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證五千年文明的中華報業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有報紙的國家，手抄報紙、印刷報紙均最先出現在中國。中國新聞事業的發展有著近一千三百年的曆史。其間，先後出現過6萬多種報刊、1000多家通訊社、1000座以上的廣播電台和電視台，新聞從業人員多達數十萬人之眾，其中著名政論家、記者有1500人以上。這在世界各國新聞事業史上都是少有的。從當代中國新聞事業上溯，中國新聞事業的發展大體上經曆了三個曆史階段：1.古代報紙的誕生和緩慢衍進；2.近代報業的傳入和民族近代報業的興起；3.現代新聞事業的形成和發展演變。中國新聞事業曆史悠久，豐富多彩，是中華民族五千年燦爛文明史中的奪目篇章。
一、中國古代報紙的誕生和緩慢衍進
（一）古代官報——邸報的起源和衍進。
中國最早的古代報紙是邸報，它是曆代封建政府傳發的官報。在古代文獻和著作中，邸報有多種別稱，如邸鈔、邸抄、閣鈔、雜報、朝報、京報、鈔報、進奏院狀、進奏院狀報或除目。中國古代報紙起源於何時，中外新聞史學者有不同說法。有的認為源於周朝，有的主張始於漢朝，但均缺乏必要的史實依據。一般公認而又較有可靠史實依據的說法是，中國的古代報紙開始誕生於唐朝。唐宣宗時中書舍人孫可之（名樵）所著《經緯集》中《讀開元雜報》一文，為唐代報紙提供了最早的文字記述。文中記述作者曾於襄漢（今湖北）一帶看到“數十幅書”，即幾十張散頁書麵材料，“係日條事，不立首末”，即按日記事，沒有頭尾，各頁之間，互不銜接。內容多係皇帝和臣僚們朝政活動的消息。文章舉有幾條，即：“某日皇帝親耕籍田，行九推禮。”“某日百僚行大射禮於安福樓南。”“某日安北奏諸蕃君長請扈從封禪。”“某日皇帝自東封還，賞賜有差。”“某日宣政門宰相與百僚廷爭一刻罷。”並說這類記事，“凡數十百條”。這些散頁沒有任何刊頭、落款和標識，可能由於所記均係唐玄宗開元十二至二十三年（七二四——七三五年）的事，孫樵行文遂加以“開元雜報”的稱謂，意指有關開元年間各類政事的混雜報道，並非它的刊名。據此，多數學者公認，中國在唐玄宗開元年間（七一三——七四一年），即公元八世紀初就已出現了早期的報紙。
本世紀八十年代，學者專家們從敦煌文物中發現兩份手抄進奏院狀，分別是唐僖宗乾符五年（八七八年）和光啟三年（八八七年）地方藩鎮派駐京師的進奏官傳發回地方藩鎮駐地沙州的，內容記述了藩鎮派往朝廷的專使們為地方歸義軍節度使張淮深兩次向皇帝請求賜給旌節的詳細經過。這兩份進奏院狀長期存放在敦煌莫高窟中，本世紀初被英、法兩國學者先後掠走。新聞史學家因此又稱之為“敦煌邸報”。由於“開元雜報”沒有保存下來，“敦煌邸報”的發現，為研究唐代報紙提供了實證。同時，這也是迄今世界上現存的最早的兩份原始狀態的報紙。
邸報的內容主要有：1.皇帝諭旨，2.皇室動態，3.官吏的任免獎罰，4.臣僚奏章等，沒有一般的新聞和言論。曆代封建王朝對邸報的內容都嚴加控製，在發布前均須經過嚴格檢查。宋代曾實行由門下省給事中“判報”環節，一些重要稿件的取舍，往往由皇帝親自決定。宋真宗鹹平二年（九九九年）起又實行稿件預檢的“定本”製度，有關災異、軍情、朝廷機事和未經批準公布的臣僚章疏，均嚴加限製或禁止傳報，嚴禁不利於統治者的內容刊出。
邸報隻在封建統治機構內部發行，它的讀者主要是皇室宗族和政府官吏，後來逐漸擴展，封建士大夫知識分子和地方豪紳富商也可看到它的抄件。到了宋代，邸報已成為朝野人士借以獲知朝政的重要媒介，在社會上有比較廣泛的影響。但是，一般廣大平民百姓是看不到邸報的。
