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誌與域外地理誌
方誌
方誌是中國地理學著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方誌起源早、數量多、內容豐富、體裁多樣，現存方誌達8000種以上，其他國家罕有其匹。清代是中國方誌編纂史上的鼎盛時期。官修的省府州縣誌成批湧現，私修的方誌亦如雨後春筍，與官修方誌爭相輝映，成為清代地理學的重要成就之一。
清代方誌
清代方誌大多是省、州、府、縣奉命纂修的，少數由地方或個人撰修。
清初編纂《明史》、三修《清一統誌》，後來編纂《大清會典》、《清文獻通考》等文獻典籍，皆令直省編纂誌書，提供資料，直省和府州編纂省誌、府誌，也要州縣修誌，以供采擇。如康熙年間修《明史》，清廷特命各省督撫修誌；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又詔天下各修府州縣誌，以備《清一統誌》采擇；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命天下督臣修直省通誌”，“彙送一統誌館”。以後又規定，各地方誌“每六十年一修”。清初編纂規模巨大的全國性巨著以及方誌“六十年一修”的規定，促進了各地修誌的經常化和製度化，因此康熙至嘉慶年間成書的方誌特別多。後來，“六十年一修”的規定雖未嚴格執行，但不少府州縣誌皆能做到數十年或百餘年一修。今存清代雲南省誌有13部、河南省誌6部、永平府誌5部、徐州府誌5部、徽州府誌6部、鬆江府誌6部、光州誌6部、六安州誌6部、無錫縣誌10部、丹徒縣誌6部，便是典型的例子。當時不論是經濟發達的地區，還是邊遠地區，清修方誌數量，都比明代明顯增加。（參見表7、表8）
私家編纂的方誌，原因有多種多樣，有的是地方官到任後，為了解當地情況而修纂的，如雲中知府胡文燁到任後，“日侍別府帷幄，凡所谘扼塞、戶、士馬、金穀之數，多不獲原冊考究”，便在順治七年（公元1650年）聘請博學之士，纂成《雲中郡誌》，以供參考；有的是在外患內亂交困時，為“禦寇邊防，兼籌水陸，依山設險，添建圍牆”而編纂的，曾國荃修《山西新誌》便是為此。有的是發現舊誌有誤，為辨正舛誤而修纂的，康熙年間方式濟受戴名世《南山集》案牽連，被發配到黑龍江卜奎（今齊齊哈爾）戍邊，通過實地調查，他發現舊誌所載大多得於傳聞，秉筆者並未親臨其地，以致錯誤甚多，便在考察地理古跡、探諸風物源流的基礎上，撰成《沙龍紀略》一卷。有的因參與誌局修書，或不遂己意，或因故未成，便另行編纂，顧炎武修《山東肇域記》、焦裏堂修《邗記》便屬於這一類。私修方誌名目繁多，有純屬方誌體例而避其名者，如嘉慶初荔扉所纂《滇係》，實係雲南通誌，而不用其名；還有不以全境作為記述對象，僅析其中部分專門作誌的；更有專門立例示範，僅作編纂提綱，不修全書的。凡此等等，不一而足。如果將那些專記一方史跡的、專記人物的、專記風俗軼聞的、專記路程裏距的、專記山川名勝的專書也稱作方誌，那麼清方誌在內容上就更加五花八門，體例上就更加風格迥異了。
