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種指導思想下，講究利病是貫串《利病書》的紅線，而在全書之中，兵防、賦稅、水利3項，則是顧炎武輯錄資料的重點。
有感於兵防的重要性，顧炎武很重視研究各地的兵要地理，他對全國各地的形勢、險要、衛所、城堡、關寨、島礁、烽堠、民兵、巡司、馬政、草場、兵力配備、糧草供應等無不詳細摘錄，對北直隸的4鎮2關、山西大同、陝西鞏昌、洮、岷之堡寨，江浙、福建、二廣的海防，對若幹地區的將領委任、武器裝備、作戰方案等，都有具體記載。
在賦稅方麵，明末“一條鞭法”遭到破壞的事實，“三餉”加派的弊病和惡果，全國租稅最重的江浙地區的農民負擔，鹽額課征最重的山西解州、四川、南直、浙江等地的稅額，江南農村土地分配和賦稅征收的管理製度，曆代名臣變通賦稅征收辦法，使百姓安居樂業的政績，以及與之有關的土田、屯墾、糧額、租稅等項目，也是該書輯錄的主要內容。
水利方麵的資料，以黃、淮、長江諸河的河工，漕運諸河（如運河、膠萊河等）的航運，主要作物產區的農田水利，以及曆史上水利專家的治水方略居多。顧氏對三吳地區農田水利特別重視，有關的資料輯錄尤多，宋郟亶、單鍔的水利作品，以及明代夏元吉、徐獻忠、呂光洵等人的奏折，全部在編。
《利病書》的資料，雖有一些摘自於地誌，但更多的卻輯於實錄、邸抄、文集及各種史料，所以與其說《利病書》是地誌，倒不如說它是史抄。
《利病書》是一部很有學術價值的資料彙編。首先，它彙總了許多政治、經濟、軍事、曆史、地理等方麵的資料，包括一些今已失傳的或罕見的碑刻和地方史誌資料，為後人研究明史作了搜集資料的準備。梁啟超曾高度評價這種工作，他說：“凡用客觀方法研究學問的人，最要緊是先澈底了解一事件之真相，然後下判斷，能否得真相，全視所憑藉之資料如何。資料從量的方麵看，要求豐備，從質的方麵看，要求確實，所以資料之搜羅和別擇，實占全工作十分之七八”。在這個意義上，顧炎武按地域把各方麵的資料彙總起來的功績是很大的。其次，顧炎武生於明季，經曆了明王朝的覆亡，對各種矛盾和社會危機有深切的感受。他又對當時政治、經濟、軍事諸方麵的問題作過認真考察，他的主張和見解，皆“質之今日所可行，而不為泥古之空言”，這些也都給後人研究明史以啟發。
《肇域誌》是明代地理總誌，包含沿革、形勢、城郭、山川、道路、驛遞、街市、坊宅、兵防、風俗、寺觀、水利、陵墓、郊廟等項內容。有的府州後，還附有長篇食貨或職官的資料。顧炎武很注重文獻資料的考證和實地調查，他“嚐以一騾二馬載書自隨，所至扼塞，即呼老兵士民，詢其曲折，或與平日所聞不合，則坊肆中發書而對勘之”。為了編纂《肇域誌》，他“先取一統誌，後取各省府州縣誌，後取二十一史，參互書之，凡閱誌書一千餘部”。他還考察山川，訪問風俗，進行實地調查。其“所考山川、都邑、城郭、宮室，皆出自實踐”，所以《肇域誌》也是一部很有價值和特色的著作。表現在：
第一，保存了大量的珍貴資料。最為珍貴的是已經失傳的明方誌資料，如明《泰寧誌》已佚，但《肇域誌》輯錄了該誌“吏役”、“戶”、“貢賦”、“軍政”、“民兵”、“徭役”、“郵置”、“匠役”等內容7000餘字。又如《肇域誌》保存了《嘉靖淮揚誌》劉健《高郵州新開康濟河記》全文，今本《嘉靖淮揚誌》卷三十五所載原文已佚，也靠《肇域誌》得窺全豹。《肇域誌》還引用了許多稀有的地方史誌，如應天府先後引用了唐許嵩《建康實錄》、宋張敦頤《六朝事跡類編》、周應合《景定建康誌》、元張鉉《金陵新誌》、明洪武《京城圖誌》、明陳沂《南畿誌》、《金陵古今圖考》、程嗣功《應天府誌》、顧起元《客座贅語》、周暉《金陵瑣事》等書，史料價值也很高。此外，《肇域誌》還摘引了許多罕見的專書專誌資料，如《泉河史》是記載山東運河附近各派泉眼分布、疏導和管理的專書，《肇域誌》輯錄原文達1.8萬多字；又如《呂梁洪誌》是記載徐州地區黃河變遷和航道工程的專誌，傳本極少，《肇域誌》也有大段摘引。
