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報》在東京少量發行，大部分用偽裝或黨人隨身攜帶等方式運回國內，秘密發行或傳閱。前期各冊曾多次再版重印，最高發行數達1.7萬多份。
在同盟會成立後的兩、三年中，留日學生中的革命派迅速出版三四十種革命報刊，著名的有《雲南》、《洞庭波》、《晉乘》、《河南》、《四川》、《夏聲》等。
同時，革命派還在東南亞、南北美洲等地辦有30多種革命報刊。主要有各地同盟會分會的機關報《中興日報》（新加坡）、《光華日報》（仰光）、《自由新報》（檀香山）、《少年中國晨報》（舊金山）、《大漢報》（溫哥華）、《民醒報》（秘魯利馬）等。
這一階段，革命派的報刊為配合組織各地武裝起義，逐漸由海外向國內轉移。在全國各地先後出版近120種報刊，其中上海、香港、廣州、武漢、京津地區的約占一半，其他各省市約占一半。
上海是革命黨人開展組織和宣傳活動的中心。先後出版十幾家革命報刊。其中最有影響的是秋瑾創辦的《中國女報》（一九○七年一月創辦，僅出兩期停刊），於右任創辦的《神州日報》和“豎三民”報。於右任於一九○六年加入同盟會，被孫中山委任為長江大都督，負責聯係東南8省黨務，開展宣傳組織工作。一九○七年四月他主持籌辦出版《神州日報》，任經理，任職八十天後因故辭去。一年多後，他接連創辦主編3份新報：《民呼日報》（一九○九年五月十五日——八月十四日）、《民籲日報》（一九○九年十月三日——十一月十九日）和《民立報》（一九一○年十月十一日——一九一三年九月四日）。這3家報紙一脈相承，又均以“民”字打頭，故有“豎三民”報之稱。“豎三民”報是在接連遭受清廷和租界封報捕人的逆境中堅持出版的。《民呼日報》隻出版92號，即被加以“毀壞名譽”，“不安本份”罪名，捕走社長於右任，拘押一個多月後逐出租界，迫使報紙停刊。一個多月後出版的《民籲日報》，又因重點報道朝鮮愛國誌士安重根刺殺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事件，被日本駐上海領事指控為“幸災樂禍，有礙中日邦交”，而被勒令“永久停刊”，僅出版四十八天。《民立報》繼之而起，終於站定腳跟，成為武昌起義的號角。
一九○六年七月，清廷頒布《大清印刷物專律》，這是清政府製訂的第一部有關報刊出版的專門法令。一九○八年三月，又頒布中國第一部新聞法《大清報律》，加強對新聞事業的控製。但是，革命報刊雖然屢遭迫害，仍然前仆後繼地堅持出版，它們的革命宣傳，喚起民眾覺醒，加速動搖了清廷統治的根基。漢口《大江報》事件是其中典型一例。
《大江報》一九一一年一月改組為革命團體文學社的機關報後，在清朝湖北新軍士兵和下級軍官讀者群體中影響日增。一九一一年七月十七日和二十六日，該報接連發表兩篇著名短評：《亡中國者和平也》和《大亂者救中國之妙藥也》，激烈倡言革命才能拯救中國。這對一觸即發的革命形勢，恰似火上澆油。為此，該報迅即被查封，主持人詹大悲被捕入獄。一時輿論嘩然，群情激憤，抗議紛起，迫使湖北督軍不敢“從重置典”，僅判處詹大悲徒刑一年零八個月。此後不到三個月，就爆發了武昌起義。
整個辛亥革命時期，以孫中山為首的民主革命派在積極發動武裝起義鬥爭的同時，重視創辦機關報刊，用以宣傳民族民主革命綱領，喚起民眾，組織推進革命鬥爭，培養鍛煉出一批著名報刊政論家和記者，如章太炎、陳天華、宋教仁、鄭貫公、於右任、朱執信、章士釗等。革命派對西方資產階級新聞學的一些觀點和中國資產階級維新派的辦報口號、主張有所繼承，並作了富有鬥爭精神的補充，公開承認報紙的黨派性和國民性。他們的辦報思想和實踐雖然還不夠係統和深刻，但是比維新派更具反封建的民主內容和戰鬥性，對中國新聞事業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創建的中華民國宣告成立，推翻清王朝，結束了二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專製製度。新聞出版事業出現短暫繁榮，政黨報刊蜂起。一九一二年前後，全國報紙總數達500種，總銷數達4200萬份。同時，還出現了十來家中國人自辦的小型通信社，最早的是一九○四年一月駱俠挺在廣州創辦的中興通信社。但是，辛亥革命的果實很快被袁世凱篡奪，建立起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的北洋軍閥政權的統治。一九一三年夏秋，革命黨人發動討袁的“二次革命”失敗後，國民黨被指為“亂黨”，國民黨的報刊和其他大量報刊，一律被查禁或被迫停刊。到一九一三年底，全國出版的報紙隻剩下139家，和一年前的500家相比，銳減了300多家。這一年是農曆癸醜年，因而人們把是年報紙遭受的空前浩劫，稱之為“癸醜報災”。