邸報一般沒有報頭。早期的邸報是手抄的。唐代每份隻一張，長卷狀。宋以後，改進為書冊式，每份一小冊，部分邸報開始使用雕版印刷。明代崇禎十一年（一六三八年）以後，廣泛采用活版印刷。明顧炎武曾說：“憶昔時邸報，至崇禎十一年方有活版，自此以前，並是寫本。”
明代的邸報是書冊式日刊，每期一小本，字數一般在三五千字之間，期發行數，如計入各個環節抄傳數在內，估計約為5000至1萬本左右。長期以來，明代邸報僅存有抄件，即“萬曆邸鈔”32冊和一份專門報道明熹宗天啟六年（一六二六年）五月初六日北京內城發生特大災異事件的“天變邸抄”。一九九三年，新聞史學者在北京圖書館發現萬曆八年（一五八○年）四月二十二日出版的《急選報》一冊，內容是及時介紹刊出被選拔的162名官員的姓名、籍貫和被任命的官職。這冊雕版印刷，黃紙封麵，印有黑框報頭的《急選報》共7頁。雖然紙質和印刷質量都不高，但它卻是迄今僅存的一份明代報紙實物原件，也是世界上現存的最早的雕版印刷報紙。
（二）民辦小報的流傳與被禁。
小報是中國古代最早出現的民辦報紙。小報始見於北宋，流行於南宋。小報的發行人是一部分駐京師負責傳發邸報的邸吏，中央政府機關中個別中下級官員和一些街市書店的主人。他們在宮廷內、政府機關中安置有“內探”、“省探”、“衙探”等探訪人，目的是要他們為小報探聽提供材料，然後再編成小報，委托書肆手抄或雕版印行。小報內容雖然仍主要是“朝廷之差除，台諫百官之章奏”，但多係“朝報未報之事，或是官員陳乞未曾施行之事”。即邸報未載或禁載，或先於邸報透露的獨家新聞，很引人注目，為關心政局的官僚士大夫知識分子提供了一些參考資料。小報沒有固定的報頭和名稱，時人稱之為小報，又被隱稱為“新聞”。小報的消息，不完全可靠，不時出現虛假新聞，還曾發生偽造章奏的事件。在當時民族危機深重的情況下，小報被統治階層中的主戰派和各階層愛國人士，用來刊登主張抵禦外侮、收複失地、懲治漢奸的大臣奏疏，和有關抗金救亡活動的消息，成為主戰派用以反對當權的主和派的一種宣傳武器。
宋朝統治者嚴禁小報的流傳，他們給小報加上“撰造浮言”、“亂有傳播”、“肆毀時政”、“動搖眾情”等罪名，宣布它為非法出版物而嚴加查禁，並緝拿重懲發行人，以期維持“國體尊而民聽一”的官報獨占局麵。但直到南宋末年亦未能禁絕。元明清等朝，也出現過類似小報的出版物，稱為“小本”、“小鈔”或“報條”，同樣遭到曆代封建政府的查禁。清雍正四年五月，提塘報房小鈔，因報道雍正遊園活動失實，被朝廷下令追究，最後以“捏造小鈔”罪名將小鈔發行人何遇恩、邵南山二人處以斬刑。這是中國新聞史上因辦報獲罪被殺的有姓名可查的最早兩個人。
小報長期屢禁不絕，因為它適應了社會的一定需要，成為邸報的一種補充。小報揭開了中國民間辦報曆史的首頁。
（三）明清的民間報房和京報。
十六世紀中葉，隨著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萌芽，明萬曆年間開始允許民間自設報房，出現“報房賈兒博錙銖之利”的抄報行業。這些私設的報房，在政府監督下翻印從內閣部門抄來的部分稿件，刊刻發售，可以公開叫賣和接受訂戶。這些報房最早出現在京城，因而它們發行的報紙，通稱“京報”。京報的內容主要有宮門鈔、上諭和章奏三大部分，基本上是邸報的翻版，有時也被混稱為邸報。清代報房京報獲準繼續出版。到清末，北京出現有名號的報房十幾家，有聚興、聚升、合成、杜記、集文、同順、天華、公興、聚恒、洪興、永興、同文、信義、連升等。從業人員最多時有300多人。清乾隆、嘉慶等朝民間報房所出報紙，一般沒有報頭和封麵，每天出一期，每期1冊，每冊4—10頁，長寬約為24×18公分，在第一頁和最後一頁的空白處印有報房字號，被稱為“白本報”。同治以後各朝，普遍用黃色連史紙作封麵，並印有紅色《京報》兩字作報頭，被稱為“黃皮京報”，日刊或雙日刊，每期4—10頁，長寬約為22×9公分，線裝書冊式，文字豎排，一行到底，每行一般22個字，每頁7—9行不等，每冊字數，少時千字左右，最多有5000多字。用泥版或活字印刷，光緒末年以後，開始陸續采用鉛印。