清代編纂的方誌，沒有精確的統計。《清史稿·藝文誌》著錄824種，脫漏大半。《清史稿·藝文誌補》補充著錄2159種，二者相加，共計2983種，仍不完全。莊威鳳據《中國地方誌聯合目錄》統計，說現存清方誌有40889種。但這個數字，未將鄉土誌、裏鎮誌統計進去，已經失傳的方誌（包括有存目和無存目者）也未納入統計，有些方誌的“始纂”“輯成”、“刊印”的年代跨越二個朝代或不同時期，情況較為複雜，很難斷代歸類，因此這個數字隻是一個不完整的相對正確的統計數。筆者也做過一個統計，包括鄉土誌、裏鎮誌在內的方誌現存有5298種。這個數字仍然是一個相對正確的統計數，統計時所作的技術處理，同樣很難說十分科學。這2個統計數表明，學術界認為清修方誌不少於6000種的看法，基本正確。清修方誌的卷數和部數，在曆代方誌中皆居第一位。
為使各地官修方誌符合中央需要，清廷頒令修誌時，往往附有許多具體規定，以便各地遵循。清康熙十一年（公元1692年）保和殿大學士周祚建議：“各省通誌宜修。如天下山川、形勢、戶、丁徭、地畝、田糧、風俗、人物、疆域、險要，宜彙集成帙”。周祚的建議已提出了彙集的內容。這一建議，後經康熙帝批複，轉發各省施行。同年，禮部七月二十四日《題本》又強調“直隸各省通誌，請敕下該督撫詳查山川、形勢、戶、丁徭、地畝、錢糧、風俗、人物、疆域、險要，照河南、陝西通誌款式，纂輯成書”。《題本》不僅規定了各省通誌的內容，而且進一步規定了通誌的款式。河南巡撫賈漢複纂修的《河南通誌》是清代最早修成的省誌，於順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成書，共50卷。分圖考、建置沿革、星野、疆域、山川、風俗、城地、河防、封建、戶、田賦、物產、職官、公署、學校、選舉、祠祀、陵墓、古跡、帝王、名宦、人物、孝義、列女、流寓、隱逸、仙釋、方技、藝文、雜辨30門。其內容及分類較符合要求，故清廷命令各省一律按此發凡起例、定下程式。各省督撫奉命後，悉以此為例修纂誌書。兩江總督於成龍為《江西通誌》製定凡例時，便明確指出：“今遵部文，體例科條悉仿《河南通誌》”。其它各省，亦皆如此。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禮部檄催天下各省，又再次強調“遵照《河南通誌》例，限三月成書”。因此，這一時期成書的省誌，內容和體例大體雷同。
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河南巡撫閻興邦向所屬府州縣頒發修誌牌照，對各款內容詳加詮釋。其凡例共有22條，規定十分具體：
—總圖：須精詳。
—沿革：須照諸史考證，毋得混入，不必過多。
—天文：略摘切要者，勿用混載，以分野所躔者廣也。
—四至：疆域要考證。
—建置：城池需載明幾時建，某人修，一一查明。學校止載其起修、修葺，不必載閑文。其新定樂午等宜增入。
—河防：宜先敘前代，而以今近所開、所淤，備細入之。
—鄉村集鎮：止載方隅裏數，有古事者注之。
—公署：止載創建始末。
—橋梁：止載創建始末。
—倉庫、社學：止載方隅、建造日月。
—街巷、坊第：須注明何處。以上凡有事實者，當詳考而載之。祀典及書院考證，載之勿遺。
—山川：須考果係封內者方載入而不可遺漏。河道要將近日祈開浚、淤塞、變遷等查明，其間事實詳細說明，不可以小說攙入，如《宜陽誌》之可笑也。
—古跡：須考明某代某人，將事實注明，不得遺漏，不可以小說攙入，如《宜陽誌》之全載野史也。
—風俗：略載之，而不自加論斷。