一九一四年，袁世凱政府接連頒布《報紙條例》和《出版法》，進一步限製言論出版自由，繼續摧殘報業和報人。據統計，從一九一二年四月到一九一六年六月，袁世凱當政期間，全國報紙至少有71家被查封，9家被軍警搗毀，新聞記者有60人被捕，24人被殺害。從一九一三到一九一六年，全國報紙總數始終處於130家到150家左右的低穀中。
三、現代新聞事業的形成和發展演變
從一九一五年《新青年》雜誌的創辦為起點，到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夕是中國新聞事業發展的現代時期。這一時期，隨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進展和現代科學技術的進步，中國新聞事業發生了重大變化。中國無產階級新聞事業的誕生及其成長壯大，是現代新民主新聞事業的基本特征。無產階級新聞事業和其他民主進步新聞事業結成的新聞界統一戰線的發展，構成了現代新民主新聞事業的主流。它們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五四運動、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戰爭、人民解放戰爭等各個曆史階段，充分發揮了重要輿論引導作用。與此相反，一切依附於帝國主義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勢力的新聞事業，雖然一度貌似強大，但最終還是走向了消亡的末路。同時，新聞事業自身的技術建設和業務改革獲得顯著進展。在各種新聞媒體中，報業發展仍占據主體地位，民族資產階級的報業逐漸趨向企業化經營的現代報紙方向；現代通訊社事業和廣播事業相繼出現並形成一定規模。中國無產階級新聞事業在長期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經驗，培養了隊伍，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新聞思想理論、工作方法和優良傳統，為中國當代新聞事業的發展打下了堅實基礎。
（一）五四運動時期新民主新聞事業的初步形成。
最先出現的是宣傳新文化運動的民主主義報刊。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五日，大型學術思想文化月刊《新青年》（第一卷名《青年》雜誌）在上海創刊。它的創辦標誌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開端。
《新青年》（一九一五年——一九二二年七月，共出9卷54期），是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和主要宣傳陣地。它提出“民主”和“科學”的響亮口號，發動文學革命，批判迷信愚昧思想，反對封建傳統的舊道德、舊文學，抨擊尊孔複辟的逆流，掀起波瀾壯闊的新文化運動。陳獨秀是《新青年》的創辦人和主編，一九一七年初他應聘出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後，《新青年》隨之遷往北京，團結一批學者、教授組成編輯部，改組為同人刊物。主要成員有陳獨秀、錢玄同、高一涵、胡適、李大釗、沈尹默、劉半農、魯迅、周作人等。他們撰寫的大量政論和新聞文化佳作風行一時，影響深廣。從第六卷起實行輪值主編的辦法。《新青年》前期，反封建思想的宣傳，喚醒一代青年衝破封建主義的思想桎梏，起而探求再造青春中華的出路。初期銷數僅1000份，後來最高增至1.5萬多份。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陳獨秀、李大釗等《新青年》同人在北京創辦時事政治性周報《每周評論》，到一九一九年八月底被查封，共出37期。它是五四時期最有影響的報紙之一，前25期在陳獨秀、李大釗主持下，不僅有著鮮明的反帝反封建色彩和社會主義思想傾向，而且編排技巧新穎。影響所及，各地相繼出版一批和它相類似的時政評論性周報。