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祖禹
顧祖禹字景範，學者稱宛溪先生。江蘇無錫人。明崇禎四年（1631年）生；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卒。地理學。
顧祖禹的先世曾任明朝官吏，高祖顧大棟在嘉靖年間做了光祿丞，曾祖顧文耀在萬曆年間以光祿大官正奉使九邊。他們都關心國家的疆域形勢，“好談邊徼利病”（《讀史方輿紀要·總序》），這對顧祖禹日後治學著述、注重軍事地理的研究，有一定的影響。當然，關係密切、影響最大的還是他的父親顧柔謙。祖業傳至顧柔謙時，雖然門第中落，但顧柔謙秉承家學，從少年開始，便聰穎好學，愛讀史地書籍，成年後，熟諳經史，學識廣博。他“深慨科舉之學，不足裨益當世，慨然欲舉一朝之典故，討論成書”（同上書）。明亡之後，以遺老自命，率子祖禹躬耕於虞山之野。後來，因為心情不快，加之貧困，得了重病。臨終前，他對祖禹說：過去一些人認為明《一統誌》是本好書，可是我卻認為它對古今戰守、攻取之要，論述得不詳細。對於山川條列，又寫得割裂失倫，源流不備。諄囑兒子要“掇拾遺言，網羅舊典，發舒誌意，昭示來茲”。日後顧祖禹牢記父親的遺言，發憤讀書，隱居不仕，立誌著述，“遠追《禹貢》、《職方》之紀，近考《春秋》曆代之文，旁及稗官野乘之說，參訂百家之誌“（同上書）。從29歲起，一日不輟，到50歲時寫成了《讀史方輿紀要》這一巨著。
《讀史方輿紀要》共130卷，280餘萬字。第1卷至第9卷是概述曆代州域形勢；第10卷至第123卷是以明代二京（直隸，江南）、十三布政司（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四川，湖廣，江西，浙江，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的行政區域為單位，分別就其曆史沿革和地理形勢進行敘述，共114卷；第124卷至129卷是曆代地理書中關於河流的記載；第130卷是史書中關於各地星宿分野的記載。顧祖禹在書中重點講了全國的州域形勢、山川險隘、關塞攻守等情況，大量引證曆史事實，並推論成敗得失。從他對地理條件的論述，可以看得出他已具有了“人地相關論”的觀點。他認為山川形勢固然對軍事上的戰守攻取有重要作用，但無論何等地利天險，都隻是勝敗得失的從屬條件，起決定作用的是人的因素。對此，他論述道：“夫地利亦何常有之哉？函關、劍閣，天下之險地也。秦人用函關，卻六國而有餘；迨其未也，拒群盜而不足。諸葛武侯出劍閣，震秦隴，規三輔；劉禪有劍閣，而成都不能保也。故金城湯池，不得其人以守之，曾不及培之邱，泛濫之水。得其人，即枯木朽株，皆可以為敵難。是故九折之阪，羊腸之徑，不在邛峽之道，太行之山。無景之溪，千尋之壑，不在岷江之峽，洞庭之津。及肩之牆，有時百仞之城不能也。漸車之澮，有時天塹之險不能及也。知求地利於崇山深穀、名城大都，而不知地利即在指掌之際。烏足於言地利哉？”（同上書）顧祖禹在這段論述中，以大量的曆史事件為依據，說明地利與人為的關係是辯證的，這種觀點在古代地理學史上是至為寶貴的。
顧祖禹潛心著述，以大半生的精力寫出《讀史方輿紀要》這樣卷帙浩繁的著作，除了前述的家庭影響外，還有兩個方麵的原因。一是明亡之後，他痛心於明統治者對全國山川形勢險要惘然莫知，以致用兵失敗，王朝覆滅，他寫這本書希望有助於反清複明的大業。該書的序言中這樣寫道：“凡吾所以為此書者，亦重望夫世之先知之也；不先知之，而以惘然無所適從者，任天下之事，舉宗廟社稷之重，一旦束手而界之他人。此先君子所為憤痛呼號，扼腕以至於死也。”二是在翻閱群書中，他對過去的輿地著作很不滿意。在該書的“凡例”中這樣寫道：“餘嚐讀《元和誌》，善其敷陳時事，條列兵戍，然考古無乃太疏。《寰宇記》自謂遠軼賈（耽）李（吉甫）之上，而引據不經，指陳多誤。紀山川稍備，求其攻守利害則已迂；《廣記》考核有餘，而於形勢險要則未盡晰也。《勝覽》以下，皆偏於詞章之學，於民物遠猶無當焉。國家著作之材，雖接踵而出，大都取裁於樂史、祝穆之間，求其越而上之者蓋鮮也。”
顧祖禹是我國明末清初的著名曆史地理學家，《讀史方輿紀要》是他的傳世之作，該書廣征博引，內容豐富，貫通古今，考訂精詳，給後人研究古代軍事史和軍事地理提供了大量的可貴材料，對於今天我們研究曆史地理仍有一定的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