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時期
重災區的先兆
經過調整，鋼鐵工業和整個國民經濟欣欣向榮。可是，好景不長，“文化大革命”這場嚴重的災難又降臨到中國人民的頭上。
鋼鐵戰線是這場災難中的一個重災區。
一九六二年，中共八屆十中全會確定了以階級鬥爭為綱。從一九六三年起，先在農村，後在城市和工礦企業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簡稱“四清”），提出“革命的主要對象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在“四清”運動中，工業上出了兩個聞名全國的典型。這兩個典型都是冶金部主管的企業（當時冶金部既管鋼鐵、又管有色金屬）。一個是白銀有色金屬公司，曾被錯誤地定為地主資產階級複辟的“獨立王國”；另一個是沈陽冶煉廠，曾被錯誤地定為資本主義經營管理的突出典型。一九六四年三月三十日，毛澤東在一次彙報會上根據冶金部一位副部長的報告批示說：“中國有沒有修正主義？西北就有嘛，白銀廠就是國民黨的複辟。”他還號召全國“到白銀廠去學習階級鬥爭”。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五日，他又在謝富治關於《沈陽冶煉廠搞資本主義經營管理》的“蹲點報告”上批示：“我們的工業究竟有多少在經營管理方麵已經資本主義化了，是三分之一，二分之一，或者還更多些，要一個一個地清查改造，才能知道。”報告中提到“冶煉廠的資本主義經營管理和來自上邊的影響也不無關係”時，毛澤東批注：“不是不無關係，而是主要根源”。所有這些，對於冶金戰線及其指揮機關冶金部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命運，是一個危險的征兆。
開始動亂的一年
一九六六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來勢很猛，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文化大革命”的通知（簡稱“五·一六通知”）。六月初，改組了被稱為“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的中共北京市委。地處北京的首鋼（當時叫石景山鋼鐵公司）被錯誤地定為“修正主義的頑固堡壘”，公司、廠、車間三級領導幹部全被從領導崗位上撤了下來，由新的中共北京市委派去一個800多人的工作隊控製局麵。同年八月，中共召開了八屆十一中全會，全會作出了《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接著學校的紅衛兵到處串連，衝擊領導機關和工礦企業。企業的正常生產和領導機關的指揮係統受到了嚴重幹擾。企業要不要和能不能堅持“業餘鬧革命”，成為工交係統爭論的一個突出問題，國務院、各工業部（包括冶金部）的領導，堅決主張不能在生產時間搞運動，廠礦職工不得擅離生產和工作崗位。但是，由林彪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卻作出了《工礦企業文化大革命的規定》（簡稱“工交十條”），打破了業餘鬧革命的界限，部分職工開始離開生產，參與動亂，局麵因此變得嚴峻起來，穩定生產成為很困難的事情。廣大工人群眾，特別是老工人骨幹仍堅守工作崗位，廣大技術人員堅持工作，各級領導幹部一邊接受批鬥，一邊指揮生產，都表現出了對建設事業的高度責任感和堅強的毅力。盡管麵臨巨大困難，但由於多數職工的堅韌不拔，也由於前幾年調整、整頓的原因，當年鋼產量仍有較大增長，利稅總額、勞動生產率和其他一些主要技術經濟指標都創出了曆史最好水平。一九六六年產鋼1532.4萬噸，比一九六五年增長309萬噸，增長率為25.3%。一九六六年鋼鐵工業實現利稅總額達53.86億元，實物勞動生產率達19.15噸/人·年，重點企業的高爐利用係數1.5噸/立方米·日，入爐焦比為558千克/噸，重點企業的平爐利用係數為8.48噸/平方米·日。
奪權、武鬥、停產
這種勉強維持的局麵並沒有持續多久。從一九六七年一月開始，由上海的造反派首先發難的、向各級黨政領導奪權的運動（簡稱“一月風暴”）迅速蔓延全國。一月十六日，冶金部機關的造反派和一部分學生聯合，奪了冶金部的權，成立了“抓革命、促生產”的指揮部，全麵接管冶金部的工作。緊接著，各大鋼鐵企業的群眾造反組織也紛紛起來奪權。各鋼鐵企業和全國鋼鐵生產指揮係統都被徹底打亂。在這個過程中，職工隊伍普遍分裂成兩派，兩派鬥爭愈演愈烈。當時冶金部主管的幾個大型鋼鐵聯合企業，包括鞍鋼、武鋼、包鋼、本鋼、太鋼、攀鋼、馬鋼等，都發生了大規模武鬥，生產陷於癱瘓狀態。以鞍鋼為例，一九六七年八月，煉鐵廠10座高爐，隻有1座高爐生產；第一、第二煉鋼廠共有19座平爐，也隻各有1座維持生產。