一九一九年一月，北京大學學生社團國民雜誌社和新潮社同時出版《國民》雜誌和《新潮》月刊。同時，北京、上海一些報紙相繼出版著名的四大副刊，即北京的《晨報副刊》和《京報副刊》，上海《民國日報》的《覺悟》副刊和《時事新報》的《學燈》副刊，從而結束了《新青年》孤軍奮戰的境況，形成了宣傳新文化運動的報刊新陣線。它們對反對新文化運動的北京《公言報》和上海《新申報》等報刊的攻擊展開猛烈批駁，並把反封建的思想文化鬥爭和現實政治鬥爭聯係起來，矛頭指向封建頑舊勢力的支持者北洋軍閥政府及其後台日本帝國主義。《新青年》為首的宣傳新文化運動的報刊為五四愛國運動作了思想準備，同時也為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打開了道路。
五四運動中湧現群眾辦報熱潮。一九一九年偉大的五四群眾愛國運動，促進新民主報刊的蓬勃湧現。短短一年中出版的這類報刊多達400種左右。其中，學生團體的報刊最為活躍。各地學生聯合會的機關報主要有：毛澤東主編的湖南學聯的《湘江評論》（周刊，一九一九年七月十四日——八月中旬，共出5期和1期臨時增刊，期銷四五千份），周恩來主編的《天津學生聯合會報》（日刊、三日刊，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一日——一九二○年初，共出100多期，期銷最高達2萬份），北京《五七》（日刊），《上海學生聯合會日報》，惲代英主編的武漢《學生周刊》等。各地大、中學校出版有《新生活》周刊（北京）、《新湖南》周刊、《浙江新潮》周刊等。青年知識分子團體出版的報刊有：少年中國學會主辦的《少年中國》月刊（北京）、《少年世界》（南京）、《星期日》周報（成都），天津覺悟社主辦的《覺悟》雜誌，武漢互助社主辦的《互助》，瞿秋白等以“社會實進會”名義在北京出版的《新社會》旬刊等。這批報刊大多采用白話文，積極介紹新文化新思潮，宣傳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義思想，有的還具有社會主義思想因素，支持五四群眾愛國運動，主張社會改造。它們的出版時間不長，大多隻存在一年左右即告停刊。
在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影響下，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黨人在上海出版國民黨早期中央理論雜誌《建設》（月刊，一九一九年八月——一九二○年十二月，共出3卷1期）、《星期評論》（周刊，一九一九年六月——一九二○年六月，共出54期），加入新民主報刊的行列。
中國無產階級新聞事業宣告誕生。首先是《新青年》從一九二○年九月第八卷一號起，改組為中共上海發起組的機關刊物，完成了由前期民主主義刊物向馬克思主義刊物的轉變。早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李大釗在《新青年》第五卷五號上發表《庶民的勝利》和《Bolshevism〈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兩篇政論，最早揭開了《新青年》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新頁。五四運動前夕，他把輪值主編的第六卷五號編成“馬克思研究”專號，撰寫長篇論文《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從此，《新青年》中的社會主義思想因素日漸增多。一九二○年春，從第七卷四號起，由陳獨秀在上海主編出版。五月，第七卷六號編成《勞動節紀念專號》，由先前麵向知識階層轉向了新文化運動“新的集合點”——工人階級。這一演變順應了曆史發展的潮流。改組後的《新青年》，由陳獨秀繼續任主編，其時他已是中共上海發起組的負責人。發起組的成員李漢俊、陳望道、沈雁冰等成為主要編撰人。同時成立新青年社，獨立印刷發行雜誌。改組後的《新青年》，向廣大青年讀者進行了徹底的民主主義和初步的馬克思主義啟蒙教育，激勵、團結一代新人走向馬克思主義的道路，為創建中國共產黨作了一定的思想和組織準備。一九二○年十一月七日，中共上海發起組創辦半公開理論機關刊物《共產黨》月刊，李達任主編。一九二一年七月出至第六期後停刊。這年下半年，隨著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的相繼成立，出版了一批麵向工人的通俗周報，如《勞動界》（上海）、《勞動音》（北京）、《勞動者》和《勞動與婦女》（廣州）等。
