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雲經濟思想
我黨卓越的經濟專家
陳雲同誌是中國共產黨第一代、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成員之一，是我黨高層卓越的享譽中外的經濟專家，新中國經濟戰線奠基人。
（一）
陳雲這個名字，我是1943年至1944年在山東抗日根據地參加整風運動中知道的。當時中共中央規定的整風學習文件中，有陳雲同誌的一篇重要著作：《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通過學習這篇文章，使我這個入黨時間不長的新黨員，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黨性黨風教育。我見到陳雲同誌是建國前夕的1949年6、7月間。當時，陳雲同誌從東北局調到中央工作，擔任中央新成立的財經委員會（簡稱“中財委”）主任，負責領導全國的財經工作。他一到北京，就急於了解全國各個解放區的財經情況，要看一些重要的帶全國性的統計資料，以便於籌劃統一管理全國的財經工作。當時“中財委”的秘書長薛暮橋同誌要我將已有的資料抓緊整理成一份比較全麵的彙報材料，並帶我從香山趕到城裏東郊民巷陳雲同誌的辦公室去彙報，見到久已崇敬的陳雲同誌。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陳雲被任命為政務院副總理兼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原“中財委”的幹部都轉到財經委員會，我也隨之到了財經委工作。從1949年到1952年這三年多的時間裏，因工作關係，我與陳雲同誌接觸很多，經常聆聽他的指示，接受他直接分配的任務，受到他的教育很多也很深刻。1953年初，我調離財經委員會到別的單位工作，但一直沒有離開財經部門，也經常能聽到他對財經工作的指示，時不時地也能見到陳雲同誌。他是如何為新中國理財的，我結合幾件親身經曆、感受很深的事情來談一談。
建國初期我們麵臨的財政經濟形勢是十分嚴峻的。困難之大是現在的人們難以想象的。國民黨政府留下的支離破碎、千瘡百孔的爛攤子，需要新生的人民政府抓緊治理，盡快地建立起新的經濟秩序。
麵對這種嚴峻、困難的局麵，作為協助周恩來總理主管全國財經工作的副總理兼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的陳雲，身上擔子之重，壓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
陳雲經過多方麵調查研究，反複深入思考，首先抓了統一管理全國財經工作和穩定物價的鬥爭。他說：“老百姓對我們是擁護的，對打倒國民黨反動派，實行土地改革，是讚成的。但老百姓不僅在軍事上、政治上看我們，他們還透過經濟看我們，看物價能不能穩定，還餓死不餓死人。這些問題是老百姓關心的，也是對我們的考驗。”當時，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不甘心他們在中國大地上的失敗，說什麼共產黨能夠打天下，不能治天下，算定我們解決不了自己的經濟問題，並對我們實行封鎖、禁運、製裁，妄圖把新中國扼殺在搖藍裏。從國內方麵說，上海的資本家就不相信我們有能力管好財經工作。他們說，“共產黨是軍事100分，政治80分，財經打0分”，並要在經濟上同我們較量。1949年下半年到1950年初這一期間，上海出現的金融風暴（倒賣銀元、黃金、美鈔、抵製人民幣流通等）和幾次物價波動、暴漲，就是這種較量的表現，隻不過失敗的不是人民政府，而是他們自己。在活生生的事實麵前，他們不得不豎起大姆指，說共產黨是人才濟濟，稱讚陳雲是了不起的人。
如何迅速、有效地渡過財政經濟難關？陳雲認為，不論從支持全國解放戰爭的徹底勝利，從根本上克服財政經濟困難方麵，還是從增加財政收入，減少財政赤字，逐步實現市場物價穩定，都必須改變過去各個根據地、解放區分割、財經工作分散管理的格局，實行全國財經工作的統一管理。
