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紅色中華通訊社在中華蘇維埃全國代表大會勝利開幕時問世。它打破國民黨的封鎖，向全國、全世界首次報道大會召開的消息，播發大會的重要文告、宣言，莊嚴宣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的誕生。它的新聞廣播呼號是CSR（英文Chinese Soviet Radio一詞的縮寫），一九三七年一月，“紅中社”改名“新華社”後，仍舊使用這一呼號。由於人力、財力缺乏，紅中社還沒有組建成一個獨立的通訊社，而是報、社合一，以出報為主。
各地方根據地出版的報刊主要有：湘鄂西《紅旗日報》、《工農日報》、湘贛《湘贛紅旗》、鄂豫皖《紅旗》報、《鄂豫皖蘇維埃報》、湘鄂贛《工農兵》、閩浙贛《紅色東北》、川陝《蘇維埃》報等。
工農紅軍係統出版的報刊，已知的有30多種，主要有《時事簡報》、《紅軍日報》、《紅軍報》、《紅色戰場》、《戰士報》等。
根據地報刊為推進蘇區工農民主政權的建設，為反對國民黨軍事“圍剿”，為呼籲全國團結抗日救亡發揮了相當的宣傳和組織作用，並在實踐中形成了艱苦奮鬥、服務黨政中心工作、依靠群眾辦報的優良傳統。同時，它們的宣傳也不同程度地助長了根據地實際工作中的左傾錯誤。
在這個時期，抗日救亡報刊也大量湧現。從“九一八”事變、“一二九”運動，到“西安事變”，全國抗日救亡的怒潮推動了新聞事業的發展，湧現出數以千計的宣傳抗日救亡的報刊。主要有鄒韜奮主編的《生活》周刊、《大眾生活》周刊、《生活日報》、《生活星期刊》和上海《讀書生活》、《世界知識》、《婦女生活》，北平《華北烽火》、《長城》、《人民之友》、《中國人》、《學聯日報》、《覺民報》、《一二九特刊》、《北大周刊》，西安《解放日報》、《西北文化日報》以及中共在莫斯科和巴黎編輯出版的《救國時報》。民營報紙有北平《實報》、上海《立報》、南京《新民報》和《南京人報》等。原有的民族資產階級大報《申報》轉向愛國進步立場，呼籲抗日和民主，經營管理和業務改革卓有成效。天津《大公報》創辦上海版，轉向擁蔣聯共抗日宣傳。
“九一八”後，國民黨當局實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壓製抗日輿論，迫害愛國報人，大批宣傳民主進步和抗日救亡的報刊遭到摧殘。江蘇省鎮江市《江聲日報》主持人劉煜生被冤殺，《申報》總經理史量才被特務狙擊殺害，著名報人鄒韜奮被迫多次流亡並被捕入獄。一九三五年七月，國民黨還製造了震驚中外的《新生》事件。它屈服於日本政府的無理要求，悍然查封宣傳抗日的上海新生周刊社，判處主編杜重遠一年又兩個月的徒刑，並通令全國取締一切抗日宣傳。一九三六年一月，上海近百名新聞記者聯名發表宣言，要求國民黨當局開放言禁，不得壓製抗日救亡宣傳。這表明覺醒的新聞界聯合抗日的趨勢日益增強，不可逆轉。
一九三六年六月至十月，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經宋慶齡介紹，在中共的秘密安排聯係下，前往陝北采訪。同年十一月中旬起，他在上海《密勒氏評論報》、英國《每日先驅報》、美國《星期六晚郵報》和《生活》畫報等多家報紙上發表數十篇報道和照片。並在此基礎上，於一九三七年十月撰寫出版英文《紅星照耀中國》一書（中文版改名《西行漫記》），突破國民黨對紅色區域長達九年的新聞封鎖，向全世界真實報道了中國共產黨、工農紅軍和革命根據地人民生活的真相，影響深遠。一九三六年底，美國女記者史沫特萊報道了“西安事變”真相，一九三七年初赴延安采訪，後來寫作出版朱德傳記《偉大的道路》一書。
（四）抗日戰爭時期民族新聞事業的奮起和聯合與鬥爭。
