鋼鐵工業的再次調整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的發展具有決定性的意義，當然也對鋼鐵工業走上持續、穩定、健康的發展道路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經濟上的決策及對鋼鐵工業的影響主要是：
第一，果斷地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
第二，提出了改革權力過於集中的經濟管理體製和經營管理方法，擴大企業經營自主權，按經濟規律辦事，重視價值規律的作用。
第三，提出了要注意解決好國民經濟重大比例嚴重失調的問題，並製訂了關於加快發展農業的決定。鋼鐵工業在一九七九—一九八一年，開始壓縮一九七八年過熱的膨脹空氣，並修訂了原要求一九八五年達到6000萬噸鋼的過高指標，要求擴大品種，提高質量。
第四，在對外經濟關係方麵，提出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積極發展同世界各國平等互利的經濟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進技術和先進設備。鋼鐵工業也引進了不少先進的鋼鐵設備和軟件，開展了吸引外資的工作。
第五，大力加強實現現代化所必需的科學研究和教育工作。
第六，提出在生產發展的基礎上，逐步改善城鄉人民（包括鋼鐵職工）的生活。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開始著手對國民經濟包括鋼鐵工業進行調整工作。
一九七九年一月六日，鄧小平指出：我們要從總方針來一個調整，先搞那些容易搞、上得快、能賺錢的，減少一些鋼鐵廠和一些大項目。同年三月十九日，李先念、陳雲在《關於財經工作給中央的一封信》中指出：“要有兩三年的調整時期，才能把各方麵的比例失調情況大體上調整過來”。其中特別對鋼鐵工業的調整說了一段話：“鋼的指標必須可靠。鋼的發展方向，不僅要重數量，而且更要重質量。要著重調整我國所需要的各種鋼材之間的比例關係。鋼的發展速度，要照顧到各行各業（包括農業、輕工業、其他重工業、交通運輸業、文教、衛生、城市住宅建設、環境保護等）發展的比例關係。由於鋼的基建周期長，不僅要製訂五至七年的計劃，而且要製訂直到二○○○年的計劃”。三月二十一日，陳雲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調整時再一次指出：“單純突出鋼，這一點，我們犯過錯誤，證明不能持久。搞鋼，就要煤，要電，要有色金屬等等。鋼太突出，就擠了別的工業，擠了別的事業”。陳雲指出：“一九八五年搞6000萬噸鋼根本做不到，”“不要光看你那個數目字，鋼要好鋼。”“冶金部要把重點放在鋼鐵的質量和品種上”。在這次討論調整的政治局會議上，鄧小平作了重要講話。他指出：現在的中心任務是調整，首先要有決心，東照顧、西照顧不行。過去提以糧為綱，以鋼為綱，是到該總結的時候了。一個國家的工業水平，不光決定於鋼，把鋼的指標減下來，搞一些別的。
一九七九年四月，中共中央又召開工作會議，提出了“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新的“八字”方針，並決定一九七九年起用三年時間進行調整。會議指出：鋼鐵生產要為輕工業讓點路，一九八五年鋼產量指標，原定的6000萬噸高了，初步考慮可以按4000萬噸左右安排。冶金工業要搞好內部的比例關係，把重點放在提高質量和增加品種規格上，努力把那些短缺的鋼材、鐵合金和有色金屬搞上去，大力提高冶煉和軋製技術的水平，多煉優質鋼和合金鋼，積極提高鋼材的質量和自給率，以適應國民經濟需要。接著又召開了全國五屆人大二次會議，正式決定集中三年時間，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
