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思恭
戴思恭字原禮，一作元禮，以字行。婺州浦江（今浙江諸暨）人。元泰定元年（1324年）生；明永樂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405年12月12日）卒。中醫學。
戴思恭的祖父戴暄，父親戴堯，皆以儒學相承，為浦江望族。思恭天資聰敏，幼年習儒，讀書必求微言奧義，為文務求切合實用。旁涉星象、堪輿、風鑒之術，尤嗜醫書，誌在濟世活人。當時，鄰縣義烏朱丹溪醫學大行。少年的思恭隨父到義烏，拜丹溪為師。丹溪見其穎悟絕倫，“盡以醫術授之”。思恭刻苦鑽研，深得先生醫術之精髓，遂以醫鳴世。當時大學士宋濂稱其醫術之妙，非一時諸人可及。蕭山醫家樓英亦佩服思恭“才思敏捷，好學能文”，“以兄事之，亦以師禮之也”。
洪武十九年（1386）三月，明太祖朱元璋遣使召思恭診治，刻日奏功。太祖器重其才，授他為太醫院禦醫。四太子朱棣患瘕、三太子晉王朱遘患末疾，先後經思恭醫治而愈。洪武二十五年（1392）七月，太祖欲命他“領太醫院事”，他借口年老多病辭去，遂授其階迪功郎禦職醫，遇風雨免其朝見。洪武三十一年（1398）太祖患病，隔不多時，出禦右順門，將診病不當的侍醫交付獄司，獨撫慰思恭說：“汝仁義人也，毋恐！”同年五月，太祖病亡，惠帝繼位，將諸侍醫治罪，獨擢思恭為奉政大夫太醫院使。永樂初（1403）曾四次以老不仕為由辭歸，成祖朱棣賜誥命，乃退居鄉裏。次年十月，成祖召他，因病未就。永樂三年（1405）四月，派安車接進京師，且免其跪拜，安置官舍中，有特召始進見皇帝。同年十月十五日複辭歸。臨行時，成祖詔諭：“朕複召汝，汝其來也”，賜金，並派員護送。思恭返歸，即祭拜丹溪墓。不久病發而逝。
思恭娶諸暨楊氏為妻，生二子，名戴儒、戴儼，皆先思恭而卒。平生與宋濂、樓英、僧纘西緒等交往甚契。
思恭學有淵源，業有師授。其師朱丹溪先從朱熹四傳弟子許謙研習理學，後又師武林（今杭州）羅天益學醫，羅天益則學醫於荊山浮屠，而荊山浮屠是金代著名醫學家劉完素的學生。在丹溪眾多的學生中，唯戴氏父子最得其傳。思恭還能采摭前代張仲景、張從正、李杲等醫家要旨，“觸而伸之，類而長之，精研覃思，明體適用”，“以之治療諸病，往往奇驗”。例如，他的從叔仲章，六月患大熱，麵赤，口譫語，膚發紅斑。他醫用大承氣湯治療，而熱愈盛。他診脈發現兩脈皆浮虛無力，認為不是真熱。援引張從正“當解表而勿攻裏”之說，用附子幹薑人參白術諸藥煎煮，冷服，大汗而愈。又如，蘇州某婦產後病驚，身翩翩然如升浮雲之上，舉目則室廬旋運，不能站穩。他醫用補虛法治療。思恭診視後，認為是產後瘀血內積所致。遂用下法，去其積血一鬥而愈。如此驗案甚多。撰有《證治要訣》、《證治要訣類方》、《類證用藥》（一卷，已佚）、《推求師意》，並校補丹溪先生《金匱鉤玄》。其著述多以朱丹溪學術思想為本，參以諸家學說，結合臨證實踐，寓理論於證治，均有發揮。在理論方麵，對丹溪的“陽常有餘，陰常不足”論，闡述其所未盡；在雜病的辯證論治方麵，對氣血痰鬱之治亦多闡發。
丹溪撰《金匱鉤玄》，重視氣血痰鬱，善治雜證，且以補陰為宗。後經思恭校補，於元正十八年（1358）刊行，共3卷。書中標明“戴雲”，即思恭按語，亦多精確明晰，使內容更為豐富。如“六鬱”，戴雲：“鬱者，結聚而不得發越也。當升者不得升，當降者不得降，當變化者不得變化也。此為傳化失常，六鬱之病見矣。”然後，分別論述了氣、濕、痰、熱、血、食鬱的症脈，彌補了丹溪所論之不足。書末附有“火豈君相五誌俱有論”、“氣屬陽動作火論”、“血屬陰難成易虧論”、“滯下辯論”、“三消之痰燥熱勝陰論”、“泄瀉從濕治有多法論”6篇醫論，均為思恭所撰。劉完素倡“火熱論”、李東垣創“氣虛陰火論”、朱丹溪提出“陰虛生火論”，從不同角度探討“火”的病理。思恭在這些學說的基礎上，提出火之為病，無髒不有的觀點。認為人在氣交之中，“多動少靜”，“凡動皆屬火”，火之為病，其害甚大，其變甚速，其勢甚彰，其死甚暴。指出大怒則火起於肝，飽則火起於胃，房勞則火起於腎，悲哀動中則火起於肺，心為君主，自焚則死。在丹溪“陽常有餘，陰常不足”的理論基礎上，思恭使氣血盛衰的病機統於陰陽之變，更突出“氣化火，血易虧”的觀點，認為在正常情況下，氣可化生萬物，變則為火，可以敗亂生機。人在氣交之中，多動少靜，故陽氣最易滋長，陰血最易損耗，發展成為“氣血盛衰論”，並對後人汪機的“營衛論”有一定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