同時，各地共產主義小組創辦了中國無產階級第一批通訊社。有上海的中俄通信社（後簡稱“華俄社”），楊明齋任社長。還有湖北的人民通信社、廣東的愛群通信社、山東的齊魯通信社等。除“華俄社”在大革命時期還繼續活動外，其餘時間不長均停辦。
中國無產階級新聞事業的誕生是曆史發展的必然。“五四”運動後，中國工人階級開始覺醒登上政治舞台；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開始傳播；一批初具共產主義思想的先進知識分子開始湧現，他們並發起組織共產主義小組，學習借鑒共產國際和民主主義報刊的經驗。這一切就為中國無產階級新聞事業的誕生提供了階級基礎、指導思想、編作者隊伍和組織領導力量等必要的條件。
“五四”運動時期，以《新青年》為代表的新民主新聞事業進行了多方麵的重要革新：第一，繼承發揚民主主義報刊的政論傳統，充分發揮了輿論引導作用；第二，充實新聞報道，加強國際新聞、通訊，瞿秋白采寫的蘇俄通信，周恩來采寫的旅歐通信，影響廣泛；第三，提高了報紙副刊的品位，“四大副刊”的出現，使副刊成為提供人們有益文化精神食糧的園地；第四，商業性大報積極改進經營管理，《申報》、《新聞報》不斷擴大發行，廣告收入日增，注意從讀者需要出發改進新聞報道和報紙編排；第五，白話文和新式標點符號在報刊上普遍應用，使讀者層麵擴大到社會基層民眾，報紙日益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必需品；第六，中國新聞學教育和新聞學研究正式發端，以一九一八年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的成立為標誌。學會導師徐寶璜著《新聞學》一書，是中國人自著的第一本新聞學專著。從此，新聞有學，中國新聞事業在實踐和研究中得以不斷改進和提高。
（二）大革命時期新民主新聞事業的發展高潮。
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宣告成立。中共“二大”和“三大”製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和各民主階級的統一戰線的政策。一九二四年一月孫中山領導改組中國國民黨，實現國共兩黨合作。由此，隨著反帝反封建軍閥的中國民族民主革命運動的空前高漲，新民主新聞事業出現蓬勃發展的景象。
中共建起了從中央到地方的黨團機關報刊和工人報刊的初步網絡。中共中央和地方黨組織的報刊主要有：中央政治機關報《向導》周報、中央理論機關刊物《新青年》季刊和不定期刊（一九二三年六月——一九二六年七月，共出9期）、中央政治經濟機關刊物《前鋒》（月刊，一九二三年七月——一九二四年二月，共出3期）、中共第一份日報《熱血日報》（一九二五年六月四日——二十七日，共出24號）。
《向導》周報，是中共中央第一個政治機關報，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三日創刊於上海。16開本周刊，每期平均10頁左右。它是在共產國際的指導和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領導下出版的。首任主編蔡和森，繼任主編有瞿秋白、彭述之。許多中共早期領導人高君宇、張太雷、毛澤東、羅章龍、鄭超麟、趙世炎（筆名施英）、向警予和李大釗、周恩來等及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馬林（筆名孫鐸）等參與編撰。《向導》宣稱：它是“中共的政治機關報”，也是“中國民眾的喉舌”。它集中全力宣傳闡釋中共反帝反封建軍閥的民主革命綱領和以國共合作為中心的統一戰線政策，批駁與此對立的敵對宣傳和改良主義主張。通過大量典型事實報道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分析，有力揭示國際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封建軍閥政府的統治是造成中國貧窮落後、戰亂不已的兩大根源。它使打倒帝國主義和打倒封建軍閥兩大口號深入人心，並化作革命者的實際行動。中共“四大”對《向導》的評價：在中國民族革命運動中，《向導》“立在輿論的指導地位”。《向導》克服經濟困難和政治壓力，先後在上海、北京、廣州、武漢等地堅持公開或秘密編印出版，發行量從初期的1000份，逐漸增加到二三萬份，最高達10萬份。一九二七年十月十八日，在武漢出至第二百零一期後被迫停刊。