報房京報以牟利為目的，從經營到出版發行比邸報更近似近代報紙，但從內容說，它和邸報沒有多少區別，仍然是封建統治者的傳聲筒。
（四）古代起義農民的新聞傳播活動。
古代中國發生過大小幾百次反抗封建統治階級剝削和壓迫的農民起義。起義農民受物質條件的限製，沒有條件出版報紙，但他們已經運用近似於報紙的工具和方式進行革命宣傳。最初是用口頭傳播，有時還利用符、瑞應、讖緯、陰陽五行等帶有迷信色彩的方式進行傳播。唐以後的農民起義者經常在街市和公共場所散發預製的宣傳品，時稱“匿名帖子”。元末農民開始用帶有鼓動性詞句的旗子進行宣傳。到了明末，李自成、張獻忠所率農民起義軍普遍利用揭帖進行宣傳。這些揭帖有手寫的，也有印刷的，和傳單相似，起了動搖和瓦解敵人的作用。他們還廣泛利用旗報和牌報進行傳播，即在布旗和輕便木牌上書寫鼓動口號、起義軍政策和法令（如“免賦”、“均田”等），報道起義軍的戰果，以團結民眾，震懾敵人，起了近似於報紙的宣傳作用。古代起義農民新聞傳播活動中表現的革命精神及其成功的宣傳方式，對後來中國人民的革命宣傳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中國古代的報紙在曆史上為當時的讀者提供朝野政事和社會信息方麵，起了一定的傳媒作用。但是，作為古代官報的邸報，隻是封建統治階級的喉舌和禦用宣傳工具。民辦的小報和報房京報，亦受著封建統治階級的嚴厲控製，沒有言論出版自由。加上封建自然經濟的製約，所以古代報紙長期進展緩慢。鴉片戰爭以後，國門大開，麵對近代新報的傳入和興起，從形式到內容已完全僵化的舊式邸報與京報，逐漸衰落。到清末民初，遂為近代新式報刊所完全取代而消亡。
二、近代報業的傳入和民族近代報業的興起
（一）近代報業的傳入和擴張。
在中國，近代化的報刊，是由外國人首先傳入的。外國人在華辦報活動的擴張，是和西方殖民主義國家入侵中國的進程緊密配合的。從十九世紀初到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戰爭前，外國人在中國先後創辦200多種中外文報刊。其中，中文報刊約80多種，外文報刊約130多種，占據中國報業的壟斷地位。
以鴉片戰爭為分界線，從一八一五年到鴉片戰爭前，是外國近代報刊傳入的開始階段。這一階段外國人共出版中文報刊6種，外文報刊17種。其辦報意圖是為打開中華帝國的大門作輿論準備。首先來華辦報的，是一批英國基督教傳教士。由於當時閉關鎖國的清政府嚴禁外國人在中國傳教和印書，因而外報的傳入最早是從臨近中國的南洋群島一帶開始，再逐漸向澳門外國人居留地和廣州商館區滲透的。
《察世俗每月統記傳》，是第一個中文近代刊物。一八一五年八月五日在馬六甲出版，由英國傳教士馬禮遜和米憐主持創辦並擔任編撰，刻字工中國人梁發參與部分工作。該刊以中國人為宣傳對象，雕版印刷，每月出1冊，約2000字，中國線裝書式。它宣稱“以闡發基督教義為根本要務”。刊物大量刊載介紹基督教教義和《聖經》的文章，並附會以中國傳統的儒學倫理道德觀念的說教。每期封麵都印有：“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和“博愛者纂”字句，也介紹一些日月星辰、地球運轉方麵的知識，但又把這些自然界客觀現象說成是神賦予的。該刊初印500份，後增印到一二千份，除向當地和周圍華僑聚居區免費散發外，中國境內亦時有輸入。出至一八二一年停刊，共出7卷80多期。