—土產：非地所出及平常草木，可不必載，須載其特產者。
—陵墓：須注明某代某人，有碑碣與否。
—寺觀：必奉敕建，或建置已久，有可考者載之，餘刪。
—賦稅：止載舊額若幹，新增新減若幹，不必一一細注，有關係者全載之。
—職官：須載其爵裏、時代、年月、有可紀，略書之。
—人物：聖賢、忠貞並入。其科貢等，必載其家世、時代、年月、字某、號某，分別某科某項。若係鄉賢，為立一小傳於後。
—流寓：孝義、烈女、隱逸、方技：各考實詳核以載，其節烈務在闡發幽光，勿專載世家而遺寒素。
—藝文：須擇佳者，或關驛乘者載之。八景不可錄，錄必錄其佳者。
—災祥、雜楊：仿古為之。
這一通行河南各府州縣的凡例說明，對每個門類和款式都有詳細具體的要求。這種做法對方誌體例的規範化起過十分重要的作用。
清廷對各地修誌十分重視，除由上而下逐級行文、頒發誌例，由下而上申詳呈報、逐級審查外，還將所修誌書的優劣作為考評地方官政績的標準，進行議敘，予以獎懲。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頒旨稱：“著各省督撫，將本省通誌重加修葺，務期考據詳明，采摭精當，既無缺略，亦無冒濫，以成完善之書。如一年未能竣事，或寬至二三年內纂成具奏。如所纂之書，果能精詳公當，而又速成，著將督撫等官，俱交部議敘。倘時日既延，而所纂之書又草率濫略，或至有如李紱之徇情率意者，亦即從重處分”。獎懲事關地方官前途，故各級官員無不用心，謹慎從事。評定誌書優劣，第一標準便是體例是否允當。這種行政手段，也迫使方誌體例趨向於嚴謹和規範化。
清代，學者參與修誌活動蔚然成風。在這些學者中，一部分人身為封疆大吏或府州長官，他們親自主持修誌工作，如廣西巡撫謝啟昆、廣東巡撫阮元、山西總督曾國荃、揚州知府伊秉綬等，修成的誌書，多為佳作。更多的學者，如顧炎武、方苞、戴震、章學誠、錢大昕、紀昀、洪亮吉、孫詒讓、魯一同、錢泰吉等，或受聘擔任總纂，或布衣參與修訂商榷，皆在不同程度上參加過修誌工作，他們將修誌看作“著述大業”，“不朽盛事”，不僅態度認真，學風嚴謹，十分重視體例和考證，而且能將自己的研究成果融入誌書之中，他們很愛惜自己的聲名，不盲從不同的觀點，更不肯苟且從事，由他們主修的方誌質量很高。這些人名望高，影響大，他們纂修的方誌具有很強的導向作用，多為時人所仿效。陳澧說：“昔阮文達修通誌時，遍選各誌書，以謝中丞所修《廣西通誌》為最佳，故《廣東通誌》仿其體例。嗣後各府縣誌，多依阮通誌體例。今修《肇慶府誌》，亦依阮通誌體例”。
清代著名的方誌很多，以省誌而言，順治《河南通誌》，康熙《陝西通誌》，雍正《浙江通誌》，嘉慶《廣西通誌》、《湖北通誌》、《浙江通誌》、《廣東通誌》、《雲南通誌》、《安徽通誌》，道光《湖廣通誌》、《陝西通誌》，同治《畿輔通誌》、《江西通誌》，光緒《山西通誌》、《湖南通誌》、《安徽通誌》、《湖北通誌》，宣統《新疆圖誌》等修得較好。府誌中，乾隆《寧波府誌》、《鬆江府誌》、《西寧府誌》、《汾州府誌》、《廬州府誌》、《江寧府誌》、《荊州府誌》，嘉慶《揚州府誌》、《徽州府誌》，道光《雷州府誌》、《寶慶府誌》、《貴陽府誌》，鹹豐《遵義府誌》，同治《蘇州府誌》、《湖州府誌》，光緒《紹興府誌》、《順天府誌》等較為出色。