中共地方組織的機關報刊，主要有北方區委的《政治生活》（一九二四年四月二十七日——一九二六年七月）、豫陝區委《中州評論》（一九二五年八月——一九二六年初）、湖南區委《戰士》（周報，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九二七年四月）、廣東區委《人民周刊》（一九二六年二月七日——一九二七年四月）、湖北區委《群眾》（周報，一九二六年十月——一九二七年四月）、江西省委《紅燈》周報和浙江的《火曜》、福建的《革命先鋒》等。此外，中共領導的湖南自修大學辦有《新時代》月刊，廣州中山大學辦有《做什麼》雜誌，中共旅歐黨團組織在巴黎辦有《少年》（月刊，一九二二年八月——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共出13期）和《赤光》（半月刊，一九二四年二月一日——一九二五年六月，共出33期）。
共青團中央和地方團組織出版有10多個報刊。團中央的第一份機關報刊是《先驅》（半月刊，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五日——一九二三年八月十五日，共出25期）。出刊最長，影響最大的是《中國青年》。
《中國青年》，32開本周刊，是團中央機關報，是大革命時期最出色的報刊之一。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日在上海創刊，一九二七年十月出至第八卷三號被迫停刊。團中央宣傳部長惲代英兼任主編。主要編撰人有鄧中夏、張太雷、蕭楚女、林育南、任弼時、李求實等。該刊熱情關心青年的成長，幫助青年樹立健康的人生觀；報道評論國內外政治時事，特別是在大革命的緊急關頭，抵製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堅持了正確輿論導向；宣傳馬克思主義，批判侵蝕青年的各種錯誤的、反動的思想。該刊平時發行1.2萬份，最高達3萬份，是深受青年喜愛的良師益友。
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和地方分支部創辦的工人報刊係統中，主要有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機關報上海《勞動周刊》（一九二一年八月二十日——一九二二年六月三日，共出41號）、北方分部的《工人周刊》（一九二一年七月——一九二六年底，共出150期以上）。它們以“為勞動者說話，並鼓吹勞動組合主義”為宗旨，促進了工人群眾的覺醒和團結。
中共認為新聞宣傳是中共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共黨報是中共的集體的宣傳者和組織者，必須完全服從中共的領導，這是無產階級新聞事業的黨性原則和根本傳統。中共“一大”、“二大”通過的有關決議規定，中共的出版物應由中共中央或地方黨委經辦，“由確實忠於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可靠的共產黨人來主持”，“不能刊載違背黨的方針、政策和決定的文章”。中共中央先後成立了“中央機關報編輯委員會”、“報紙編輯委員會”，把新聞宣傳工作列入中共的議事日程，並選派忠實黨員蔡和森、瞿秋白、惲代英等主持中共的新聞宣傳工作，這就從組織到政治思想上保證了中共對新聞宣傳工作的統一領導。