相類似的刊物還有《特選撮要每月紀傳》（一八二三——一八二六年）、《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一八三三——一八三七年）等。其時，西方殖民者尚未在中國站穩腳跟，《察世俗每月統記傳》等第一批中文刊物，多以宣揚宗教的姿態出現，極力宣揚基督教義，傳播西方的工藝知識，鼓吹“四海皆兄弟”、“萬國一家”，借以麻醉中國人民的精神，消除中國人民對外國侵略者的戒心。
第一批外文報刊中，英文報刊占據首位，多為商人出資創辦，但政治性明顯。主要有《廣州紀錄報》（一八二七——一八四五年），由英國大鴉片商馬地臣創辦，馬禮遜任主要編撰人。《中國叢報》（一八三三——一八五三年），由美國在廣州的巨商奧立芬資助創辦，美國傳教士裨治文主持編務，馬禮遜等參與編撰。不同於中文報刊的是，這批外文報刊以僑居中國的外國商人、傳教士、外交官為讀者對象。他們毫不掩飾其侵略者喉舌的麵目，公開為鴉片貿易辯護，鼓吹對中國采取強硬政策，直至發動侵華戰爭。有的還擔任提供情報的任務，刺探和大量刊登有關中國政治、軍務、經濟、文化、社會風俗各方麵的情況和材料。有的充當西方人士討論對華政策的輿論陣地，發表大量文章，為入侵中國出謀劃策。
鴉片戰爭後，西方殖民征服者憑借不平等條約，取得在中國境內任意辦報的特權，外人在華辦報活動進入迅速擴張階段。從沿海大城市伸入內地各通商口岸，直至進入腹地清廷首府北京。從一八四○年到甲午戰爭的半個世紀中，外國人先後出版中文報刊約70種，外文報刊百餘種（除少量葡文、法文、德文、日文報刊外，大部分是英文的），合計共約180多種，幾乎壟斷了中國報界。其中出版時間最長，影響最大的有《字林西報》、《萬國公報》、《申報》等。
《字林西報》（一八五六——一九五一年），這家擁有百年曆史的英文日報，創刊於上海，初名《每日航運新聞》，由北華捷報館主辦，英國商人奚安門創辦並任首任主筆。一八六四年七月一日擴充為獨立出版的日報，定名《字林西報》。一八六六年改由字林洋行接辦。該報刊載大量廣告、行情、船期等商業信息和材料。在言論版上端印有社訓“公正而不中立”。創刊不久，即被英國駐上海領事館指定為領事館及商務公署各項公報的發布機關，並得到上海租界工部局的資助和優先刊載工部局各項文告、付費廣告的特權，明確代表英國資產階級的利益和反映英國政府的主張，被公認是英國在華的喉舌，又被稱作“英國官報”。該報最高發行數曾達7000多份。
《萬國公報》（一八六八——一九○七年），美國傳教士林樂知創辦，一八八九年成為教會出版機關廣學會的機關報。前期名《中國教會新報》，第301期起定名為《萬國公報》。初為周刊，後改月刊。該報名義上是教會報紙，實際上闡揚宗教教義的內容日漸減少，成為綜合性時事政治刊物。大量刊載評論中國時政的政論和介紹西方國家地理曆史、政治經濟製度和西學的文章，攻擊太平天國，幹預洋務運動和維新變法運動。曾發表《印度隸英十二益說》文章，鼓吹“本昔之治印者，一一移而治華”，力圖把中國變為殖民地。該報年最高發行數曾達到5.4萬份，在中國上層官紳和知識分子中有廣泛影響。
《申報》（一八七二——一九四九年），英國商人美查等人合資1600兩銀在上海創辦的商業性中文日報。它以謀利為目的。為了在中國讀者中打開銷路，它一改過去外報主要由西方人士統攬筆政和報務的傳統作法，而是聘任中國人主持筆政和經營報務。《申報》重視新聞采集傳播，多發社會新聞，注意滿足讀者需要，增加篇幅，多登廣告，擴大報紙發行。在杭州、北京等10多個城市相繼設立分銷處。同時，還經營多種文化出版事業，如創辦中國最早的文藝期刊《瀛寰瑣記》（一八七二年十一月）、中國第一個石印著名時事畫報《點石齋畫報》（一八八四年五月）等。一八九九年《申報》改組，成立股份有限公司。美查收回原股本2000股，約合銀10萬兩，獲得大額利潤後回國。
一八七二年路透社遠東分社在上海成立，這是中國境內出現的第一個新聞通訊社機構。
