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鹹豐十年）傈傈族起義軍領袖李補、李紹先等人率軍1000餘人在鶴慶、麗江、劍川一帶戰鬥，積極配合杜文秀在大理地區的戰鬥，使杜文秀起義軍很快占領了鶴慶、麗江、劍川三縣。
大理政權在控製了迤西及迤西南地區後，就積極準備向雲南省城昆明進軍。杜文秀調集了20萬起義軍，任命蔡廷棟為大經略，總理軍務，又任命十八大司分別率軍東征昆明，還向全省各民族人民發布討清檄文，廢除清朝年號，改用甲子紀年。在一切準備就緒後，大理起義軍於1867年（同治七年）五月開始東征，沿途攻克許多州縣城，直搗昆明。次年二月起義軍從西、南、北三麵包圍昆明城，但由於義軍將領指揮失當，戰術混亂，又加上清軍抽調大量兵力援救昆明，一直到次年初，昆明城仍未攻下。到同年四、五月，清軍占了優勢，義軍首領李芳園、馬興堂被俘，義軍又缺乏糧草，結果導致義軍內部分裂，大司疆段成功降清，動搖了起義軍的軍心。
1870年（同治九年）清軍對起義軍發起全麵進攻，義軍潰敗，20萬大軍幾乎全部遇難，餘部退回大理，據守滇西，已無進攻之力。此後清軍調集重兵進攻大理。
1872年（同治十一年）十一月清軍兵臨大理城下，雲南巡撫岑毓英利用英、法列強的洋槍、洋炮裝備起來的清軍，準備血洗大理生靈。在全城人民麵臨滅頂之災的情況下，杜文秀與清軍達成協義，以死為代價換取大理全城百姓的生命安全，隨即服毒身亡。但鎮壓雲南各民族起義的劊子手岑毓英卻背棄諾言，仍然將大理城血洗一空，無辜人民慘遭殺害。杜文秀死後，大理起義軍首領大司空李國綸仍在騰越堅持反清鬥爭，後被清軍包圍，突圍後到烏索，不幸被叛徒出賣，於1874年（同治十三年）犧牲。至此，杜文秀領導的大理各民族人民起義完全失敗了。
杜文秀領導的大理農民起義，堅持反清鬥爭18年之久，一方麵給清朝統治者以沉重打擊，另一方麵迤西地區的統一，起義政權實行的一係列政策措施，將迤西各民族人民團結在一起，使社會生產得到恢複和發展，人民得以暫時安居樂業，這些功績是應予充分肯定的，因此大理各民族人民反清鬥爭在雲南近代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二、李文學、田四浪領導的哀牢山各民族起義
雲南哀牢山是彝族，哈尼族聚居的地區。自鴉片戰爭以後；這裏的各民族人民受盡了帝國主義和清朝政府的壓迫剝削，地主階級又大量兼並土地，提高地租，使哀牢山各民族人民苦不堪言，“終歲苦作，不得自食，盡以償債，饑寒交迫”，終於爆發了李文學、田四浪領導的哀牢山各民族人民聯合起義。
1853年（鹹豐三年），哀牢山中段的鎮沅、新平哈尼族、彝族等人民首先在田四浪（哈尼族）、普順義（彝族）的領導下，聚集了3000餘人起義。起義者曾攻占了鎮沅全境和新平縣西部，揭開了哀牢山各民族人民大起義的序幕。
次年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的帳前文書王泰階（四川漢族）和侍衛長李學東（四川涼山彝族）從廣西來到哀牢山區，在彝、哈尼等民族人民中進行反清宣傳活動。他們以從事陰陽地理為掩護，在貧苦群眾中進行反清的宣傳發動工作，廣泛聯係在當地有很高威望的彝族李文學、杞紹興和哈尼族徐東位等人，準備進行武裝起義。
