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國之初的新聞事業
（一九四九——一九五六年）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一九五六年，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領導中國各族人民，廢除了封建的土地製度，實行了多方麵的民主改革，進行了抗美援朝戰爭，迅速恢複了國民經濟。在中共的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指引下，卓有成效地開展了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經濟建設，在中國絕大部分地區基本上完成了對生產資料私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有步驟地實現了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當時，中共黨風端正，紀律嚴明，社會風氣良好，各族人民意氣風發，中國大地熱氣騰騰。
這個時期，新中國的新聞事業，在共產黨的正確領導和人民政府的有效管理下，得到了迅速的健康的發展，基本上奠定了當代中國新聞事業的總格局。廣大新聞工作者，在新的曆史任務麵前，繼承和發揚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新聞工作堅持黨性原則、堅持實事求是原則、緊密聯係實際、密切聯係群眾、開展批評報道等優良傳統，成為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指導各項實際工作、動員人民群眾改造社會和建設國家的有力工具，起了良好作用。一九五六年，在生產資料私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之後，麵對新的社會情況，新聞界進行了新聞改革的新的探索。
新中國的新聞事業，是在革命戰爭年代中國共產黨在各解放區創辦的新聞事業的基礎上，同國民黨統治區進步愛國的新聞事業相結合，創立和發展起來的。
中國共產黨曆來重視新聞事業，把新聞事業看成是傳播新聞、宣傳方針政策、團結群眾、打擊敵人、引導人民進行革命和建設的有力工具和重要手段。
四十年代末，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後期，隨著大片國土的解放，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新聞事業有了迅速發展。解放區的地方專區以上、部隊軍以上，陸續出版了報紙，建立了新華社的分支機構，中共中央和若幹解放區還有了廣播電台。為了適應全國解放後人民新聞事業大發展的需要，共產黨和人民政府作了大量準備工作，其中主要是從思想政治素質和業務能力上培訓提高新聞幹部。
一九四八年春，在人民解放軍戰略進攻取得重大勝利的形勢下，毛澤東主席在離開陝北前往河北平山縣西柏坡途中，發表了《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的談話》。毛澤東說：“辦好報紙，把報紙辦得引人入勝，在報紙上正確地宣傳黨的方針政策，通過報紙加強黨和群眾的聯係，這是黨的工作中的一項不可小看的、有重大原則意義的問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則，就是要使群眾認識自己的利益，並且團結起來，為自己的利益而奮鬥。報紙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黨的綱領路線，方針政策，工作任務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廣泛地同群眾見麵。”“我們的報紙也要靠大家來辦，靠全體人民群眾來辦，靠全黨來辦，而不能隻靠少數人關起門來辦。”“報紙工作人員為了教育群眾，首先要向群眾學習。”“我們黨所辦的報紙，我們黨所進行的一切宣傳工作，都應當是生動的，鮮明的，尖銳的，毫不吞吞吐吐。這是我們革命無產階級應有的戰鬥風格。我們要教育人民認識真理，要動員人民起來為解放自己而鬥爭，就需要這種戰鬥的風格。”
同年十月二日，劉少奇作了《對華北記者團的談話》。劉少奇指出：“你們是黨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報紙、通訊社、廣播電台每天把中共的政策告訴群眾，同時把群眾的呼聲反映上來。“黨依靠你們的工作，指導群眾，向群眾學習。”劉少奇論述了做好人民的新聞工作又須具備的4個條件：端正為人民服務的態度，加強馬列主義的理論修養，熟悉中共的路線政策，必須獨立地做相當艱苦的工作。劉少奇還強調，新聞工作做得好，就能引導人民團結、前進、走向真理，如果辦得不好，散布落後、錯誤的東西，就存在著很大的危險性，就要受曆史的處罰。
毛澤東、劉少奇在全國解放前夕對新聞工作者的兩篇講話，係統地論述了人民新聞事業的性質、任務、功能、原則、方針，以及新聞工作者的素質等重要問題，是毛澤東新聞思想的綱領性文獻，是中國共產黨、人民政府製定新聞工作方針政策的重要指導思想。