第二，許多內容與國計民生密切相關。經世致用是顧炎武一貫的指導思想，《肇域誌》也很重視輯錄這類資料。例如嘉靖以後，北方邊患和東南倭寇威脅著明王朝的安全，顧炎武對“九邊”都司衛所和關鎮堡寨的建置格外留意，對浙閩沿海地區的島嶼、水寨、民城和哨守的安全也非常關切，輯錄的資料非常詳細。又如蘇、鬆、杭、嘉、湖地區是明王朝賦稅收入的主要來源，這一地區沙洲海塗的開發和農田水利的興修，直接關係到農業生產的發展和封建國家的稅收，它們在《肇域誌》中所占的篇幅也較多。顧炎武還輯錄了《明實錄》和許多文集中的資料，以備綜合研究之用，這些資料大都與國計民生有關。
第三，收編了大量的地名。除內容而外，地名的多少是衡量地誌價值高低的重要標誌。《肇域誌》不但記載了各省府州縣著名的山川古跡，而且收錄了許多小山、支水、鹽場、坑冶、鎮市、渡、巡檢司和稅課司所在的小地名。其數量之多，不但遠遠超過《寰宇通誌》、《明一統誌》，而且南京（江南）、陝西、山東等省還多於《讀史方輿紀要》。在個別地區，《肇域誌》記載的地名比有關專誌還多，如《九邊考》、《九邊圖說》是專載明代長城沿線關堡和防務的專書，有些地區所收的地名卻不如《肇域誌》齊全。過去，有的學者認為《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輯錄的小地名很多，經比較，亦有部分地區不如《肇域誌》。
第四，可據以校勘其它古籍。《肇域誌》取材豐富，引證宏博，從《禹貢》、《山海經》、《爾雅》到《水經》、《皇覽》、《地理誌》；從《元和誌》、《寰宇記》到《明一統誌》和各地方誌；從官修實錄到民間碑刻，皆有輯錄。這些資料和顧炎武所作的考證，可供校勘古籍參考，例如《廣誌繹》是專述明代地理的史料筆記，今本《廣誌繹》的《方輿崖略》部分已有脫漏，不如《肇域誌》所輯的內容完整，可據其校補；又如顧炎武在摘引《齊乘》時，校出原書訛誤數十條，亦可據以訂正《齊乘》。
以上所舉數端，足以證明《肇域誌》是中國曆史地理古籍中的珍品，是一部有待學者去采掘的資料寶庫。
《山東肇域記》
《山東肇域記》又名《有明肇域記》，或《肇域記》。清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顧炎武旅居山東濟南修誌館時所撰。顧炎武《肇域記序》雲：“劉昭承班固之書，但錄中興以來郡縣改異及春秋三史會同征伐地名，以為郡國誌。以後漢二百年之誌而春秋之事備焉。愚今略仿其意，以有明一代郡邑、藩封、官守為一書，而參以六經二十一史之故，上接元史，訖於崇禎。俾後之人，既以知今，亦可驗古。但唐宋地誌久亡，近時之書，大半多齊東野語，且不能盡得。餘老矣，日不暇給，先成此數卷為例，以待後之人雲。書名有明肇域誌”。
顧炎武選擇《肇域誌》的山東部分，將其刪定為《山東肇域記》，不是偶然的。他在山東作過長期的文獻研究和實地調查，對齊魯地區的地理情況十分熟悉。此前，他撰有《山東考古錄》一書，該書名曰考古，實言地理，“最為精賅”，另有許多地理考證收集在《譎觚十事》、《日知錄》和《亭林文集》中。顧炎武撰著《山東肇域記》時，吸收了以前的研究成果，該書實際上是他研究山東地理集大成的著作。
明山東布政使司有南北2部，南部相當今山東省；北部遼東都司相當今遼寧省大部、吉林省西部和內蒙古自治區東隅一部。今存《山東肇域記》僅載山東布政使司南部府州縣，夏文燾懷疑它不是足本，但《山東肇域記》6卷與顧炎武所雲“先成此數卷為例”合，與顧炎武外甥徐秉義《培林堂書目》所雲“一冊”合，與道光間陳揆《稽瑞樓書目》、鹹豐間韓應陸《讀有用書齋書目》所雲卷數同，似可斷定《山東肇域記》僅此6卷，今所存者乃是足本。
《山東肇域記》的主要特點是：
（1）立論嚴謹。《山東肇域記》的論點與論據，經過作者嚴密思考和反複推敲，與兼收並蓄、不加考辨的《肇域誌》大不相同。例如：《肇域誌》費縣曾子墓下，引《戰國策》及《史記索引》，證曾子為費人；又於嘉祥縣曾子墓下，引《兗州誌》、《嘉祥縣誌》，證曾子為嘉祥人（已如上述）。《山東肇域記》載曾子墓則完全不同，嘉祥縣下已刪除了曾子墓的全部內容，而於費縣下引《孟子》、《戰國策》、《史記》、《後漢書》為證，辨曾子為費人，並在其後曰：“曾子費人無疑，而嘉祥之武城謬矣”。又如《肇域誌》引《萊蕪縣誌》注牟國，雲“牟城在縣東二十裏”。修《山東肇域記》時，顧炎武已糾正了《萊蕪縣誌》“多未分析”的含混注釋，改用《山東考古錄》“春秋以牟名國與地者有三”的說法，將三牟（牟婁、根牟、牟山）分注於諸城、萊蕪、安丘縣下。