1856年（鹹豐六年）五月起義時機成熟，於是以李文學為首，聚眾5000多人，在彌渡縣境瓦盧山天生營誓師起義。在誓師會上大家共同擁戴李文學為“夷家兵馬大元帥”，李文學當即任命王泰階、杞紹興為正副參軍，李學東、魯德盛為正副上將軍。起義軍乘勢攻入彌渡縣蜜滴村，打倒了當地潘、李、白三姓惡霸地主，沒收了他們的糧食、金銀。並在蜜滴村建立起義軍帥府和農民起義政權。帥府發布了聲討清政府和地主階級的檄文，揭露了清朝政府與滿、漢地主勾結狼狽為奸、欺壓各民族人民的罪行，“我哀牢夷民……自滿賊入主，漢莊主與之狼狽為奸，苛虐我夷、漢庶民，食不就口，衣不蔽體，自發爹娘，呻吟於床，幼弱子女，扶門饑啼”。起義軍大元帥李文學采納了王泰階、李學東提出的聯合各民族人民打倒莊主，反抗清朝，支援太平天國的口號，也就是起義軍檄文中提出的“鏟盡清朝贓官，殺絕漢家莊主”，“夷漢庶民，共襄義舉”的主張，就使起義軍有了明確的鬥爭方向和鬥爭目的，因而廣泛地團結了各民族人民共同打擊漢莊主與清軍。根據這一主張，農民起義政權剛建立就與當時滇西杜文秀領導的回民起義軍密切配合作戰。
1856年（鹹豐六年）六月清軍圍攻大理杜文秀起義軍，李文學主動率兵馳援，打敗了清軍，並乘勝攻下了楚雄城，李文學在大理會見杜文秀時還表示了與大理起義軍聯合反清的決心，杜文秀即任命李文學為“第十八大司藩”。李文學援助大理戰役的勝利，使起義軍威震四方，清朝軍隊也“每聞夷匪，輒變色，夷匪雖寡，常為主帥心腹一患”。哀牢、蒙樂、六詔等山區的彝、漢、苗、回等民族人民更積極參加起義軍。接著李文學又聯合了哀牢山中段哈尼族田四浪領導的各族起義軍，於1858年（鹹豐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彝族哈尼族共同的節日一火把節時在者幹（今雲南省景東境內）會盟，會盟時兩支起義軍首領表示要誓為打倒莊主和推翻清朝而鬥爭。田四浪被任命為“夷家兵馬副元帥”，統率指揮哀牢山中下段鎮沅、墨江等地哈尼、彝等各民族起義軍。同時還任命田四浪起義軍首領普順義為安彝都督，徐東位為者幹都督。李、田兩支起義軍的聯合，使哀牢山各民族起義軍力量更加壯大，成為雲南一支強大的反清農民起義隊伍。
哀牢山各民族聯合起義軍，還在政治、軍事、經濟幾個方麵製定了若幹政策措施。在政治上健全了政權的組織機構，在帥府之下又設立了都督府：貓街（今雲南省巍山縣境）、鼠街（景東縣境）、者幹（景東縣境）、新撫（鎮沉縣境）、阿雄（南華縣境）、嘉（雙柏縣境）、嘎灑（新平縣境）、因遠（元江縣境）等八個都督。每個都督設都督一人，負責管理轄區的政治軍事。還進一步強調起義政權“為民除暴謀利”的目的，嚴束官員和軍隊，“吏有擾民者，可斬不赦”。在軍事上，起義軍采取耕戰相結合的辦法，將18—40歲之間的男女組織起來，“練以戰陣，戰則集之，不戰則耕。男任戰，女任運，男女各有職”。即使是常備軍也要在帥府或都督駐地附近的土地上耕種。在經濟上根據各民族人民對土地的強烈要求，提出了“庶民原耕莊主之土地，悉歸庶民所有”的土地措施，反對封建地主對土地的占有，同時廢除地租和一切苛派，農民“不納租，薄二（成），荒不納”。同時還注意生產的發展，起義政權組織農民開梯田，修溝渠，置水碾、水難，開設榨油房，沒收地主的鉛廠、鐵廠歸農民政權統一經營。鼓勵農民從事牧畜、紡織和打獵業，由帥府統一收購皮、毛、麻、麻布等產品，然後外運換回食鹽和鐵器。這些措施不僅使農民政權得以鞏固，而且推動了哀牢山區生產的發展，改善了各民族人民的生活，使一些地區出現了民富府實，兵強馬壯的景象，起義政權更加得到各民族人民的擁護，皆相聚而喜曰：“不圖今日複見天日，德勤米（彝語李文學）可王矣。”
李文學、田四浪領導的哀牢山各民族起義軍從1856—1858年（鹹豐六至八年）有了很快的發展。哀牢山上段起義在李文學的率領下控製了今巍山、彌渡、南華、楚雄、雙柏等縣。哀牢山中下段起義軍在田四浪、王泰階等人的率領下控製了景東、鎮沅、新平、元江、墨江等縣，兩支起義軍共控製了10餘縣的地區，麵積約3萬平方公裏，人口達50萬左右，起義軍的聲威震撼了整個哀牢山區。
1870年（同治九年），清政府在英、法列強的支持下，集中優勢兵力向哀牢山中段起義軍大舉圍剿，地主殘餘武裝也乘機而起，配合清軍共同鎮壓起義軍。由於敵我兵力懸殊和農民起義政權領導者中地主階級代理人的叛變，起義軍逐漸處於不利的地位。哀牢山上段李文學於1872年（同治十一年）率軍援救大理回民起義軍在途中被叛徒出賣被俘，於次年慘遭殺害。
