興修水利，根治河患，是中國古代人民認識自然、改造自然的偉大實踐。有關利用水文知識和地理知識興利除害的情況，反映出清初地理學用於實踐的社會效應，值得重視。
（1）關於地形地勢。靳輔認為地形、地勢與河患大小有關，他在論述黃河中下遊河患時說：“有失而害小，有失而害大”。“決之害，北岸為大，何也？南亢而北下也”。又說：“然一北岸，而其害又有大小之不同。偌上自閿鄉，下迄滎澤六百裏，大抵山多而土堅，不甚潰決不具論。至安東以下，雖北岸，然與海近不遠，漫徐、邳北岸即潰決，而岡阜四合，盤紆東下，貫皂河而入駱馬，而並歸中河。曹、單潰決，或由魚台上下以入運，或彙荊山、彭家河以入運，皆無奪河之患。若宿、桃、清河北岸，一有潰決，則運道首阻，而自海、沭以南，馬陵迤左，周圍千裏渺然巨浸矣”。因此，他在治理河患時，重視各處的地形及其變化。明潘季馴修築高家堰時，築堤甃石3000餘丈，當時堰西南周橋至翟壩30裏間，因“地形稍亢”，為天然減水壩，未曾築堤。自黃流倒灌後，“湖底墊高，湖水亦因之而高，周橋至翟壩一帶地勢相對變低，九道決在此淌刷成河，“地形、水勢與明萬曆間大異”。靳輔根據變化了的地形，在此創建新堤，有效地消除了水患。又如，潘季馴治水時，宿遷北岸有馬陵山及倉基、侍邱等湖為天然遙堤，毋需築堤。清代，“地形水勢則大不然”，“黃河之底與黃河之岸，較之明萬曆時既高數丈，而倉基、侍邱等湖又皆淤為平陸，無尺寸瀦水之地”，河水一旦出槽漫堤，便會釀成水災，靳輔也補築了遙堤和重堤。這些治河措施說明，靳輔對水患與地形地勢的關係有正確的認識，地形地勢是他製定治河方略時予以考慮的重要因素。
（2）關於水性。陳璜認為治水必須知水性、順水性，他指出：“善治水者，先須曲體其性情，而或疏、或蓄、或束、或泄、或分、或合，而俱得其自然之宜”。又說：“夫水麗於地者也，其道之變遷必由於盈，而流利必歸於謙也。盈也者，漲也，塞也。謙也者，虛也，下也”。“故善治水者，惟於盈而防其變，於謙而道其流，水自得其性也”。他還強調治河必須“度其勢”，非曆覽而規度，“則地勢之高下不可得而知，水勢之來去不可得而明，施工之次序亦不可得而定也”。鑒於對水性的認識，他提出的許多治理方案，如“上流應泄者，先須於下流疏之”等方法，收到較好的效果；又如挑浚引河，“分流以緩衝”，“預浚以迎溜”、“挽險以保堤”的措施，也較成功。
（3）關於土性。陳璜在解釋黃流湍急、易淤易濁的原因時，曾說：“中國諸水，惟河源為獨遠，源遠則流長，流長則入河之水遂多，入河之水既多，則其勢安得不洶湧而湍急哉”。他又特別指出：“西北土性鬆浮，湍急之水即隨波而行，於是河水遂黃也”。他還根據元代朱思本關於河源的報告，指出河水“自星宿海發源，行十數日，水猶清淺，可涉而渡，又行數日，水漸深濁，則河源本清，與他水無異，是其挾沙而濁者……又遇西北沙鬆土散之區，於是流愈疾而水愈濁，濁則易淤，淤則易決耳”。這裏提到的“西北沙鬆土散之區”，就是指今天的黃土高原地區，黃土的特性之一，就是土性鬆浮，容易被流水衝蝕。陳璜還了解到不獨河水多沙，“渭流亦濁”，“他如燕地盧溝之水，其勢酷似黃河……晉之汾、沁諸水亦濁”。可見他對黃土高原諸水的特性都很熟悉，對黃土高原範圍內的土性都有所認識。
