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躍進”與“調整”時期的發展
從一九五八年“大躍進”連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前夕，中國已轉入全麵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時期。這一時期，盡管建築業遭到過種種挫折，但仍然取得很大成就，國家賴以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物質技術基礎，很大一部分是在這一時期建設起來的，也培養了大批的骨幹力量，積累了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經驗。但是，“左”傾錯誤在經濟工作的指導思想上有了發展，對建築業產生了嚴重的影響。
一、技術革新經驗交流會與建築藝術座談會
一九五八年一月，中共中央召開南寧會議大批“反冒進”之後，“左”傾思想迅速發展起來，“大躍進”隨之風靡全國。建築業廣大職工處於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最前線，競相投入躍進高潮。一九五八年初，天津市、上海市的建築職工，提出“放下扁擔，消滅肩挑人抬”的口號，得到全國各地的熱烈響應，反映了廣大群眾要求改變生產落後麵貌的強烈願望。同年六月，建築工程部在上海召開建築業技術革新經驗交流會，推廣天津、上海“放下扁擔”的經驗，在全國範圍內迅速形成技術革新高潮，由單項改革發展到各工序、各工種先進機具的“配套成龍”。之後，經過集中群眾創造的各種機具，彙集成“十二條龍”和“五種新結構”，即砌磚、抹灰、土方、鋼筋加工、油漆粉刷等工種的“十二條龍”，裝配式、預應力鋼筋混凝土、薄殼、懸索和鋼絲網“五種新結構”。這些新機具、新結構，經過實踐、改革、發展，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推廣，並且提出了實行機械化、半機械化與改良工具相結合，逐步提高機械化水平，工廠化、半工廠化與現場預製相結合，逐步提高預製裝配程度的指導方針，對提高建築業的技術水平和勞動生產率，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一九五九年五月十八日至六月四日，中國建築學會和建築工程部在上海召開“住宅建設標準及建築藝術座談會”。參加會議的有全國著名的建築專家、教授及各地區建築部門的負責同誌90餘人。會上各抒己見，暢所欲言，展開了有益的爭論、研究和探討。建築工程部部長劉秀峰在會上做了《創造中國的社會主義的建築新風格》的學術報告。這次座談會和這篇學術報告，貫徹了“雙百方針”，標誌中國建築理論研究進入了一個新階段。通過總結建國十年來設計實踐經驗以及廣泛深入的理論探討，提出了正確認識和處理傳統與革新、內容與形式的關係，“創造中國的社會主義的建築新風格”的指導思想，以及最大限度地體現關懷人的基本原則，比較客觀地反映了中國的國情及建築藝術本身的規律性，為建築創作指明了方向。在此後的幾年中，中國建築業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景象，建築師在創作實踐中進行了一些嚐試，出現了一批較好的設計成果。這些成績，是應當充分肯定的。但是，在這個期間，建築業的浮誇作風，忽視客觀經濟規律的種種表現，也是相當嚴重的。
二、把科學當“迷信”去破
一九五八年三月初，參加全國地方建築企業會議的36個單位，聯合發出競賽倡議，提出：人均日產值要達到26.99元，比一九五七年提高41.6%；降低成本計劃要完成25.91%，比一九五七年高337% 。“高指標、浮誇風”自此愈演愈烈。一九五八年在“以快速施工為綱”的口號下，片麵求快，爭放“衛星”：哈爾濱18天建成3795平方米的三棟樓房，北京八天建成1700平方米的四層樓房，上海三天建成1700平方米的廠房，蘭州十小時建成一個570平方米的廠房……。這些違反施工規律的“典型”，曾被視為“革命創舉”加以宣傳。實際上，這是一種浮誇的現象！
在批“條件論”的借口下，無限誇大革命意誌的作用。如說哈爾濱從建所“四不用”新技術大摟（不用鋼材、木材、水泥和粘土磚），發展到“十輕”、“十不用”大樓，幾乎不用常規建築材料就能蓋起大樓。安徽三天辦起一所紅專大學——建築工程學院。與此同時，還過分宣傳勞動不計報酬，放棄實行計件工資。
大破合理的規章製度。宣稱在建築工程部現行的1379項規章製度中，有444項需修改，152項要廢除，合計占41.5%，“規章製度無用論”一時占了上風。