州縣誌中，康熙《鄒平縣誌》、《濟陽縣誌》、《德州誌》，乾隆《曆城縣誌》、《諸城縣誌》、《臨清直隸州誌》、《鄞縣誌》、《汾陽縣誌》、《偃師縣誌》、《烏程縣誌》、《昌化縣誌》、《六安州誌》、《涇縣誌》、《淳化縣誌》、《長武縣誌》、《永清縣誌》、《亳州誌》、《天門縣誌》、《石首縣誌》、《廣濟縣誌》，嘉慶《鳳台縣誌》、《懷遠縣誌》、《禹州誌》、《鄢陵縣誌》、《河內縣誌》、《長安縣誌》、《鹹寧縣誌》、《郯城縣誌》，道光《興文縣誌》、《屏山縣誌》、《大足縣誌》、《南海縣誌》、《新會縣誌》、《濟寧州誌》，鹹豐《邳州誌》、《清河縣誌》，同治《南海縣誌》、《鄞縣誌》、《慈溪縣誌》，光緒《香山縣誌》、《湘潭縣圖誌》、《衡陽縣誌》、《黃岩縣誌》、《青田縣誌》、《永嘉縣誌》、《仙居縣誌》、《會稽新誌》等也可列為名誌。鄉鎮裏坊誌中，乾隆《烏青鎮誌》，同治《南潯鎮誌》，道光《滸墅關誌》，嘉慶《瓜州誌》，光緒《唐樓誌》等也可躋身名誌行列。
可入著作之林的佳作，大多由著名學者與修。如康熙《鄒平縣誌》、《德州誌》，有顧炎武參與；乾隆《寧波府誌》有全祖望參與；乾隆《鄞縣誌》有錢大昕參與；乾隆《汾州府誌》、《汾陽縣誌》有戴震參與；乾隆《鬆江府誌》、《鄞州誌》、《三水縣誌》由孫星衍主撰；乾隆《廬州府誌》、《江寧府誌》、《六安州誌》由姚鼐主撰；乾隆《寧圖府誌》、《懷慶府誌》、《延安府誌》、《登封縣誌》、《固始縣誌》由洪亮吉主撰；乾隆《永清縣誌》、《天門縣誌》、《石首縣誌》有章學誠參與；乾隆《朝邑縣誌》，由錢坫主撰；嘉慶《廣西通誌》由謝啟昆主修；嘉慶《浙江通誌》、道光《廣東通誌》、《雲南通誌》皆阮元、陳昌齊、江藩主撰；嘉慶《徽州府誌》有龔自珍參與；道光《湖廣通誌》由林則徐總裁、俞正燮總撰；鹹豐《邳州誌》、《清河縣誌》由魯一同主撰；同治《蘇州府誌》由馮桂芬主撰；同治《江寧府誌》有汪士鐸主撰；同治《湖州府誌》、《歸安縣誌》由陸心源主撰；光緒《杭州府誌》、《黃岩縣誌》由王棻主撰；光緒《湖北通誌》、《順天府誌》、《荊州府誌》由繆荃孫主撰。
方誌的通病，是蕪雜不整，而這些佳作經學者精心撰著，則全然不同，完全可以入著作之林，是方誌中的佼佼者。
方誌舉例
方誌，即一方之誌。以記述的地域不同，分為省誌、府誌、州縣誌、鄉鎮誌等數類。一般說來，以全國範圍為記述對象的總誌、記載單一內容的專誌，則不應包括在內。
1.省誌
省誌是以直省為記述範圍的方誌，如康熙《江西通誌》。
康熙《江西通誌》54卷，於成龍、張所誌、安誌鼎等纂。康熙年間，清廷編纂《一統誌》，令各省督撫修誌，以備采集。當時，於成龍為兩江總督，張所誌、安誌鼎先後任江西巡撫，遂奉命纂成此書，獻上朝廷。《於成龍序》敘其經過說：“辛酉冬，臣成龍蒙皇上簡命總督兩江，以明年壬戌夏抵任，又明年癸亥禮部奉旨督催各省通誌。臣成龍駐紮江寧，既與江蘇巡撫臣餘國柱、安徽巡撫臣徐國相同輯《江南通誌》，見在付梓，另呈宸覽。惟江西去江寧千有餘裏，控轄遼闊，不得身至其他，於是發凡起例，定為程式，移檄江西布政使司兼攝撫臣事臣張所誌，諏日設局，羅致文獻，捃摭裒輯，鱗次櫛比，務期典核。凡閱十旬，以所誌錄稿本授臣，臣又與江西新任撫臣安世鼎為之鉤稽考核，芟繁補缺，薈為成書”。該書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開編，二十二年成本，曆時11年告竣。它是清初第一批官修的省誌之一。
