防駐所和巡檢司所在地；明代衛、所、關、寨、營、堡、寺、監、苑的詳細資料。增刪後的《明史·地理誌》體例嚴謹，記述府（州）縣沿革詳略得當。較之《明史稿·地理誌》質量有所提高。
《明史·地理誌》在官修正史地理誌中能夠達到較高水準，有3點原因：第一，修誌的資料較為完備。明廷曾多次下令編纂地理圖誌，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令儒士魏俊民類編天下州郡地理形勢及降附始末，著《大明誌》；六年令各地府（州）縣繪山川險易圖上報；十六年詔天下都司上衛所、城池、關津、亭堠、倉庫、水陸道路及山川圖；十七年令朝覲官上土地人民圖；二十七年編修以驛途道裏為主要內容的《寰宇通衢書》；天順五年（公元1461年）撰《大明一統誌》；嘉靖初，吏部郎李默撰《皇明輿地圖》，後羅洪先又編繪《廣輿圖》，以上所舉僅其大要。據《明史·藝文誌》統計，明代13省各有省誌，大多數府州有府誌或州誌，不少行都司和衛所也有圖誌。此外，還有許多專誌，如：曹學佺的《蜀中風土記》、張邦翼的《嶺南文獻誌》、魏煥的《九邊圖考》、胡宗憲的《籌海圖編》等等。清初，這些圖籍絕大多數依然保存完好。為搜集資料編纂《明史》，清政府還下令各直省及府州縣修誌，供明史館采集。明清王朝為編纂高質量的《明史·地理誌》準備了豐富的素材。第二，責成學有專長的官員和學者負責：張玉書、王鴻緒、張廷玉皆擔任過總纂，具有非常豐富的編纂經驗。最初負責編纂工作的萬斯同也有豐富的學識，他嚐論朝廷設局分修史書之失，曰：“昔（司馬）遷、（班）固才既傑出，又承父學，故事信而言文。其後專家之書，才雖不逮，猶未如官修者之雜亂也。譬如入人之室，始而周期堂寢匽湢，繼而知其畜產禮俗。久之，其男女、少長、性質、剛柔、輕重、賢愚無不察習，然後可製其家之事。若官修之史，倉卒而成於眾人，不暇擇其材之宜，與事之習，是猶招市人而與謀室中之事也”。曆屆主持《明史》編纂的總裁都讚同和接受這一觀點，所以分纂人員皆由熟悉情況的廷臣擔任。例如，張玉書曆任尚書，熟悉六部情況，利用六部資料十分方便，由他分纂《明史》諸誌無疑十分合適。後來，改行總裁官“專任責成，獨當一門，然後會校”的辦法，也是為了克服分修誌書容易流於雜亂的弊端。這也是《明史·地理誌》能夠達到較高水平的原因之一。第三，是幾代人嘔心瀝血、群策群力的結果。梁啟超指出：“康熙間，清廷方開明史館，欲籍以網羅遺逸，諸師既抱所學，且籍以寄故國之思，雖多不受職，而皆間接參與其事，相與討論體例，別擇事實。故唐以後官修諸史，獨《明史》稱完善焉。”時至今日，與修館臣文集中論及編纂《明史·地理誌》的資料，已如鳳毛麟角，但我們仍可以從零星資料中看到與修人員的貢獻。從萬斯同、張玉書，到王鴻緒、張廷玉，為此耗費了半個多世紀的心血。雍正年間重修時，徐元夢、朱軾、楊椿等人都參與過討論，張廷玉還親自寫小傳。這都是與修館臣同心協力的證明。倘若不具備上述3項條件，《明史·地理誌》是很難達到較高水平的。
《明史·地理誌》也有缺點。第一，未注明資料的標準年代；第二，《明史稿·地理誌》的附論，即關於區域地理概述的內容很有價值，在《明史·地理誌》中已被刪去，市鎮墟集等縣以下行政單位很少或付之闕如也令人惋惜。第三，經濟、風俗、交通的內容太少是明顯的缺陷。因為內容比較狹窄，所以有人認為它還比不上《漢書·地理誌》等前代正史地理誌。此外，最初修成的《明史·地理誌》對元代人名、地名的音譯也不夠準確。經過清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和四十二年兩次修改，訛謬之處才得以刊正。
《天下郡國利病書》和《肇域誌》
顧炎武及其著作的基本特色