統一戰線報刊興旺發展。國共合作後，共產黨人毛澤東擔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後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主持全麵整頓國民黨新聞宣傳係統工作，一批共產黨人參與國民黨報刊、通訊社活動。據統計，到一九二六年六月北伐前夕，全國14個省市國民黨係統出版報刊有66種，如果加上廣東、北京兩地的報刊，總數達百種左右。其中，相當一批是用國民黨機關報名義出版，實際是由共產黨人主持編務的統一戰線性質的報刊。主要有：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機關報《政治周報》（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九二六年六月，共出14期），在廣州創刊，毛澤東主持籌辦並擔任前期主編，撰寫發刊詞《〈政治周報〉發刊理由》和大量政治、新聞、雜評。繼任主編沈雁冰、張秋人也是共產黨人。國民黨湖北省委機關報《楚光日報》和《漢口民國日報》，兩報均由董必武籌辦並任社長，總編輯宛希儼、沈雁冰等和報社工作人員幾乎全部是共產黨人。上海《民國日報》改組為國民黨上海執行部機關報後，由5人組成的編委會中，瞿秋白和邵力子兩人是共產黨人，毛澤民任經理，惲代英、向警予等和國民黨左派人士共同組成副刊部，積極改進副刊工作。此外，這類報刊還有上海《新建設》月刊，北京《新民國》雜誌、《國民新報》、《民報》，湖南《新民周報》、《湖南民報》，廣州、南昌的《民國日報》，汕頭的《嶺東民國日報》以及國民黨中央農民部和工人部出版的《中國農民》月刊、《農民運動》周刊和《革命工人》周刊等。
一九二四年四月，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在廣州創辦中央通訊社，一九二六年六月遷武漢。
《政治周報》、《漢口民國日報》等在維護國共合作，宣傳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揭露國民黨右派的分裂言行，鞏固革命統一戰線方麵，起了重要作用。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後，上海《民國日報》受到右派控製向右轉時，當即受到國民黨中央的黨紀處分，並受到《政治周報》等革命報刊的嚴肅批判。
民眾革命團體踴躍出版大批報刊。據不完全統計，大革命中工、農、兵、學、婦等民眾革命團體出版的報刊至少有一百二三十種，形成又一次群眾辦報熱潮。其中主要有：《中國工人》（月刊，一九二四年十月——一九二七年六月），初為中共領導人創辦，一九二五年五月中華全國總工會成立後，即改組為總工會機關刊物。《工人之路（特號）》（日刊，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四日——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四日，共出600多號），為省港罷工委員會機關報，鄧中夏主編，是大革命時期出刊最久的一張工人日報，發行數由3000份增至1萬多份。《中國軍人》，為周恩來領導黃埔軍校組織的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的會刊，一九二五年二月創刊於廣州，初為旬刊，第七期後改月刊，最高發行數達2萬份。《中國學生》，為中華全國學生總會機關報，一九二四年創刊於上海，初為半月刊，後改周刊，日銷數5000—8000份。《婦女周報》，為上海《民國日報》副刊之一，一九二三年八月創辦，前100期由向警予主編。天津《婦女日報》（一九二四年一月一日——九月被查封），中共早期黨員劉清揚和鄧穎超等創辦並主編。還有廣東《犁頭》、《湖北農民》、湖南《農友》、江西《鋤頭》、《山東農民》、陝西《耕牛》等農民報刊。
一九二七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隨後，汪精衛追隨蔣介石，實行寧、漢合流，大革命失敗。全國革命報刊遭到查禁、改組、停刊，中共領導人、著名報刊宣傳活動家、政論家李大釗、蕭楚女、陳延年、趙世炎等慘遭殺害，革命報刊蓬勃發展的局麵被徹底葬送。但是，大革命時期反帝反封建軍閥的宣傳在全國億萬民眾中播下了永不熄滅的火種。毛澤東高度評價說：大革命時期，“以共產黨的《向導周報》和國民黨的上海《民國日報》及各地報紙為陣地，曾經共同宣傳了反帝國主義的主張，共同反對了尊孔讀經的封建教育，共同反對了封建古裝的舊文學和文言文，提倡了以反帝反封建為內容的新文學和白話文。在廣東戰爭和北伐戰爭中，曾經在中國軍隊中灌輸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改造了中國的軍隊。在千百萬農民群眾中，提出了打倒貪官汙吏打倒土豪劣紳的口號，掀起了偉大的農民革命鬥爭。”
