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詳今略古。《一統誌》卷帙繁浩，類目眾多。建置、沿革、山川、形勢、關隘、古跡、名宦、人物、土產等應如何撰寫？通誌館舊藏諸本中，“徐本太繁，韓本太簡”，應如何取舍？總裁及通誌館經過反複討論，館臣楊椿雲：“椿往在明史館，見徐公所撰《地理誌》，建置沿革亦繁。請於總裁朱公曰：‘《誌》為《明史》之誌，宜紀明一代之事，宋元前可不必。’朱公深以為然”。他強調：“今《一統誌》雖與史誌不同，然奉敕為本朝作則。前代事見於古書者，仿《元和郡縣圖誌》，僅書其大概。關於本朝者，內則稽之《實錄》、《起居注》、《方略》、《會典》部院八旗檔案，外考之史冊，及府州縣所谘送，下逮名人文集傳記”。在處理建置、沿革、山川等史料時，總裁亦采納了楊椿的這一指導思想，如“山川誌其現在，古名不可考者，不必過為探索。”“形方地勢，今古或殊，關隘險塞，止紀大者。”“前代戰攻屯守，毋容述之過多。佐貳分防及巡檢所轄，皆今之要地，寧詳毋略。”“古跡類多附會，惟實有其地者量錄”。成書後《一統誌》基本達到了“詳而不冗，簡而不漏”的要求。
（4）正訛補脫。一修、二修未作辨析的錯誤，三修發現後皆作考辨。例如寧國府陵陽山，《隋誌》、《元和誌》、《寰宇記》、《九域誌》載於涇縣；《輿地紀勝》既載於涇縣，又載於太平縣，說法不一。據考，陵陽山本在隋涇縣境內，《隋誌》所載不誤。唐天寶中，析涇縣地置太平縣，陵陽山遂入太平縣境。《元和誌》、《寰宇記》未考唐天寶中縣之分析，照抄《隋誌》，因以致誤；《輿地紀勝》不作考訂，兩地並載亦誤。三修時，則改載於太平縣下。又如《寰宇記》雲：秦駐山（又名秦柱山、秦望山）在昆山縣東南三十裏。《嘉慶誌》引《圖經》辨之，改為在浙江海鹽縣東南三十裏。再如：清丹陽縣治（即今江蘇丹陽）本秦之曲阿、三國吳之雲陽，至唐始改為丹陽，漢丹陽郡治宛陵，即清之寧國府（即今安徽宣城）；其所領之凡陽縣，即清太平府當塗縣（即今安徽當塗）境；晉以後，丹陽郡治建康，即清江寧府（即今江蘇南京市），三者並非一地，皆不治於清丹陽縣。舊誌將其混為一談，三修作了分析，並指出其誤。一修、二修脫漏之處，三修也作了增補。如璦輝將軍薩布素是黑龍江名將，康熙年間曾率兵擊退俄軍，收複雅克薩城，一修、二修皆未載，三修始收入黑龍江“名宦”。
經過第三次修訂，《嘉慶誌》的質量明顯超出前兩部清《一統誌》之上。張元濟說：“居今日而治輿地之學，欲求一官本且後出而可信者，宜莫如此書。”所以《嘉慶誌》問世後，很快就取代了前兩部清《一統誌》。
內容特色
《嘉慶誌》以清嘉慶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版圖為據，首敘京師，次敘直隸、盛京、江蘇、安徽、山西、山東、河南、陝西、甘肅、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福建、廣東、廣西、雲南、新疆、烏裏雅蘇台、蒙古22統部以及青海、西藏等地區。最後附“外域朝貢諸國”。各統部先有總圖、總表、總敘（內地統部各省“分野”、“建置沿革”、“形勢”、“文職官”、“武職官”、“稅課”、“戶”、“田賦”、“名宦”；邊疆各統部增敘“屬部”、“旗分”、“封爵”、“驛站”、“山川”、“土產”不一），再以府、直隸廳、州分卷，各有圖、表，分敘“疆域”、“分野”、“建置沿革”、“形勢”、“風俗”、“城池”、“學校”、“戶”、“田賦”、“稅課”、“職官”、“山川”、“古跡”、“關隘”、“津梁”、“堤堰”、“陵墓”、“祠廟”、“寺觀”、“名宦”、“人物”、“流寓”、“列女”、“仙釋”、“土產”二十五目（邊疆各統部之屬部略異，又有“屬境”、“晷度”、“關郵”、“台站”、“營塘”、“卡倫”等不一；亦有屬部無圖者），州縣之內皆在其中（蒙古各藩部轄旗亦同）。京師及興京所在的盛京統部另有“壇廟”、“宮殿”、“行宮”、“苑囿”、“官署”等項，與其它地區略有區別。青海、西藏不稱統部，無總圖、總表、總敘諸項內容，直接記述各部的情況。