《天下郡國利病書》（以下簡稱《利病書》）和《肇域誌》（附《山東肇域記》），是清初著名學者顧炎武的未竟之書。
顧炎武初名絳，字寧人，號亭林，江蘇昆山人，生於明萬曆三十一年（公元1613年），卒於清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早在少年時，他就加入“複社”，與宦官作鬥爭。清兵南下後，他又參加昆山、嘉定人民的反清武裝鬥爭。昆山城破，其母絕食而亡，顧炎武幸而逃脫。後來，唐王在福建遙授他職方主事，他因道路阻隔，未去赴任。入清以後，顧炎武看到東南的明朝軍隊不足成大事，且民氣柔脆，地勢亦不利進取，遂決計北遊，想通觀形勢，陰集豪傑，以圖光複。隨著時間的推移，勝利的希望愈來愈渺茫，他的鬥誌卻毫不衰減。他秉承母訓，堅守民族氣節，終身不在清朝為官，以處士終。
顧炎武是清代學術史上一位繼往開來的大學問家，他不滿晚明年間文壇的腐朽狀況，奮力與侈談理性的習氣抗爭，提倡經世致用的學風。他的思想緊扣時代的脈搏，麵對民族危機，他呼籲：“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拯斯人於塗炭，為萬世開太平，此吾輩之任也”。這種以拯救國家、改造社會為己任的愛國主義思想，對後世產生過很大影響。在治學方麵，他學風嚴謹健實，成就卓著宏富，在經學、音韻學、史學、地理學方麵都有很高的造詣。梁啟超評價顧氏之學說：“亭林的著述，若論專精完整，自然比不上後人，若論方麵之多，氣象規模之大，則乾嘉諸老恐無人能出其右。”據《亭林年譜》統計，他一生著述多達38種。在地理著作中，《肇域誌》和《天下郡國利病書》氣勢規模最為宏大。
明朝末年，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非常尖銳，各種社會問題日趨嚴重，政治、經濟、軍事諸方麵都暴發了危機，明王朝的統治猶如大廈將傾，岌岌可危。崇禎年間，顧炎武親眼見到明王朝東北邊防日漸廢弛，滿洲崛起後，派兵南下，連陷遼東、直隸、山東70餘城，深入2000餘裏，勢同摧枯拉朽，銳不可擋；又見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等農民起義軍轉戰東西，猶如暴風驟雨，所向披靡，而明軍節節敗退，不堪一擊，他感到治理國家，兵防不可不嚴。顧炎武又親見封建國家國用不足，“三餉”加派及其它苛征暴斂層出不窮，許多百姓凍綏逃亡，被迫起義，又感到賦役必須減輕。他目睹水旱相仍，蝗災不絕，加以黃河連年決，瀕河州縣一片汪洋，百姓家室離失，餓莩載途，他又感到水利不可忽視。這類問題經常盤旋在他的腦際。崇禎十二年（公元1639年），顧炎武鄉試失敗之後，有感於國家多難，讀經的儒生拿不出解決的辦法，決心不再“以有用之歲月，消磨於場屋之中”，他斷然擺脫科舉製度的束縛，開始把全部精力用到挽救社會危機的探索中去。
顧炎武針對上述社會問題，努力從書籍中搜集有關兵防、賦役、水利、農業、礦產、交通等方麵的資料，準備編寫一部規模宏大的著作，給治國者參考，並借以尋找明末社會積弊的根源，以及革除這些積弊的途徑。由於戰爭，這部著作沒有寫成。後來，顧炎武把這部多年收集的資料一分為二，有關地理的部分叫做《肇域誌》，有關經濟的部分叫做《天下郡國利病書》。
《利病書》自序雲：“崇禎己卯，秋闈被擯，退而讀書。感四國之多虞，恥經生之寡術，於是曆覽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縣誌書、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冊之類，有得即錄共成四十餘帙，一為輿地之記，一為利病之書。亂後多有散佚，亦或增補。而其書本不曾先定義例，又多往代之言，地勢、民風與今不盡合。年老善忘，不能一一刊正。姑以初稿存之篋中，以待後之君子斟酌去取雲爾。壬寅七月望日。”