此外，這一時期，在北洋軍閥統治地區，一般私營新聞事業在緩慢中發展。據統計，一九二一年全國有報刊1137種，其中日報550種。到一九二六年，日報增為628種，通訊社155家。通訊社一般都很簡陋，較有影響的是國聞通訊社（一九二一年九月——一九三六年）和申時電訊社（一九二五年七月——一九三七年八月）。廣播事業開始出現，有各種小型電台十來座，收音機10萬台左右。一九二三年一月美商奧斯邦在上海與英文《大陸報》合辦的“大陸報——中國無線電公司廣播電台”，是在中國出現的第一個小型電台。一九二六年十月開播的哈爾濱廣播電台，是中國人自辦的第一座官方電台。一九二七年五月開播的上海新新公司廣播電台是中國第一座民營電台。全國約有12所高等院校設立了報學係科，為中國高等新聞教育打下了基礎。主要有北京平民大學報學係（一九二三年）、燕京大學報學係（一九二四年），上海聖約翰大學報學係（一九二四年）和複旦大學新聞學係（一九二九年）等。
在占據新聞媒體首位的報業中，一些私營大報辦出了自己的特色，在讀者中有著程度不同的影響。在上海，原有《申報》、《新聞報》，穩步發展，營業上升，到一九二六年兩報銷數均突破10萬份以上。《時報》易主後，以社會新聞、體育新聞取勝。新辦的《商報》，以報道評論經濟為主，受到商界歡迎。在京津地區，複刊後的《京報》致力業務改革，愛國反帝傾向鮮明，日銷五六千份。成舍我創辦的北京《世界晚報》、《世界日報》和《世界畫報》自成體係，善於經營管理。由吳鼎昌、張季鸞、胡政之組成的新記公司接辦的天津《大公報》，於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創刊，提出“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辦報方針，並以此形成自己的特色。商務印書館主辦的《東方雜誌》繼續改革和進步。
北洋軍閥政府控製、摧殘、收買新聞事業，公布《報紙法》，實行新聞郵電檢查，動輒以“赤化”、“過激”罪名，查禁革命和進步的報刊，迫害報人。一九二六年四月和八月，名記者邵飄萍、林白水在北京先後被奉係軍閥殺害，震驚全國。同年七月，《向導》刊發《中國共產黨對時局的主張》，抨擊北洋軍閥統治下的中國，“新聞界日在中外官廳控告、逮捕、罰金、監禁、槍斃、封禁報館、幹涉言論記載的狀況下生活”，號召全國農、工、商、學、職員、新聞記者、兵士起來，建立“國民的聯合戰線”，推翻共同的敵人——帝國主義和軍閥，把爭取言論出版自由的呼號納入民主革命鬥爭的正確軌道。
（三）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新民主新聞事業的艱難生長和發展。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蔣介石國民黨新軍閥建起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統治的南京政權，同時建起了為這一政權服務的新聞事業網絡。設在南京的《中央日報》、中央通訊社和中央廣播電台，是國民黨新聞事業的中心。還辦有軍方的《掃蕩報》和多種中央直屬黨報，加上地方黨政軍各派係出版的大批報刊，形成了全國性的新聞事業網絡。據統計，一九三四年，國民黨統治區有報刊1186種，其中三分之二以上是官報，占據全國報業的壟斷地位。南京政府在收買、籠絡報業的同時，加緊強化對新聞事業的統治。通過官辦的龐大新聞事業網絡，壟斷新聞的發布權和時政評論權；利用政權力量和法律手段，頒布《宣傳品審查條例》、《出版法》、《新聞檢查標準》、《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等法令，限製和剝奪人民的言論出版自由；實行嚴厲的書報檢查製度，在南京、上海、北平、天津等大城市，設立新聞檢查所，成立中央宣傳委員會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從一九二七到一九三七的十年中，國民黨統治區被查禁的社會科學書刊達1028種，進步文藝書刊458種，新民主新聞事業在國民黨專製統治下艱難生長。