顧炎武很重視收集原始資料。《肇域誌》輯錄的資料雖已十分豐富，但修撰《山東肇域記》時又有增補。例如：《肇域誌》載長城，僅援引《竹書紀年》、《齊記》、《括地誌》為證。《山東肇域記》成書時，又新增了《管子·輕重》、《史記·六國年表》、《史記·蘇秦傳》3條資料，使論據更為堅實有力，內容更為豐滿。
《山東肇域記》引用的資料，皆經過“去偽存真、去粗取精”的篩選。顧氏認為：“凡考地理，當以《水經》、《皇覽》、《郡國誌》等書為據。”《山東肇域記》援引史料，以經典和正史為主，很少使用方誌資料。《山東肇域記》引書80餘種，引文700餘條。其中出自《尚書》、《春秋》三傳、《國語》、《戰國策》及先秦諸子者，共280餘條（內《春秋》、《左傳》近200條）；出自《史記》、《漢書》等二十一史者，共300餘條（內前四史約200餘條）；《水經》、《水經注》80餘條；各類典章製度，政書、總誌、方誌、碑刻、文集、遊記60餘條。而其中元、明方誌則不滿20條。即使引用方誌，也證之於正史，例如《肇域誌》在恩縣下，引《舊誌》釋“四女樹”得名，未詳始末，《山東肇域記》則另引《舊唐書》為據，敘明其原委。充分地占有資料和科學地鑒別資料，正是顧炎武立論嚴謹的前提和保證。
改動《肇域誌》之處，《山東肇域記》皆有考證。有些條目下未附考證，並不是作者的武斷和疏忽，而是別有專論，故於書中省略的緣故。例如：辨濰水和考徐州見於《日知錄》；辨孟嚐君封邑和考泰山無字碑見於《譎觚十事》；考畫邑和辨“淄川非薜”見於《山東考古錄》；辨《集解》“二向為一地”和“凡伯之楚非僖二年所城之楚丘”見於《左傳杜注補正》。
（2）考辨精詳。顧炎武很重視考證史料，從不“信古注而拂事理”，拜倒在古人腳下。例如：《春秋》杜預注、《史記》劉昭注、《通典》皆雲，萊人兵劫魯侯之夾穀，“在贛榆縣西五十裏”。顧炎武經過考證，認為贛榆距齊、魯之都各五六百裏，萊人徑入魯境如此之遠，兵劫魯侯，有乖史實。而《一統誌》言夾穀在“萊蕪縣南三十裏”，該地正當齊、魯邊界，魯侯在邊境被擒，頗合事理，與《水經注》記載亦合，殊為可信。於是，他便摒棄古注，采用新說。又如：《魏書·地形誌》、《舊唐書·薑撫傳》：“勞山”誤作“牢山”，《太平寰宇記》誤作“勞盛山”；《史記·秦始皇本紀》：“成山”誤作“榮成山”，千餘年來，無人匡謬。顧炎武在《山東肇域記》中，一一考辨訂正，指出唐人“未曾詳考”，“遂使勞山並盛之名，成山冒榮之號。”
經過考證，顧炎武發現和糾正了經、史及地誌的許多錯誤。例如：於欽將《漢誌》濟南郡之鄒平縣和台縣，誤斷為鄒縣和平台縣；又不知《晉誌》有闕文，誤引《晉誌》為證，以為漢濟南郡有鄒縣，而鄒平縣為後漢所改。顧炎武考證後，作了改正。
顧炎武考證地理的重要方法之一，是進行野外調查。例如他曾多次到即墨勞山和臨淄田氏四王塚考察，《亭林文集》卷三《勞山圖誌序》和卷五《齊四王塚記》，記載了他考察和調查的詳細經過。野外調查使顧炎武跳出了書齋考證的窠臼，得到很多收獲，這是《山東肇域記》能夠超越舊誌的重要原因。
（3）在運用史料和編撰體例方麵有許多獨到之處。夏文燾對《山東肇域記》運用史料的獨到之處有一簡單介紹，現轉引如下：
濟南府曆城縣之解華不注；淄川縣之不載孟嚐君封邑而於滕縣載之；長清縣之考靈岩寺；泰安州高裏山辨“蒿裏”之誤；肅然山不用服虔在梁父、《酉陽雜俎》長白山之說，而一以《史記·封禪書》、《魏書·崔光傳》為據；萊蕪縣夾穀引《水經注》“夾穀之會即此地”，而辨杜元凱東海祝其之說為太遠；兗州府曲阜縣引《魯世家》“築矛闕門”以證闕裏；引司馬彪《莊子注》以證杏壇為不可知其地；滕縣靈丘城辨《趙世家·正義》今蔚州縣之誤；寧陽縣洸水引《晉書·荀羨傳》以辨商輅《堽城閘記》“至元二十六年，始築壩障汶水南流，由洸河注濟寧”之誤；金鄉縣東緡城辨非陳留之東緡；城武縣楚丘亭辨其非衛文公所遷之楚丘；東河縣治本漢東郡之轂城縣，辨其為春秋之轂而非小轂，曹縣景山辨其非“景山與京之景山”；沂城向城言春秋之向，現杜注分為二而其實一向；宣四年注以丞縣之向遠為疑，而隱二年注以為龍亢之向城，不知其更遠；費縣言曾子居之武城，而以嘉祥之武城為謬；又引《史記·田完世家》以證南城之即南武城，引程大昌《澹台祠友教堂記》以證子羽亦南武城人；青州府諸城縣載齊之長城；辨濰水《漢地理誌》“淮”、“惟”、“維”三見之為異文；登州府膠州洋河引《通鑒》劉懷珍遣王廣之襲不其城事，而不沿胡三省注即巨洋水之訛。