《肇域誌》自序雲：“此書自崇禎己卯起，先取《一統誌》，後取各省府州縣誌，後取二十一史，參互書之，凡閱誌書一千餘部。本行不盡，則注之旁；旁又不盡，則別為一集，曰《備錄》。年來糊四方，未遑刪訂，以成一家之書。歎精力之已衰，懼韋編之莫就，庶後之人有同誌者為續而傳之，俾區區二十餘年之苦心，不終泯沒爾”。
這兩篇自序，文字不多，卻很重要，是研究《利病書》和《肇域誌》關係的鑰匙。將其參證研究，便可發現：《利病書》和《肇域誌》皆崇禎己卯輯錄，編纂年代相同；二書所錄資料，均來源於二十一史及郡縣誌書；二書皆未成之書，《利病書》“以初稿存之篋中”，《肇域誌》“未遑刪訂”，性質相同；編纂《肇域誌》和《利病書》的背景和作者寄托的希望也都一樣：因“年老善忘，不能一一刊正”，因而“歎精力之已衰，懼韋編之莫就”，希望“後之君子斟酌去取”，“後之人有同誌者為續而傳之”。由此可見，這兩部巨著，最初本是作者在同一時代背景、同一著作動機下，為編纂同一著作而輯的資料彙編。
這兩部書的相互依存關係，有助於斷定它們的成書年代。筆者認為，《利病書》和《肇域誌》既從同一批資料彙編析出，那麼《利病書》輯成之日，亦即《肇域誌》編成之時。換言之，這2部書是同時編成的，基本上不分先後。可能在個別地方，作者後來又有增補和調整。輯錄資料的起始時間，是崇禎己卯，亦即崇禎十二年（公元1639年）。如果顧炎武為《利病書》作序的壬寅年，亦即清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是二書輯成之年，那麼，顧炎武編纂這2部著作一共用了23年時間，與作者自序所雲“俾區區二十餘年之苦心”的說法基本一致。最近，參加整理《肇域誌》的人員，發現稿本中輯有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成書的《延綏鎮誌》的資料，因此提出成書的年代尚需商榷。筆者認為這類未經刪訂的資料彙編與一般著作的成書年代不同，一般著作的成書年代當以定稿時間為準，而這類“有得即錄”的資料彙編，在基本輯成後，作者可能又作過少量增補，但這不同於著作的定稿。綜上所述，將《肇域誌》的輯成年代定在康熙初是較為合適的。
《利病書》和《肇域誌》二書有著密切的關係，所以它們還有許多相同的特點。
（1）原書皆無卷帙之分，今存之書皆非足本。《利病書》“原不分卷”，“原編冊數未有次第”（《利病書》涵芬樓昆山圖書館藏稿本影印本編例序言），自清乾隆年間，黃丕烈據原書頁麵所標省府厘定後，始排定頁次。今分為北直、蘇鬆、常鎮、江寧、廬州、安慶、鳳、寧、徽、淮、徐、揚、河南、山東、山西、陝西、四川、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交趾、西南夷、九邊四夷諸部分。今存之書，在清乾隆間已“缺第十四本”（《利病書》黃丕烈序）。影印本“山東、河南二省起處各閾數頁。”“江西省篇帙獨少，與傳寫本、刻本相對，缺形勝、水利二篇，雲南省亦缺形勝一篇，貴州省闕總輿圖記、疆域二篇”（《利病書》編印例言四）。可見已非足本。筆者參加《肇域誌》整理工作時，所見到的國內數種《肇域誌》抄本亦不分卷，今抄本隻存南京、山東、山西、河南、陝西、湖廣、浙江、福建、廣東、雲南、貴州部分，缺京師（北直隸）、江西、四川、廣西諸省，殘缺部分較《利病書》更多。