對鋼鐵工業來說，貫徹這一方針，並不是一件輕鬆的事。幾個月前還在組織新的躍進的鋼鐵工業如今成了調整的對象，鋼鐵工業投資（不含寶鋼）由原來的28億元縮減到13.7億元。所有增加生產能力的項目全部停建，一些增加品種、改善質量的項目也部分停建或拖長了建設周期。這在鋼鐵工業的部分領導幹部中，思想一下子轉不過彎來。當時，社會上又出現一種輿論，認為今後國民經濟應該實行“輕型結構”，鋼鐵工業應大壓縮。有的文章，甚至對列寧提出的優先發展生產資料的理論也提出了質疑，說：“蘇聯也是優先發展輕工業”的，個別同誌還對一九七八年在恢複生產的基礎上一年增產800多萬噸鋼提出了是有功還是有過的疑問。
經過一段時間的統一認識，一九七九年七月十一日，冶金部在全國冶金戰線電話會議上就貫徹執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作了部署。會議提出：冶金工業要從全局出發，以大局為重，堅決按國家計劃，壓縮投資，縮短基本建設戰線，騰出資金和煤、電、油以及運輸能力，用於發展農業、輕紡工業和加強工業內部的薄弱環節。對冶金工業來講，要大力降低能耗和一切消耗，用節約下來的原料、燃料增加生產，要把國家分配給冶金工業的投資和企業內部的資金用好，用於提高質量，增加品種和加強礦山工作等薄弱環節。
在調整中，首先縮短了鋼鐵工業基本建設戰線。到一九八○年底，鋼鐵工業停建、緩建和銷號的單項工程180個。這些項目的總投資為66億元（緩建59億元、停建5億多元，銷號5000萬元）。基本建設投資從一九七八年的38.95億元減到一九七九年的30.13%億元，一九八○年又降到30.08億元，一九八一年再降到25.24億元。鋼鐵工業在建的大中型項目進一步由一九八○年的51項減到27項。
關停了一批產品質量差、成本高、效益低的小高爐和小鋼鐵廠。這一期間，共關停了239個小鋼鐵廠，占小鋼鐵廠總數的51%；中小鋼鐵企業共關停高爐311座，總容積6238立方米。經過關停並轉和對現有企業的整頓、改造，中小鋼鐵企業已扭虧為盈。
但是，鋼鐵工業的調整決不是單純壓投資，砍項目，搞關停並轉，還通過貫徹這一方針，使鋼鐵工業為國民經濟各部門服務得更好，向國家索取的能源更少，為國家提供的積累更多。實際上，這次調整可以說是鋼鐵工業轉軌變型，使鋼鐵工業逐步轉向以提高經濟效益為中心的軌道，是從單純生產型轉向生產經營型。本著這一精神，一九七九年八月，冶金部製訂了《一九七九年—一九八三年重點鋼鐵企業調整綱要》，明確了三年期間在增加市場短缺的國家統配鋼材、提高產品質量、降低能耗、提高軋鋼成材率等方麵的具體目標。
在調整中，很多企業提出以質量求生存，以節能求發展，主動調整服務方向，提高服務質量，出現了不少新氣象。上海冶金行業在這一方麵抓得比較早、比較深。他們對當地輕工市場用的鋼材需求情況，從自行車、縫紉機、手表到家用電器，從婦女用的發卡到兒童玩具，包括幾十個門類，都作了比較係統的調查，根據用戶的需求、變化情況以及發展趨勢，及時調整了產品結構。兩年內，線材、帶鋼、薄板、焊管和小型材5個短線品種增產了48萬噸，上海地區鋼材自給率從80%提高到90%以上。為了適應用戶需要，上海戰鬥型鋼廠、異型鋼管廠、上海矽鋼片廠還為用戶“開小灶”、“開快車”、“開保單”，在方便用戶過程中，贏得信譽，使產品暢銷。上鋼一廠過去生產的造船板，質量差，人稱“搖頭鋼”。在調整期間，他們加強全麵質量管理，組織了技術攻關，質量有顯著提高，得到英國和聯邦德國船級社的認可，用這些造船板建造的遠洋輪，開始交付出口。
過去主要為軍工和重工業服務的特殊鋼廠，積極增加為民用服務的產品，既抓“海陸空”，又管“吃穿用”。大連鋼廠在調整以前，為輕紡工業服務的產品占全廠鋼總產量的8.5%，三年調整，增加到33%。這個廠還積極開發新品種，大力提高產品質量，開發高速工具鋼的新品種，使這種長期進口的鋼材不僅不再進口，而且還有近半數的高速工具鋼製成刀具和鑽頭出口。齊齊哈爾鋼廠為擴大民用產品產量，組建了10條生產線，一九八二年自銷鋼材中有三分之二是為民用服務的。