一九四八年九至十月間，中共中央在其所在地的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召集新華社、人民日報社部分業務骨幹進行緊張而嚴格的培訓，其重要內容是學習上述兩篇講話，討論和研究由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共中央領導人撰寫、修改過的一些重要新聞稿件，理論聯係實際地從政治思想、群眾路線、全國觀點、組織紀律、工作作風、業務技巧等方麵，提高新聞領導骨幹的水平，為迎接全國解放後新聞事業的發展工作作準備。當時，許多解放區都抓緊培訓了新聞幹部。一九五○年五月十六日，鄧小平在西南區新聞工作會議上作重要講話，提出領導者要重視利用報紙指導工作，報紙要結合實際，結合當時當地的中心任務，尤其是要圍繞發展生產這個中心進行宣傳報道。
對於怎樣對待新解放城市中原有的中外新聞機構及其出版物，中共中央在一九四八、一九四九年間曾幾次作出決定。中共中央認為，新解放大中城市中原有的中外報紙、刊物、通訊社，“絕大部分是反動派所掌握的，少數是中間性的，隻有極少數是進步的。……報紙刊物與通訊社是一定的階級、黨派與社會團體進行階級鬥爭的一種工具，不是生產事業，故對於私營報紙、刊物與通訊社，一般地不能采取對私營工商業同樣的政策。”為了“保護人民的言論、出版自由，和剝奪反人民的言論、出版自由”，決定采取區別對待的政策。對國民黨反動派的新聞事業，一律予以封閉和接收；對進步的新聞事業，予以保護，並令其依法向人民政府登記；對中間性的新聞事業，不禁止其依靠自己力量繼續出版，在出版時令其登記。對已經登記許可的舊有新聞單位的工作人員，除反動分子外，一般采取爭取、團結與改造的方針。“外國通訊社非經中央許可不得在解放區發稿，並一律不得私設收發報台”；“外國人非經中央許可，不得在解放區出版報紙與刊物”。中共中央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日作出了《對新解放城市的原廣播電台及其人員的政策的決定》，明確規定：“新中國之廣播事業，應歸國家經營，禁止私人經營，在確定國營時，對某些私人經營之廣播台及其器材，可由國家付給適當之代價購買之。”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關於處理新解放城市報刊、通訊社中的幾個具體問題的指示》提出：“將來通訊社應屬於國家。”
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北平和平解放。北平市軍事管製委員會立即封閉原國民黨反動派的新聞機構，人民的新聞事業隨即出現。原在河北省平山縣創刊的中共中央華北局機關報《人民日報》，於一九四九年三月遷入北平出版，同年八月改為中共中央機關報。新華社總社及陝北新華廣播電台於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五日由河北省平山縣遷入北平發稿、播音；陝北新華廣播電台改為北平新華廣播電台，同年十二月，改為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一九四九年六月五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決定廣播事業從新華通訊社分離出去，成立中央廣播事業管理處，廖承誌任處長，李強任副處長。一九四九年四月，周恩來向新華社指出，新華社是代表共產黨的，也是代表國家的。大家一定要把這個性質搞清楚，寫新聞、寫評論都要注意新華社的這個身份，報道中照顧到各個方麵，要多給中央反映情況。解放上海的槍聲未停，範長江、惲逸群等一批革命的新聞工作者，便帶著毛澤東題寫的《解放日報》報頭版進入上海，接收了《申報》、《新聞報》，並實行軍管，沒收其中官僚資本；保留其中私人資本；解散舊編輯部，建立新編輯部。並於上海解放後的第二天（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創辦出版了中共中央華東局兼中共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在上海解放的當天，上海市軍管會派周新武等27名工作人員正式接管了國民黨上海市廣播電台。當晚即以上海人民廣播電台的呼號正式向上海市人民廣播。同年六月二十一日，被國民黨當局脅迫停刊兩年的《文彙報》上海版複刊。
在新中國建立的同時，新中國的新聞事業應運蓬勃發展。據一九五一年統計，全國有報紙475家，其中中共各級委員會機關報138家，青年團各級報紙38家。各類報紙期發總數為700萬份。同時在全國設立了65座廣播電台，並用7種語言向世界播音。新華通訊社成為國家通訊社。一九五二年創辦了中國新聞社，專門向海外華文報紙發稿。與此同時，新聞電影、新聞教育事業也得到發展。一九五三年成立了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新聞教育事業也在逐步恢複和發展，至一九五五年，全國有複旦大學新聞係、北京大學中文係新聞專業、中國人民大學新聞係、中央黨校新聞班等。
新中國建立初期，報業以中共黨報、國營報紙為主，也有一些私營報紙。一九五○年，全國有公私營報紙336家，其中私營報紙58家，但由於多數私營報刊不能適應新的形勢和新的辦報方式，嚴重脫離讀者，銷路差，日漸衰敗，私營報紙減到一九五一年的25家。一九五二年之後，經過公私合營，這些私營報紙變為國營報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