黨中央、毛主席、周總理完全同意陳雲同誌的意見。經過充分醞釀、準備，政務院於1950年3月3日作出了陳雲親自起草的《關於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同時，相應地作出了統一財政收支管理、統一倉庫物資清理調配、統一公糧收支調度、統一國家機關現金管理、統一國營貿易實施辦法等一係列具體規定。3月10日，陳雲又親自為《人民日報》撰寫了一篇題為《為什麼要統一財政經濟工作》的社論，全麵闡述上述決定的重要意義和主要內容，具體說明這個決定對搞好財政經濟的管理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措施，明確指出：“隻要嚴格實行政務院關於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熬過幾個月的困難，我們很有理由希望財政情況逐漸好轉。財政情況的好壞，直接關聯到國家經濟和人民生活。統一國家財經工作，將不僅有利於克服今天的財政困難，也將為今後不失時機地進行經濟建設創造必要的前提”。事實證明，統一管理財經工作的決定，是非常及時的，是完全正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短短半年的時間，即1949年10月到1950年3月，就實現了財政收支的基本平衡，做到了使延續多年不斷上漲的物價穩定下來，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毛澤東主席曾高度評價這一勝利，說它的意義不下於淮海戰役。
為指揮經濟戰線上建國後第一個重要戰役，陳雲全力以赴，日夜操勞，殫精竭慮，穩紮穩打。為了掌握全局的財經情況，了解市場動態，及時研究對策，陳雲每天早晨上班至少要看三張統計表：一是前一天上海、天津、北京、武漢、西安等主要城市的物價變動情況統計表，二是前一天這些主要城市國營貿易公司的重要物資庫存情況統計表，三是前一天各地的稅收收入、貨幣投放和財政收支情況統計表。我當時在貿易處工作，每晚根據各地的電報報告，具體負責作前兩種統計表，並於當晚十二時以前送到陳雲辦公室。有時陳雲看了統計表以後，認為還有不清楚的地方，就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去進一步查詢，常常是查問我國營貿易公司的出售價（通稱“官價”）與市場物價（通稱“黑價”）之間的差別情況。陳雲還擠出時間，作市場物價情況調查，經常到王府井大街、前門大街、東單菜市場等地逛市場、看商店、察行情、聽意見，看日用百貨、蔬菜、肉食等的供應情況和物價變化動態。1950年春節前後，有一天下午下班後我在陳雲辦公室與他的秘書閑談，忽然接到陳雲家裏工作人員打來的電話，問陳雲怎麼還沒有回家吃晚飯。我們說早走了，工作人員問到哪裏去了，我們說隻知道他回家了，不知道到別的什麼地方去。我們和陳雲家裏的工作人員都有點緊張，擔心出什麼事。第二天我得知，前一天陳雲離開辦公室以後，沒有直接回家，而是讓司機把車子開到了前門大街，到大柵欄去看市場、察行情去了。新中國成立剛剛半個月，1949年10月15日就從上海、天津開始，接著波及華中、西北地區，發生了一次大的全國性物價波動，這次物價暴漲，主要是貨幣發行量大量增加引起的，但投機資本興風作浪也是一個重要原因。陳雲親自指揮了平息這次物價波動的鬥爭。他精確計算了貨幣投放量與物價上漲指數的關係，預測了物價上漲到什麼程度可以穩住。同時對糧食、棉紗棉布等主要物資的調運、銀根的緊縮、國營貿易公司的鬥爭策略和統一行動時間等都作了周詳安排。結果，在短短幾天的時間裏，就止住了物價上漲勢頭，穩定了市場，並給囤積居奇、哄抬物價的投機資本以殲滅性的打擊。事後，上海的資本家說：中共此次不用政治力量，而能穩住物價，給上海工商界一個教訓。
（二）
舊的問題解決了，新的問題又冒出來了。從1950年4月份開始，各地市場上出現了商品滯銷的新情況，很多工業品賣不出去，並由此引起不少私營工廠停產減產，或者關閉；許多商店歇業；失業人員增加，整個經濟又麵臨新的困境。所以出現這種情況，從根本上說，這是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在改組改造過程中走向新生、走向重建、走向繁榮的一種難以避免的現象。具體說來，主要是由於在穩定物價的鬥爭中投機資本受到嚴重打擊，過去多年戰爭期間形成的虛假購買力一下子消失了而引起的；同時，舊的城鄉關係基本上被打亂，新的城鄉交流秩序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城鄉人民的購買力低，也是一個原因。