抗日根據地是民族抗日新聞事業發展的主要基地。陝甘寧邊區根據地首府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民族抗日新聞事業發展的中心。抗戰爆發後，這裏原有的《解放》周刊和《新中華報》得到加強。一九三九年二月《新中華報》改組為中共中央機關報，由五日刊改為三日刊。新創辦的一批報刊主要有：《八路軍軍政雜誌》、《中國青年》、《中國婦女》、《共產黨人》、《中國工人》、《中國文化》、《邊區群眾報》、《今日新聞》、《新文字報》、《前線周刊》、《紅星雜誌》等。從一九四一年起，延安的新聞事業穩定發展並進入成熟階段。原有的一些報刊合並或停辦，集中力量建設三大新聞機構。原《新中華報》和《今日新聞》兩張小型報合並，於一九四一年五月十六日改出中共中央大型機關報《解放日報》。新華通訊社的建製進一步完善，並於一九三九年初脫離《新中華報》，成立獨立的編輯部。一九四一年五月，各敵後抗日根據地的地方通訊社奉命一律改組為新華社地方分社。到抗戰勝利前夕，總社工作人員從原有十幾人增加到百餘人，轄有9個總分社，40多個分社，成為初具規模的統一的獨立的通訊社。一九四○年十二月三十日，延安新華廣播電台開始試播，呼號是XNCR（按國際規定，中國無線電呼號第一個英文字母為X，其他3個字母是英文New Chinese Radio 一詞的縮寫）。這標誌中國人民廣播事業的誕生。從此，延安建成以《解放日報》為主，包括通訊社、電台在內的3種新聞媒體兼備的新聞事業網絡。
延安《解放日報》（一九四一年五月十六日——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共出2130期），是革命根據地第一個大型的中共中央機關報，是中國現代新聞事業中影響最大的報紙。日出對開4版，以其言論的權威性、新聞的翔實和廣泛的群眾性著稱。首任社長博古（秦邦憲），繼任社長廖承誌。首任總編輯楊鬆，後為陸定一、餘光生。毛澤東親自指導該報工作，經常為它撰寫和審改重要社論、新聞、文章。許多優秀的新聞文化工作者參與編撰。毛澤東執筆的《發刊辭》宣稱該報的宗旨說：“本報之使命為何？團結全國人民戰勝日本帝國主義一語足以盡之。這是中國共產黨的總路線，也是本報的使命。”經過一九四二年的整風改革，《解放日報》克服缺點，增強黨性，實行全黨辦報路線，日益成為“真正戰鬥的黨的機關報”，創造了豐富的辦報經驗，大力發揚了中共新聞事業的優良傳統。同時，它還廣泛開展新聞思想理論的討論和教育，發表《黨與黨報》、《新聞必須完全真實》等大批社論和陸定一寫的專論《我們對於新聞學的基本觀點》等，為建設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中國無產階級新聞思想理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在廣大敵後抗日根據地，為“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與民族覺悟”，民族抗日新聞事業普遍創辦起來。據不完全統計，到一九三九年以前，在華北和華中敵後根據地出版的小型報刊約700多種。出現一批著名政治性報紙和農村通俗化報紙。
在華北敵後根據地，主要有中共中央晉察冀分局機關報《晉察冀日報》（一九四○年十一月七日——一九四八年六月十四日，共出2854期），鄧拓任社長兼總編輯；華北局機關報《新華日報》華北版（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一九四三年九月），何雲任社長兼總編輯；山東分局機關報《大眾日報》（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迄今），劉導生任社長，匡亞明任總編輯；晉綏分局機關報《抗戰日報》（一九四○年九月十八日——一九四六年六月），廖井丹任社長，趙石賓任總編輯。通俗報紙有膠東《大眾報》和《晉綏大眾報》，還有八路軍的《抗敵報》和《晉察冀畫報》等。
在華中敵後根據地，主要有華中局機關報《江淮日報》（一九四○年十二月——一九四二年七月），華中局書記劉少奇兼任社長，王闌西任總編輯。通俗報紙《鹽阜大眾報》（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五日——迄今），還有新四軍的《抗敵報》和《拂曉報》等。