中共報刊被迫轉入地下秘密出版。主要有：在上海出版的中央理論政治機關刊物《布爾塞維克》雜誌（周刊、半月刊、月刊，一九二七年十月——一九三二年七月，共出5卷1期）、中央政治機關報《紅旗》（三日刊，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一九三○年八月）、《紅旗日報》（一九三○年八月十五日——一九三一年三月，共出182期）、《紅旗》（周報，一九三一年三月——一九三四年一月，共出64期），麵向工人的通俗小型報《上海報》（一九二九年四月十七日——一九三○年八月十四日，共出385期）。大革命時期的《中國青年》改名《無產青年》、《列寧青年》，《中國工人》亦改用多種化名相繼秘密複刊。中共地方黨團組織也出有一批地下報刊。還有一批麵向國民黨士兵和下級軍官的64開本通俗小刊物《士兵的話》、《兵士呼聲》等。
一九三一年，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創辦中國工人通訊社，到一九三五年停止活動。
中共地下報刊是在白色恐怖統治下出版的，《紅旗日報》等報刊的編輯發行部門、承印機構，經常受到查抄、封閉，一些報人被捕，遭殺害。不少販報人被拘禁，輕則罰款，重則判刑、監禁。地下報刊工作者冒著生命危險，采用偽裝報刊封麵，隱晦曲折的宣傳筆法，依靠群眾秘密建立隱蔽安全的代派處等特殊方式，爭取報刊的出版發行。地下報刊揭露蔣介石國民黨叛變革命的罪行及南京政權的反革命實質，擴大中共影響，鼓舞讀者鬥誌。同時，在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影響下，地下報刊也犯了左傾盲動的錯誤，給革命事業造成了損失。一九三三年後，隨著中共中央在白區工作的失敗，地下報刊相繼停辦。
在國民黨統治區左翼文化運動中，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和中國左翼新聞記者聯盟等文化團體先後成立，並聯合組成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它們在上海、北平等地出有30多種報刊，主要有《萌芽》月刊、《拓荒者》月刊、《文藝新聞》周刊、《集納》周刊、《前哨》月刊、《世界文化》、《文化月報》和《正路》等。魯迅率領進步文化工作者以左翼報刊為主要陣地，並利用《申報》副刊《自由談》和《中華日報》副刊《動向》等，堅持韌性戰鬥，同國民黨的反革命文化“圍剿”展開了艱苦的鬥爭，積累了可貴經驗。
大革命失敗後，毛澤東、朱德領導中國共產黨開創“工農武裝割據”的道路，到一九三三年，先後在14個省的邊界地區建立起十多個革命根據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在江西中央根據地首府瑞金，成立中央工農民主政權。根據地從中央到地方的中共黨政組織、紅軍和群眾團體普遍出版報刊，這是中國新聞史上第一次在人民政權下出版的新型報刊。在中央革命根據地，到一九三三年秋出版大小報刊34種。其中，主要有中央工農民主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報、中國工農紅軍軍事委員會機關報《紅星》報（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一九三五年）、中共蘇區中央局機關報《鬥爭》（周刊，一九三三年二月——一九三四年九月）、共青團蘇區中央局機關報《青年實話》（周刊，一九三一年七月——一九三四年九月）、中華全國總工會蘇區中央執行局機關報《蘇區工人》（一九三二年五月——一九三四年三月）、蘇區少年先鋒隊中央總隊部機關報《少年先鋒》和專業報刊《健康》報等。
《紅色中華》報（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一九三七年一月，共出324期），是由中央工農民主政府新聞機構紅色中華社出版的，是根據地中央政權第一張機關報，到一九三四年十月在瑞金出至第二百四十期，因長征開始暫告停刊。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陝北瓦窯堡複刊，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九日第三百二十五期起改名《新中華報》。首任主筆周以栗，曆任編務主持人的有王觀瀾、李一氓、沙可夫、瞿秋白、向仲華等。這張4開小型報紙，初為周刊、後改三日刊、雙日刊。發行數初期僅3000份，後增至四五萬份，被譽為“全蘇區人民的喉舌”。紅色中華社設有五人編委會，除出版《紅色中華》報外，還曾開展部分通訊社業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