《嘉慶誌》內容十分豐富，除側重敘述疆域政區和建置沿革外，還包含著許多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的材料。
在人文地理方麵，《嘉慶誌》記載了城池、風俗、學校、古跡、戶、田賦、土產、關隘、津梁、堤堰、陵墓、寺觀、驛站等項內容，每項下又分為若幹細目，如“古跡”一項載有故城、裏、鄉、村、壘、亭、台、樓、閣、館、壇、街巷、園、苑、宮、圃、殿、堂、宅、碑、廢衛、廢所、廢路、舊地等；“關隘”一項載有巡司、關、鎮、市、所、、站等；“田賦”項載有田地數、地丁正雜銀、屯田丁糧銀等。有的資料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例如：蒙古統部奉天府、錦州府、吉林、黑龍江的“驛站”，牧廠“古跡”所載的明初舊驛，伊犁、庫爾喀喇烏蘇、塔爾巴哈爾、烏魯木齊、古城、巴裏坤、哈密、吐魯番、喀拉沙爾、庫車、阿克蘇、烏什、喀什喀爾、葉爾羌、和田、烏裏雅蘇台、庫倫、科布多的“卡倫”和“台站”（其中塔爾巴哈爾、吐魯番、喀拉沙爾、庫車、阿克蘇、庫倫六地無“台站”），庫爾喀喇烏蘇、烏魯木齊、古城、巴裏坤、哈密的“營塘”，穿越喀爾拜瀚海的“度漠驛站”，都是很珍貴的資料。又如《嘉慶誌》統計的戶數較為完備，有的不僅可用於研究人分布和人密度，還可用於研究人構成和人遷移。卷五一七載伊犁地區有“駐防滿州兵六千五百七十四名，錫伯兵一千十八名，索倫達呼爾兵一千十八名，察哈爾兵一千八百三十七名，綠旗兵三千九十八名，厄魯爾特上三旗一千二百四十二名，下五旗二千四百八名。回戶六千四百六戶，二萬三百五十六名，民戶七十一戶，二百九名。遣犯為民，五百三十名”。這無疑是研究伊犁地區人地理難得的資料。再如：“建置沿革”、“關隘”、“古跡”諸項中還保存了許多重要的碑文，卷五四七的“唐碑”記載了長慶初年唐與吐蕃會盟碑的全文；卷七一記載了康熙年間雅克薩戰後在吉爾巴齊河東岸建立《黑龍江分界石碑》的情況；卷五四五的《平定朔漠告成太學碑文》記載了康熙帝親征克魯倫河，擊敗噶爾丹部、平定漠北的經過；卷五二七保存了乾隆《平定回部勒銘葉爾奇木碑》全文等等。這些文字和文物都具有重要的曆史意義。此外，《嘉慶誌》記載的手工業、農產品、田賦數、稅課數、風俗、市鎮、府州縣學、書院等，也是研究經濟地理和文化地理的參考資料。
在自然地理方麵，《嘉慶誌》記載了各地區的地形大勢，包括：山、嶺、岡、峪、坡、石、嶂、洞、洲、灘、島、嶼、礁、磯、江、湖、河、海、蕩、溪、漳浦、港、灣、溝、瀆、潭、涇、池、塘、泊、泉、井，以及沙漠、礦藏、氣候和土壤等。其中，關於各地水體的記載尤為係統全麵，它述及的水體之多，範圍之廣，是任何水利專書和地誌無法比擬的。清代水利專書雖多，但論述的對象多為黃河、淮河、運河、永定河等影響較大或為害較深的河流；有關農田水利的專書，則集中於太湖流域、畿輔地區等少數區域，大部分地區則付之闕如，若對清中葉全國水體分布情況進行普查，則舍《嘉慶誌》之資料而莫屬。《嘉慶誌》記述水道又詳於沿革和變遷，無論研究運河沿線的閘、壩、井、泉，瀕海府州的海塘堤堰，還是探索關中地區的水利遺跡，調查洪澤湖和鑒湖等地的水陸滄桑，都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又如關於各地溫泉的特點和療效的記載，可為今後開發和利用水熱資源服務；關於各地礦藏的某些記載，還可供研究礦石的金屬成分和推算礦區總儲量參考。
《嘉慶誌》是舊時代的總誌，總的說來，人文地理（尤其是沿革地理）的資料居多，自然地理內容所占的比重並不大。
元明清3代皆撰有《一統誌》，《元一統誌》已佚，僅有殘本、輯本傳世。保存較完整的是《明一統誌》和《清一統誌》。若以《嘉慶誌》與《明一統誌》比較，其具有下列優點：