十九世紀外國人在華辦報活動，雖然情況不盡相同，但總體上說，其主要目的是為西方殖民主義國家闖入中華帝國，搶奪市場，傾銷商品，進一步使中國半殖民地化這一總目標服務的。它們製造輿論，提供情報和經濟信息，炫耀西學，是配合殖民者的政治、軍事侵略而進行的一種新聞文化征服手段。美國傳教士、《萬國公報》編撰人李提摩太在《給英駐上海領事白利蘭的信》中就露骨地說，隻要控製住在中國出版的“主要的報紙”和“主要的雜誌”，“我們就控製了這個國家的頭和背脊骨”。中國一些愛國知識分子對外報在華的活動早有警覺。鄭觀應在《盛世危言·日報》中說，“每遇中外交涉”，外報往往“詆毀當軸，蠱惑民心”。王韜指責外報的言論，經常“抑中而揚外，甚至黑白混淆，是非倒置”，深刻揭示了外報對中國的危害。
但是，象征近代文明之一的外報的傳入，在客觀上也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外報傳播的西方資本主義文化思想，對長期受封建文化思想禁錮的中國讀者起了一定啟蒙作用，廣大要求進步、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的知識分子從中吸取了有益部分，借以推進維新變法事業。作為資本主義經濟產物的外報，衝擊了古老的邸報，顯示了近代報刊的多種功能，刺激中國有識之士起而學習、借鑒，由此開始了民族自辦近代報業的新的階段。
（二）民族近代報業的孕育和出現。
兩次鴉片戰爭後，中國城市資本主義經濟進一步發展，加上外國近代報業普遍傳入的影響，中國人自辦近代報業的條件開始具備。經過一段醞釀孕育，到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初，中國人自辦的報刊終於問世。
在民族近代報業的醞釀孕育階段，最早出現的報刊萌芽是清廷愛國官員林則徐組織編譯彙集的“澳門新聞紙”和“澳門月報”。兩者均為譯自外報的情報材料，僅供林則徐及其個別同僚，並選呈皇帝作內部參考，並非完全意義上的近代報紙。前者現存6冊，譯自一八三九年七月至一八四○年十一月的英文《廣州周報》等外報，後人整理彙集並題名“澳門新聞紙”。後者是魏源編著的《海國圖誌》一書中將“澳門新聞紙”中的部分材料整理加工而輯成的專欄文錄。林則徐、魏源認為，通過譯報可借以“采訪夷情，知其虛實”，便於製定對外鬥爭策略，也有助於從中“師夷長技以製夷”。他們的這些認識和譯報活動可以說是民族近代自辦報業的最早萌芽。
從十九世紀五十年代起，一些中國先進分子開始認識近代報刊的多種功能，提出民族自辦報業的主張。一八五九年太平天國幹王洪仁玕在他所擬的政綱《資政新篇》中提出的“準賣新聞篇”、“設新聞館”和“興各省新聞官”的詳細建議，是中國人最早提出的帶有西方資本主義政治民主色彩的新聞事業建製和新聞思想理論的綱領設計。
七十年代起，民族自辦的第一批近代報刊開始出現。一八七三年八月，艾小梅在漢口創辦的《昭文新報》，被認為是迄今中國人自辦的第一張近代報紙。廣州《述報》（一八八四年四月——一八八五年四月），是中國出版的第一張石印報紙。上海《彙報》（一八七四年六月——一八七五年十二月），後改名《報》、《益報》，是中國人在上海辦的第一張日報，官商集資合辦。這批報刊中，刊期最長，影響最大的是《循環日報》。
《循環日報》，一八七四年二月四日創刊於香港，王韜等組成的中華印務總局集資創辦，王韜任主筆。
《循環日報》日出兩張4版，內容多刊載棉紗、布匹、雜貨、股市行情、航運消息和廣告。但創刊不久，即在第二版新聞版的“中外新聞”欄中，首登評論，一般每日一篇，有時兩、三篇。王韜主持筆政的十年中，執筆撰發數百篇言論。王韜概括該報的宗旨是：“強中以攘外，諏遠以師長。”他通過言論，評論中外時局，條陳新政，係統地宣傳了強中攘外、“變古通今”的變法自強思想，引起海內外廣泛重視。《循環日報》成為中國新聞史上第一個以政論著稱的報紙。一八八三年，王韜把他在各種報刊上發表的言論和沒有公開見報的部分文稿整理彙輯出版《韜園文錄外編》，是中國第一本報刊政論文集。王韜的政論風格對後來維新派政論家有一定影響。