該書體例深受順治《河南通誌》影響。《凡例》雲：“江西舊誌分敘各府紀述簡略。今遵部文，體例科條，悉仿《河南通誌》”。惟內容“較諸舊誌，稍加詳備而已”。二誌目錄如表9。
兩相比較，除封建、物產、帝王等少數目錄不同外，門類和體例基本相同。
省誌記述疆域、山川、津梁、物產等，應以府為單位，亦應以府為重點。康熙時，江西布政司轄南昌、饒州、廣信、撫州、建昌、南康、九江、瑞州、臨江、贛州、吉安、表州、南安十三府和寧州一州。康熙《江西通誌》記述各有關內容時，亦大都以此十三府一州為單位逐一敘述。
康熙《江西通誌》重視記述疆域政區和建置沿革。編纂者運用圖、表、注等多種形式，對疆域政區和建置沿革進行詳盡的交待。卷首繪有《江西郡縣圖》、《江西一十三府一州總圖》及各府圖。《圖考》雲：“古者，左圖右書，書以紀事，圖以觀理。圖也者，佐書之所不逮者也。故象萬物者，莫善於圖，而用諸輿地為尤重”。由於編纂者深諳地圖的功用，懂得它在方誌中的價值，故廣泛用來表示疆域政區的地理範圍，給讀者以直觀的地理概念。在敘述建置沿革時，先以“總敘”開篇，記述布政司沿革概要，然後分敘各府州沿革。府州沿革前，又各有“小序”，記述府州沿革概要。“小序”之後，才是各府沿革表。沿革表後又有注文，記述各縣沿革。三者相互補充，環環入扣，頗便讀者查對。今將“總敘”及饒州府部分摘錄於後，以便讀者了解其體例。
……江西故揚州之域，春秋屬吳，周元王四年，越滅吳，又居越。顯王三十五年，楚威王敗越，殺越無疆，遂於楚。秦始皇二十五年，王翦滅楚，郡縣楚地，是為九江郡。漢改九江郡立淮南國、吳國，高帝十一年，封皇太子長為淮南王，兄子濞為吳王，二國遂盡有揚州之地。景帝七年，濞連七國反，周亞夫平之，始於此置豫章郡。武帝元封五年，置揚州部刺史，治丹陽，九江、豫章其郡也。後漢因之，三國屬吳，晉複置揚州，豫章隸焉。惠帝元康元年，分治江州部刺吏，治豫章，其後治潯陽。宋、齊、梁、陳因之。隋置總管府於洪州，按饒、江、撫、袁、吉、虔等諸州，煬帝罷之，複為郡。唐初仍隋製，置洪都總管府，尋改都督府，後罷，置江南道。開元二十一年，分江南道為東西二道，江南西道置采訪處置使，後改觀察使，又稱鎮南軍。南唐置南都。宋置都督、洪都、豫章郡、鎮南軍。分江東西路、東按饒、信二州、南康軍，西按江、洪、撫、筠、吉、虔六州，臨江、南安二軍。元設行都元帥府，尋改江西道，置江西等處行中書省，隸江南諸道行禦史台。至元十四年，置提刑按察司，二十八年改肅政廉訪。明初仍元置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尋改承宣布政使司，又置都指揮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南昌道、湖東道、湖西道、九江道、嶺北道。領府十三、州一、縣七十七、衛四、所八。皇清因之，衛所俱裁。康熙二十一年，各道裁，設分巡饒南九道、分巡贛南道，領州縣如故。
饒州府小序
《禹貢》揚州之域，所稱“彭蠡既瀦”，即鄱陽湖也。周《職方》隸揚州。春秋楚東境，吳闔間伐楚取番道，屬吳隸越。勾踐平吳，屬越。楚滅越，複屬楚。秦並天下，置鄱陽縣，隸九江郡，項羽立黥布為九江王，複屬楚。漢初，屬淮南國，後屬豫章郡。三國吳置鄱陽郡，晉初因之，後因荊揚地廣，統理尤難，割荊揚凡十郡，置江州，隸江州都督。宋、齊複隸揚州，為鄱陽郡。梁置吳州。陳複為鄱陽郡。隋改為饒州，以物產豐饒故也，隋置饒州，複為鄱陽郡。唐初為饒州，後改鄱陽郡，又複為饒州，其中分隸諸道州，不一而足。南唐置永平軍，宋仍為饒州，元置饒州路。明初，改為鄱陽府，複改饒州府，屬江西布政使司。正德七年，割饒州之鄱陽東南、餘幹之西、樂平之東、信之貴溪東南都圖為萬年。皇清因之。領縣七：