否定技術人員作用。宣傳在某一展覽會上展出的394件新工具、新機械，工人創造的占76%，技術員創造的占9%，工程師創造的占3%，工人和技術人員結合創造的占4%，其他人員創造的占8%。片麵宣傳知識分子最無知識的論點。
“大躍進”使國民經濟主要比例失調，基本建設戰線過長，整個國民經濟受到嚴重挫折。對建築行業最直接的危害則是追求快速，質量低劣。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三日，杭州半山鋼鐵廠合金鋼車間正在進行施工中，七榀屋架突然倒塌，造成死亡18人、致傷19人的重大事故。其原因主要是設計錯誤和施工質量不好。
半山鋼鐵廠事故發生後，建築工程部於十一月二十六日至三十日召開了工程質量和安全施工杭州現場會議，要求立即在全國範圍內開展質量安全大檢查，並在設計、施工和建築材料方麵提出了具體措施。十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國家建委在杭州召開全國基本建設工程質量現場會議，陳雲副總理在會議開幕和結束時都作了重要講話，詳細分析了發生工程質量和人身傷亡事故的原因，提出了明確的方針、政策和亟待解決的問題。他強調指出：現在的問題是，我們的頭腦必須清醒，不能把科學當“迷信”去破除。這是十分正確的科學論斷。
三、“大躍進”——大壓縮
由於一九五八年“大躍進”和一九五九年“反右傾”的錯誤，加上當時的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片麵撕毀合同、撤退專家，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國民經濟發生嚴重困難。從建築行業來看，蘇聯援建中國的304個項目，到一九六○年底建成103個，201個正在建設中，蘇聯單方麵中斷合同，全部撤走在華專家800多人，而且帶走全部設計圖紙和有關資料，使一些重大設計項目和科研項目被迫中斷，使正在建設的200多項工程有一大批被迫停工“下馬”，給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造成了巨大的困難和損失。
一九六○年冬，中共中央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加強農業戰線；壓縮基本建設戰線；對工業企業實行關停並轉，精減職工，精減城市人口；消滅財政赤字，穩定市場。建築行業處於壓縮、精減的前哨，一九六一年的基本建設投資由一九六○年的388.7億元銳減到127.4億元，一九六二年又減到71.3億元。由於投資額大幅度壓縮，全國建築行業進行大規模精減，全民所有製職工人數由557.3萬人減到193.3萬人，減少了364萬人。其中，建築工程部係統由146萬人減為56.8萬人，減少了89.2萬人，將近三分之二。勘察設計、科研教育單位也進行了大精減，大學減少招生名額，中專在校學生大部分停課回家。
一些省市撤銷了建築工程局，動員大批職工回鄉務農。南京市的職工群眾將這次精減下放稱之為“拆廟搬菩薩”。一些老職工，回憶當年離開家鄉奔赴建設第一線的歡騰情景，麵對一座座車間、樓房半途停工的困難景象，含著眼淚離開了工地。駐在重點建設地區蘭州市的建築工程部第三工程局，撤銷建製並入駐在西安市的西北工程管理局；蘭州建築工程學院和甘肅省建築工程學校均撤銷停辦，大部分學生回家，不少教師支援農業、種地種菜。
建築業廣大職工，麵對上述嚴重困難，信賴中央的政策，艱苦奮鬥，表現了高度的革命精神。
四、進行全麵調整
一九六二年初，隨著中共中央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又稱“七千人大會”）的召開，建築業開始廣泛總結“大躍進”的經驗教訓，製定措施。從建築工程部係統的情況來看，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麵進行了調整：
一是糾正實行“一掛帥、五大搞”（即實行政治掛帥，大搞群眾運動、大搞快速施工、大搞技術革命、大搞多種經營、大搞共產主義協作）所造成的一係列失誤，對大躍進期間新建的工程進行全麵質量大檢查，發現隱患及時補救。對現有技術管理製度，進行了審定、修改和補充。堅持和加強圖紙審核、技術交底、材料和預製品檢驗、質量監督等各項管理製度。通過實踐，於一九六三年四月頒發了《建築安裝施工技術管理的若幹規定》等14個文件，從技術經濟立法上加強了技術管理。