又地名之同而異者，萊蕪縣牟城引《春秋》桓十五年及僖五年《傳》；安丘縣之牟山故城則雲隋置牟山縣；諸城縣之婁鄉城則引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為證。舊書所未分析而是書逐一剖別之，凡此皆先生平日讀書有得，發前人之所未發者。
《山東肇域記》在體裁方麵也有革新。論門類，它隻敘郡邑、藩封、官守、山川、古跡，不收食貨、風俗、職官、藝文、災異；敘沿革，“上接《元史》，迄於崇禎”，以有明一代為斷；考古跡，重在注釋今地和闡述現狀，一開卷就新人耳目。這些體例是顧炎武為後人續纂《肇域記》製定的準則，也是他為改革方誌所作的嚐試。
從《肇域誌》山東節本到《山東肇域記》成書，不僅有“量”的變化，更主要是“質”的飛躍。前代學者早已注意到它的學術價值，黃丕烈將《山東肇域記》與《明一統誌》比較，“稍檢數條，已知此善於彼”。清嘉慶年間重修《一統誌》，館臣們曾多次引用《山東肇域記》。
顧炎武一生著述甚豐，但同時留下資料長編與已定文稿的著作卻絕無僅有，因此《肇域誌》山東部分和《山東肇域記》，又是我們研究顧炎武學術思想極其難得的實物資料。
《讀史方輿紀要》
清初，在地理學領域裏，出現了一批能夠通達古今之變，為政事、為軍事、為國計民生服務的重要著作。侯仁之在回顧曆史地理學的發展時，曾經指出：“其中比較晚出而有代表性的係統著作，當推明末清初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
《讀史方輿紀要》（以下簡稱《紀要》）是著名曆史地理學家顧祖禹的傳世之作。顧祖禹字瑞五，號景範，江蘇無錫人。他出生在常熟，又自署常熟人。後遷居無錫城東宛溪，學者又稱他宛溪先生。顧祖禹生於明崇禎四年（公元1631年），卒於清康熙三十一年（公元1692年），享年61歲。幼年時，聰穎好學，背誦經史如流水。少年時，縱覽群書，尤好地理之學。成年後，熟諳經史，博學多識。清順治元年（公元1644年），清兵入關，顧祖禹隨父避居常熟，躬耕於虞山之野，生活非常窮困。他授課糊，過著“子號於前，婦歎於室”的生活，而不肯隨波逐流，求名於時。其父柔謙是一位心懷亡國之痛的績學遺老，臨終遺言說：“及於之身而四海陸沉，九洲沸騰……嗟乎園陵宮闕、城廓山川儼然在望，而十五國幅員（指明2京13布政使司）三百年之圖籍泯焉淪沒，文獻莫仿，能無悼歎呼？餘死，汝其誌之。”顧祖禹秉承父命，從順治十六年起，一麵教書，一麵撰寫《紀要》。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三藩起兵，祖禹棄家入閩，投效耿精忠，參加反清複明的軍事鬥爭。三藩兵敗，祖禹回歸家鄉，重操舊業，繼續撰寫《紀要》。其後，雖參與編修《大清一統誌》，但他堅守民族氣節，不受清朝一官一職。他一生中的全部精力，皆貫於著述《紀要》之中，從29歲起，至50歲止，經過20多年努力，終於完成了這部舉世聞名的曆史地理巨著。
顧祖禹編撰此書，懷有明確宗旨和無限隱痛。他痛心於明朝統治者不會利用山川形勢險要，未能記取古今用兵成敗的教訓，因而最後遭致亡國。他說：“凡吾所以為此書者，亦重望夫世之先知之也，不先知之，而以惘然無所適從任天下之事，舉宗廟社稷之重，一旦束手而畀之他人，此先君子所為憤痛呼號扼腕以至於死也”。作者對此書寄托很大的希望，希望它有助於反清複明的大業。他在這部書中，著重論述州域形勢、山川險隘、關塞攻守，引證曆史事跡，推論成敗得失，“以古今之史，質之以方輿”，很像是為反抗清朝統治的軍事行動進行論證。張之洞說：“此書專為兵事而作，意不在地理考證。”梁啟超說：“景範此書，專論山川險隘，攻守形勢，而據史跡推論得失成敗之故，其性質蓋偏於軍事地理，殆遺老力謀匡複所將有事耶。”又說：“其著述本意，蓋將以為民族光複之用，自序所言深有隱痛焉。”這些評論雖有偏頗之處，但也說出了一定的道理。