（1）在取材時間斷限方麵。明王朝以永樂年間的疆域最為遼闊，宣德以來，由於東北邊疆地區的少數民族政權日益強大，以及明王朝內部的種種原因，明統治者對東北地區都司、衛、所的控製日益鬆弛，後來遂棄大寧、開平，失灤河、龍岡之險，明王朝實際控製的地區大體上限於遼東都司境內。《明一統誌》修於天順年間，所載的疆域已非明朝全盛時期版圖，永樂年間設置的奴兒幹都司及其下屬衛所已經全部失載。而嘉慶年間是清代版圖最為遼闊、疆域最為穩定的時期，《嘉慶誌》以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的版籍為準，記載了全國各級政區，包羅了清王朝全盛時期的統轄範圍，保存了許多研究清代邊疆地理的資料。就2誌取材的時間斷限而言，《嘉慶誌》較《明一統誌》為優。
（2）在記述沿革方麵。《明一統誌》有關沿革的內容，僅見於“建置沿革”，而且十分簡略；“古跡”中也罕有論及沿革之處。《嘉慶誌》記述沿革，一見於“沿革表”，二見於“建置沿革”，三見於“古跡”，不但內容翔實，而且各有側重，可以相互參證。例如《明一統誌》卷十六池州府石埭縣“建置沿革”雲：“本漢陵陽、石城、澤三縣，地屬丹陽郡。三國吳置石埭場，梁因置石埭縣。以有兩石橫亙溪上如埭，故名。隋省入南陵，唐複置，宋、元仍舊，本朝因之。”全文僅近60字，所雲甚為簡略。《嘉慶誌》卷一二○載池州府石埭縣沿革，共有三處：一見於“沿革表”：“三國吳為石埭場。南朝梁大同二年（公元536年），置石埭縣。隋廢。唐永泰二年（公元766年）複置，屬池州。宋因之。元屬池州路。明屬池州府。本朝因之。”二見於“建置沿革”：“漢置陵陽縣，屬丹陽郡，後漢因之。晉初改屬寬城郡。鹹康四年（公元338年），改曰廣陽。宋、齊以後，因之。隋平陳，廢入涇縣。唐永泰二年（公元766年），割秋浦、青陽、涇三縣地，置石埭縣，屬池州。五代、宋因之。元屬池州路。明屬池州州府。本朝因之。”三見於“古跡”：“石埭故城，在今縣西。《元和誌》：‘永泰二年（公元766年），洪州都督李勉奏割秋浦、青陽、涇三縣，於吳所置陵陽城南五裏置縣。’《寰宇記》：‘吳封韓當為石城侯，遂置石埭場。晉太康三年（公元282年），廢入宣城。梁大同二年（公元536年）置石埭縣。隋平陳，並入南陵。唐永泰初複置。’《縣誌》：石埭故址，在縣西有五十裏，今名七裏街。宋桂大受《水晶宮記》曰：‘理宗寶慶初，始作新邑於此，以四門皆山，不立城郭，因掘珠嶺為東門，南山為南門，處嶺為西門，硠路為北門。後六年遷他所，蓋還舊治也’”。兩相對照，《嘉慶誌》的記載詳備得多。
（3）在類目和內容方麵。《明一統誌》各布政使司下分21類（京師、中都、南京增加“城池”、“壇廟”、“山陵”、“苑囿”、“公署”，多少不一），《嘉慶誌》則分25類，較《明一統誌》多“疆域”、“分野”、“城池”、“戶”、“田賦”、“稅課”、“堤堰”、“關隘”、“津梁”7類，缺“郡名”、“書院”、“封藩”、“關梁”4類。在《嘉慶誌》所缺4類中，“郡名”已並入“建置沿革”，“書院”已並入“學校”，“藩封”已並入“人物”（邊疆地區另有“封爵”），而“關梁”則已分為“關隘”和“津梁”2類。實際上類目並未減少，內容反而有所增加，例如《明一統誌》“關梁”隻記關隘和津梁，而《嘉慶誌》“關隘”又載巡司、驛站（少數邊疆地區單獨立目）、鎮、衛、所、營、河泊所等，“津梁”下載橋、津、渡等。《嘉慶誌》總敘和其它各類的內容也較《明一統誌》豐富。
（4）在表述地理內容的形式方麵。與《明一統誌》相比，《嘉慶誌》更重視利用地圖和沿革表。《明一統誌》隻有卷首一幅簡圖，各布政使司及府州皆無地圖。《嘉慶誌》卷首有《皇輿全圖》一幅，各省統部和府州卷首又繪有分圖，表示各級政區的地理方位。這些地圖“分則粲若列眉，聚則合如連壁。”極便觀覽。《明一統誌》無表，《嘉慶誌》則利用“沿革表”表示自秦迄清的各級政區的廢置並遷，查閱十分方便。《嘉慶誌》的圖、表，再加上“建置沿革”部分的文字，可謂集圖、表、誌的優點於一書，其立意和構思皆在《明一統誌》之上。
