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建築企業的經營管理 建築企業經營管理的建立(1 / 3)

中國建築企業的經營管理 建築企業經營管理的建立

一、建築企業經營管理工作的建立

中國建築企業的經營管理辦法,最初來自三個方麵:一是舊中國傳下來的,如工程建設的招標投標製度、工程質量的監督檢查製度等;二是直接從解放區繼承過來的,如民主管理製度、思想政治工作製度、供給製製度等;三是學習蘇聯的經營管理製度。從一九五三年開始,中國進入大規模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階段,當時蘇聯援助一批重點建設項目,舊社會傳下來的以至從解放區繼承過來的管理製度,都不能滿足這些工程建設的要求,所以學習蘇聯就成了所能選擇的主要途徑。

“一五”建設一開始,蘇聯陸續派來了建築管理和建築技術人員,到建築工程部和其他工業部門、各重點設計院和建築工地充當顧問和專家。他們中的大多數人,積極熱情,不辭辛苦,發揚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精神,受到了中國廣大建築職工的尊敬和愛戴。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底,蘇共中央和蘇聯部長會議召開全蘇建築工作人員會議,全麵地總結了近二十年來蘇聯建築事業取得的成就及其經驗教訓。這次會議產生的文件,曾被列為中國建築業廣大幹部的學習材料。在設計、施工、科研、教育等許多方麵的理論思想、規章製度、政策措施等,對中國建築業管理體製、科學技術體係的形成和發展,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在此期間,以蘇聯為鑒建立起來的一些主要管理製度和管理方法,對後來影響較大的主要有:

(一)建築企業的組織形式。分現場型、區域型和城市型三類:現場型的大公司,一般是公司——工區——工段;區域型的和城市型的公司,一般是公司——工程處——工段或者是公司——工地。企業內部職能機構,按黨群、生產和行政事務三個係統設若幹個科室。

(二)建築任務的承發包製度。從任務的委托,進度的安排,預算的編製,工程價款的撥付和結算,到工程質量的監督和驗收等,均由建設單位和施工單位簽訂承發包合同相互製約。

(三)包工包料和總分包製度。建工部對第一機械工業部、第二機械工業部、食品工業部和輕工業部的工程實行總包工包料;對無力承包的工程負責轉包,轉包工程由總包單位對建設單位負責。

(四)以生產計劃為核心的各項管理製度。部、工程局、公司編製年度和季度生產計劃,基層單位編製月、旬作業計劃。企業的各項管理工作,都必須保證生產計劃的完成。

(五)以安全生產為目的建立了三大規程,即《建築安裝工程安全技術規程》、《工廠安全衛生規程》和《工人職員傷亡事故報告規程》。其中的安全技術規章先以翻印本試行,後經修改於一九五六年五月由國務院正式發布實施。

(六)勞動定額、材料消耗定額、設計規範、施工驗收規範也陸續製訂出來。成熟了的即向全國建築業公布,暫時不成熟的就以承擔第一汽車製造廠施工任務的建工部直屬工程公司的各種定額、規範在全國試行。

(七)經濟核算製度、工資分配製度、施工管理製度、財會統計製度、材料設備管理製度、崗位責任製度等,也基本上有了一個初步模式。

這些管理製度和管理方法,在實踐中經過多次修訂、完善,成為比較係統的管理經驗,適應了當時建築業的發展和經濟建設的要求。

二、建築企業經營管理工作的進展

進入“二五”時期以後,由於在“大躍進”中推行脫離實際的“快速施工”,許多管理製度和管理方法遭到了破壞,直到一九六三年前後才逐步恢複起來。一九五八年建工部提出“快速施工”的口號,最初的直接目的是為了加快工程進度。在一九五九年“反右傾”之後,把這個口號演變為“實行政治掛帥,大搞群眾運動,大搞快速施工,大搞技術革命,大搞多種經營,大搞共產主義協作”,形成全行業的指導方針。這種口號和方針,適應了人們急於改變中國“一窮二白”落後麵貌的心理,最初對調動職工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確有一些工程建設進度加快,但終因違反客觀規律,給企業管理工作帶來了極大的危害,造成了嚴重的後果。如在政治掛帥口號下,取消了企業利潤製度和計件工資製度,代之以平均主義、“大鍋飯”;在群眾運動口號下,廢止了建設程序等許多行之有效的管理製度,代之以“三邊”和人海戰術;在共產主義大協作口號下,取消了工地甲乙方和以包工包料為內容的承發包合同製,代之以工程指揮部、行政命令、瞎指揮。這種危害,延續了三年多,到一九六一年,全國建築企業全員勞動生產率下降到1731元,比一九五六年已經達到的水平低43%。從這一年開始,國家糾正在“大躍進”中產生的一係列失誤,在建築企業停止了“一掛帥五大搞”,進行全麵整頓,調整經濟政策,恢複和頒發了《建築安裝企業工作條例(草案)》以及經濟核算、財務管理、勞動定額、預算定額、包工包料、計件工資、生產獎勵等製度、辦法。同時,吸取了“大躍進”中出現的一些新經驗,如“兩參一改三結合”(幹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規章製度,實行領導幹部、工程技術人員和工人三結合)以及開展技術革新等。建築企業的經營管理工作,從此進入了第二個新的發展階段。這一次確定的政策、製度、辦法,是建立在實踐經驗基礎上的,來自於群眾,用之於群眾,增進了中國特色。它保證了內地建設工作的順利進行,除“文革”期間遭到廢止外,一直沿用到建築業全麵改革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