曆史上，黃河善淤、善決、善徙，既有自然原因，也有社會原因。自然原因是黃土高原土質疏鬆，易受衝刷，黃河流入中下遊以後，坡降變小，流速減緩，泥沙沉澱，日積月累，造成水患。社會原因則是人類對上遊、中遊植被的破壞，導致了水土失衡。《治河方略》的作者，顯然已經認識到產生河患的自然原因，但尚未認識產生河患的社會原因。認識的局限性，反映在治河工程中，便是對山、陝地區水土保持工作重視不夠，以致無法減少河水挾帶的大量泥沙，無法從根本上改變治河通運的被動局麵。
靳輔、陳璜提出的治河方針，有許多方麵與潘季馴相同，如主張束水攻沙，主張蓄清釋黃，將工程重點放在徐州以下等等。另有許多方麵超過潘季馴，如開鑿中運河，使黃、運分離；增築高家堰大堤，消除泗州水患；主張使用機械，消除海積沙方麵，皆較潘氏又進一步。此外，他們在工程設計中，已有了明確的流量概念，重視量出為入，這也是明代治水專家未曾注意的。因此，《治河方略》被後世治河者奉為金科玉律，與潘季馴《河防一覽》齊名。
（二）《海塘錄》
《海塘錄》是記敘浙江海寧至杭州境內海塘修築曆史和工程技術的專書。翟均廉著。海寧至杭州境內海塘曆史悠久，漢唐以來，代有修築。清代，杭、嘉、湖地區是全國重要的糧食產區和賦稅來源，康熙、雍正、乾隆3朝對海塘的修築十分重視。雍正帝指出：浙江海塘關係民生，最為緊要，並任命江南河道總督嵇曾筠總理海塘事，又責成尚書朱軾、浙江總督程元章、將軍阿裏袞、副都統隆升等人協辦有關事務。乾隆帝也多次強調浙江海塘為捍衛民生要務，曾親臨視察海塘工程。雍正執政時，為此下達的諭旨多達240次；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以前，清廷下達的諭旨亦多達18次。翟均廉是仁和（今浙江杭州）人，深知修築海塘的重要性，便廣征博采，詳加考證，於乾隆年間撰成是書。此書著成後，未能刊印，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收入《四庫全書》時略有增補。1934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時，才正式麵世。
翟均廉字春祉，生卒不詳。乾隆舉人，官至內閣中書。所著除《海塘錄》外，還有《周易章句證異》傳世。
錢塘江河呈喇叭形，杭州至海寧附近是錢塘江水和海潮交彙處，潮汐運動十分典型。清代，“江水從西南來，過仁和而入海，海潮從東北至，趨錢塘以彙江，江猶狹而海廣闊，衝激時虞不免”，“稍有潰決，則浸入內地”，關係農田水利甚大。海寧附近，素稱江海門戶，地勢險要。赭山、禪機山、河莊山等聳立江中，將入海水道一分為三：在南岸龕山和赭山之間，為南大門；在禪機山之北、河莊山之南者，為中小門；河莊山之北、海寧海塘之南為北大門。因受山勢逼迫，這一帶海潮和江濤尤為凶猛。如水勢南侵，因有龕、常諸山捍衛，其患猶輕，若“水勢北徙，則直逼仁和、海寧塘身，為害最劇”。故海寧附近向為修築海塘的重點所在。《海塘錄》便以這一帶為記述對象，詳載清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以前曆代修築海塘的經過、施工情況，以及海塘的地區分布和興廢沿革。
