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2月9日，《人民日報》海外版報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董事長榮毅仁在中信迎新招待會上說：“中信‘八五’期間總資產要達600億元，‘九五’期間達1200億元。作為中國對外開放的一個重要窗口，今年以來，中信公司的業務有了新的發展，不久前，中信與浙江、寧波簽訂協議，共同開發寧波大榭島，準備將這個30平方公裏的島嶼建成一個現代化的深水港和出口加工區。中信香港集團大舉投資上海的電力、運輸、市政建設和房地產開發。中信的外貿、金融、谘詢服務等也取得穩步發展。”
中信公司衝破當時計劃體製的束縛，率先向國外發行債券，開展國際經濟谘詢、國際租賃、房地產商品化，在與人合資購買外國衛星並爭取到中國發射，收購香港銀行和公用事業的股權等方麵也都敢為人先，在當時的確是很不容易的。
1993年，第八屆全國人大召開，在這次會議上榮毅仁被選為國家副主席。榮毅仁說：“無論是國家製度上，還是國家慣例上，我都不適宜在中信的工作了。”他把“中信”的指揮棒交給了他的助手魏鳴一和王軍。
榮毅仁領導的“中信”既給我國改革開放開了一個窗口，也給其兒子榮智健繼續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榮智健的未來之路是在他兒時就鋪就的，但他相信在後來的逆境中才真正磨練了自己的意誌。
1978年夏，榮智健36歲，留下妻兒，持通行證，自己南下香港，努力學講粵語，1985年即成香港居民。同年，中國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在港成立。
“對於個人來說，我是沒有想靠父親來做些什麼，靠別人的名望來做事，長不了，也許一時一事可以，但並不能解決自己的根本問題。”榮智健曾多次這樣說。
然而他承認，如果不受父親身世的影響，假如沒有中國的背景，或缺乏他人的援助，他在香港不會取得輝煌的成果。
對榮家，對榮智健，1949年是分水嶺，是他們走向新生活的開始。
那時候，榮家上海大宅環境幽靜如畫，大廳典雅古樸，室內有紅木家具和瓷器、古玩、盆景，當中高懸李可染的《江南漁村圖》。
後來榮智健追憶青少年往事時說：“我們在上海的大房子是私產，家裏有許多個傭人和中、西菜廚師。家人出入常有專車送。”
他十多歲時第一次開汽車，那是輛紅色皮座的開篷英國跑車。
在國外的榮家親戚都說，榮智健一家當時在上海的生活不比他們差，也許還好一點。榮家境況的突變，是在榮智健上大學之後。
1959年，榮智健在南洋模範中學畢業，適值父親從上海副市長任上奉調進北京，任中央人民政府紡織工業部副部長、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顧問。
榮智健考入天津大學電機工程係。但大學第一年他幾乎沒有上過課。
“當時我是職業棒球手，先後代表上海隊和天津隊參加了兩次全國比賽，棒球生涯使我受到了磨練。”他說。
雖然榮氏的私人企業已全部公私合營，但即使是動蕩的1958年大躍進運動中，榮家也非同一般，榮智健念大學初期，生活也顯然優越於其他同學。“在天津大學的時候，生活比在家裏時候要艱苦、嚴格得多，可是我卻有條件請大夥兒吃飯，上學校小食堂吃頓排骨，雖然貴一點，隻要有錢，還是可以吃得到。因此，我在同學們的眼中顯然是一個明珠。”榮智健回憶大學生活時說。
學校生涯結束後，他孤身到吉林省長白山區一個水電站實習。不久，文革爆發。“我覺得我一生中對我影響最大的是文化大革命。文革前我可以說是沒有吃過什麼苦。”
1966到1973年間，榮智健在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區一個水電站，接受“勞動教育”。
那段日子，幾乎什麼粗活都幹，抬路軌、搬大石、背燒焊用的氧氣瓶上山下山、高空安裝高壓電纜等。
他回想那些往事時說：“八年下放，吃了不少苦，也得益不淺。人變得堅強了，對社會對人也有更多了解，對社會的認識也不是那麼的單純了。這些，使我懂得了許許多多深奧的道理，使我學到了順境中學不到的知識。”
然後他調到北京參加電力係統研究工作。
文革期間，榮氏家族受到殘酷的迫害，紅衛兵搜查了他們的住所，砸毀古董家具瓷器等收藏器，沒收家產，鞭打榮毅仁夫婦。榮毅仁“被逼成為‘無產者’，充當一年看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