（三）維新運動和民族辦報的第一個高潮。
一八九四年日本發動侵略中國的甲午戰爭。戰敗的清政府被迫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國際列強瓜分中國的危機加劇，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中國資產階級維新派奮起變法圖強。他們聯合各省在京舉子實行“公車上書”，組織學會，創辦報刊，使維新思潮迅速發展，形成廣泛的政治維新運動，從而掀起中國人辦報的第一個高潮。據不完全統計，從一八九五至一八九八年，全國出版中文報刊約有一百一二十家，其中約有80%是中國人自辦的，尤以維新派或受其影響的報刊居多，首次打破外報壟斷中國報業的局麵，成為推動維新運動的重要輿論宣傳陣地。
維新派出版的第一批報刊有3個，康有為在北京創辦的《萬國公報》（一八九五年八月——十一月）和北京強學會機關報《中外紀聞》（一八九五年十二月——一八九六年一月），上海強學會機關報《強學報》（一八九六年一月十二日——二十五日）。在維新運動興起的第一次辦報高潮中最具影響的首推《時務報》。
《時務報》，一八九六年八月九日創刊於上海，維新派著名機關報，梁啟超任總主筆，汪康年任經理。以中上層官吏和士大夫知識階層為主要宣傳對象。該報是書冊式旬刊，每期約3萬字。到一八九八年八月止，共出版69期。內容以翻譯外報資料為主，重視言論，每期卷首刊發一、二篇政論。梁啟超共撰發政論60篇。其中，創刊號的《論報館有益於國事》，提出報紙是“去塞求通”的“導端”，是國君臣民的“耳目喉舌”，主張充分利用報紙傳播維新思想，推動政治改革。他寫的長篇政論《變法通議》，是代表維新派維新變法思想和政治主張的綱領性文獻，全文7萬字，連載21期。《時務報》的許多文章還宣傳了“複民權”、“開議院”等資產階級民主政治觀點。它初銷7000份，最高達1.7萬份，居當時國內報刊發行數首位。
《時務報》不僅是維新派的宣傳輿論機關，而且還是維新派的組織聯絡基地。不少學會團體設在館內，每日來信來訪者絡繹不絕。一八九七年十一月梁啟超被排抑離去。第55期後的《時務報》，在汪康年主持下變成洋務派的喉舌。
在《時務報》的帶動工，各地維新派紛紛立會（指組織團體）、辦學、出報。其中主要有：
澳門的《知新報》（一八九七年二月——一九○一年一月，共出133期），初為五日刊，後改旬刊，半月刊，是維新派在華南地區的輿論陣地。康有為等集資創辦，徐勤等負責編撰，康廣仁任經理，梁啟超寫《知新報敘例》。它借助澳門特殊環境，敢言內地報刊所不敢言。其經濟實力雄厚，出刊較久。
長沙的《湘學新報》（旬刊，一八九七年四月——一八九八年八月，共出45冊）和《湘報》（日刊，一八九八年三月七日——十月十五日，共出177號），是維新派在華中地區的輿論陣地。唐才常任兩報主筆，他撰寫大量戰鬥性政論（筆名洴澼子）。譚嗣同是《湘報》的主要編撰人，他寫的發刊詞《湘報後敘》，提出報紙是“民史”、“國口”，是“助民日新之具”的觀點，該報以“開風氣，拓見聞”為主旨，發行五六千份。
天津的《國聞報》（日刊，一八九七年十月二十六日——一八九九年二月），維新派在北方地區唯一的輿論陣地，為嚴複和王修植等集資創辦，實際主筆嚴複。嚴複在發刊詞《國聞報緣起》稱，該報主旨是在溝通中外上下之情。該報增出《國聞彙報》旬刊6期，其中連載的嚴複翻譯的著名《天演論》，成為變法圖強的思想利器。