《海塘錄》共26卷。卷首錄詔諭聖製，其後分圖說、疆域、建築、名勝、古跡、祠祀、奏議、藝文、雜誌9門。“圖說”包括海塘圖、江塘圖、引河圖、土修塘圖、柴塘圖、清魚鱗大石塘圖、大石塘底椿式、十八層砌式、條式擔水圖、草盤頭圖、切沙圖、尖山石壩圖、木櫃圖、竹絡式、明五縱五橫魚鱗圖等15幅，皆附有文字，說明起訖長度、用料、規格、施工要領有關內容。“疆域”記述海塘沿革和乾隆年間查勘海塘的情形。“建築”記述曆代修築海塘的曆史。“名勝”、“古跡”記述沿線山、河、湖、塘、浦、石、橋、亭等地物和詩文。“祠祀”記述沿線海神廟、祭文和詩詞。“奏議”記錄工部諸臣奏章。“藝文”收錄南北朝至乾隆間賦、狀、書、文、表、議、考、記、詩、詞數百篇。“雜誌”記述潮汐成因、潮候等。
是書與《治河方略》一樣，同屬水利工程專書，其中也包含許多水文地理知識：
（1）在利用風向和水流衝刷沙洲方麵，大學士嵇曾筠提出：“寧邑塘工之患雖在北岸，而致患實由南岸長有沙灘，綿亙百餘裏，又有沙嘴挑溜，遂致江海水勢全向北趨”。他主張用借水攻沙之法，在南岸沙洲用鐵器具梳挖陡岸，使沙岸根腳空虛，再“乘冬季西北風多，海潮往來，使之自為衝刷，隨勢坍卸”。
（2）在利用海潮倒灌，挾帶泥沙護堤方麵，朱軾提出：“海寧沿海地方，俱係沙土，且潮汐往來，變遷無定，今沿海一帶長有微沙，乘此新漲時，急將石塘砌築，將來沙能漸聚，便可擁護塘根”。
（3）在利用河底高程，開挖引河、導引水流方麵，《海塘錄》提出：“開挖引河，必須看河頭有吸川之形，河尾有建瓴之勢，因高就下，一氣貫注，方能掣溜成功”。
這些工程設計，無不反映出清中葉地理知識用於實踐的社會效應，它生動說明了地理學曆來說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科學。
《海塘錄》綜括古今，資料豐富，“征引各史誌及《玉海》、乾道、鹹淳《臨安誌》、《四朝聞見錄》、明各朝實錄諸書，考訂、征引頗為該洽”。例如：唐開元時，所築鹽官海塘長24裏，舊《誌》誤引《泊宅編》，作224裏，凡屬此類，皆作訂正。又如：所載鐵符鎮海一事，海寧海堤始築於沈讓諸等，皆過去誌乘未備，係新增加的資料。再者，《浙江通誌》雖載有海塘事宜，然僅至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為止，《海塘錄》則詳敘至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所載清廷有關修築海塘的諭旨，亦有參考價值。是書間有脫誤之處，《四庫提要》雲：“如建築門，敘述宋製而不及引《鹹淳臨安誌》所載林大鼐之議。明安然之築石堤，《明實錄》載於洪武十年（公元1378年），而書中誤作十一年”等等。這些小誤不足累及全書，它的史料價值和地學價值都是毋庸置疑的。
水利資料彙編
《行水金鑒》、《續行水金鑒》是2部首尾銜接的水利文獻資料。它們係統地彙總了中國黃河、淮河、長江、永定河、運河等流域的水道變遷、水利工程和行政管理的情況，所輯資料從上古到清嘉慶末，是研究河渠水利的重要參考書。
（一）《行水金鑒》
清傅澤洪、鄭元慶所撰的《行水金鑒》，成書於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所輯資料從上古到清康熙末，全書175卷，卷首附圖1卷，約120萬字。