另外，《嘉慶誌》是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編纂的最後一部總誌，距今不到200年。近200年來，政區變革雖多，但縣級政區相對較為穩定，內地各省的變化也不是很大。在通常情況下，利用《嘉慶誌》查考曆代建置沿革和確定古地物方位最為方便，因此它曆來是曆史地理工作者的案頭必備之書。
由於卷帙繁浩，與修人數眾多而水平不一，《嘉慶誌》也有一些錯誤或不妥之處。在邊疆地區，政區和山川的記載較為疏略，例如清朝於沿邊地區設有多處牧廠，據《蒙古遊牧記》、《東三省政略》等書考證，養息牧廠東北至科爾沁左翼前旗僅35裏，《嘉慶誌》卻雲110裏；西與西北至西勒庫圖倫界110裏，《嘉慶誌》卻謂150裏，養息牧場的麵積顯然被誇大；又如清代混同江應指黑龍江幹流下遊，而《嘉慶誌》則將整條黑龍江和鬆花江並釋為混同江，概念含混。《嘉慶誌》記述的地理內容間有脫漏之處，如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至十二年清政府先後設置了張家、多倫諾爾、獨石3廳，管轄長城內外部分旗民，《嘉慶誌》表疏漏而未列。也有不夠精當之處，例如據史籍記載和今人考證，漢華容故城在今湖北潛江縣西南，《嘉慶誌》卻雲在監利縣西北；漢雲杜故城即今湖北京山縣治，《嘉慶誌》卻雲在沔陽。又如秦柱山（即今浙江海鹽縣東南秦山）並非蘇州、鬆江、嘉興3府的界山，卻在《嘉慶誌》中重出3次，一見於蘇州府，二見於鬆江府，三見於嘉興府（載於蘇州、鬆江2府者誤），此皆疏忽不慎之處。此外，《嘉慶誌》將派出使者來華的朝鮮、日本、法蘭西等諸國，統稱為“朝貢諸國”，作為末誌列於最後的卷文中，自以天朝大國自居。
《曆代地理沿革表》和《曆代地理誌韻編今釋》
《曆代地理沿革表》
《曆代地理沿革表》共47卷（卷首目錄1卷，表46卷），為清陳芳績所撰。陳芳績字亮工，生卒年不詳，江蘇昆山濂涇人。其父陳梅曾在濂涇與顧炎武同居5載，交往過密。芳績亦“遊從有素”，《亭林文集》中有寄懷酬答諸詩記之，可見其學問蓋有淵源。明亡之後，陳芳績隱居不出，棄舉子業，以教課為生。他有感於“曆代史與天下府州縣誌大都紛紜錯雜，牽扭重疊，皆因作史者止就一代，作誌者止就一方，未究根源，而閱之者承訛襲舛，終莫考正”，乃“究心於天文地理之書，著《天下郡縣輿圖》”，又“博觀二十一史，廣搜天下誌乘，按其山川、城廓、形勢、位置，究其曆代淵源”，於康熙元年（公元1667年）冬撰成《曆代地理沿革表》。
陳書乃未竟之稿，撰成後並未刊刻，由是埋沒156年。後來，張大鏞在屈侃甫家發現此稿，“覽而善之，思廣其傳”，乃囑同鄉黃廷校勘補正，又由蔡芳、羅棻、吳翊寅、桂銘球、陳名慎、傅維森、李肇元、史悠成、陶福祥、張成德、廖廷相、汪兆銓分任一校、二校、三校，至道光十三年（公元1833年）交付剞劂，始得以問世。
《曆代地理沿革表》是以表的形式詮述上古至明代地理沿革的著作。表分3等：一曰部表（卷一～三）；二曰郡表（卷四～一八）；三曰縣表（卷一九～四六）。敘列曆代政區沿革，凡有關添設、並省、更名、徙沿者，盡量詳細具載。
芳績雲：“舜建十二州牧。漢仿其製而為十三部刺史，統轄天下郡縣。至南北朝，濫及二百餘。隋複並而為九。唐變化為十五道采訪使。宋變而為十九路安撫使。元又更為行中書省。明則為布政使司。名雖異而體實同。故作部表”。故全書首列部表，該表以虞為首，次漢至明，共12格。
芳績雲：“秦以天下為郡。漢以後俱仍其製，迨隋唐而或稱州，又有曰府曰軍，元則稱路，明盡稱府，皆以統縣”。故次列郡表，郡表以秦為首，次漢至明，亦12格。
芳績雲：“縣自春秋時，‘楚子縣陳’而名始見，其時縣大於郡。至秦始皇盡縣天下，縣始隸於郡。迄今數千年，皆不改易，縣亦當以秦始。惟秦無記載，至《漢書》始有地理誌，縣名、建置乃得詳書，故縣表第據《漢誌》為斷”。故殿為縣表。其一二置於先秦暨春秋列國地名，皆附注於漢格。
《曆代地理沿革表》內容包括：
（1）虞12州。實載冀州、兗州、青州、徐州、豫州、荊州、揚州、交州、雍州、梁州、並州、幽州、營州13表。