浮梁縣（饒州府屬縣注文舉例）
唐本古番地，唐武德中，析置新平縣，尋省，開元初複置，為新昌縣。天寶元年改曰浮梁。以溪水時泛，伐木為梁，故名。永泰二年，析北境，今黔南置祁門縣。元和中，縣治被水，徙西北，即今治。南唐、宋因之，為望縣。元升為州。明改為縣，屬饒州府。皇清因之。編戶一百一十二裏。
康熙《江西通誌》重視闡明著書的時間斷限和資料的時間概念。一部好的誌書，必須交待著作時間斷限，引證資料（尤是經濟資料）必須冠以時間，敘事必須給讀者以明確的時空概念。否則，堆砌的內容和被引證的資料猶如廢紙一堆，令人讀來不得要領，更談不上供人參考的作用。康熙《江西通誌》能夠避免和糾正一般方誌的通病，在《凡例》中明確交待各種統計數據的時間，如“鎮營、防禦、軍國重務、官兵駐汛，悉準康熙二十二年十月內見在數目”，“戶、田賦悉準康熙二十二年刊定《賦稅全書》”等等。這是本誌的一大優點，也是著述嚴謹的表現。
康熙《江西通誌》保存了許多珍貴資料。例如《物產》南昌府“占”字注文下，記載了宋代占城稻傳入江西的經過。注文曰：“稻種。有早、晚、赤、白，稱名不一。本占城國種。宋大中祥符五年，遣使往福建，取占城稻三萬斛，遍給江淮間播種。始及江西，列郡縣皆有之”。這條資料不論對於研究農作物栽培史，還是研究區域開發史，都是很珍貴的。再如《碑記》也保存有許多重要資料：《柏虔冉新創千金陂記》記載了唐上元、鹹通年間臨川境內興修水利的情形，《築五圩碑記》記載了修築五圩的作用與用工經過。這同樣是研究江西農田水利史的重要資料。
編纂卷帙繁浩的誌書，一要體例嚴謹，二要防止脫漏，三要風格如一，在這3方麵，康熙《江西通誌》仍有不足之處。表現在：在體例方麵，大多數類目以府為單位進行記述，但少數類目，如橋梁、水利等又改用縣為記述單位，此其一；內容間有脫漏之處，如首列江西13府1州圖時，漏載寧州圖，此其二；在前後行文風格和各地區內容詳略方麵，存在著明顯差異，此其三。
2.府誌
府誌是以府為記述範圍的方誌，如《鬆江府誌》。
嘉慶《鬆江府誌》是清代名誌之一，84卷，首2卷，圖1卷，內題宋如林等修，孫星衍等纂。宋如林是鬆江知府，孫星衍是著名學者。孫氏撰有《周易集解》10卷、《夏小正傳校正》3卷、《明堂考》3卷、《考注春秋別典》15卷、《爾雅廣雅詁訓韻編》5卷、《孔子集語》17卷、《晏子春秋音義》2卷、《史記天官書考》10卷、《寰宇訪碑錄》12卷、《金石萃編》20卷、《續古文苑》20卷、《詩文集》25卷。他一生中編纂過《澄城縣誌》、《直隸邠州誌》、《三水縣誌》等7部方誌，嘉慶《鬆江府誌》是他一生中所修的最後一部誌書。
卷首有湯金釗、陳桂生、覺羅麟祥、魏元煜、宋如林序。《宋如林序》涉及修誌經過及全書概況，其雲：
誌非史也，修輯較易，而史即出誌也，誌載易詳。士大夫力持清議，上下古今，每寓褒貶於敘述之中，以示勸懲，故於人物獨加意焉。至山川、土田、兵農、金石之屬，往往略而不詳，夫不詳不可謂之誌也。