傅澤洪字稚君，鑲紅旗漢軍，官至分巡淮揚道按察使副使。他曾出任淮揚道河官，有豐富的治水經驗，“嚐寒暑風雨於泥淖番鍤間二十餘年”。他積數年心力，漁經獵史，遠稽勝國之實錄，近述當代之文獻，編成是書。鄭元慶係傅澤洪幕僚，字芷畦，歸安（今浙江湖州市）人，與全祖望、李紱等為友，學問頗深。梁啟超指出：《行水金鑒》“芷畦在傅幕府為之纂輯，而遂假以名，如萬季野之《讀禮通考》假名徐氏矣”。
江、淮、河、濟4瀆，皆中國古代運道，與國計民生關係甚巨。4瀆之外，又有運河，用以轉漕。曆史上，運河以4瀆之通塞為利害，而受黃河的影響最大。明朝末年，水利失修，“黃水湍悍為中州病，淮水停蓄為高堰危，黃強淮弱為清梗，山左泉源涸、水櫃竭，濟汶諸水俱不足以濟運”，黃、運2河敝敗已極。清初經過大力整治，情況方才有所好轉。傅澤洪長期從事治水工作，對水利事業的重要性有充分的認識，他深切體會到治水必須得法，否則徒耗數百萬金錢，勞民傷財無已時。為了幫助治水者製定切實可行的治河通運的方案，他將4瀆及運河興廢的緣由，疏築塞防的輕重緩急，以及曆史上的經驗教訓，皆從文獻中輯錄出來，按類排比，編纂成書，供治水者借鑒，故名曰《行水金鑒》。傅澤洪希望司水政者“三複斯編”，予以特別重視。
《行水金鑒》卷首有河水圖、淮水圖、漢江二水圖、濟水圖、運河圖。資料排列的順序，依次為：河水（卷一至六十）、淮水（卷六十一至七十）、漢江、江水（卷七十一至八十）、濟水（卷八十一至八十五）、運河水（卷八十六至一百五十五）。後附兩河總說（卷一百五十六至一百六十三）、官司（卷一百六十四至一百六十九）、夫役（卷一百七十至一百七十三）、河道錢糧、堤河彙考（卷一百七十四）、閘壩涵洞彙考、漕規、漕運（卷一百七十五）。其例皆摘錄諸書原文，以時代類次，使各條相互證明，首尾貫串，其中有原文未備者，亦間以考核，附注其下。經過傅澤洪的排比整理，上下數千年間，地形之變遷，人事之得失，絲牽繩貫，始末犁然。《四庫全書提要》認為：“談水道者，觀此一篇，宏綱巨目，亦見其大凡矣。”
該書彙編的資料十分豐富，凡《禹貢》、《河渠書》、《溝洫誌》、《水經注》、兩漢魏晉六朝及南北朝帝紀臣傳，及各種地誌悉皆輯錄，無不參互考索，庶求完備。新舊唐書不誌河渠，然紀傳所有，無不登載。宋金元三史除《河渠誌》外，如紀傳、五行、百官諸誌，捃拾靡遺，諸載籍中有關河務者，亦悉登載。明代則據《明實錄》、《明會典》、《明史稿》，以及直省通誌、府州縣誌、《南河全考》、《北河續紀》、《通漕類編》等書，並旁及傳記、碑版、稗史、小說，幾乎囊括了當時能見到的文獻圖書。曆代治河名臣的著作，如潘季馴的《河防一覽》、萬恭的《治水筌蹄》、靳輔的《治河方略》、張伯行的《居濟一得》等，摘錄尤多。資料詳備是《行水金鑒》在著作如林的水利書中能夠“並傳不朽”的主要原因。
中國古代記述水道的地理著作，自《禹貢》以後，有《史記·河渠書》、《漢書·溝洫誌》等河渠誌，此皆曆代正史中之專篇而非專書。專書自《水經》始，以酈道元的《水經注》最為著名，它們雖能標舉源流，疏證支派，旁及水道流經地區的地理情況，但不涉及水道的疏浚堤防之事。自宋單鍔著《吳中水利書》、元歐陽玄著《至正河防記》，始詳言治水之法。此後，水利專書漸多，論及水道形勢、治理方法和管理經驗者日多，劉天和的《問水集》、潘季馴的《河防一覽》、靳輔的《治河方略》皆重要的治水文獻，然而大多偏舉一隅，專言一時一水。中國古代水利著作中，首次綜括古今，臚陳利病，統前代以至於清初，係統記述4瀆分合，集運道沿革和防治工程於一書的著作，應舉《行水金鑒》。該書具有以上優點，所以“凡講求水政者，莫不奉為圭臬”。