（2）秦40郡。實載內史、三川、河東、潁川、泗水、碭郡、東郡、邯鄲、钜鹿、郯郡、琅邪、薛郡、齊郡、南陽、南郡、長沙、九江、鄣郡、會稽、代郡、上穀、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上黨、太原、雁門、雲中、九原、上郡、隴西、北地、漢中、巴郡、蜀郡、黔中、南海、桂林、象郡共40表。
（3）漢縣。共1577表。
諸表包羅秦漢至元明各種政區的發展變化情況，如州、道、路、省、郡、府、縣、宣慰司、宣撫司、安撫司、長官司的添置、歸並、更名、改隸、遷治、廢仍情形。“凡說有不同者，皆明辨而詳注之”，“其未能確然者，兩存之”。
表中用方框標出的147處考證和辨析（部表7處，郡表53處，縣表87處），是本書精華所在，有的考證和辨析，如《秦三十六郡考》、《考竟陵雲杜》、《廢東城考》、《丹陽考》，都是內容精湛、質量較高，可以單獨成篇的論文。如前所述的郡表以秦40郡為目，然史誌所載，各有異同，故芳績作小序於前，又作《秦三十六郡考》於後，該文實為郡表40郡取舍之依據，與郡表關係甚大。現摘錄如下，以便讀者了解其觀點及文采。
附《秦三十六郡考》
案《史記》秦並諸侯，分天下，置三十六郡。今詳其名，合內史而有鄣、黔中，無南海、桂林、象郡者，《史記》裴駰《注》也。別內史而有南海三郡，無鄣、黔中者，《漢書·地理誌》也。合內史、南海三郡，並鄣、黔中，增閩中為四十郡者，《晉書·地理誌》也。其班《誌》不言秦置而為秦郡者，《後漢書·郡國誌》丹陽之為秦鄣郡、武陵之為秦黔中也。其《史》、《誌》不言秦置而見於《漢書》注者，東海郡下應劭曰秦郯郡也（按：應亦後漢人，首注《漢書集解》）。其別內史，並數鄣、郯二郡，去閩中而增榆中為四十郡者，今之陳氏《地理沿革表》也。聚訟紛如，幾令考古莫適所從。已不惴譾陋，取《史記》合兩漢、晉地誌文注反複參稽，知三十六郡之名，裴《注》最近之。竊謂於裴《注》，當增郯郡、別內史而為三十六。於《晉誌》，當去閩中而增郯郡，合內史而為四十。漢既分內史為三，當並數馮翊、扶風，得四十二。以班《誌》總注，凡郡國一百三，並計秦置漢增之數適合，如此則諸說可通，《史》、《誌》之文皆無違戾矣。班《誌》統漢郡下，有“秦”字者三十六，今三十六郡之名不從《漢誌》而從裴《注》何也？以始皇二十六年初並天下，分置諸郡，自不得列後之平百越所置之三郡也。況《漢誌》總論雲：本秦內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下雲：漢興，稍複開置。知三十六郡第溯其初製，非綜秦一代之逮置。而南海三郡下，又明言武帝元鼎六年開，則雖曰秦郡已入之開置，其不當並數於前三十六郡中明甚，不得以數之偶合，強為依違也。惟秦以內史外分三十六郡，猶後之以京師直隸外省，內史自不在三十六郡之列，故裴《注》當參以《漢誌》注中郯郡補之。至《晉誌》之四十郡，去閩中而增郯郡數之，蓋由初而言，不當列內史於諸郡；由後而言，不得外內史於秦置。其異於《漢誌》者，鄣與黔中本之《郡國誌》也，郯郡本之《漢誌》注文也。三十六郡之名既得其實，則裴《注》與漢、晉兩誌之相違，不過在南海三郡之離合、內史之出入而已。一溯其始，一紀其終，大致本無抵梧也。若榆中之名，雖見《史記·東越傳》，而兩漢地誌未載，則以漢平東越，已虛其地，不設郡縣，此與塞外榆中之三十四縣旋置旋棄者，皆在所當略矣。
此外，陳芳績考宋有2桂陽，一屬連州，一屬郴州，元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升州之桂陽非郴州之桂陽（卷三○縣表一二）；考漢晉地誌無平阿，證《惟揚誌》雲高郵在漢為平阿縣之誤（卷二六縣表八）；據《寰宇記》、《宋史》，證《黃岡縣誌》、《明一統誌》雲宋黃岡縣遷治邾城之誤（卷八郡表五）；據《水經注》，證三國石陽故城在吉水東北20裏者是，雲在泰和西北30裏者誤（卷三二縣表一四）；辨細柳營在鹹陽西南15裏，雲在萬年縣東北30裏、長安西北13裏及昆明池南者皆誤（卷一九縣表一）；辨南朝齊有四豐陽、其北豐陽屬南上洛郡，餘皆屬北上洛郡（卷二○縣表二）；辨滄州徙治長蘆當在靖難之後，證元季和洪武初遷治之誤（卷六邵表三）等等，皆其精思卓見之處。這些考辨散見於表中，往往為讀者所忽視。今特舉數例，以提示讀者觀覽。