《紀要》選取材料，與一般地誌有所不同。《自序》雲：“禹之為是書也，以史為主，以誌證之。形勢為主，以理通之。河渠溝洫足備式遏，關隘尤重，則增入之。朝貢四夷諸蠻嚴別內外，風土嗜好則詳載之。山川設險所以守國，遊觀詩賦何與人事，則汰去之。”故其著重記述曆代興亡大事、戰爭勝負與地理形勢的關係，而遊觀詩賦則為其所輕。
全書排列的次序，“首以曆代州域形勢，先考鏡也；次之以北直（疑脫江南），尊王畿也；次以山東、山西，為京室之夾輔也；次以河南、陝西，重形勝也；次之以四川、湖廣，急上遊也；次以江西、浙江，東南財賦所聚也；次以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自北而南，聲教所為遠暨也；又次以川瀆異同，昭九州之脈胳也；終之以分野，庶幾俯察仰觀之義與”。
分卷情況如下：
卷一至卷九曆代州域形勢
卷一十至卷一八直隸
卷一九至卷二九江南
卷三十至卷三八山東
卷三九至卷四五山西
卷四六至卷五一河南
卷五二至卷六五陝西
卷六六至卷七四四川
卷七五至卷八二湖廣
卷八三至卷八八江西
卷八九至卷九四浙江
卷九五至卷九九福建
卷一百至卷一百五廣東
卷一百六至卷一一二廣西
卷一一三至卷一一九雲南
卷一百二十至卷一二三貴州
卷一二四至卷一二九川瀆異同
卷一百三十分野
《紀要》體大思精，組織嚴整明晰，論說頗多獨到之處，在古今地理著作中罕有其匹。該書《曆代州域形勢》和各省山川險要總論是最有特色的部分，寫得十分精彩，幾乎每篇都是具有一定價值的軍事地理論文。在記述輿地方麵，綱目極為分明，2京13布政使司下，按府州縣分敘四至八到、曆代沿革，各縣載有編戶裏數，並山川、關、城鎮、古跡、驛站等內容，有關史事附係於各類地名地物之下。類似的地理著作完整保存下來的不多，能夠與其相媲美的更少，故《紀要》素有海內奇書之稱。
與其它輿地著作相比，《紀要》具有鮮明的特色：
（1）軍事地理的色彩非常濃厚。《紀要》敘述疆域政區和山川形勝，皆從曆史上窮本溯源地備述其軍事價值。顧祖禹很重視各地的攻守利害，他認為地利是行軍之本，“地形之於兵，如養生者必籍於飲食，遠行者必資於舟車”，必須“先知地利，而後可以行軍。以地利行軍，而複取資於鄉導，夫然後可以動無不勝”。因此，他結合曆代軍事，精辟分析了各地區的山川形勢和軍事地位。他分析直隸形勢說：“直隸雄峙東北，關山阻險，所以隔閡奚戎，藩屏中夏。說者曰：‘滄海環其東，太行擁其右，漳、衛襟帶於南，居庸鎖鑰於北，幽燕形勝，實甲天下’。”又雲：“文皇起自幽燕，尊涿鹿而撫軒轅之阪，勒擒狐而空老上之庭。前襟漕河，北枕大漠。川歸轂走，開三麵以來八表之梯航，奮武揆文，執長策以扼九州之吭背。秦晉為之唇齒而斥堠無驚，江淮貢其囷輸而資儲有備。魚鹽棗粟，多於瀛海碣石之間，突騎折衝，近在上穀漁陽之境，修耕屯而塘泊之利可興，振師幹而開寧之疆在握，此真撫禦六合之宏觀也。然而居庸當陵寢之旁，古北在肘掖之下，渝關一線為遼海之咽喉，紫荊片壘係燕雲之保障，近在百裏之間，遠不過三二百裏之外，藩籬疏薄，肩背單寒，老成謀國者，早已切切憂之。”徐州自古為兵家必爭之地，他分析徐州形勢說：“州岡巒環合，汴泗交流，北走齊魯，西通梁宋，自昔要害地也。”又引證東吳呂蒙、南朝王元漠、唐李泌、宋蘇軾、元胡三省諸家議論，闡明徐州得失對於全局的利害關係，指出徐州為南北襟要，資儲重地，經營天下，絕不可以“彭城為後”。類似論述，比比皆是。該書對江南、陝西、河南等地的分析，也很有見地；對四川、湖廣、兩廣的研究，更是言有所指。說《紀要》是研究軍事史和軍事地理的空前巨著，是毫不過譽的。梁啟超認為：“今日海陸交通情況，迥異三百年前，其書自強半不適於用，然國內戰爭一日未絕跡，則此書價值，固一日未可抹煞也。”