這種混亂狀態，整整持續了兩個年頭，導致全國鋼鐵生產水平大幅度下降，鋼產量由一九六六年的1532.4萬噸猛降到一九六七年的1028.7萬噸，下降了504萬噸；一九六八年鋼產量又跌到904.4萬噸。為此，國務院和中共中央軍委從一九六七年五月開始，對各大鋼廠實行軍管或派遣軍方代表。但是，派軍隊支“左”，就是支持造反派，因此，普遍發生“支一派、壓一派”的做法。壓而不服，很難有效地製止武鬥和控製混亂局麵。到一九六八年下半年，鑒於這種局麵可能引起全國經濟的崩潰，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取得毛澤東同意之後，於八月十五日起主持了幾個關係國民經濟命脈而又武鬥、停產嚴重的部門（包括冶金部、煤炭部和幾個軍工生產部門）的重點企業的軍方代表和群眾組織代表的會議（簡稱“八·一五會議”）。會議目的是促進聯合，停止武鬥，恢複生產。周恩來親自出麵，一個一個企業做耐心的工作。工作艱巨，亂局很難收拾。會議持續了四個半月，一直開到年底。這是中國工業史上一次空前的“馬拉鬆”會議，終於使武鬥逐漸停息，生產逐步恢複。除少數企業（如太原鋼鐵公司）外，年底局麵開始平靜。從一九六九年起，鋼鐵生產開始回升。在重點企業恢複生產的同時，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冶金部在煙台召開會議，研究逐步恢複和發展中、小鋼鐵企業的生產問題。在此以前，山東省煙台地區正式成立“小鋼聯”（從礦山到軋鋼的小型鋼鐵聯合企業），獲得了較好的經濟效益。煙台等廠的經驗，對全國中小鋼鐵廠的生產恢複和發展，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一九六九年和一九七○年，是第三個五年計劃的最後兩年，也是鋼鐵工業從“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次大破壞中開始複蘇的時期。一九六九年，全國鋼的產量回升到1333萬噸，比一九六八年增加428.6萬噸，增長了46.2%。一九七○年，鋼產量又上升到1778.6萬噸，比上一年又增加了445.6萬噸，增長率為33.5%。其中，中小企業的生產發展更快一些。一九六九年，中小企業的鋼產量為89.2萬噸，比一九六八年的59.1萬噸增加了50.9%；一九七○年增到155.7萬噸，比一九六九年增加了74.6%。
鑒於黑色礦山長期武鬥、停產，破壞特別嚴重，國務院業務組於一九七○年初提出了“大打礦山之仗”。在國務院的督促下，冶金部在本溪南芬召開了礦山工作現場會，並在一段時間內抓了礦山工作，使礦山工作有了起色。全國鐵礦石產量由一九六八年的2679萬噸，增加到一九六九年的4333萬噸，增長率為61.7%；一九七○年，鐵礦石產量增長到6422萬噸，比上年又增長了48.2%。與此同時，鐵礦的采剝總量也有大幅度增長，一九七○年比一九六八年，兩年共增加約7000萬噸。由於鋼鐵生產在大破壞之後逐漸回升，一九七○年生產鋼1778.6萬噸，超額完成了經過調整後的第三個五年計劃的指標（1600萬噸）。
瞎指揮的後患
大規模停產後恢複生產，並不等於原有工作基礎的恢複和加強。在動亂和停產中被嚴重削弱和破壞了的工作基礎，不是短期內可以恢複的，它要比生產本身的恢複困難得多。當時對鋼鐵工業工作基礎的嚴重破壞，突出表現在幹部、組織和管理製度三個方麵：
一是幹部問題。一九六八年八月，冶金部群眾造反組織和軍代表聯合向中共中央、毛澤東、林彪、中央文革打報告，硬給彭（真）薄（一波）王（鶴壽）呂（東）加上“破壞鋼鐵工業的罪魁禍首”、“顛覆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現行反革命集團”，“還很可能是一個裏通外國的特務集團”等罪名，要求逮捕當時的冶金部部長呂東。接著呂東被捕。冶金部原來的9名正副部長，除個別幹部外，全被撤離崗位。部機關1200名幹部，隻留下180人，其中多數還是不了解情況的軍代表和不熟悉業務的較年輕的造反派，其餘絕大部分領導幹部、業務骨幹和技術人員下放雲南農場“五七幹校”。各企業的情況也大體相同。如鞍鋼，2萬多名各種專業人員和技術人員，90%以上下放農村。領導力量和技術力量，遭到嚴重的削弱。
二是組織問題。各級業務組織機構被徹底打亂。冶金部各專業司局被全部取消，成立了辦事、政工、生產、後勤四個組。以批判“條條專政”為理由，各鋼鐵企業，包括全國最大的鋼鐵企業鞍鋼在內，全部下放。連鞍山鋼鐵公司的名稱也被取消，改稱鞍山市革命委員會第一工交組。又以“向解放軍學習”的名義，在組織上生搬硬套，把鋼鐵企業的公司、廠、車間、工段、班組，改為師、團、營、連、排。控製高爐全部生產過程的值班技術人員（即工長），也被改稱為操作工，由爐前班長領導等等。這一套組織係統，完全不符合鋼鐵生產的特點和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