在華南敵後根據地，主要有廣東東江縱隊的機關報《前進報》（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九日——一九四六年六月）和瓊崖特委主辦的《抗日新聞》等。
敵後抗日根據地的新聞事業是在日偽的軍事進攻和國民黨頑固派的經濟封鎖的艱難環境中生存發展的，廣大新聞工作人員一手拿筆，一手拿槍，堅持出版報紙。在激烈的反“掃蕩”戰爭和前線戰鬥中，大眾日報社長李竹如、新華日報華北版社社長何雲、經理部主任黃君玨（女）、國新社青年記者高詠、膠東大眾報社長阮誌剛、八路軍總政治部前線記者團記者雷燁、戈裏和國際友人德國籍著名記者漢斯·希伯等不少新聞工作者英勇捐軀。抗日烈士們的壯烈事跡和偉大的革命精神永耀史冊。
在國民黨統治區，抗戰初期民族抗日新聞事業一致奮起，呈現合作發展的大好局麵。上海，首先成為民族抗日新聞事業的中心。新辦的抗日報刊主要有：《救亡日報》（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四日——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是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主辦的統一戰線報紙，郭沫若任社長，夏衍任總編輯。這張4開4版的小型報以精編著稱，銷數初期一二千份，最高達七八千份。後曾遷往廣州、桂林出版。鄒韜奮主編的《抗戰》三日刊、上海編輯人協會主辦的《戰時日報》和《文化戰線》、上海職業界救亡協會主辦的《救亡周刊》、《戰線》五日刊、《戰時聯合旬刊》（由《世界知識》、《婦女生活》、《中華公論》、《國民周刊》聯合出版）以及其他各界人士出版的《戰時教育》、《戰時婦女》、《救亡漫畫》、《戰時大學》等。這些刊物結合抗戰實際，宣傳全民抗戰，內容短小精悍，通俗易懂，很受歡迎。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八日，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協會在上海成立，積極開展新聞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
戰前上海出版的原有民營報紙《立報》、《大公報》、《申報》、《新聞報》等，抗戰初期都不同程度地進行了抗日救國的宣傳。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日本占領軍要求上海租界內的中國報紙接受新聞檢查，《大公報》、《申報》均毅然以停刊相拒，並嚴正表示，要堅持中國人人格和國家立場，不受辱，不屈服。後《申報》一度遷武漢，再遷香港複刊，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被日寇劫奪。
上海、南京於一九三七年冬淪陷後，武漢一度成為國民黨統治區抗日新聞事業的中心。中共主辦的《群眾》（周刊，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一日——一九四七年三月二日）和《新華日報》（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在武漢公開出版，這是國共合作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的一個標誌。潘梓年任社長，曆任總編輯有華崗、吳克堅、章漢夫，總經理熊瑾玎。武漢時期的《新華日報》和《群眾》的主要貢獻是宣傳了中共全麵抗戰的主張和持久戰思想，批駁片麵抗戰的主張和亡國論、速勝論思想，鼓舞民眾抗戰必勝的信心。《大公報》漢口版創刊（一九三七年九月十八日——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八日），繼續宣傳抗日愛國。新創辦的抗日刊物主要有：鄒韜奮、柳主編的《全民抗戰》（三日刊、五日刊、周刊，一九三八年七月——一九四一年二月，共出157期），《戰時青年》、《戰時文化》、《民主》、《民族戰線》、《國民公論》、《救中國》等。國民黨中央社由南京遷武漢，先前從江西遷到武漢的《掃蕩報》，劃歸國民黨軍事委員會第三廳領導，周恩來、郭沫若經常過問該報工作，加強抗日宣傳。李公樸主持的全民通訊社由太原遷武漢。