中國曆史悠久，數千年來，政權之興替、割據、紛爭，政區之更迭、發展、變化，均十分複雜。欲將如此龐雜的內容納於一表，殊非易事。為了解決種種問題，陳芳績根據製表要求，擬成許多具體例則。例如：州在曆代之升降不同，漢晉六朝時，州總管郡國；隋唐以後，等於郡守；至元以後，相當於縣。故陳芳績將隋以前之州列於部表，隋以後之州列為郡表。元以後，因州亦能統縣，故仍將其列在郡表之中。又如，青、徐、兗、豫諸州，地當南北之交，宋魏之世，日相爭奪，郡縣失陷後，則以其流民僑置，是以一郡一縣，官無專製，刺史守令，五六同城，表有限製，難以具載，陳芳績遂“止紀其僑置州郡而已，其僑置縣則略之”。為使行文簡練，他又規定各種用語的特定含義，如：“此郡之縣改隸彼郡者，曰改屬。以縣分立新郡，曰分屬。郡廢而縣並某郡者，曰並屬。以縣分去而複歸，曰複屬。仍舊而郡名已改者，曰仍屬”。根據這些則例，陳芳績將資料爬梳整理，參對詳核，使之分別等級，逐一入表。道光年間付梓前，黃廷又做了許多校補工作。凡原稿脫漏之處，皆發書補之。如原稿有缺頁，無別本可補，廷遂“依據漢縣為提綱，以曆代史誌及唐宋以來總誌補之”；又如，三國、五代時期之州縣，原稿多闕建置年代與“仍”、“廢”字，廷乃“詳考曆代史誌，旁參唐宋輿地書，暨今之吳氏《十國地理表》、洪氏《三國疆域誌》，有可據者補之”（凡廷補正之文，皆加“按”字，以區別於陳文）。凡斷代欠妥之處，悉加訂正。原稿以遼入五代，殊為不妥，因遼之立國在梁貞明年間，亡國於宋宣和之時，與宋南北對峙160年，理應與宋、金為一代，廷遂“改宋、遼、金為一格”。凡紀年雜亂之處，悉改用統一年號。如明太祖建元之前，原稿有用元末年號者，有單舉甲子者，有以龍鳳紀年者，例殊龐雜，廷改為“概書太祖某甲子年”。凡3表列格不統一者，悉改成一律。如部、郡2表，原稿起於虞秦，下至元明，列12格，而縣表則自漢至明，列11格，例殊不一，廷亦將縣表“改從十二格”。凡文字較長、檢閱不便者，亦變通書寫形式，加以技術處理。廷“擇其正文可斷者離之，另作方圍，書於左右空方，俾上下文既不淆雜，而觀者亦作醒目”。校補後的《曆代地理沿革表》，條分縷析，體例井然，開卷之後，一目了然，是一部頗便檢索的曆史地理參考書。
本書由古至今，上溯虞夏9州，下逮明代分省，包括數千年之州、郡、府、縣，並將其貫串無遺，開創了新的史地表體裁，被時人譽為“前此未有之書”。這種體裁為許多後世學者所采用，段長基《曆代疆域表》、楊丕複《輿地沿革表》皆仿此而作。
陳芳績和黃廷於此表用功雖多，但受條件限製，陳芳績“未能悉致天下之書”；黃廷校補時，“欽定《明史》未頒，故敘明代事，祗據《明一統誌》及郡縣諸誌”，因而遺誤難免。又受體裁限製，有些內容隻能剔除在外，這也影響到它的參考價值。
《曆代地理誌韻編今釋》
《曆代地理誌韻編今釋》是一部分韻編排的曆代地名字典。作者李兆洛（1769～1841），字申耆，晚號養一老人，清陽湖（今江蘇武進）人。嘉慶十年（公元1805年）進士，選庶吉士，後官鳳台知縣。7年任期內，他浚焦岡湖（漢芍陂故址），增堤防，設溝閘，興辦水利，百姓屢獲豐年。於僻遠地區設立義學，招聘良師，推廣教化。又發動百姓捕捉盜魁，察辨好壞而撫用之，“為人所喜稱”。後因父憂離去，不再作官，主講江陰書院二十年之久。他通曉經學、音韻、訓詁、曆算、地理，以“實學”為教授內容，培養出不少人材，江陰承培元、宋景昌、繆尚誥、六承如等皆其門生。生平著有《養一齋集》、《曆代地理沿革圖》、《皇朝輿地韻編》、《皇朝一統輿圖》，纂有《皇朝文典》、《鳳台縣誌》、《駢體文鈔》等。
