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規章製度廢弛。在“革命大批判”中，集中批判了鋼鐵工業的四個“黑帥”，叫做“一長掛帥”（把廠長負責製批為資本主義的“一長製”）、“技術掛帥”（把企業建立總工程師製，加強技術管理，批為“專家治廠”的“技術掛帥”）、“利潤掛帥”（把初步建立起來的經濟核算製批為“利潤掛帥”）、“鈔票掛帥”（把計件工資製度和獎金製度批為“鈔票掛帥”）。把所有與之相關的規章製度，統統稱為資本主義的管、卡、壓，而加以廢止。
以上這一係列倒行逆施，一方麵導致基層勞動紀律鬆弛，無政府主義泛濫，另一方麵也助長了那些不懂業務的領導幹部的獨斷專行和瞎指揮。
這種情況的造成，當時主持冶金部和各大鋼鐵企業工作的軍代表是負有一定責任的。當時他們隻看到一九六九年、一九七○年生產恢複過程中鋼鐵產量增長較快的一麵。而對管理廢弛、生產秩序混亂等嚴重隱患，缺乏認識。他們在企業元氣大傷、未經整頓的情況下，於一九七○年又輕率地發動了鋼產量翻番的浪潮。一九七○年二月召開的全國計劃會議上，擬定了“四五”計劃綱要，規定一九七五年產鋼3500萬噸，鋼的生產能力要達到4000萬噸以上。緊接著鋼產量五年翻一番的議論就逐步醞釀出來（一九七○年鋼產量是1778.6萬噸，如果翻一番，正好超出了3500萬噸）。
鋼鐵翻番的口號，首先是由當時鞍鋼的領導人在冶金部一九七○年五月十三日召開的重點鋼鐵企業座談會上提出來的。“鞍鋼翻一番，我們怎麼辦？”武鋼、包鋼等大企業也紛紛提出了翻番的口號。熱氣膨脹，形成了一九五八年大辦鋼鐵以後的又一個新高潮。這種“翻番熱”，雖然已列入鋼鐵工業的計劃，但是它是在前幾年被嚴重破壞和削弱了的工作基礎上開展的，因此，它是注定要受挫折的。對這種熱的空氣可能帶來的危害性，毛澤東也覺察到了。毛澤東在一九七○年十一月十三日會見巴基斯坦總理葉海亞·汗的談話中說：“我們這幾年鋼一直總在1000萬噸到1800萬噸之間往來徘徊，徘徊了十年左右，還是上不去。但可以對你講，通過這場文化大革命，許多人覺悟了，今後十年有可能上去。現在倒要警惕，要防止有人動不動就要翻一番。這個積極性起來了，又要發生這個事。一點是材料不夠，一點是設備、投資跟不上。全國緊張！積極性一起來，全國緊張！”但是，當時鋼鐵戰線從冶金部到各大企業的領導人主要是軍代表，他們不了解一九五八年“大躍進”中大辦鋼鐵的情況，沒有吃過這個苦頭，沒有接受大辦鋼鐵的經驗教訓。他們隻強調毛澤東這段講話的前半部分，要“結束十年徘徊”，而無視他的講話的後半部分，繼續大搞翻番熱。不僅大企業繼續熱衷於“翻番”規劃，而且中小企業也全麵開花。冶金部同各地協商後提出的“四五”計劃時期地方中小企業的規劃中，要求各省都要自成鋼鐵工業體係，要求安裝1200毫米薄板、2300毫米中板和76毫米無縫鋼管軋機，以及中、小型軋機和線材軋機。一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人民日報》報道，全國有300個縣市辦起了小鋼鐵廠，煉鐵能力一下子比去年增加了1.5倍。為了翻番，從一九七一年第四季度起，全國又安排製造303套軋鋼機，要求急，質量差，加上其他種種原因，製成後能安裝使用的隻有31%，許多軋機或半成品長期積壓，浪費了大量資金。
在大企業中，鞍鋼是第一個提出翻番的，翻番的目標是：五年內以105700萬元投資，使鋼鐵產量翻番。實際上，從一九七一年起到一九七五年，國家給鞍鋼基建投資109119萬元，加上用於技措的基建費用61134萬元，共花170253萬元，比原計劃多用投資61%。鋼產量卻隻由一九七○年的509萬噸增加到一九七五年的553萬噸，根本沒有翻番，而是增加無幾。鬧翻番，瞎指揮，使鞍鋼在“四五”計劃期間既無指導全局的總體規劃，又無經過周詳測算的總體設計。這期間，鞍鋼每年平均施工項目都在35項左右，而一共隻竣工9項。“四五”計劃的最後一年施工39項，一項也沒有竣工。建設中盲目施工，交工又返工，浪費嚴重。齊大山選礦強磁選沒有做試驗，硬是要上，花了投資4156萬元。一九七○年建起了一個設計年產300萬噸精礦的強磁選廠，建成後無法生產，不得不把設備拆去，基礎崩掉，另搞浮選—磁選聯合流程，又花投資2345萬元。“一年建成，五年改造”，才勉強投產。這樣的事例，在“鬧翻番”的過程中，不勝枚舉。因此，“四五”計劃投資效果之差，超過以往任何一個五年計劃時期。據統計，“四五”計劃時期，比“三五”計劃時期每噸鋼的綜合投資多出很多。比之“一五”計劃時期，每噸鋼的綜合投資約多花80%左右。
兩次“反整頓”