（二）《續行水金鑒》
《續行水金鑒》是《行水金鑒》的續編。先後由黎世序、張井、潘錫恩3人主持編纂。
黎世序，原名承惠，字景和，號湛溪，河南羅山人。嘉慶間，署官江蘇淮揚道，後升署江南河道總督。在任時，“尤善商工，謹度支，而繩人不苛刻，故屬吏用命，河淮晏然”。
張井字儀九，號芥航，又號睛，晚年自署畏堂。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署河東河道總督。六年調任江南河道總督。他曾經閱遍河道，測量海。又能深入民間，向老農、魚戶求教，所上治水條議頗多真知灼見，故久於其任。
潘錫恩字芸閣，安徽涇縣人。道光初，擢江蘇淮揚道。六年升南河副總河，後入京為光祿卿，曆任左副都禦史、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二十三年，再任南河河道總督，兼署漕運總督。潘氏長於治河，“先後在任十載，無河患，清、淮士民稱頌不衰”。
《續行水金鑒》編成於道光十一年（公元1813年），所輯資料從雍正初年（公元1723年）到嘉慶末（雍正以前的資料，略有補充）。全書共156卷，附卷首1卷，約200萬字。
乾隆中葉以後，於封建國家關係最大的黃、運2河多變。黃河“潰決頻聞，河身亦墊，於是淤淮不出，無以收刷滌之效而河日病。淮既不能暢出，勢不能不增高堰以積湖瀦，守王壩以防減泄，適遇風力猛盛，危險異常，於是河病而淮亦病。河高則易致倒灌，淮淤則專籍南趨，運河兼受二瀆委輸，滿則易溢，於是河、淮病而運亦因之。”河情變，河工重點亦變，如黃河北岸防淤的側重點已移至微山湖、荊山橋河、駱馬湖等處；南岸分泄淤漲的側重點已移至考城、清河一帶，因襲康熙以前之舊觀，已不能治乾嘉年間之河。
基於上述情況，黎世序等人師承《行水金鑒》的宗旨，仿照《行水金鑒》的體例，把有關的水利資料彙總起來，輯成一書，名曰《續行水金鑒》。該書收集的章牘和檔案資料，具體記載了雍正至嘉慶年間的水情和治防工程，很有參考價值。
《續行水金鑒》的附圖、編目和次序，比之《行水金鑒》，並不完全相同。卷首附圖中，增加了永定河圖，刪去了濟水圖。所輯資料依次為：河水（卷一至五十）、淮水（卷五十一至六十四）、運河水（卷六十五至一百三十二）、永定河水（卷一百三十三至一百四十五）、江水（卷一百四十六至一百五十六）。《行水金鑒》中，官司、夫役、河道錢糧、堤河彙考、閘壩涵洞、漕規皆單獨成卷，《續行水金鑒》則將有關內容分入各廳工程之中。另外，《行水金鑒》附圖的展開方向是從南向北，《續行水金鑒》則已改為由北向南。
《行水金鑒》和《續行水金鑒》2書卷帙龐大，字數浩繁。2書選錄諸書原文，雖分流域按年分排列，但是它們對流域的分類並不一致，所分細目亦較粗疏，年份次序間又有差誤，許多學者和從事水利工作的人員深感使用不便。1949年後，南京水利處為了使這兩份文化遺產更好地為現實服務，編製了《行水金鑒續行水金鑒分類索引》，便於使用2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