李氏嗜好輿地之學，他感到：“曆代地理建置沿革變化紛總，名實訛淆，或同地而異名，或同名而異地，南北相乖，東西易向，試圖史書，方隅莫辨”。於是率同諸門人彙集曆代郡縣地名，“以韻編之，分別時代，條其異同，鉤稽今代所在之處”，纂成《曆代地理誌韻編今釋》一書。最初的編寫者，有徐紹堂、王渭行、夏時、陸楨、張誌純、吳廷燦、曹秉純、劉純祚。參與定稿繕錄的有宋景昌、六承如、周賡良、鄭經、徐思鍇、黃誌述等。李氏以六嚴為主要助手，得其力十之七八焉。
按照字音編排的字典，早在魏晉時期已經出現。這類字典，首推韻書。它們大都先分四聲，次分韻部，再分韻目，用反切注音。所謂四聲，即“平、上、去、入”四聲（後因“平”聲字多，又分為上下兩部，有“上平”“下平”的分別）。所謂韻部，就是把同韻的字歸為一部，如《廣韻》分為206部、《平水韻》分為106部、《中原音韻》分為19部等等。所謂韻目，是指韻部的標目及次序，如上平聲的一東、二冬、三江、四支；去聲的一送、二宋、三絳……等。所謂反切注音，就是用上下兩字切成一個音節，取上字的聲和下字的韻，來拚合成所切字的音節。例如“中”字是“陟弓切”，取“陟（zhì）字的聲母（zh—）和“弓”（gong）字的韻母（—ong）來拚合成“中”（zhong）字的音節。“國”字是“古或切”，取“古”（gǔ）字的聲母（g—）和“或”（huò）字的韻母（—uo）來拚合成“國”（guo）字的音節。韻書便於一般人寫作詩文和應付科舉考試，所以魏晉唐宋以來特別流行。音韻處於發展變化之中，至金、元時期，韻母已逐漸簡化，形成了並韻的風氣，又因為韻書有應試作文之用，便產生了106個韻目組成的《平水韻》。這106韻，元明清時被定為政府功令，不特為製作近體詩賦時的依據，並且作為一些工具書排檢字詞的編目。李氏使用這種編目方法編排曆代地名，無疑是一種可貴的嚐試。
《曆代地理誌韻編今釋》編排地名，以上平、下平、上聲、去聲、入聲5部為綱，以《平水韻》106韻為目，全書卷次內容如下：
卷一～五：上平之一東、二冬、三江、四支、五微、六魚、七虞、八齊、九佳、十灰、十一真、十二文、十三元、十四寒、十五刪。
卷六～一一：下平之一先、二蕭、三肴、四豪、五歌、六麻、七陽、八庚、九青、十蒸、十一尤、十二侵、十三覃、十四鹽、十五鹹。
卷一二～一四：上聲之一董、二腫、三講、四紙、（五尾缺）、六語、七麌、八薺、九蟹、十賄、十一軫、（十二吻缺）、十三阮、十四旱、十五潸、十六銑、十七筱、（十八巧缺）、十九皓、二十哿、二十一馬、二十二養、二十三梗、二十四迥、二十五有、二十六寢、二十七感、二十八儉、二十九豏。
卷一五～一八：去聲之一送、二宋、三絳、四寘、五未、六禦、七遇、八霽、九泰、十卦、十一隊、十二震、十三向、十四願、十五翰、十六諫、十七霰、十八嘯、十九效、（二十號無）、二十一個、二十二宥、二十三漾、二十四敬、二十五徑、二十六宥、二十七沁、二十八勘、二十九豔、（三十陷無）。
卷一九～二○：入聲之一屋、二沃、三覺、四質、五物、六月、七局、八黠、九屑、十藥、十一陌、十二錫、十三職、十四緝、十五合、十六葉、十七洽。
每一韻目下，同聲同韻的曆代地名彙編在一起，分別予以詮釋。其地名下小注，“以時代先後為次，郡詳其所屬州部，縣詳其所屬州郡。同地同名等以代，中隔以空圈。地異而同名者次之，隔以黑子”。例如卷七韻目六麻下，同韻字十八，計有麻、花、霞、家、華、沙、瓜、邪、嘉、瑕、衙、巴、葭、撾、靡、吾、杷、查。其“瓜”字條地名及釋文如下：
黃瓜（北魏）縣。秦州漢陽郡。○今甘肅秦州西南。
瓜（唐）州。隴右道。○今甘肅安西州東。●（元）州。甘肅沙州路。○今甘肅安西州治。
木瓜（宋）堡。陝西永興軍路環州。○（金）鎮慶原路環州。○甘肅慶陽府環縣東北一百四十。●（明）司。貴州省貴陽府。○今闕。按當在貴州貴陽府境。
清代地名聲讀，多沿用方言土音，與通行聲讀不同。李氏編書時，凡“《漢書》有注說可據，則依注分韻。晉、宋以下，別無注證，則以通行聲讀編之字之。”“古今異體者，悉依各史原文編入，仍歸一韻”，如黝、黟；孤、觚、溪皆是。“若一字異音，則兩韻分收”，如“虹”分東、送；“共”分冬、送；“與”分語、禦皆是。又“字有今韻所無者，各依編旁音紐附入”，如羨入支，入尤，邔入紙等。