維新派辦報的呼籲和實踐，促使光緒皇帝在頒發的維新變法上諭中，公布有“報紙一律免稅”，“準許自由開設報館”等寬鬆條令，於是官紳士民等各界人士紛紛辦起大批報刊。這些報刊以時政性綜合報刊為主，也有一批各具特色的知識性、專業性、對象性報刊，還有白話文報刊。其中有中國最早的文摘性報刊上海《集成報》（旬刊，一八九七年五月）和《萃報》（周報，一八九七年八月），中國第一份婦女報上海《女學報》（旬刊，五日刊，一八九八年七月），中國第一份醫學刊物溫州《利濟學堂報》（半月刊，一八九七年一月），中國第一份數學刊物《算學報》（一八九七年七月），中國最早的白話報刊上海《演義白話報》（日刊，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和《無錫白話報》（一八九八年五月），還有文藝小報《指南報》等。
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一日，清慈禧太後為首的封建頑固勢力發動政變。十月九日，慈禧下旨查禁全國報館，嚴拿主筆。變法維新運動中出版的報刊大部分被查禁或被迫停刊。
維新派報刊首次打破外報壟斷中國報業的狀況，成為中國近代報業的中心。它們衝破兩千多年來封建專製統治的言禁，最早進行了爭取思想自由、言論出版自由的鬥爭，向讀者進行了變法圖強和資產階級啟蒙思想的宣傳，它們有關近代報業的實踐經驗和初步論述，特別是對報刊政論的重視，“時務文體”的創新和大批著名政論家王韜、鄭觀應、康有為、梁啟超、麥孟華、徐勤、歐榘甲、唐才常、譚嗣同、嚴複等的湧現，對中國新聞事業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四）辛亥革命和民主革命派報刊的崛起。
維新變法失敗後，康、梁為首的維新派轉移到國外繼續辦報。他們在日本、美洲和南洋等地先後創辦和控製了30多家報刊，由海外向國內發行，打出保皇和君主立憲的旗幟，同時繼續進行思想啟蒙宣傳。最有影響的是在日本橫濱相繼出版的《清議報》（旬刊，一八九八年十二月——一九○一年十二月，共出100期）和《新民叢報》（半月刊，一九○二年二月——一九○七年十一月），兩報的實際主編和主要撰稿人是梁啟超。後者以“為欲維新吾國，當先維新吾民”為主旨，從創刊號起發表梁啟超11萬字的長篇論說《新民說》，連載34期，連同他在《清議報》寫的《愛國論》、《少年中國說》等政論，均風行海內外，影響深遠。但是從一九○三年起，《新民叢報》的言論轉向反對民主革命，並在和《民報》的大論戰中遭致失敗而停刊。
同時在國內出版的眾多各類報刊中，較有影響的是：英華創辦的天津《大公報》（一九○二年六月），上海商務印書館主辦的《東方雜誌》（一九○四年三月），狄楚青創辦的上海《時報》（一九○四年六月），彭翼仲在北京創辦的《京話日報》（一九○四年八月）。
這一時期，伴隨辛亥革命的醞釀和發展，站在時代前列的是新興的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的報刊。整個辛亥革命時期，革命派先後在海內外出版報刊200多種。
一八九四年十一月，孫中山領導創立中國第一個資產階級革命團體興中會，拉開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序幕。從興中會成立到一九○五年同盟會成立前，是革命派報刊宣傳活動的初始階段。在這個階段中，革命派先後在海內外出版30多種報刊。在海外，最重要的是：
《中國日報》（一九○○年一月二十五日——一九一三年八月），興中會的第一個機關報，創刊於香港。孫中山領導籌辦並指導出版，他取“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也”為報紙命名，陳少白是首任社長兼總編輯。該報日出4開1張半共6版，大張刊登新聞和言論，後又設有副刊“鼓吹錄”，小張專載貨價和船期表。同時還出有《中國旬報》附刊（至一九○一年停刊，共出37期）。興中會時期的《中國日報》，在五年中主要報道宣傳了留日學生的革命活動，國內革命黨人的武裝起義，揭露外國侵華的危機，立足排滿立場，宣傳愛國救亡。中國日報社又是興中會在華南地區的黨務軍務總機關，肩負辦報和策劃武裝起義的雙重任務，被稱為“中國革命提倡者之元祖”。