為了盡快扭轉這種不利的局麵，活躍城鄉經濟，幫助私營工商業渡過這一暫時的困難，陳雲又集中力量重點抓了調整工商業的工作。經過調查研究，多方麵聽取意見，陳雲在當年5月下旬召開的上海、天津、北京、武漢、廣州、重慶、西安等七大城市為主的工商局長會議上，具體提出了扭轉商品滯銷、解決工商業困難的五項措施：一是重點扶持生產，二是開導工業品的銷路，三是聯合公私力量組織資金周轉，四是幫助私營工廠改善經營管理，五是重點舉辦失業救濟。接著，在6月上旬召開的黨的七屆三中全會上，他又提出了調整公私關係和整頓稅收的意見。6月中旬又在人民政協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作了《關於經濟形勢、調整工商業和調整稅收諸問題》的報告，並相應地確定了對私營工商業采取加工訂貨、調整價格政策和稅收政策等具體措施，兼顧公私利益，協調公私關係。
調整私營工業，除了調整原有的不合理的工業結構以外，主要措施有兩項，即加工訂貨和統購包銷。加工，就是由政府有關部門或國營貿易公司運用手中掌握的原料材料，委托私營工廠加工成成品，付給一定的合理的加工費用。如由國營花紗布公司拿出一批棉花，委托私營棉紡廠加工成棉紗棉布，收回成品，付給一定的加工費。這樣做，可以使一些缺乏原料、流動資金不足的私營工廠，得以恢複生產，增加收入。訂貨，就是由政府有關部門或國營貿易公司，按照“以銷定產”的原則，向私營工廠訂購貨物，解決其產品銷路問題。統購包銷，就是私營工廠生產的產品，由國家統一收購或包銷。通過這些辦法，有效地扶持了有益於國計民生的私營工業的生產，保障了他們的合理利潤，並使其生產逐步納入國家計劃的軌道，克服盲目性和無政府狀態。
全國商品出現滯銷情況以後，有人說“工業品生產過剩了”，要求降低工業品價格，縮小工農業產品價格的剪刀差。陳雲不完全同意這種意見。1950年5、6月間，他指示我到北京圖書館去查閱抗日戰爭以前的《大公報》、《益世報》，要我把當時報上刊登的大中城市的主要工農業產品價格，如棉布、棉紗、糧食、棉花等的價格都抄錄下來，然後與現時的同類產品價格作一對比，看看工農業產品價格的剪刀差變化情況。起初，我隻查閱抄錄了1936年和1937年上半年的一部分商情，並整理了一份主要工農業產品價格的資料送給他審閱。他看了以後，把我叫到他辦公室對我說：這份資料不全麵，隻用一年半年的價格進行對比，帶有偶然性、局限性，不能準確地說明剪刀差的變化情況，應該用戰前十年或者五年的平均價格進行對比，才便於研究、說明問題。於是，我按照陳雲的指示，又去北京圖書館查抄有關的商情資料。為了早日交卷，有時經過圖書館領導特別批準，就將有關報紙借回機關加班查抄，由於資料不全，沒有能夠完全達到陳雲的要求，但比第一次的資料要全麵一些，係統一些。經過整理後，即報請陳雲同誌審核。資料送去不幾天的一天下午，陳雲又叫我到他辦公室去，當麵聽取我的彙報，並與我討論工農業產品比價問題。我在彙報中根據收集到的價格資料，說明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比戰前擴大了的具體情況，並建議適當降低“龍頭布”、“五福布”（這是當時上海和天津生產的兩種有代表性的很受群眾歡迎的名牌白細布，也是我們穩定市場物價的主要物資）的價格，以縮小工農業產品價格的剪刀差。開始，陳雲並沒有講什麼意見，隻是向我提了很多問題，問得很具體、很詳細，其中有的我能回答，有的則回答不出來。我至今記得很清楚的一個問題是，陳雲問：按照你提的降低每匹“龍頭布”、“五福布”價格的意見，每個農民平均一年能得多少好處？我就回答不出來，因為我事先沒有進行這方麵的具體計算。在我們兩人討論中，陳雲不同意我提的降低布價的意見，但我還是找這樣那樣的理由與陳雲爭論，堅持自己的意見。對於我的堅持己見的態度，以及由此而大大推遲陳雲下班回家吃飯的時間，他沒有不高興，也沒有批評我，而是用他經過多方麵對比研究全麵考慮的意見，對我進行說服教育。他說：現在的問題，不是把每匹布的價格降低幾毛錢（指按戰前的價格計算），以減少農民一點支出，而是如何盡快恢複和搞活城鄉物資交流，使農民手裏的農副土特產品能夠很快賣出去，以增加農民的收入，提高農民的購買力。為了說明這個問題，他還把做好這項工作農民可能增加的收入詳細算了一筆賬，對我進行說服教育。我聽了陳雲這種有根有據的分析，不能不放棄自己原來的觀點，心悅誠服地讚成他的意見。這次談話，給我的教育是很深刻的。陳雲善於從全局提出問題，考慮問題，善於抓住問題的本質進行細致周密的對比研究，提出與眾不同的真知灼見，以及他樂於聽取不同意見甚至是反對意見的民主作風，都使我終生難忘。