（2）人地關係的辯證思想較為突出。《紀要》雖以研究天險地利為主，但顧祖禹在總敘中卻不厭其詳地說明“陰陽無常位，寒暑無常時，險易無常處”的道理，反複論證無論何等天險地利，都隻是成敗得失的從屬條件，而決定的因素還在於社會和人事。在評判戰爭勝負原因時，他指出地理形勢固然重要，但帶兵將領所起的作用更大。他說：“辨要害之處，審緩急之機，奇正斷於腦中，生死變於掌上，因地利之所在而為權衡焉，此固大將之所任。”接著又說：“雖然攻守萬端，巧拙異用，神而明之，亦存乎其人而已矣。”他在論說曆代建都時，也批判了那種地勢險固決定一切的觀點。他認為：都城的選擇與當時的形勢有關，此時適合建都，彼時不定適合建都；是否適合建都，不僅看形勝是否險固，攻守是否有利，而且要看生產是否發達，交通是否方便；建都何處，取決於許多因素，而這些因素無時無刻不在變化之中，不能單純考慮山川地勢，“形勝未可全恃”。他的這些軍事思想和辯證觀點是很先進的。
（3）經世致用的思想貫串全書。《紀要》注重經世致用，對與國計民生有關的問題尤為重視。明嘉靖以後，河患頗為嚴重，顧祖禹非常關切黃河的治理。他認為：“河之患，萌於周季，而浸淫於漢，橫潰於宋。自宋以來，淮、濟南北數千裏間，岌岌乎皆有其魚之懼也。禹貢不生，河患未已，國計民生，靡所止定矣。”為此，他在《紀要》中輯錄了大量前人治水的主張，留給後人作借鑒，他讚賞潘季馴的治河方針，指出“以堤束水，借水攻沙，為以水治水之良法，切要而不可易也。”因而引證潘季馴的言論尤多。顧祖禹對漕運也很重視，他認為“天下大命，實係於此”。但他反對那種為了保運而置百姓生命財產於不顧的觀點，他為民請命，大聲疾呼：“淮、濟諸州之民何罪，而盡委之谿壑乎。”在《川瀆異同》中，他以整整一卷的篇幅，論述漕運和海運，又在有關州縣下，詳細記載運河的閘、壩、堤防和濟運諸泉，對於治河通運很有參考價值。
有明一代，蘇鬆地區農業經濟發展較快。顧祖禹闡述蘇州經濟在全國的地位說：“蘇州枕江而依湖，食海王之饒，擁土膏之利，民殷物繁，田賦所出，吳郡常書上上。說者曰：吳郡之於天下，如家之有府庫，人之有腦腹也，門戶多虞而府庫無恙，不可謂之窮；四肢多病而腦腹尤充，未可謂之困。蓋五代以後，東南之財力，西北之甲兵，並能爭雄於天下”。他對於轉漕城鎮的衝要地位也十分重視，如論述揚州說：“都燕之後，轉輸特重”，“十三年（公元1415年），會通河成，海運始廢，自是除河南、山東、兩淮諸處運米各由近道達北京外，其浙西漕粟凡一百六十五萬餘石，皆自瓜州壩以達於揚州；上江及江西、湖廣漕粟凡八十八萬餘石，皆自儀征壩以達於揚州，揚州蓋東南漕粟之咽喉矣。”他論及淮安說：“今歲漕數百萬石，鹹取道於淮安，哽咽或生，則京師有立槁之慮。”此外，該書關於農田水利的興廢、交通路線的變遷、城邑鎮市的盛衰，都有詳細的記載。所以《紀要》又是研究經濟史和經濟地理的必讀之書。
（4）研究方法與著述體裁別具一格。治史與研究輿地的關係十分密切，若沒有地域概念，不能將古今史事按之於輿圖，不能在時間概念和空間概念上向讀者作明確的交待，則所作研究終有缺憾，未臻完美。顧氏將研究史事與研究方輿有機地結合起來，“以古今之方輿，衷之於史，即以古今之史，質之於方輿”，使史事成為研究輿地的向導，又使輿地成為研究曆史的圖籍。是書每省首冠以總敘一篇，論其地在曆史上關係最重要之諸點，次則敘疆域沿革、山川險要，務使全省形勢了然。每府亦仿此，而所論更分析詳密。每縣則記轄境內主要之山川關隘、橋梁及故城等。記述史事的時間概念和空間概念十分清楚，為以往史學著作所不及。全書的體裁亦嚴整明晰，其頂格寫者為正文，低格寫者為注，夾行寫者為注中之注。全書脈絡連貫，條理清楚，主次分明，次序井然，在古今著作中罕有其匹。梁啟超評價說：“專就研究方法及著述體裁上評價，則在今日以前之地理書，吾終以此編為巨擘。”