二是重新建立健全各項管理製度。提出了恢複包工包料和設計預算定額管理體製方案；收回了建築安裝工程勞動定額管理權限，並在一九六二年進行了修訂；頒發了《設計工作條例》、《建築安裝企業工作條例》、《經濟核算和財務管理的若幹規定》等一整套規章、製度、辦法。還建立了以經理為首的行政指揮係統，以及總工程師、總會計師負責製和職工代表大會製度，進一步完善了企業內部的領導體製。
三是進行了廣泛的調查研究。比如，對連續三年大搞技術革新、技術革命的情況，通過對太原市和建工部第二工程局的調查，提出“增設備、補配件，逐步成龍配套”是當前關鍵。通過對旅大市第一建築公司的調查，提出了經營管理工作的方向，總結出了建設單位、設計單位、施工單位三方密切協作的經驗等。這對糾正“大躍進”期間“高指標、浮誇風”的影響起了積極作風。
在劉秀峰部長和中共沈陽市委書記焦若愚的組織領導下，對沈陽市的城市建設和城市管理工作進行了調查。根據調查報告提出的建議，中央批準試行從工商利潤中提取5%的資金作為城市維護和建設資金的辦法，以後推行到全國40多個大、中城市，為城市的維護和建設開辟了資金渠道。
隨著經濟形勢的逐步好轉，為加強城鄉住宅建設，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組織了大批力量分別對炎熱、寒冷、沿海、少數民族等地區的住宅和裏弄、中小城鎮，進行了調查研究；同時派出680多人次，對385個人民公社及其居民進行了調查，提出133份調查報告，並組織了農村住宅設計方案競賽。這對解決城鄉住宅的技術經濟和規劃設計問題，起到了積極作用。
四是重新組織力量，參加內地建設。停止集體企業盲目升級為國營企業的做法，恢複集體所有製形式，使生產關係適應生產力的發展。將一九五八年下放企業收回8萬多人，重新組建了8個工程局，參加內地建設。在遠離沿海地區的四川、貴州、雲南、西藏、陝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山西、內蒙古、吉林、黑龍江等18個省、自治區進行了大規模建設。
通過調整，一九六二年開始出現轉機。一九六三年二月，中共中央提出再用兩三年時間繼續貫徹八字方針。一九六五年全國建築業的全員勞動生產率達到3091元，其中建工部係統達到3750元，接近1960年3807元的曆史最高水平；建築業創造的國民收入連續三年占國民收入總額的6%以上，高峰時達到6.5%，創建國三十六年中的最高水平。建築職工的足跡已經踏遍2100個城鎮和一大批工業區，許多重要工程的設計、施工達到了較高的水平。建築教育事業有了新的發展，設置建築類專業的高等院校達到22所，全國保留的14所建築中等專業學校在校學生達到18530人。
新中國建築業由“躍進”到調整，經過曲折的道路，又達到了新的水平。
五、建築工程部“四清”試點
建築工程部機關進行“四清”運動試點，使剛剛恢複生機的建築部門又遭受新的挫折。
建築部門是科學技術與文化藝術密切結合的工作部門，它比一般的農業、工業、交通運輸和商業部門經受了更多的災難。五十年代初，批判“結構主義”，繼之而來的是反“大屋頂”、批“複古主義”，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一九五九年的反右傾，都曾經大張旗鼓、大動幹戈，嚴重地打擊了建築創作的積極性、獨創性，滋長了設計墨守成規、造型千篇一律之風，並長期延續下來。而“四清”運動試點，則是行業領導部門遭受的更加嚴重的一次挫折。
從全國範圍來看，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間，是在部分農村和少數城市基層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一九六四年五、六月間，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提出：全國基層有三分之一的領導權不在我們手裏，要放手發動群眾徹底革命，追查“四不清”幹部在上麵的根子。在這一政治形勢下，建築工程部開始進行“社教”試點，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三日，首先召集部黨組成員開會，揭建工部的“蓋子”，特別是揭劉秀峰的錯誤，並且指出要揭貫徹方針政策、民主集中製、幹部政策、黨內團結、生活作風等方麵的問題。劉秀峰五月二十七日自廈門返回北京後，從六月中旬到十月中旬先後四次進行檢查，五次寫信說明自己的問題。當年的八月五日，宣布免除劉秀峰的部長和黨組書記職務。接著，中央派來工作組，正式把建工部作為國家機關的試點單位開展“四清”運動。到一九六五年五月四日召開總結大會為止，持續進行了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