節能增產也出現了一批新典型。鞍鋼在調整期間，建立了全麵能源管理體係，實行企業熱平衡，按工序考核能耗指標，開展以節能為中心的技術改造，關停了一批高能耗設備。該公司一九八○年鋼產量比一九七九年增加8萬噸，而總能耗比上年減少21.8萬噸標準煤，噸鋼可比能耗降到1.04噸標準煤，在大型鋼鐵聯合企業中名列前茅。地方中小鋼鐵企業裏，杭州鋼鐵廠異軍突起。這個廠地處缺煤、少電、無石油開采的浙江，他們從加強基礎工作做起，對27種原燃料，訂出437個能耗定額，象管口糧一樣管能源。煤炭進廠堅持掃車、掃船、掃現場，僅從掃車底一項，一年即可回收煤近1000噸。一九八○年比一九七九年，鋼增加15%、鐵增加15%，鋼材增加23%，利潤增加41%，而能耗總量下降1.5%，噸鋼可比能耗降到1.101噸標準煤。經過調整，到一九八二年，全國鋼產量又回升到3716萬噸，同一九八○年的3712萬噸基本持平，但在內涵上卻發生了五個可喜的變化。
一是鋼材多了。一九八二年比一九八○年多產鋼材186萬噸，特別是輕工、市場緊缺的“板管帶”兩年增加了223萬噸，達到1040萬噸。
二是優質產品多了。一九八○年被評為國家和部的優質產品101個，產量165萬噸；一九八二年優質產品達到289個，產量增加到430萬噸，並有造船板、螺紋鋼等一批產品按國際標準組織生產。
三是能源消耗減少了。一九八二年鋼產量比一九八○年增加了4萬噸，而能耗卻減少了415萬噸標準煤。重點鋼鐵企業高爐不再噴吹重油，而一九八○年這些高爐還噴吹重油34萬噸。
四是采用新技術多了。鋼鐵工業重點抓的是37項先進技術經驗，已經陸續推廣，其中乳化油炸藥、選礦細篩再磨、燒結低炭厚料、高爐噴煤粉等22項已大麵積推廣。
五是實現利潤增加了。一九八二年在原燃料提價影響成本6.6億元的情況下，實現利潤從一九八○年的55.5億元增加到.8億元。
改革開放使鋼鐵生產力大大提升
一九七九年到一九九五年的十六年是鋼鐵工業在改革開放中發展的新時期。這是當代中國鋼鐵工業四十六年發展史中最重要的轉變時期。鋼鐵工業過去是實行計劃經濟體製最早、最全麵的工業之一。在改革開放時期，它也率先走向了市場經濟，率先對外開放，引進了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科學，並大大發展了生產力。
改革是怎樣開始？又怎樣發展的呢？這值得我們認真回顧和總結。
鋼鐵工業通過前幾年的調整，管理秩序得到整頓，節能降耗和生產也有了進展，而鋼鐵企業工藝落後、裝備陳舊的麵貌卻沒有得到明顯改善。要解決這一問題，必須進行大規模技術改造。但是，在舊的經濟體製下，企業的收入基本上全部上繳國家，企業用的建設或更改資金則再由國家撥給，自身並沒有多少經營自主權。如上海冶金局，從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九年的三十年中，在石景山、本溪、馬鞍山等煉鐵企業供鐵的大力支援下，共實現利稅151.5億元，是同期固定資產投資20.8億元的7.26倍，對國家作出很大貢獻。但是，上海冶金企業的技術裝備卻相當落後，在當時年產450萬噸鋼中，30%是靠12座側吹轉爐生產的。由於消耗高，成本高，自一九五八年建成投產以來，已累計虧損5.6億元。12條“黃龍”嚴重汙染上海上空。如果將這些側吹轉爐改造成氧氣頂吹轉爐，需要5000多萬元資金，但投產一年內就可收回全部投資。這樣的好事，隻因為冶金局和企業沒有錢而拖了下來。一九七八年上海冶金局實現利稅11.2億元。但留給他們使用的隻有2900萬元，其中30%用於建職工宿舍，20%發職工獎金，用於技術改造的隻有1000多萬元，無力進行重大改造項目。上海冶金局的這種情況，當時在冶金係統帶有普遍性，出路何在？要國家增加投資，當時很困難。現實可行的辦法是，遵循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給企業必要的自主權，從改革中找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