一九三八年三月三十日，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協會改名為學會（簡稱“青記”）在武漢正式成立。“青記”是一個統一戰線性質的進步群眾組織，會員由創辦初的數十人，一年後發展到千餘人，在海內外建起20多個分會。同年十月，以“青記”為骨幹，在長沙成立國際新聞社。這兩個組織團結了大批青年新聞記者積極投身抗日宣傳活動。名記者範長江是“青記”和“國新社”的主要發起人和領導人。
抗戰初期，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其他地區出版的主要抗日報刊有：西安《老百姓報》、長沙《觀察日報》、《抗戰日報》、《力報》、茶陵《開明日報》、太原《犧牲救國》報、成都《大聲周刊》、《時事新刊》、星芒通訊社和《星芒報》，等等。
抗戰初期奮起的上述抗日新聞事業，存在僅一兩年，到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後，即被國民黨頑固派一律查禁。
以重慶為中心的大後方民族新聞事業在聯合和鬥爭中發展。重慶是國民黨政權的戰時陪都，大後方的政治、新聞中心。許多重要新聞機構相繼遷入，加上原有的地方新聞機構，僅主要報紙就有23家。其時，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形勢複雜，新聞事業呈現又聯合又鬥爭的局麵。國民黨中央一級新聞單位聚集這裏並迅速擴張。《中央日報》總社設在重慶，又相繼出版10個地方分版。國民黨中央直屬黨報發展到20家，省市縣地方黨報438家。《掃蕩報》出有重慶、桂林、昆明版。中央通訊社總社設在重慶，在大後方先後設立16個分社，在前線還設有許多小型隨軍通訊社。總社出版發行中英文新聞稿和《中國》半月刊（英文）。中央廣播電台遷重慶後，建立國際廣播電台，用十多種語言播音，並在大後方各地建起官辦廣播電台23座，發射功率共154千瓦。此外，還出版有《中央周刊》、《民意》等中央級刊物。在抗戰相持階段，國民黨頑固派實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方針，《中央日報》等官方新聞機構相應為之效力，甚至鼓吹“一個政黨、一個領袖、一個報紙”的主張，企圖在新聞事業領域建立壟斷獨裁統治。
《新華日報》和《群眾》周刊遷重慶後，成為大後方抗日進步新聞事業的核心。《全民抗戰》、“青記”總會和重慶分會、“國新社”辦事處、全民通訊社辦事處等也集中這裏，共同為堅持抗戰、團結、進步而努力。但在一九四一年皖南事變第二次反共高潮中，這些新聞機構絕大多數被查禁。
在重慶，除國共兩黨的報紙外，其他報紙主要有：從外地遷入的《新民報》、《時事新報》、《大公報》、《益世報》、《世界日報》和地方出版的《國民公報》、《新蜀報》、《商務日報》等。其他黨派辦的刊物有：中華職業教育社的《國訊》、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的《中華論壇》、國家社會黨的《再生》等。在複雜的政治鬥爭中，這些報刊一般處於中間狀態。《新華日報》重視開展新聞界統一戰線工作，努力爭取團結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擴大抗日民主宣傳的力量。例如，皖南事變中，中央社播發當局誣陷新四軍，顛倒黑白的“通令”和“談話”，迫令各報刊載並配發表態言論。《新華日報》負責人一麵前往《新民報》、《新蜀報》、《商務日報》等報社，說明真相；一麵在報紙上違檢公開刊出周恩來親筆題詞：“為江南死國難者誌哀！”“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有力打擊了頑固派，贏得了社會輿論的同情和支持。