鬆郡枕海帶江，東南一大都會，沿革損益，政績人文，即歲集一編，書不勝書矣。郭誌修自康熙癸卯，距今一百五十六年，其間典章文物，欲一一訪求補載，罔有遺失，難矣哉。長沙周君希甫先此攝篆，因都人士之情，方議設局重修，餘喜周君之先得我心也，黽勉從事，因延陽湖孫觀察淵如、山陰朱郡守意園總其成。又明年甲戌，今倉場侍郎寶齋莫公來主雲間講院，後先考證，重加厘正，而一時群賢萃集，采訪搜羅，綜合尋求，殫心竭力，各盡所長，時閱六載，稿凡三易，而是書以成。是書也，列十四門，分八十上卷，積一百八十萬一千四百五十九字。說者以卷帙繁浩，殊失事增文減之例，不知山川名勝圖經易沿其誤也，民賦兵防隨時以製其宜也，遺征盛事尚慮其久淹也，詩、古文、詞尚虞其不富也，金石文字足以資考訂也，人物代有興者，善善從長，有美必錄，士大夫知人論事，日久自有定評。今茲捃摭，不厭其詳，一待以太史輶軒之采，亦以助後來修誌者之編孴焉。
孟秋之月，將以俸滿入都，會剞劂告竣，因掇其大略弁於簡端。至各門標目，詳於凡例，茲不複贅雲。
嘉慶二十三年戊寅七月知鬆江府事宋如林撰。
清嘉慶年間，鬆江府轄1廳7縣，府誌敘述疆域、山川、建置、田賦、學校、武備、職官、名宦、選舉、古今人物、藝術、寓賢、方外、列女、藝文、名跡、拾遺等項內容，悉以所轄地域為記述範圍。其在編纂思想上，有以下3方麵特色值得肯定：
（1）重視運用地圖。《凡例》雲：“府境形勝繡錯，建置羅列，非繪圖不能解”。卷首除《建置圖》、鬆江府及所轄各廳縣《全境圖》、《城池裏》外，還繪製了《鄉保市鎮圖》、《鬆江水利原委圖》、《九峰三泖圖》、《海防圖》、《府署圖》等39幅地圖。這些地圖繪製技術較高，較一般府誌詳盡，且“附說於後”，意思簡單明白，頗便讀者對照閱讀。
（2）重視府境利病。鬆江府襟江負海，為東南澤國，水利為一郡先務。《山川誌》按照《水經注》體裁，將府境河流湖浦及其支脈條分縷析，並述其源流、利病及浚治工程。其搜集的資料，從《禹貢》起，至清嘉慶二十年（公元1815年）止，包括曆代帝王諭旨、名臣奏議、古今圖籍及金石，凡與水利有關的資料，莫不搜求齊全，內容十分豐富，對考究鬆江水利甚為有益。
（3）重視國計民生。明清二代，鬆江賦役之重，天下聞名，明末幾乎釀成變亂。《田賦誌》不僅記載了曆代田畝、田賦、各種雜派，而且記載了明萬曆年間上海、華亭、青浦等地百姓反對“勘絕田”，抗議加派賦額的經過，崇禎年間華亭知縣“秘匿部文”，擅加賦稅的盤剝行為，以及農民在苛稅重賦下的沉重負擔等情況。
3.州縣誌
州縣誌是以州縣為記述範圍的方誌，如嘉慶《涇縣誌》。
嘉慶《涇縣誌》共32卷，由清李德淦修、洪亮吉纂。李德淦是涇縣知縣，實際編纂工作由洪亮吉主持。洪亮吉是清中葉著名學者，在經學、地理學、人學方麵皆有建樹，著有《更生齋文集》等。他編纂過乾隆《延安府誌》、《淳化縣誌》、《長武縣誌》、《澄城縣誌》、《固始縣誌》等七八部誌書，經驗十分豐富。《涇縣序》集中反映了他的修誌觀點，其中不少觀點，現在仍有參考價值。他認為：“一方之誌，苟簡不可，濫收亦不可”。“苟簡，則輿圖疆域，容有不詳”。“濫收則或采傳聞，不搜載籍，借人才於異地，侈景物於一方，以致以傳，誤中複誤”。他主張：“撰方誌之法，貴因而不貴創，信載籍而不信傳聞。”“博考旁稽，義歸一是，庶乎可斷踵前修，不誣來者矣”。
嘉慶《涇縣誌》為清代名誌之一，梁啟超稱其為縣誌中之最。其所列門類及編排，曾被譽為州縣誌典範。該誌目錄如下：
卷首敘、例、圖
卷一沿革（星野、疆域、形勝、風俗）
卷二城池（故城、街卷、坊表、鄉都、市鎮、橋梁、津渡）