大規模停產逐步恢複以後，國務院和國家計委著手整頓工交戰線。特別是在一九七○年九月十三日發生林彪叛國事件，接著毛澤東委托周恩來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之後，整頓工作比較切實地開展起來。
一是逐步恢複原來的生產指揮的組織係統。早在一九七○年一月五日，冶金部就根據周恩來的指示，發出正式通知，決定將在“文化大革命”中更名的鋼鐵企業（如鞍鋼被改為鞍山市革委會第一工交組）恢複原來的名稱。林彪事件之後，各企業取消團、營、連、排等組織，逐步恢複了原來的建製。冶金部本身，也於一九七三年一月一日起恢複各司、局的建製。
二是落實幹部政策和知識分子政策。這項工作是逐步進行的，持續到一九七三年。原來下放的絕大部分幹部和技術人員都已恢複了工作，絕大部分軍代表陸續撤走，留下的少數人轉業為工業幹部。這就加強了各級領導班子和職能機構的業務領導。
三是整頓企業管理。這主要是指正常生產最必需的製度，如企業的考勤製度、交接班製度、操作規程、生產調度製度等。當時還不可能全麵恢複和發展“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建立起來的一整套比較係統的鋼鐵企業管理製度。從一九七二年起，國務院指定國家計委牽頭，冶金部等工業部門參加，共同擬定了工業企業工作條例。冶金部組織力量，在首鋼、武鋼、天津、大連等冶金企業進行調查研究。一九七三年，國家計委彙總提出了《工業三十條（草案）》，後因開展“批林（彪）批孔（子）”而未公布實施。
四是狠抓後進企業。一九七二年三月，主持國務院業務組工作的李先念在一份報告上批示：“包（包頭鋼鐵公司）武（武漢鋼鐵公司）太（太原鋼鐵公司）幾個大的鋼鐵基地，十幾年來總是上不去，為什麼？國家計委特別是冶金部應當狠抓。”在國家計委主任餘秋裏的督促下，當時冶金部立即組織了包、武、太三個調查工作組，經過幾個月調查，分別寫出了分析這些企業落後原因和改進意見的調查報告。武鋼調查報告比較尖銳地指出，武鋼問題的關鍵是幹部政策不落實，知識分子作用沒有發揮，老工人骨幹的積極性受到挫傷。李先念肯定了這個報告，對報告中提出的三個問題分別作了詳細批注，並要求把此報告通報全國。緊接著，餘秋裏在湖北省負責人彙報經濟工作的會議上請國家計委副主任袁寶華宣讀了李先念的批示和冶金部調查報告，並且就武鋼問題提出了嚴厲的責問。湖北省立即調整了武鋼的領導班子。新班子狠抓落實幹部政策和知識分子政策，把老工人骨幹調回關鍵崗位。僅僅一年功夫，武鋼麵貌大變。一九七三年同一九七二年比，各項指標進步很大。
這在當時被稱為武鋼的“一年巨變”。在國家計委督促下，冶金部召開現場會議，推廣了武鋼的經驗。
鑒於包鋼問題的嚴重性和複雜性，國務院於一九七三年三月一日專門召開包鋼座談會，會議由李先念親自主持。他在會上尖銳地指出，包鋼建設二十年，投資20億，設備擁有量20萬噸，而當時月產量僅有1萬噸鋼，這種情況不能再繼續下去。會議分析了包鋼存在的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方針，並由國務院審查批準發布了《包鋼問題座談會紀要》，此後一段時間內，包鋼的情況也有所好轉。
經過幾年的整頓，鋼鐵生產在一九六九年、一九七○年恢複的基礎上，又逐步有所發展。一九七一年，全國產鋼2131.7萬噸，一九七二年上升為2338.3萬噸，一九七三年又上升為2531.9萬噸，達到曆史最高水平。毛澤東看到這種情況很高興，在一九七四年一月的一次彙報會上指出：“鋼鐵工業總在1000萬噸到1800萬噸之間往來徘徊，徘徊了十年之久上不去，現在上來了，已達到2500萬噸了。”
這種好形勢是在“文化大革命”縫隙中擠出來的。江青反革命集團唯恐天下不亂，十分敵視前幾年的整頓。他們在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中，把整頓誣為複辟，把主持全國整頓工作的周恩來隱指為當代最大的“儒”，他們把落實幹部政策和知識分子政策誣為“舉逸民”，把搞瞎指揮的幹部調離領導崗位誣為“殺少正卯”。他們提出“法家造反，儒家生產”，“不為錯誤路線生產”等荒謬論調。職工隊伍的思想又被打亂了。有的企業，首先是領導班子的思想被搞亂了，如前麵提到的武鋼，一九七二年調整領導班子，一九七三年情況很不錯。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一來，有的領導人要當法家不當儒家，帶頭造反，整個武鋼又亂了。一九七三年，武鋼一年翻身，一九七四年，武鋼一下子又退回原地，甚至更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