一九四四年六七月間，重慶國民黨當局接受美國意見，組織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到延安訪問。參觀團中有外國記者6人，他們身兼英、美、蘇3國14家通訊社、報刊的發稿任務；中國記者9人，來自中央社、中央日報、大公報等8家新聞單位。多數記者的報道比較客觀、真實。愛潑斯坦采寫的《毛澤東印象記》，斯坦因的《中共和解放區實況》、福爾曼的《延安報導》等係列報道和專著，一時風行海內外。《新民報》主筆趙超構撰寫通訊集《延安一月》，發行數萬冊，受到好評。這批訪問報道，雖然有不少被檢扣刪削，但是仍然把國民黨當局對邊區封鎖的窗簾捅了一個窟窿，使全國和世界人民看到了延安代表著中國的光明和希望。
桂林，是大後方民族抗日新聞事業的重要基地。《救亡日報》從廣州遷來複刊，《新華日報》在此設立分館，《力報》從邵陽遷入。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五日《大公報》桂林版創刊，後又出《大公晚報》。進步刊物有《國民公論》、《野草》、《文化雜誌》等。還有國際新聞社總社、“青記”南方辦事處和桂林分會。成都、昆明也辦有一批抗日進步新聞機構，如《華西晚報》、昆明《民主》周刊和《學生周刊》等。一些地方實力派的報紙，如《廣西日報》、《新疆日報》、《雲南日報》、《華西日報》等，在中共的影響下，一度也成為宣傳抗日和民主的輿論陣地。
此外，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的香港，是民族抗日新聞事業的特殊基地。這裏集中了愛國統一戰線報紙《華商報》晚刊（一九四一年四月八日——十二月十二日），香港版《大眾生活》周刊，香港版《大公報》、《光明報》、《立報》，還有國新社分社、民族革命通訊社等。胡文虎創辦的《星島日報》和晚報、晨報、周報，聘請進步人士金仲華、羊棗等主持筆政，也積極宣傳抗日。
淪陷區的民族抗日報刊也有發展。在偽滿洲國統治下的東北地區，中共滿洲省委組織一些黨員和作家打入日偽的報紙，占領副刊陣地，進行隱晦曲折的抗日愛國宣傳。如長春《大同報》的《夜哨》副刊，哈爾濱《國際協報》的《文藝》周刊、《大北新報畫刊》等。《大北新報畫刊》主編中共黨員金劍嘯被日偽殺害。
天津淪陷不久，即出版有20多種油印小型地下抗日報刊，如粗識文字的工人編印的《煉鐵工》，天津大公報記者顧建平等以高仲明化名發行的《紀事報》以及《抗戰》、《匡時》、《前哨月刊》、《火線上》、《突擊》、《後方》等。
在南京陷落前後，出現有小型鉛印《抗敵導報》。蘇州附近一小鎮出現小型《青白報》。
這些地下抗日報刊，雖然數量不多，但它們給淪陷區被奴役的中國同胞燃起了一線火光。
在上海成為“孤島”時期，愛國人士利用英、美、蘇商人名義注冊出版一批中文抗日報刊。著名的有：中共領導創辦的《譯報》、《每日譯報》、《譯報周刊》和《導報》、《導報增刊》、《時代》周刊，嚴寶禮等集資創辦的《文彙報》，國民黨出版的《中美日報》、《正言報》等。還辦有《學習》、《上海周報》、《文獻》、《知識與生活》、《時論叢刊》等一些期刊。“孤島”的抗日報刊堅持抗日愛國和進步民主的宣傳，大力進行了反汪精衛的宣傳，徹底揭露汪精衛投靠日寇的賣國罪行，激勵了上海民眾的抗日鬥爭。
一九三九年春夏，日寇豢養的汪偽特務采用散發恐嚇信、搗毀報館、投擲炸彈、綁架和暗殺報人等恐怖手段，企圖扼殺抗日報刊的活動。朱惺公等愛國新聞工作者公開痛斥汪偽的暴行，冒險犯難，堅持出報，寧死不屈，表現了崇高的民族氣節和愛國精神。
太平洋戰爭爆發，“孤島”淪陷後，中共領導的工人、學生群眾團體秘密出版有《醬工》月刊、《東吳團契》等小型刊物，還印發秘密傳單和小冊子，繼續宣傳抗日。
同情和支持中國人民抗戰的外國新聞工作者，也受到日偽的迫害。一九四○年七月，《申報》的美籍發行人阿樂滿等7人被限期勒令出境。一九四二年六月上海3名美、英資深記者：《密勒氏評論報》主筆鮑惠爾、《大美晚報》評論員奧柏、《遠東周報》主筆伍德海被日軍上海憲兵隊逮捕，在集中營中受盡折磨，有的重傷致殘。
（五）人民解放戰爭時期新聞事業的巨大變革。