編入《曆代地理誌韻編今釋》的地名，采自《漢書·地理誌》、《續漢書·郡國誌》、《晉書·地理誌》、《宋書·州郡誌》、《南齊書·州郡誌》、《魏書·地形誌》、《隋書·地理誌》、《新五代史·職方考》以及宋、遼、金、元、明五史《地理誌》。除州郡、府、縣外，唐、宋、金、元、明《地理誌》每詳鎮、堡、羈縻州郡、長官司類，有“實地可據”者，皆“並列之”。南北朝僑置州郡雖無實地，但“僑置之處多有可考，故即其附注在所，約略注釋”。
本書是假眾人之手，斷斷續續編纂而成的。自道光二年（公元1822年），“以上古《禹貢》三代、春秋、戰國為經始，年餘乃成。繼檢各史地誌，別為錄副而編以歸韻，編寫凡三四年乃既。繼檢《皇輿表》及《一統誌表》，詳其沿革，著之於圖，皆得其實地，則又七八年。繼會前代郡縣注之每韻下，又三四年而後成”。先後達16年之久。14部《地理誌》地名繁浩，編排時又無前例可供借鑒，工作難度很大，李氏頗有“成之甚難，散失甚易”，“寫之頗難，校之尤難”的感歎。此書編成後，李氏曾打算將正史地名，“見於因事而非郡縣者，悉編出之，亦以韻類之，籍可並入上古《禹貢》三代、春秋、戰國諸地名”，使諸史地名皆有歸宿。因困難甚多，後來僅徐思鍇成《晉書》一種，餘皆未竟。
正如李氏本人予料的那樣，“編長纂雜，誠不能無舛謬漏舛”。作為一部工具書，《曆代地理誌韻編今釋》尚不能盡如人意。同治年間，李鴻章應刊刻《李氏五種全集》者之請，為之作序，指出其存在問題多種：
其書以史誌為主，《史記》八書無地輿，故所載古國邑、秦郡縣皆不錄，而斷自漢始。三國及梁、陳、北齊、周諸史無誌，故梓橦、朱提置於蜀，武昌、建業創於吳，而統稱晉郡。江陰、昆山，梁縣也；成安、固始，北齊縣；熊耳、靈泉，周縣也，而統稱隋縣。數代之規，二誌為總彙，而《晉誌》特為疏略，如南廣為蜀郡，沿於宋，《齊誌》獨無之；雍州之始平，廣平之臨水，皆不言魏立；其三國增置，晉革其名，如雲陽、瑩陽、吳昌、廣魏之屬，益無所征也。又其甚者，晉代之製，如齊國有般陽，汶山之典樂本名白馬，見《太康三年地記》；晉熙之懷寧、新治，豫章之豫寧，見沈約《宋誌》；隴西之蘭池，見王隱《晉書·地道記》，而誌皆無征。且一書之中，傳及，地誌乃佚其名，如《陶侃傳》為樅陽令，誌無樅陽縣；侃為荊州，領西陽等郡，陳頵、庾亮翼諸《傳》皆雲西陽太守，而誌無有。又況散見於他書，為《晉誌》無考，如漢沙羨（音怡）縣地，晉置沌陽縣、渫陽縣，晉太康中置；越嶲、靈關、道縣，晉改護龍，見《水經注》；陰平有平武、梓橦之涪城，僑置，西充國益昌二縣，見《元和郡縣誌》，不勝屈指，頗有出於畢秋帆《尚書新補正》之外者。其在他史，遺佚亦往往而有，如《漢誌》廬江郡自注金蘭西北有東陵，《水經》、《禹貢山水釋地》東陵地在廬江金蘭縣西北；《水經·沔水篇》又東過牛渚縣南，注牛渚在姑孰、烏江兩縣界中，而漢、晉、宋、齊諸《誌》無金蘭及牛渚、姑孰縣名；又金女、大文、桃班、陽、曆之類，皆不見於諸《誌》；元巴延潛兵入漢，屠沙洋，陷新郢，《宋誌》乃無沙洋、新郢也。抑是篇所謂“皆得其實地者”，亦不能無憾焉。《水經注》漢西陵在黃石磯，今黃州府東南百裏也，今釋雲在黃州西北。漢南安當即今四川樂山縣治，今釋雲在夾江縣西北二十。安樂水源北經安樂縣界，又經符縣下，北入江，今釋符及安樂俱雲在瀘州合江縣西。又《舊唐書》石首舊治在石首山下，顯慶初移至陽岐山下，按酈氏石首山乃調弦東南之東山，邑誌雲縣舊址在調弦，往東山路是也，今自晉及明，統釋雲今石首縣治。
清代雖盛行《平水韻》，但實際讀音多以北方官話音作標準，而地名聲讀又多沿用方言土音，因此本書在編排、檢索、使用時，與實際讀音和流行讀音違礙之處不少。民國以後，廢除科舉，新文化運動肇始，新詩流傳，一般說話唱戲也多采用“普通話”讀音，聲、韻、調係統日趨簡化；加上檢索方便的各類地名工具書不斷湧現，《曆代地理誌韻編今釋》遂被其它地理辭書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