卷三至四山水（諸條山、諸條水、陂澤、湖池井泉）
卷五食貨（蠲賑、恩賚、田賦、雜稅、戶、徭役、積貯、鹽法、馬政、屯田、囚田、物產、兵防）
卷六至七學校（學署、學田）
卷八書院（書院田）
卷九壇廟
卷十官署（倉庫、公館）
卷十一古跡（塚墓）
卷十二金石
卷十三職官表
卷十四至十五選舉表（薦辟、例仕、吏仕、武選舉、武職、贈封、蔭襲、戚畹、鄉賓）
卷十六名宦
卷十七至二十人物（名臣、宦業、忠節、孝友、儒林、文苑、武功、懿行、尚義、五世同
堂、百歲、隱逸、藝術、寓賢）
卷二十一至二十四列女（烈婦、貞女、旌表節婦、孝女、壽婦、舊誌所載待旌節婦、新
增待旌已故節婦，新增待旌現存節婦）
卷二十五寺觀（仙釋）
卷二十六藝文
卷二十七雜識（紀事、災祥、軼事、異聞）
卷二十八辨證
卷二十九舊誌源流
卷三十至三十二詞賦（宦寓與本縣諸賢賦、宦寓諸賢詩、本縣諸賢詩）
洪亮吉是方誌地理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纂修的《涇縣誌》帶有明顯的地理派色彩。
第一，重視記述境內地理內容。作為縣誌，它不僅重視記述縣邑本身疆域的沿革，而且十分重視記述鄉裏、市鎮等縣以下行政單位的疆域和沿革。唐以前，涇縣鄉都無考。唐僅知18鄉，名稱無考。元代沿革亦不詳。除此而外，對宋代及明、清11鄉的分合並省均有考述，對清中葉18市鎮的方位和興廢也有翔實記載。《涇縣誌》沿革類的內容很豐富，如“風俗”門不僅記述曆代民情、民俗、民風，而且詳細記載方言、氣候、歲時瑣事及其演變等內容，為一般縣誌所罕見。針對當時方誌訛陋甚多的通病，《涇縣誌》在每條沿革內容後，皆注明資料出處；沿革不詳者，皆明確說明；舊誌中與沿革無關的內容，一概省略；舊誌錯誤之處，皆附短篇考證於後，加以澄清或糾正。嚴謹程度，如同學術著作。
第二，引征廣博。《涇縣誌》重視借鑒和繼承前人的研究成果。《凡例》說：“輿地之書，除曆代地理誌外，如李吉甫《元和郡縣誌》、樂史《太平寰宇記》、王存《元豐九域誌》、歐陽忞《輿地廣記》、祝穆《方輿勝覽》等有關涉縣境者，無不一一秉錄，而南宋王象之《輿地紀勝》所載縣事尤詳，今並分門錄入”。誌山水時，“凡唐宋以前諸圖經地誌所載者，無不錄入，並加以考證”。誌風俗時，亦引證唐陳勢《大寧塔記》、盧肇《新興寺碑》等17種。使《涇縣誌》起到了彙集一方有關文獻的作用。
第三，注重考證舊誌訛誤。凡重要記載，《涇縣誌》皆求證於史傳載記，凡史傳載記錯誤之處，皆一一刊正，使引證之資料做到正確無誤，可以“傳信”，“不貽後人實”。敘涇縣沿革時，通篇考證20處。如《涇縣誌》引《晉書·地理誌》“太康二年置宣城郡”後加按語雲：“按宣城郡建置年月當從沈約、酈道元作‘元年’為是，今考《元和郡縣誌》，又雲漢順帝立宣城郡。《太平寰宇記》又雲武帝元狩元年改鄣郡為丹陽郡，至順帝又改為宣城郡。恐皆誤”。又如引《隋書·地理誌》“涇，平陳，省安吳、南陽二縣入焉。”及《通誌》“隋平陳，廢宣城郡，仍並安吳、南陽二縣入涇縣”後，加按語雲：“按南陽當為廣陽。《隋書》、《通誌》並誤作南陽，南陽蓋唐武德時所置”。這類考證，或糾正年代錯誤，或指出內容脫漏，或辨正舊誌引文疏略，或證明有其他不同說法，起到了匡謬糾誤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