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禮
宋禮字大本。河南永寧（今洛寧）人。生年不詳；明永樂二十年七月（1422年8月）卒於北京。水利。
宋禮父宋彬，知儀隴縣，有惠政。宋禮以明經出身入國子監（中國封建時代最高學府）學習。因才能出眾，洪武年間（1368—1398）被選拔任山西按察司僉事，執法嚴明。後因故降職為戶部主事。建文（1399—1402）初年，又被推薦任陝西按察僉事，又降職為刑部員外郎。明成祖先棣即位，命宋禮署禮部事，因辦事幹練升為禮部侍郎。永樂二年（1404）拜工部尚書，直到永樂二十年去世。
自擔任工部尚書後，宋禮多次主持了治水工程。其中最著名的是開浚會通河。會通河是大運河的一段，開於元代至元十三年至二十六年（1276—1289）。當時稱濟州（今山東濟寧）到須城（今山東東平）安山鎮一段為濟州河，安山到臨清一段為會通河，明代則總稱為會通河。它溝通汶、泗與衛河，使南方糧食可以直接水運到通州（今北京通縣）。到至元二十九年（1292）又開成通惠河，從杭州到北京的京杭大運河才全線開通。
會通河開成後，由於水源不足，運道始終不暢，所以元代糧食主要還是靠海運，走運河的大約隻占十分之一。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黃河在原武（今鄭州北30公裏黃河北岸）決口，淤塞安山以北的運河河道。永樂初年朱棣建都北京，漕運和元代前期類似，走海運或水、陸運結合。但海運損失很大，河運則由淮河、黃河到河南陽武，陸運170裏，再裝船由衛河北上，民夫困苦不堪。於是濟寧同知潘叔正於永樂九年（1411）上疏請重開會通河。宋禮和刑部侍郎金純、都督周長受命前往。從二月底至六月初，開挖從濟寧到臨清的河道長385裏，深1.3丈，寬3.2丈。
河雖疏浚完成，但水源不足的問題仍然存在。經過調查，宋禮認為要解決這個老問題，必須更有效地利用汶河的水量接濟運河。元代在汶河上修有城壩，遏汶水至濟寧入運河，南北分流濟運。但濟寧以北地勢較高，水淺難行。宋禮采納汶上老人白英的建議，在整修了城壩以後，又在該壩以西新修戴村壩，攔汶水西南流至南旺入運河，再南北分流濟運。由於南旺是會通河段的最高點，比濟寧高約3丈，因此南北分流都較順暢。兩壩互相配合，可以提高水源補充的保證率。宋禮又根據河道情況，設置閘門控製水流。南旺以北至臨清，設閘17座；以南至沛縣沽頭，設閘21座。為了利用安山湖水接濟運河，宋禮對安山鎮上下的運河進行了部分改道。從汶上袁家口起新開河道，沿安山湖東岸至壽張縣的沙灣接舊運河。
全部工程征發民夫30萬，捐免租稅110萬石，曆時約100天，基本解決了運河水源問題。在宋禮所建工程基礎上，成化十七年（1481）建立南旺南北二閘，南閘名柳林，北閘名十裏，節製分水量。到弘治十六年（1503），南旺分水完全取代了城分水，成為保證運河暢通的重要樞紐。
永樂十年，宋禮巡視衛河水患，回京陳述治理方案後，又提出減少海運、增加河運的建議。他指出海船多風險，主管官員為完成任務，往往超量斂派，百姓困擾。海船一艘需水手百人，可運糧千石。用相同的費用，可以建20艘載糧200石的河船。每船用水手10人，20艘共可運4000石，要節省得多。因此可將鎮江、鳳陽、淮安、揚州、兗州的大部分漕糧改由河運，海運可改為三年兩運。不久，平江伯陳氏主持漕運工作，完成了江淮之間運河的整修工程，建立漕運管理製度，運河條件大為改善。永樂十三年（1415），海運就完全停止了。
完成會通河工程後，宋禮還曾入四川采辦增修北京城所需的木料。負責過江西的司法事務。永樂十七年回北京，身體已很虛弱，特準免於上朝。
宋禮為人性情剛直，對下屬管束很嚴。因此辦事雖迅速，卻得罪不少人。他為官清廉，死後家無餘財。由於宋禮在京杭運河恢複重建中貢獻巨大，在南旺湖上還建有宋公祠。
朱氏
朱氏濠州鍾離（今安徽鳳陽）人。約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生；明洪熙元年（1425年）卒於河南開封。方劑學、植物學。
朱氏是明朝開國皇帝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的第五個兒子，明成祖朱棣（1360—1424）的胞弟。他的母親馬皇後是曆史上一位賢慧的女性，對子女要求嚴格，尤其注重對小兒子朱氏的管教。這與朱氏後來的成長可能有某種關係。洪武三年（1370），他被封為吳王，駐守鳳陽。洪武十一年（1378）改封為周王，十四年（1381）到開封任職。少年時的朱氏好學多材，有遠大的抱負，常想著做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以傳名後世。他政治上比較開明，到開封以後，執行恢複農業生產的經濟政策，興修水利，減租減稅，發放種子，做了一些有益於生產發展的事。
青年時期朱氏就對醫藥很有興趣，認為醫藥可以救死扶傷，延年益壽。他組織一些學者編撰過《保生餘錄》方書兩卷，隨後著手方劑學巨著普劑方的編著工作。洪武二十三年（1389），他被流放到雲南。在這期間，朱氏對民間的疾苦了解增多，看到當地居民生活環境不好，得病的人很多，缺醫少藥的情況非常嚴重。於是他組織本府的良醫李恒等編寫了方便實用、“家傳應效”的《袖珍方》一書。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底，朱氏回到開封。他深知編著方書和救荒著作對於民眾的重要意義和迫切性，並利用自己特有的政治和經濟地位，在開封組織了一批學有專長的學者，如劉醇、滕碩、李恒、瞿佑等，作為研究工作的骨幹；召集了一些技法高明的畫工和其他方麵的輔助人員，組成一個集體。大量收集各種圖書資料，打下了“開封周邸圖書甲他藩”的堅實基礎。又設立了專門的植物園，種植從民間調查得知的各種野生可食植物，進行觀察實驗。不難看出他是一個出色的科研工作的領導者和參加者。盡管他在建文初（1399）再被流放到雲南一次，但他從未間斷有關方劑學和救荒植物的研究工作。15世紀初，由他親自訂定，滕碩和劉醇協助編寫的《普劑方》編成。永樂四年（1406），朱氏在本草學上別開生麵的《救荒本草》一書刊行。後來，朱氏還作了《元宮詞》百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