（2）未立體例，編次零亂。二書皆顧炎武“本不曾先定義例”（自序）、“有得即錄”（同上）的讀書劄記，故每篇多自為起訖，編次上十分零亂。例如《利病書》北直隸遼鎮形勢當與昌鎮形勝相接，原編誤隔15頁。湖廣有宮殿名稱一篇，當屬於承天府者，原編誤置全省圖經之下（《利病書》編印例言五）。《肇域誌》亦然，以陝西省部分為例，府州縣重出現象非常普遍。如慶陽府重出3次；泰州、階州、徽州重出5次；寧遠縣重出6次；富平、同官2縣重出5次，等等。州縣沿革、山川形勢等內容先後錯見的情況亦常見。如布政使司總論列於州縣之下，甲府轄縣列入乙府，丙縣內容見於丁縣之內。又如山川與古跡夾雜，風俗與形勢交錯，史事與沿革並存於一段之中的情況，也俯拾皆是。
（3）以廣征博引為主，考據審訂較少，經常兼收並蓄不同的觀點和矛盾的史料。因是準備著書的資料，所以作者不厭其煩地摘錄資料。例如，為要研究三吳地區水利，《利病書》輯錄了宋郟亶的《上言蘇州水利》、單鍔的《吳中水利書》，以及明代夏元吉、徐獻忠、周忱、崔恭、徐貫、金藻、歸有光、呂光洵等人的奏折，幾乎全部在篇，力求完備。有些不同說法，顧炎武亦兼收並蓄。如《戰國策》及《史記索隱》雲曾子是費縣人，《兗州誌》、《嘉祥縣誌》雲曾子是嘉祥縣人，《肇域誌》均照錄不誤。旁注又附雜記雲：“成化元年山東守臣上言：‘有漁者在玄塞山穴中，得懸棺。其石碣鐫曾參之墓’雲雲”。其後自注：“未知孰是？”方誌有明顯錯誤的地方，《肇域誌》也全部照抄。如隆慶《淳化縣誌》卷四雲：“晉寧康九年，符堅將姚萇背堅，起兵北地，自立為王，國號秦。秦王殿蓋始於此。”按寧康無九年，姚萇起兵稱王事應在孝武帝太元九年（公元384年），隆慶《淳化縣誌》誤，《肇域誌》亦未加考訂。類似的例子，還可舉出不少。
（4）內容分而不清、資料歸屬不妥的現象時有所見。《利病書》應專記郡國利病，《肇域誌》應專述輿地之記，由於分析歸類工作比較粗疏，二書分而不淨，雜夾在一起的資料不少。因此，《利病書》也夾有山川、城池的資料，《肇域誌》也包含食貨、兵防、水利的內容。就門類而言，二書不相伯仲，如沿革、山川、城池、古跡、市鎮、風俗、賦役、屯墾、水利、漕運、兵防、馬政、鹽政等內容，能在《利病書》中找到，也見於《肇域誌》記載。資料歸屬不妥現象時有所見。吳榮光讀《肇域誌》後曾指出：“此書專記地輿形勢沿革，每篇之末，間及時事，如漕耗、備倭之類，與《利病書》同義”，說的就是這種情形。甚至還能發現論證同一問題的資料被硬拆開而分置各書的情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顧炎武對曾子籍貫的研究，提出問題和羅列不同說法的材料見於《肇域誌》，考證的結論見於《山東肇域記》，而大量考證文字都殘留在《利病書》內。所以《利病書》和《肇域誌》的資料往往能夠互相補充，彼此參證，對照閱讀，甚有好處。
盡管《利病書》和《肇域誌》頗多相同之處，然而它們畢竟是兩部內容不同的著作。一般說來，《利病書》偏重於經濟，《肇域誌》偏重於輿地，它們仍各有自己獨特的價值。
作者編纂《利病書》的目的在於論說郡國利病，所輯資料偏重於政治、經濟、軍事內容。該書在地理著作中別開生麵，獨具一格，有人稱它為經濟地理學，也有人稱它為“政治地理學”。
論說郡國利病的宗旨何在？張元濟對此有一段很好的說明。他認為：此書“無非欲詔示後世，使凡有國有家者知此（指兵防、賦役、水利等與國計民生相關的）數事，推而至於其他”。他還認為，《利病書》要告訴治國者，“蒞民之事，得其道則利，失其道則病，利則其民奮，而國隨之以興，病則民悴，而國隨之以亡”。“果能曉然於利病之所在，而講求趨避之方，轉貧弱而為富強，康樂和親之盛，何在不可幾及，不然未有不蹈亡明之複轍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