為了撰著《紀要》，顧祖禹參考了二十一史和100多種地誌，“集百代之成言，考諸家之緒論”，旁征博引，取材十分廣泛。他自己說，其所著之《紀要》，“六經而外，左、國、史、漢皆有詮釋，古人散逸之書，見於古人援引者為多，是書悉為搜討，至杜、鄭、馬三家之書，其言方輿，皆資采取，而杜氏尤長，王厚齋《玉海》一書中所稱引，類多精確；而《通釋》一種，為功於《通鑒》甚巨，胡身之從而益暢其說，搜剔幾無餘蘊，餘尤所服膺，故采輯尤備。”可見他搜集資料之多，采輯之廣。顧祖禹也做過一些實地考察和調查，凡舟車所經之地，“必覽城郭，按山川、稽道裏、問關津、以及商旅之子、征戍之夫，或與眾客談論，考核異同”。但他考察和調查過的地方畢竟有限，隻是“間有涉曆，或拘於往返之程，或困於羈旅之次，不獲放曠優遊，博觀廣詢”。他編撰此書，主要依靠在書齋內收集整理資料，進行嚴密考訂。由於他治學嚴謹，所用材料皆經過反複選擇和仔細審訂，因而準確性較高，錯誤較少。韓子儒家居雲南，出入黔蜀間20餘年，熟知其中山川道裏，而顧祖禹閉戶宛溪，足不出吳會，其所舉黔蜀地名，所論攻守奇正，即使荒辟幽仄之處，也猶如親曆其地，韓子儒讀《紀要》後，大為敬佩。魏僖亦盛讚此奇書是“數千百年所絕無而僅有之書”。汪士鐸稱此書“為地理學空前絕後之作，可與酈氏稱二大家。”江藩認為：“讀其書可以不出戶牖而周知天下之形勝，為地理之學者，莫之或先焉。”
《紀要》雖是顧祖禹個人的撰著，但他憑借淵博的學識和艱苦的勞動，仍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該書內容之豐富，地名之齊全，考訂之精詳，結構之嚴密，既勝於唐宋時期的《元和郡縣誌》和《太平寰宇記》，也超過明代成書的《寰宇通誌》和《明一統誌》，即使與此後集眾家之手官修的《清一統誌》相比，也各有千秋，毫不遜色。該書糾正史書中沿襲相傳的錯誤較多，如西漢長安西南的昆明池，本來是仿照昆明國洱海開鑿的，晉代臣瓚在《漢書音義》中將洱海誤作滇池，此後以訛傳訛，誤傳1000多年，直到顧祖禹寫《紀要》，才將二者關係搞清楚。它的許多研究成果，曾被《清一統誌》所采用。迄今為止，《紀要》仍為研究曆史地理必不可少的參考書之一。
《紀要》貫通古今史地，辯論形勢險要，誠為千古絕作，然而也有不足之處。劉繼莊指出：《紀要》“詳於古而略於今，以之讀史，固大資識力，而求今日之情形，尚需曆練也。”顧氏自論其書，亦雲：“按之圖畫，索之典籍，亦舉一而廢百耳。”又言：“了了於胸中，而身至其地反憒憒焉。則見聞與傳聞異辭者不可勝數也。”這種不足顯然與顧氏著書缺少實地調查有關。《紀要》雖視他書賅博，於明代史誌尤其熟悉，然亦不能無誤。清嘉慶間許鴻磐（雲嶠）著有《方輿紀要考證》一書，辨證顧氏舛漏甚多，惜今已佚。其他清代學者如全祖望、楊椿等均指證其錯誤多處。
《嘉慶重修一統誌》
編修經過
清代編修《一統誌》共有3次。早在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保和殿大學士衛周祚上疏奏雲：“各省通誌宜修，如天下山川、形勢、戶、丁徭、地畝、錢糧、風俗、人物、疆域、險要，宜彙集成帙，名曰《通誌》，誠一代之文獻，然迄今各省尚未編修，甚屬缺典，何以襄我皇上興隆盛治乎？除河南、陝西已經前撫臣賈漢複纂修進呈外，請敕下直省各督撫，聘集夙儒名賢，接古續今，纂輯成書，發總翰林院，彙為《大清一統誌》。”康熙采納了他的建議，下令各省施行，編纂地方誌書。然因“三藩之亂”，兵事未停，遷延未就。平定三藩之後，各省又續修地方誌書，為《一統誌》準備資料。
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清政府又下令編纂《一統誌》，“以昭大一統之盛”。該誌分為：分野、部轄、圖經、建置沿革、城池、形勢、裏至、議論、設官、戶、田賦、風俗、山川、古跡、舊都宮闕、考訂、陵墓祠廟、關隘、橋梁、土產、人物、仙釋諸門類。茲因規模宏大，卷帙浩繁，“久而未成”。雍正即位後，又重加編纂，曆時10餘年，至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告竣。全書342卷。這次編修，名為勒德洪、弘晝、蔣廷錫負責，實際由陳廷敬、徐乾學領其事，顧祖禹、閻若璩、齊召南等著名地理學家參修。