抗戰勝利後的近一年中，在相對穩定的和平民主局麵下，國民黨統治區新聞事業一度呈現繁榮景象。國民黨中央新聞事業隨南京政府“還都”遷返南京。他們利用“接收”大權，搶先占有收複區大城市原有敵偽新聞機構的資產，用以裝備擴充起龐大的官方新聞網絡。以《中央日報》為首的直屬國民黨中央的黨報有23家，加上省、縣級黨報和軍隊黨報，總計不下千餘家，約占全國報紙總數1781家的66%以上。原被日偽劫奪的民營大報《申報》和《新聞報》被接收後，加入半數以上的官股，派去黨國要員總攬編務，成為準官報。中央社和中央台也迅速擴充發展。
中共在國民黨統治區的《新華日報》和《群眾》周刊繼續出版。同時奉毛澤東指示，盡快去收複區的大城市上海、北平等地以民營報紙名義新辦一批報刊。在上海，有《聯合日報》和《聯合日報》晚刊、《時代日報》、《建國日報》晚刊、《消息》半周刊、《文萃》周刊。原訂在上海、南京出版《新華日報》分版的計劃受阻未能實現，便將《群眾》由重慶遷上海出版，重慶《新華日報》改組為中共四川省委機關報。在南京，成立新華社南京分社。在北平，創辦公開機關報《解放》三日刊，成立新華社北平分社。
各民主黨派團體複刊和新辦的報刊有：上海《周報》、《民主》周刊、《國訊》和《展望》周刊，中國民主同盟中央機關報《民主報》（重慶）等。
全麵內戰爆發後的一年中，上述進步新聞機構幾乎全部被查封或被迫停刊。
香港，是戰後進步新聞事業的重要基地。中共領導的《華商報》複刊，新辦香港版《群眾》周刊、《正報》，新華南通訊社，國新社香港分社。民主黨派的報刊有《光明報》半月刊、《自由》月刊、《公論》月刊等。
台灣光複後，民族報業開始新生。自一八九五年起台灣淪陷於日本統治下的半個世紀中，報業受到嚴厲控製。一九四四年初，全島6家報紙除《興南新聞》是由台灣人主辦的外，其餘均為日本人所辦。同年四月，日本占領者將6家報紙合並為1家《台灣新報》，日出僅8開一小張。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台灣正式回歸祖國的同一天，台灣省政府在台北創刊《新生報》，這是光複後的第一張報紙。到一九四七年初，台灣報紙發展到28家，期刊約30家。不久，“二二八”事件發生後，除國民黨當局經辦的兩家機關報外，其餘報紙全部被禁止發行。到一九四九年初，報紙又增加到約20家，期刊約數百種。
全國民營報業有較大發展。據南京政府內政部統計，一九四六年國民黨統治區登記報紙共984家，到一九四七年八月，上升為1781家。其中除多半數以上的官報外，民營報紙占有相當數量。一些影響較大的民營報紙最早複刊並開始向報團方向發展。上海《文彙報》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八日複刊，重慶《大公報》繼續出版，一九四五年十一、十二月相繼複刊上海版、天津版，稍後香港版複刊，成為同時在全國發行4個版、總銷數約十二三萬份的大公報報團。《新民報》總管理處遷回南京，於一九四六年先後出版南京版晚刊和日刊，同年創辦北平版日刊和上海版晚刊，加上原有重慶版晚刊和成都版日、晚刊，成為擁有5社8版、總銷數約12萬份的新民報報團。可惜，好景不常。國民黨統治區新聞事業短暫繁榮的局麵，很快被國民黨當局內戰獨裁的政策所斷送。一九四七年二月，中共駐南京、上海、重慶談判代表機構被迫全部撤離，《新華日報》、《群眾》周刊被迫停刊。中共再次轉入地下，秘密出版上海《文萃叢刊》、重慶《挺進報》。後來兩報被查禁，陳子濤、駱何民、吳承德、陳然等報人遇難。一九四七年十月，中國民主同盟被解散，《民主報》等民盟係列報刊被查禁、停刊。同年五月，上海《聯合日報》晚刊、《文彙報》、《新民報》晚刊因報道“五二○”慘案真相被勒令停刊。到一九四八年，僅存的幾家民主報刊《世界知識》、《國訊》、《時與文》、《時代日報》被封閉。同年七月八日，南京《新民報》被加以“反對戡亂步伐”罪，勒令“永久停刊”。上海《大公報》主編王芸生被《中央日報》圍攻、追查。同年底，鼓吹第三條道路的《觀察》周刊亦遭查封。