海外留日學生最早出版的一批傾向革命的報刊有：《開智錄》半月刊、《譯書彙編》月刊、《國民報》月刊。在東京以留日學生地方同鄉會名義出版有湖南的《遊學譯編》、《湖北學生界》（後改名《漢聲》）、直隸（河北）的《直說》、《浙江潮》、《江蘇》等月刊。這些刊物重視論說，並常譯載外論，大量刊發國內外消息和新聞記事，也刊登小說詩詞。魯迅早年的一些著譯，如《斯巴達之魂》、《說鉬》、《中國地質略論》和《地底旅行》（凡爾納著）等均發表在《浙江潮》上。這些刊物大量發回國內，其中有不少在國內再版重印，如《浙江潮》期印數有時高達5000份。
此外，革命派在海外還出有《隆記報》（檀香山）、《圖南日報》（新加坡）、《仰光日報》（緬甸仰光）、《大同日報》（舊金山）等。
在國內出版的革命派報刊有10多種，一半集中在上海租界地帶。其中，最有影響的是：
《蘇報》（一八九六年六月——一九○三年七月），創刊於上海，初為以“日商”名義注冊的報紙，一九○○年出售給退職官員陳範。一九○二年後，陳與革命團體中國教育會辦的學校“愛國學社”合作，日漸傾向革命，後又聘學社學員章士釗任主筆，遂成為革命派控製的輿論機關。從一九○三年五月二十七日章士釗主筆後的四十多天中，該報接連刊發宣揚鄒容著名《革命軍》的文章，特別是章太炎在《康有為與覺羅君之關係》一文中，直呼光緒皇帝為“載湉小醜”，震怒的清廷派出要員與上海租界當局相勾結，於七月七日查封報紙，捕走章太炎，鄒容聞訊自動投案。終審判決章、鄒徒刑三年和兩年，一年後鄒容即被折磨死於獄中。但轟動中外的“蘇報案”，大滅了清帝國的威風，長了人民的誌氣。
《蘇報》被封之後不久，革命派在上海緊接出版了《國民日日報》、《俄事警聞》（後改名《警鍾日報》）、《中國白話報》、《女子世界》等報刊。
一九○五年中國同盟會成立到一九一一年武昌起義前，是革命派報刊蓬勃發展的階段，並成為近代中國人辦報第二次高潮中的主角。其間全國各地出有各種報刊200多種，除清政府辦的《內閣官報》等一批官報和立憲派辦的《政論》、《國風報》等和其他報刊外，革命派報刊約有120種。一九○五年八月二十日，孫中山在日本東京領導成立中國同盟會。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同盟會中央機關報《民報》在東京創刊。
《民報》為大型時政性月刊，由胡漢民、章太炎、陶成章、汪精衛先後任主編，主要編撰人還有陳天華、朱執信、宋教仁、汪東等。前期集中了革命派最精銳的辦報力量。孫中山撰寫著名《發刊詞》，第一次把同盟會政綱的主張概括為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後來簡稱“三民主義”）。《民報》前期致力於三民主義的宣傳，努力使它“輸灌於人心，而化為常識”。特別是一九○五——一九○七年與《新民叢報》關於中國出路問題大論戰的勝利，削弱了保皇派君主立憲的影響，使民主共和觀念和革命思想更加深入人心。《民報》後期，由於孫中山、朱執信等忙於籌備武裝起義離開東京，在章太炎獨自主持下，鼓吹種族複仇主義和保存國粹的內容增多，革命性大為削弱。一九○八年十月，由於清廷與日本政府相勾結，《民報》被禁售而停刊。一九一○年元旦，《民報》在東京秘密複刊，僅出版第25、26最後兩期後停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