乾隆前期，清廷平定準噶爾部、回部及大小金川戰役獲得勝利，西南土司又相繼歸附，版圖進一步擴大，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得到鞏固與發展；內地各省戶蕃衍，田賦日增，人官物土之盛遠非昔日可比。與此同時，新置的廳、監不斷增加，府州縣時有並改，政區變化較大，成書於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的《一統誌》內容陳舊，已經不能滿足形勢的需要。此外，該誌本身“記載、體例、征引詳略亦多未協”，其它考稽失實等問題也在所難免，於是決定重修《一統誌》。當時乾隆帝在位，他對館臣說：“前此修誌之書，必待移取各省通誌而後從事，以致曠日持久，艱於集書。此次特就已成之書酌加厘核，即新疆幅員遼闊，而一切事實又有《西域圖誌》及《同文誌》諸書為之藍本，館臣采撮排撰，實為事半功倍。”他又曉喻館臣“隨繕隨進”，由他審定。二修始於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成於四十九年。由領侍衛大臣、文華殿大學士和珅主持。全書424卷，加子卷500卷。這次續修突出了乾隆帝的文治武功，但與修的館臣為讓乾隆帝生前看到續修的《一統誌》，編纂工作匆忙粗疏，有的門類“未曾析載”，有的內容“悉仍前誌”；“考稽失實”，“掛漏冗複”的現象依然存在。龔自珍任校對官時，指出二修的主要問題有18處，枝節問題尚且不論。
嘉慶年間，方略館再次奏請重修《一統誌》。三修工作由穆彰阿、李佐賢、泮錫恩、廖鴻荃、龔自珍等主持，曆時34年，至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完成。這次重修始於嘉慶十六年（公元1811年），所輯資料又以嘉慶二十五年為斷，故名《嘉慶重修一統誌》。
這次重修，根據各省各地區提供的資料，並《八旗通誌》、《日下舊聞考》、《熱河誌》、《盛京通誌》、《平定準噶爾方略》、《西域同文誌》、《西域圖誌》、《平定金川方略》、《天下輿地全圖》等書，旁搜博采，對續修的《一統誌》作了較大的改動。
（1）增補門類。三修以嘉慶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為斷，增補了四方麵內容：新建或新葺的城池、學校、海嶽江河神廟、河工海塘事宜、陵墓、寺觀等；各府州縣入學人數，除規定的舊額外，補充了增減後的實際名額；乾隆年間和嘉慶二十五年以前的西南土司承襲裁汰事項；增加“稅課”門，補載鹽課和關稅。就地區而論，增補的情況很不平衡。一般說來，內地各省增加甚微，邊疆地區增加明顯。例如烏裏雅蘇台統部自設將軍、參讚統轄唐努烏梁海、科布多和喀爾喀四部後，其具體內容，舊誌未經晰載，三修增加了“晷度”、“山川”、“卡倫”、“台站”門，新疆統部增加了“台站”、“營塘”、“卡倫”、“屬境”門；蒙古統部增加了“旗分”、“封爵”、“屬部”、“驛站”門；盛京統部增加了“關郵”、“城堡”諸門。由於增補了門類，充實了內容，全書總卷數從一修的356卷和二修的500卷，上升到560卷。
（2）完善體例。一修、二修的體例未協之處，三修時進一步加以完善。例如：一修、二修的《沿革表》，根據政區沿革的實際情況立標目，元明以前多不相同，三修則予以劃一（見表6）。改用統一標目後，統一王朝的疆域政區一目了然，頗便於比較各級政區的相互關係和置廢情況，將分裂時期錯綜複雜的內容移入“建置沿革”敘述後，又改變了《沿革表》標目雜亂、排列不齊的狀況。又如：一修和二修將清初諸王、八旗大臣與順天府“名宦”排列在一起，眉目不分，三修規定：“諸王及八旗大臣等，事跡已詳《八旗通誌》者，茲不重載，其八旗大臣中，有職任封疆、政績懋著者，仍載入各省‘名宦’中。”又規定：“名宦凡統轄全省及轄數府者載入統部，知府以下暨武職等官專管一郡一邑者，分載各府部，間有一人而各省俱載者，止就本省本任政績記錄，不牽敘別省別任之事，以清眉目。至‘名宦’、‘人物’二門，有一人而彼此互見者，‘名宦’撮舉政績，‘人物’曆序生平，自不重複。”又如二修載山川，以四止四隅為序，先敘東西南北，再敘東南、西南、西北、東北，經常混淆，三修恢複一修舊例，仍以東、東南、南、西南、西、西北、北、東北為序，使其地勢相連，條理分明。較之一修和二修，三修體例更規範更科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