1873年（同治十二年）李學東、杞紹興、徐東位等義軍將領繼續在哀牢山上段堅持鬥爭，明年清軍大舉進攻哀牢山上段起義軍，李學東等與清軍進行了浴血戰鬥，打死了清軍參將張宗玖，李杞材等七八人，後壯烈犧牲，僅李學東一人率四五百人突圍，深入叢林，繼續遊擊清軍。
1876年（光緒二年）李學東病故，哀牢山上段起義最後失敗。
1870年（同治九年）清軍集中重兵進攻哀牢山中、下段起義軍據點墨江通關哨，思陀、瓦渣等地哈尼族領主、漢族地主武裝協助清軍從側麵進攻起義軍，起義＃軍在幾路敵軍的夾擊下損失慘重，起義軍將領王泰階、普順義等人皆力戰而死。接著清軍又進攻鎮沅，田四浪兵敗被圍困在新撫江營地，突圍時不幸被俘，次年春與其二子皆被清軍殺害。餘部仍繼續堅持鬥爭，但不久亦被清軍所鎮壓，哀牢山中、下段起義亦最後失敗。
哀牢山區以李文學、田四浪為首的彝、哈尼、傣、白、漢及其它各民族的聯合大起義，建立了農民起義政權和根據地，提出了起義的鬥爭目標，實行了一係列有利於各族人民的政策措施，前後堅持反清鬥爭20餘年（1853—1876），狠狠打擊了地主階級和清朝的統治。起義軍的反清英雄事跡給各民族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影響，李文學、田四浪等人的英雄業績將激勵著雲南各民族人民把反清鬥爭進行到底。
第四節 內蒙古人民的“獨貴龍”運動
“獨貴龍”，又譯“多歸輪”，蒙古語意謂“環形”、“圓圈”。它是19世紀中期內蒙古伊克昭盟蒙古族人民從事反對封建主義和歐美各國列強的一種獨特鬥爭形式，是各民族人民愛國民主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
鴉片戰爭後，各地不斷爆發農民革命運動，清朝政府為了鎮壓起義，不顧蒙古族人民的死活，經常到內蒙古地區征兵籌餉，調派駝馬，給蒙古族人民帶來沉重的負擔，使廣大農牧民生活日趨貧困，在清朝統治階級實施殘酷壓榨的同時，各地的蒙古王公貴族也乘機壓榨百姓，他們不僅向農牧民征收牲畜稅、軍糧、軍需毛皮、軍馬、湯羊、黃油、奶牛、柴草等正課，還經常要阿勒巴圖（庶民）去服各種徭役。此外，還把其窮奢極欲而欠下的債務轉嫁到阿勒巴圖頭上。繁重的賦稅和差徭，壓得人民喘不過氣來。於是在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影響下，1858年（鹹豐八年）在伊克昭盟烏審旗便首先爆發了以巴拉吉爾、朱勒吉格、德勒格爾等人領導的“獨貴龍”運動。
“獨貴龍”運動是因為凡參加該組織的人，都有嚴格的紀律，開會討論問題，都要坐成圓圈（獨貴龍），在呈報官府、王公的谘文中參加人的簽名亦呈圓圈形，這一方麵是表示個人地位平等，同時也因為從圓形簽名中難於查找領導者身份，以利於鬥爭的開展，故稱之為“獨貴龍”運動。
以巴拉吉爾等人領導的“獨貴龍”運動從開始時起，就把鬥爭矛頭指向該旗王公、官吏的暴政。他們反對各種苛捐雜稅和兵差徭役，要求減輕人民的負擔，反對王公、官吏貪贓枉法、搶占耕地和向邊商立文借債，並將款項攤派給牧民。鬥爭的結果，終於迫使伊克昭盟盟長及該旗劄薩克（旗長）作出讓步，重新審定該旗賦課規章，決定減免苛派的雜差稅課禁止強占土地和發放高利貸，禁止地方官吏利用承審民事訴訟恃強豪橫，漁肉良民；禁止亂派烏拉（差役），初步顯示了運動的威力。
烏審旗“獨貴龍”運動的勝利，使伊克昭盟蒙古族人民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使他們深深懂得，劄薩克王公們也並非神聖不可侵犯，並知道如何運用這一形式去同統治者作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