在解放戰爭期間，國民黨統治區的學生運動與反動政府之間的尖銳鬥爭，起了毛澤東稱之為“第二條戰線”的偉大作用。中共在領導學生運動中出色地運用公開的新聞媒介進行宣傳。一九四六年二月，在上海，辦起了中聯廣播電台，這是中共領導的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唯一的廣播電台。一九四七年二月，出版了《青年知識》半月刊，這是一本對學生運動起指導作用的刊物。同年六月，又出版了《學生報》，作為上海學聯的機關報，大量報道了上海和全國的學生運動。與此同時，還先後出版了《時代學生》、《中學時代》和《學生新聞》等報刊。國民黨反動派對這些新聞媒介及其負責人千方百計進行查封、追捕。負責發行《青年知識》、《學生報》的嚴庚初，在上海解放前夕遭國民黨反動派殺害。在重慶、北平等地，中共指導下的重慶《中國學生導報》，北平學聯的機關報《學生報》、《燕京新聞》、《清華周刊》等大批學生報刊亦起了第二條戰線上新聞尖兵的作用。
國民黨官報係統和一般民營報紙在政局飄搖、幣製改革失敗、通貨惡性膨脹的致命衝擊下，因虧賠累累、勞資糾紛不斷，而難以為繼，或紛紛合並，或大批倒閉。《中央日報》等禦用喉舌以其慣於造謠欺騙，失信於民，而為廣大民眾所不齒。最後國民黨統治區僅剩下千篇一律的官報，加上內幕新聞和黃色小報的泛濫，這從一個側麵預示了蔣家王朝的行將崩潰。
解放區新民主新聞事業發展壯大，走向全麵勝利。隨著政局和戰局的變化，解放區新聞事業經過發展、收縮、再發展的曆程，建起了以新華社為主體，包括大批報刊、電台在內的強有力的新聞事業網絡，並逐步由農村向城市發展。一九四六年五月，中共中央調整新聞機構，重點加強新華社建設。廖承誌調任社長兼總編輯。陳克寒、錢俊瑞、範長江、石西民、梅益、徐邁進等先後到延安，任副總編輯，集中了中共新聞工作經驗最豐富的人才。一九四七年三月，延安《解放日報》停辦後，新華社肩負起通訊社、電台、黨報“三位一體”的重任，除為電台編寫提供新聞稿外，還發表自己的社論、時評、讀者問答（信箱）、資料等。新華社的文字、口語、對外英文三種廣播稿在國內外擁有廣泛聽眾。新華社在人民軍隊中建起係統的軍事報道機構，設立野戰軍總分社、兵團分社和軍支社，加強軍事報道力量。到一九四八年秋，總社工作人員增加到800人，轄有除軍隊外的地方總分社6個，分社33個，支社30多個。同年，相繼建起香港分社、倫敦分社和布拉格分社，逐漸增強對外報道。一九四五年九月延安新華廣播電台恢複播音，一九四七年三月改名陝北新華廣播電台，經過3次大的轉移，一九四八年五月遷至河北平山縣播音。先後建起地方人民廣播電台45座。
各大戰略區的中共機關報普遍加強。計有：東北局《東北日報》（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一日——一九五四年八月三十一日），華北局《人民日報》（一九四八年六月——一九四九年七月，由原晉冀魯豫中央局《人民日報》和《晉察冀日報》合並而成），華中局《新華日報》華中版（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九日——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一九四八年一月複刊），華東局《大眾日報》（一九四五年冬——一九四九年四月），晉綏分局《晉綏日報》（一九四六年七月——一九四九年五月一日）等。據不完全統計，這一時期，解放區新出版的報紙近百種，各種期刊375種。此外，人民解放軍係統出版的團級以上報刊有260多種。
解放區的新聞事業主要宣傳報道了人民解放戰爭和土地改革運動，為推進全國革命的勝利作了重要貢獻。新華社在軍事宣傳方麵取得了很大成績，積累了豐富經驗。《晉綏日報》發起反“客裏空”運動，總結土改宣傳的經驗教訓。一九四八年四月，毛澤東發表《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的談話》，同年十月，劉少奇發表《對華北記者團的談話》。這兩篇談話，是對解放區新聞事業反右和反左經驗的理論總結，是中國新聞史上的重要文獻。
隨著全國許多大中城市的解放，中共領導的新聞事業的重心開始由解放區所處的農村逐漸向城市轉移。在新解放的城市中一麵創辦發展新民主新聞事業，一麵接管和改造原有的新聞事業。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中共中央規定了處理新解放城市中中外報刊、通訊社的政策原則，保護人民的言論出版自由和剝奪反人民的言論出版自由。對國民黨黨、政、軍係統的新聞事業一律予以沒收和封閉；對進步的新聞事業予以保護；對中間性的新聞事業不禁止其依靠自己的力量繼續出版。天津、北平、南京、上海、武漢等各大中城市相繼解放後，迅即貫徹實行了上述方針政策。
一九四九年七月，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籌備會在北京成立。該會推舉了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的新聞界代表，正式代表12人，候補代表2人。他們來自新民主新聞事業的各個著名的代表性新聞機構，顯示了新聞界愛國民主統一戰線的大團結。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第五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享有“言論、出版”等自由權利。第四十九條規定：“保護報道真實新聞的自由。禁止利用新聞以進行誹謗，破壞國家人民的利益和煽動世界戰爭。發展人民廣播事業。發展人民出版事業，並注重出版有益於人民的通俗書報。”中國人民為之奮鬥三十年的言論出版自由權利在新中國根本大法上得到了充分保障。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從此，開始了中國當代新聞事業的新紀元。當代中國的新聞事業，是在借鑒和繼承中國古代報紙，特別是近現代革命和進步新聞事業的經驗和優良傳統的基礎上，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新聞報道實踐中，進一步發展壯大起來的。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了全國性的基本勝利，中國曆史開辟了新紀元。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四十多年，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昂首挺胸地矗立在世界的東方。作為中國社會主義事業有機組成部分的新聞事業，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針，通過新聞手段反映中國、反映世界，取得了巨大成就。
中國共產黨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獨立地探尋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道路。特別是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逐步形成和發展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及其指導下確立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新中國的新聞事業，就是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理論、路線指引下不斷前進的。
在中國這樣的大國建設社會主義是個全新的事業，在探索的過程中曾有失誤和偏差。中國新聞事業同樣也發生過失誤和偏差。但中國共產黨敢於正視和不斷糾正自己的錯誤，繼續闊步前進。新中國的新聞事業也是在堅持自己的優良傳統，糾正缺點、錯誤中不斷前進、壯大和發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